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宋代的“尚意书风”

苏轼（1037—1101）无疑是文艺史上少数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之一，他在诗词文赋、书法绘画等多个领域均是领军人物。他是书法史上“宋四家”之一，而宋代书法，常常被书法史学者赋以“尚意书风”这个诗意而笼统的概念。“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有利于我们对于书法史进行简洁直观的判断，但同时也遮蔽了艺术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宋代的书法理论提供了很多关于尚意书风的论述，但是，“尚意”一词能否笼罩宋代所有的书法家，或者某一书法家的所有作品？是不是宋代所有题材、内容、功能、笔法、章法等不同的书法作品，都可以用“尚意”一词来指代呢？苏轼，或许可以成为这方面的分析个案。

《黄州寒食诗帖》（1082）无疑是苏轼的代表作，这件作品在内容、书法、情感等三方面高度协调统一，即随着诗作内容的推衍，书法的笔法、空间和章法也随之变化，内容的节奏和书法的节奏，以及两者所透露的情感的节奏，或者说作为诗人苏轼和书法家苏轼的情感节奏，达到惊人的统一。对于书写中个人情感和意趣的传达，已经超过了对于法度的重视，这或许是后人结合宋代书论，将之归于尚意书风代表作的重要缘由。也正因如此，元代鲜于枢称之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这三件作品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内容、书法、情感的高度统一。那么，它们都能被称为尚意书风之作吗？

宋 苏轼 《黄州寒食诗帖》 纸本 行书

纵34.5厘米×横199.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黄州寒食诗帖》可谓苏轼作品中无论笔法、空间还是章法，都最为跳荡激烈的力作。为了保持一定的速度和节奏，作品中呈现了线条长短、粗细、浓淡的复杂变化。而其他作品，则与此大异其趣。比如说作于相近时期的《新岁展庆帖》（1081），这件书作是写给友人陈季常的书信，友人酬答之间的随意自在，展现于内容和书写的节奏之中。内容和书法所展示的情感强度，与《黄州寒食诗帖》相去甚远。如果说《黄州寒食诗帖》在书写节奏和情感表达上是暴风骤雨式的，那么《新岁展庆帖》则是和风细雨式的。显然，书写内容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宋 苏轼 《新岁展庆帖》 纸本 行书

纵30.2厘米×横48.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书写内容对于尚意与否的作用不容忽视。与此几乎同一时期的《前赤壁赋》（1083），呈现出了与前二者几乎完全不同的风貌。这件作品用笔浑厚沉雄，节奏不紧不慢。与此类似的还有苏轼晚年力作，著名的“二赋”《洞庭春色赋》（1091）、《中山松醪赋》（1093），除了结构上与《黄州寒食诗帖》等作品保持相对近似之外，其整体面貌与后两者有较大差别。其中原因，当然与苏轼中年以来的人生遭遇、师法对象有关。赋这种题材所要求的书写庄重性，以及三件作品均为作者抄录誊定自己的文稿等因素，对于这三件创作时间不同的作品的书体、风格不无影响。

《前赤壁赋》等三件以赋为题材的作品均以行楷书写，尚意特征并不明显。另两件作品，《司马温公神道碑》（1091）和《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1091年正月立）为楷书书写的碑刻，前者是苏轼奉宋哲宗之命为司马光撰写的碑文，后者是苏轼为阿育王山广利寺中怀琏收藏皇帝所赐颂寺诗十七首的宸奎阁所写的碑文，两者的功能接近，即出于庄重的目的，均用楷书书写，笔势沉雄浑厚，节奏悠缓凝重，兼具颜真卿、徐浩、李邕法度。显然，它们是尚法甚于尚意的作品。

宋 苏轼 《司马温公神道碑》局部

宋 苏轼 《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局部

出于庄重的目的，这两个碑文均用楷书书写，文辞内容庄重，笔势沉雄浑厚，节奏悠缓凝重，是尚法甚于尚意的作品。

艺术史家研究苏轼的时候，都会提到他特别的用笔动作：侧卧笔，即毛笔侧卧于虎口，这样可使起笔露锋入纸。在起笔入纸的角度上，与王羲之的方式大抵是一致的。这样，可得妍丽秀雅的韵致。“晋人尚韵”之“韵”，大多由此而来，从王羲之《兰亭序》中诸多露锋锐利的横画起笔即可参详得知。苏轼大多数信札类作品，均有如此特点。除了《新岁展庆帖》之外，还有著名的《一夜帖》等，都堪称尚韵的代表。

与王羲之的侧笔露锋入纸之“韵”不同的是，苏轼的侧卧之“卧”导致他书作中大多数字的重心向右倾斜，字形扁肥且线条日益粗重，尤以晚年为甚，这也是他书法个人风格化的技法基础之一。而他的大多数楷书作品，线条粗重，提按明显，重心偏正，显示出来自柳公权和李邕等书家的影响，如《司马温公神道碑》和《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柳公权可谓“唐碑”笔法的代表，而李邕则是唐代“北碑”笔法的代表。苏轼以“侧卧”的个人风格化的握笔方式，综合了“唐碑”和“北碑”之法，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貌。这两件作品，都是宋代尚法的代表之作。

苏轼的所有书迹，如今都被我们视为书法。如果以苏轼书写时的最初功能分类，或可分为“ 日常书写的书迹”“出于庄重目的的书写”，以及“作为书法艺术来创作的书法”。《新岁展庆帖》《一夜帖》等信札为“日常书写的书迹”。《司马温公神道碑》《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属于“出于庄重目的的书写”；作为誊定文稿的《前赤壁赋》《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也属于需要认真、庄重对待的书写。而“作为书法艺术来创作的书法”则似乎难以判断。但前面两种功能和内容的作品，所显示出的书写节奏和情感类型极为明显。它们与尚意是否存在关联，也见于前面的叙述中。

宋 苏轼 《前赤壁赋》 纸本 行楷书 手卷

纵23.9厘米×横258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 苏轼 《洞庭春色赋》局部

宋 苏轼 《中山松醪赋》局部

这三件以赋为题材的作品均以行楷书写，用笔浑厚沉雄，节奏不紧不慢，尚意特征并不明显。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苏轼这句话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很多忠实的崇拜者。“尚意”这个简洁而又笼统的概念，沉淀着丰富而又细腻的历史真实。对于宏大叙事的书法史，我们有必要时时保持警醒。

《书写的形态：中国书法史的经典瞬间》

邱才桢 著

作者简介

邱才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书画史、中国书画鉴定学的教学与研究。2006—2008年，应大英博物馆之邀，对其馆藏中国书画进行整理、著录和鉴定工作。2011—2012年，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获中国书法 “兰亭奖”理论奖，“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论文一等奖。著有《黄山图：17世纪下半叶山水画中的黄山形象与观念》《书法鉴赏》等。兼擅书法创作，1996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多次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书法展览，并在全国多地多次举办个人书法展，出版书法集多种。

内容简介

总有一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瞬间”，会改变书法史的走向。这些带来变化的节点，可能是某位书法家、某件经典书法作品，或者是某件书法作品的某一点画、笔法、空间、结构、章法，乃至某种趣味。

本书在深入细致地梳理千年书法史的基础上，从中捕捉出了42个精彩的“瞬间”，继而对其相关作品的形式构成做细微分析，挖掘这些“瞬间”的重大意义和动人之处，探讨中国书法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绎的形态变迁。借此，读者不仅能领略到众多书法大家的卓然风采和经典书法作品的独特魅力，而且能够触类旁通地了解书法鉴赏，乃至整个书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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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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