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独有少数民族居民糖尿病患病知识及自我管理比较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已成为21世纪影响人类生命质量、致残、早死和增加疾病经济负担的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改变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近年来糖尿病患病率急剧增加。最新研究显示，2010年我国糖尿病患病率为9.7%，据此推算我国糖尿病人总数高达1.14 亿人[1]，占全球糖尿病人总数的1/3。我国是糖尿病大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有其独特的饮食习惯及生活方式。为此，本研究于2013年8月—2014年8月对云南省4个独有少数民族(纳西族、傈僳族、傣族和景颇族)5 532人进行糖尿病的患病、知晓、治疗、控制及自我管理的状况进行调查分析，为少数民族地区以后开展慢性病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抽取研究对象。首先根据云南省15个独有少数民族的4个主要居住区域(河谷地区、坝区、半山区和高山区)，从每个居住地区典型抽取1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县)，共抽取有代表性的4个独有少数民族，即玉龙县的纳西族，永胜县的傈僳族以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傣族和景颇族；其次将每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县)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为好、中、差3个等级，从3个等级中分别随机抽取1个乡/街道办事处，共抽取12个乡/街道办事处；然后对每个乡/街道办事处采用按比例概率抽样(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PPS)方法随机抽取3个行政村/居委会；最后在选取的行政村/居委会中，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抽取≥35岁的常驻少数民族居民进行调查。本次共调查5 600人，获得有效问卷5 532份，有效率为98.8%。

(1)问卷调查：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在获得被调查者的知情同意后采用面对面方式进行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等一般人口学特征；糖尿病既往史、治疗情况以及自我管理行为(包括遵医嘱服药、自我监测血糖，调查前2周是否采取饮食控制、增加锻炼、控制体重或减肥以及戒烟措施)等。(2)血糖测定:要求被调查者隔夜空腹至少8 h，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专业人员使用罗氏卓越型血糖仪(德国ROCHE公司)，采取指尖末梢毛细血管血进行血糖的测量。

糖尿病诊断标准采用 1999 年 WHO 标准[2]，凡符合以下3项条件之一者即诊断为糖尿病：空腹血糖≥7.0 mmol/L、或餐后 2 h血糖≥11.1 mmol/L、或既往有确切糖尿病病史者。糖尿病知晓率=(调查时已知自己患有糖尿病人数/符合诊断标准的糖尿病患者数)×100%;糖尿病治疗率=(近1个月内使用胰岛素或口服降糖药治疗的糖尿病人数/符合诊断标准的糖尿病患者数)×100%;糖尿病控制率=(糖尿病患者经降糖治疗后空腹血糖0.05)。

4个民族糖尿病的标化患病率以傣族最高，傈僳族最低(χ2=59.11，P=0.000)；知晓率以傈僳族的最高，景颇族的最低(χ2=11.89，P=0.008)；治疗率则是傣族的最高，傈僳族的最低(χ2=10.74，P=0.013)；4个民族的控制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6.0，P=0.11)。傣族和景颇族的知晓率性别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傣族知晓率女性高于男性(χ2=7.68，P=0.006)，而景颇族则是男性高于女性(χ2=5.85，P=0.016)，其他民族不同性别间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国内外研究表明，不同民族间糖尿病患病率有较大差异[3-4]。本次调查结果也有相似结论，即云南省纳西族、傈僳族、傣族和景颇族糖尿病患病率存在民族差异。傣族的糖尿病标化患病率(7.6%)不仅是4个独有少数民族中最高的，还高于其他民族的研究结果[5]；而傈僳族的患病率最低(2.8%)。糖尿病的患病与不合理膳食、缺少运动等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有关[6]，本研究中傈僳族主要生活在偏远的高山区，以农业为主，体力劳动较重，而傣族居民主要居住在河谷地区，生活水平相对较高，不合理膳食、体力活动减少等不良行为较多，可能是其患病率较高的原因，是糖尿病防控的重点人群。本次调查中各民族不同性别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其他民族的研究结果不一致[7]，其原因可能与不同民族的遗传背景、饮食特点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有关。

4个民族糖尿病标化知晓率和治疗率高于2010年国家平均水平[1]和云南省石林县农村居民[8]以及新疆的哈萨克族[5]，但是低于国外的研究结果[9]。提示云南独有少数民族地区在糖尿病防控和健康教育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糖尿病的知晓率和治疗率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此外，4个民族糖尿病的控制率均处于较低水平，不仅低于2010年全国平均水平[1]，还低于广西的壮族[7] 和瑞士的研究结果[9]；其原因可能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医疗资源不足、居民保健意识差及治疗方案不合理等有关。提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糖尿病的控制现状不容乐观。因此，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糖尿病的控制率，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今后实施糖尿病干预工作的重点内容。

在糖尿病自我管理方面，本次调查发现4个民族糖尿病患者在饮食控制方面相对较好，而增加体育锻炼、控制体重或减肥以及戒烟的糖尿病人比例低于国内同类研究结果[10]。这可能与大部分糖尿病人已经认识到不合理饮食对血糖控制的不良影响从而比较重视饮食依从性，而对体育锻炼、控制体重或减肥以及戒烟的自我管理则认知不足或重视不够有关。提示当地卫生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糖尿病的健康教育，促使糖尿病人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管理。

自我监测血糖是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的重要内容。但云南4个民族糖尿病患者进行自我监测血糖的比例均低于国内外研究结果[11-12]，其中以景颇族和傈僳族情况较为严峻，只有将近1/5的糖尿病人进行血糖的自我监测。究其原因可能是这2个民族主要生活在半山区和高山区，与外界相对隔离，相关知识信息来源狭窄，缺乏糖尿病的防治知识，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因此，应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糖尿病患者对疾病危害性的认知，使其掌握一定的疾病自我管理知识和技能，以更好地控制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同时，建议政府和卫生部门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的投入，降低少数民族的疾病经济负担，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健康公平。在4个独有少数民族中，傈僳族的标化知晓率最高，但其治疗率、控制率和自我管理能力明显偏低。提示傈僳族居民是今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糖尿病干预和控制工作的重点对象。

本研究是对云南4个独有少数民族代表性样本进行的横断面调查，由于条件限制，没有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来诊断糖尿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糖尿病的患病率。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