《互助论》：庶民的胜利，要从拒绝暴论开始（互助论）书评

《互助论》是五四时期在中国最广为流传的社会主义著作，是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创立者是俄国的克鲁泡特金（Kropotkin）（1842—1921）。“巴金”的名字，正是来自于无政府主义，巴是巴恩波，而金正是这个克鲁泡特金。 严复的《天演论》之后，中国兴起了一种“有强权无公理”的主张。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互助论》在欧洲盛行，国内知识分子纷纷引进。于是，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的转型，正式开始了。 他们对战争谬论予以批驳，指责蛮横的霸权主义国家。李大钊、陈延年、毛泽东等都受此影响，被《互助论》吸引。但随着互助团的失败，他们抛弃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最终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 在《互助论》中，克鲁泡特金列举了蚂蚁、鹰、鹦鹉、鹤、鹿、羚羊等动物，佐证越是合群性越强的动物，它们的智慧会更高，而保存自己或存活的机会就越大，而那些合群性很弱的动物，慢慢地由于环境的变化不适应而趋于灭绝。 克鲁泡特金从互助本能的观点，得出了无政府主义的结论。人类如果能顺应本能的要求发展，就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无须借助权威的强制，而没有权威、没有强制的社会才是保障人人自由的完美社会。 这个结论看似新颖，实则过时。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提出过一个“政体循环理论”，他将政体归为五种类型，即贤人政体（类似于霍布斯的利维坦）、军阀政体（军国主义倾向）、财阀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 很多评论说要忽略序言，为什么要忽略序言？偏偏有人不愿承认，无政府，无资本家，无官吏，无军队，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需要对人性保持极高道德期待。

无政府主义，与早期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是两回事。《互助论》引入中国时，被附着了墨家“兼爱”的共性，已经带有一种中国特色的流变。如列子的“华胥国”，鲍敬言的“无君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社会分配按需分配，这样的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是松散的。无政府主义者鼓吹自由主义，对权力和商品经济社会保持恶的预设，由反对现存的不良现象而拒绝任何权威，否定了庶民为整个政治社会现实所作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