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文化研究室

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于1942年7月成立，筹备之初曾命名为西南史地研究室。1941年3月31日，校长熊庆来函聘楚图南等7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1941年9月13日，熊庆来聘请方国瑜为西南文化研究室筹备主任，楚图南、费孝通为筹备员。

1942年2月21日，熊庆来致函兴文银行董事长陆崇仁，希望资助云南大学龙氏讲座和西南文化研究室，函中说：“吾兄以经济长才奠建设宏基，三迤富源，既渐开发，西南文化亦荷推进，甚以为颂。兴文银行在执事领导下，锐意经营，基础以固，发展蓬勃……吾滇自抗战而还，已成后方重心，人才荟萃，可谓千载难逢，西南文化灿烂之前途孕育于此，是应把握机会，厚植基础。又云大蒙政府之扶掖，发展迅速，而一年来因种种困难，进步顿遭阻碍，不得不亟谋补救。弟因有重要而迫切之计划，拟请鼎助，俾得实现（一）设立西南文化研究室，敦请校内外之著名学者对于西南之语文、地理、社会、经济等问题作有计划之研究，以发扬西南文化。（二）设立讲座若干席……”函中熊庆来还提出希望兴文银行给予35万元的经费支持，其中20万用于龙氏讲座，15万用于西南文化研究经费。之后，在省主席龙云的敦促下，兴文银行拨款12万元，劝业银行拨款8万元，共计20万元到云大。云大10万元用于龙氏讲座，10万元用于西南文化研究室。虽然经费比预算的12万元少了些，但缺口还不算大，西南文化研究室工作得以启动。云南大学随即制订了《龙氏讲座及西南文化研究室设置计划》，计划中写道：“本校本年承兴文银行及云南劝业银行慨允补助经费二十万，以其半数设置讲座十席。”计划中还具体列出西南文化研究室1942年经费预算：（一）经常费八万元，其中，薪俸及稿费三万元，办公费一万元，购置费一万元，出版费三万元；（二）设备费二万元，其中，图书费一万元，收集研究材料费一万元。

1942年8月14日，方国瑜致函熊庆来，请即聘姜亮夫、徐嘉瑞、楚图南、陶云逵、陈定民、白寿彝为西南文化研究室研究员。1942年12月14日，方国瑜提出拟聘名誉职位名单为：顾颉刚、胡小石、徐旭生、向觉明、罗莘田、张印堂、陈碧笙、凌纯声、徐益堂、王文萱、白寿彝、汪典存、游国恩、邓永龄为名誉研究员；俞季川、李子廉、陈一得、夏嗣尧、为名誉编辑员；张凤岐、于仲直、张希鲁、赵继曾、李拂一、彭桂萼、李辑五、杨万选、胡羽高、岑家梧、李希泌、姜应樑、李田意为特约编辑员。至此，西南文化研究室已完成筹备工作、正式成立了。1942年12月18日，熊庆来致兴文银行董事长陆崇仁函中也证实：“……西南文化研究室亦成立，聘有研究员、名誉研究员及编辑员进行工作，以出版图书为主要之工作，刻已出学报一种，并续印专刊五种。”

在1944年3月18日《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概况》中对研究地域和研究项目作出明确说明：“近岁通用‘西南’二字，盖以《史记》、《汉书》西南列传所载之境域为范围，即今云南全省、贵州、西康二省之大部分及其四周之地。”“本室研究之地域以云南、西康、贵州为主；次及西藏、四川、湖南、两广；又次及安南、缅甸、印度、马来半岛诸境。所研究问题列之如下：（一）西南开发之研究。历代经营西南之军事、政治之经过及其影响，如历代治理之成绩及改土归流诸问题。（二）西南移民之研究。历代中原移民及其开拓生产之经过及文化之发展与土族同化诸问题。（三）西南地理沿革之研究。历代设治之因革及展拓边土与界务诸问题。（四）西南民族史之研究。土著民族之史迹，如民族生活史、土司制度史诸问题。（五）西南文化一般问题之研究。古代及近代之一般问题，如经济资源、土宜物产、礼俗文学、艺术、语言文字诸端之实况及其演进。（六）西南边区之自然与人文之研究。调查边境之地理环境与人民生活，并研究如何改良物质享受及促进教育文化诸问题。（七）西南边裔之研究。历代经略藩属之史绩与诸境之现状，并与本国有关之政治、经济、文化诸问题。”研究地域广阔，研究项目繁多，研究室承担起十分艰巨的任务。

西南文化研究室开展工作面临重重困难，并迎难而上打开局面。主要困难是经费开支庞大，学校无力全数负担。现存的一份1944年3月18日所作《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第三年度经费预算书》记载：“……故本研究室第三年度之工作，较之过去两年，倍加浩繁。兼以纸张昂贵，印刷增价，揆之既往，已在十五倍以上。因之本年度经费之预算，自不能不增加。”在第三年度（1943年8月——1944年7月）预算中，研究室办事经费86000元，图书购置及出版费900000元，边疆及历史考察团经费257200元，合计1243200元。从办事经费看，尚不足9万元，其中薪金办公费仅区区3万元，众多的名誉研究员、名誉编辑员、特约编辑员及兼职研究员等未见另付报酬。而用于实地考察、出版专刊的经费却大得惊人，年突破百万大关！研究室本无固定经费来源，巨额开支全凭临时筹集。1942年12月18日，熊庆来致函兴文银行董事长说：“本年蒙由兴文、劝业两银行拨款二十万元，以作设置龙氏讲座及设西南文化研究室之用，至深感荷，计划已照进行。”这20万元中，西南文化研究室获得启动资金8万元。1944年3月18日，熊庆来函请兴文银行、劝业银行补助西南文化研究室第三年度预算的1243200元。1944年7月8日，熊庆来函请陆崇仁资助“云南文化丛书”编撰，函中说：“拟出‘云南文化丛书’二十种，以作永久之纪念，凡历史文化、经济、物产等有关云南之专门著作，均加搜集印行。曾由本校教授徐梦麟面呈一切，并由方国瑜、徐梦麟二君负责计划推进。至所拟预算全系印刷费，每种以5万元计，约需100万元，业已另案送达，恳祈特予核准，庶不负主席及台端提倡教育、发扬文化之初心。”措词何等恳切，足见筹集经费之艰难。

尽管经费短缺，工作任务繁重而艰辛，但西南文化研究室从1942年成立到1949年的8年时间里，研究工作年年有进展，智慧之树硕果累累，是云南大学学术辉煌的重要代表之一，为云南大学历史民族文化等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熊庆来校长重视学校的学术研究，尤其将西南文化研究作为云南大学的己任，他说：“大学的生命在于教学和研究以及各种高尚的活动。”他还说：“大学的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之生命与精神。”他任云大校长以来，着力打造大学学术，塑造云大精神。他认为，云南地处西南边疆，研究、发展西南文化是云南大学的责任所在，云大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对于西南文化研究室的成立他花了很大的精力，也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他放下校长的架子向社会募捐，多次亲笔给银行负责人写信，恳请给予经费支持，言语恳切，抱诚守真，使西南文化研究室赢得较大的经费帮助，因而没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夭折，坚持到最后。

二是西南文化研究室人才荟萃，大师云集。熊庆来校长首批聘任的西南文化研究室教授中，方国瑜、楚图南、费孝通、姜亮夫、徐家瑞、陶云逵等教授都是当时全国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界的知名专家。如研究室主任方国瑜（1903－1983），为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民族学和地方史志的研究工作，著述丰厚，有“南中泰斗，滇史巨擘”之称。早在20世纪30年代，方国瑜就向法国汉学家伯希等人的有关歪曲云南、贵州历史的谬论发起反击，用历史事实证明早在公元前109年云南就属于中国汉王朝的一部分。楚图南（1899-1994），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著有大量的散文、小说，还有大量的译作。费孝通（1910-2005），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姜亮夫(1902-1995)，国学大师、著名的楚辞学、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历史文献学家、教育家。徐嘉瑞(1895～1977)，为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史学家、诗人、民间文艺学家。陶云逵（1904—1944） 中国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学术著作主要是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报告专文约10余篇，颇有研究价值，文章散见于《西南边疆》、《边疆人文》等刊物。白寿彝（1909－2000），中国著名史学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还有语言学家陈定民，地理学和人口学家张印堂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众多名人学者应聘参加考察、编撰工作，也有一些与文化相关院系的著名教授主动为研究室撰稿、提交论文。

三是西南文化研究室结出丰硕之果。西南文化研究室成立的第一年仅半年时间，就形成了众多的成果，其中刊行专刊5种，学报一期，编撰出《二十四史云南文献辑录》及《明清滇人著述书目》二种图书。第二年，西南文化研究室更加重视研究，仅出版物就较第一年度增加一倍，刊行专刊10种，学报二期。后几年中又陆续出版张印堂的《滇西经济地理》、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徐嘉瑞的《云南农村戏曲史》和《大理古代文化史》、陈修和《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李田意翻译《缅甸史纲》（译本）、李拂一《泐史》和《车里宣慰世系考订》、张镜秋《僰民唱词集》，以及《印度美术史》（译本）、《暹罗史》（译本）等十多部著述。1944年研究室还提出刊印“云南文化丛书”十种，计划每年刊印两种。这些著作是云南大学教授们的智慧之果，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源泉，是当今云南大学乃至世界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石。

在陆续出版的专著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一、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后来列入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全书分自序、 班洪风土记、 炉房银厂故实录、 卡瓦山闻见记、滇缅南段界务管见、裸黑山旅行记、摆夷地琐记及附录云南族姓考和土族土职几个部分，是研究云南地方史、云南民族史、云南民族学的奠基之作。二、徐嘉瑞的《云南农村戏曲史》，是第一部研究云南地方戏曲的力作，全书分两个部分：农村戏曲史和农村戏曲集。书中考证了在花灯等曲调，明代由江浙流入云南，尚保存于僻静山村，为明代代表文学，与唐诗、宋词、元曲有同等价值，增补了明代文学史之阙遗。三、徐嘉瑞的另一部力作——1945年完成、1949年出版的“云南文化”丛书之十的《大理古代文化史》，从考古发掘、社会调查、历史记载、语言系统、民族分布、宗教、风俗、神话、工艺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引证、系统梳理了大理古代文化的源流和发展，探寻出大理文化与楚文化的渊源和大理文化的特殊体系，本书还对古代州郡山川的沿革、西南道路交通、历代统治者的治边得失等方面的论述，也多有创见。故此书堪称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云南古代文化发展的学术专著，对区域文化历史研究有拓荒之功。四、张印堂的《滇西经济地理》，此书是张印堂在滇西调查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的报告。调查所经地方，除滇缅铁路沿线外，兼及畹町、遮放、芒市、龙陵、腾冲、保山、大理等滇西重要地方。全书共148页，分7章，讲述了调查路线与范围、沿线经济发展的地理基础、沿线的位置、构造与地形，包括气候，植物，土壤，居民分布与生活，也论述了滇缅铁路在开发滇西及其在国际交通上的重要性，全书的精华所在是讲述沿线经济现状及展望，还举出沿线的安宁、禄丰、一平浪、舍资、楚雄、镇南、姚安、祥云、云南驿、弥渡、公郎、云县、孟定各地，此外并及大理、下关、腾冲、保山、龙陵、芒市、遮放等地。对于各地之地理状况、经济情形，以及将来发展，皆有扼要的叙述，提出沿线及滇缅沿边十个问题，即气候、人工、居民徙移、民族、未定界政治、货币、语言、国际政治、走私、地名等。

四是不畏艰辛，广泛开展田野调查，为著书立说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田野调查是从事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行为学、人类学、文学、哲学、艺术、民俗学等方面研究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西南文化研究室的教授们不辞辛劳，不畏艰险，深入云南各地收集原始资料，完成了独具特色的论著和调查报告，如徐家瑞于1944年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就深入大理，作了为期34天实地考察后，完成了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力作《大理古代文化史》。据1944年3月18日《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概况》反映，研究室曾两次组织考察团大规模进行考察；一次是第二年度“拟组织历史及边疆两考察团。历史考察在昭通、曲靖诸地之汉晋遗址；边疆考察在车里、佛海诸地之摆夷地域。”另一次是第三年度，规模更大，“与本校社会研究所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合作组织边疆及历史两考察团。”云南边疆地区山高坡陡，交通堵塞，只能依靠落后的交通工具和两条腿，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加之时值战乱，地方并不安宁，更增添了旅途的风险。但是，考察团成员却以满腔的热情进行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取得了可喜收获。由此可见，田野调查是西南文化研究室结出累累硕果的源泉，也是云南大学学术精神的最好体现。

五是利用研究室教授众多的人才优势开设讲座和开展研究生教育。西南文化研究室除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还利用名师众多、师资力量雄厚的优势，举办了一系列西南文化讲座，对传播边疆文化、弘扬学术精神起到推动作用。据档案资料记载，1945年6月，熊庆来校长亲自函请兴文银行请求资助云大的西南文化讲座，行长很快允诺捐助80万元作西南文化讲座，以此弘扬文化。除此之外，为储备研究人才，研究室自成立之初就决定：“为造就研究西南文化之人才，得设研究生，暂由本校大学毕业生与在校生中选择，研究期限定为二至四年，期满得由校发给研究证书。”这也为西南文化研究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

西南文化研究室是熊庆来校长执掌云大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机构，取得的累累硕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塑造大学学术精神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云南大学的学术领域中树起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