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雅玩

文房清玩，形微体轻，与重器大件相比属小器物。然而正是这些小玩意，却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物化了的民族传统，它的丰富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以及千姿百态的制作工艺与材质，凝聚历代文人的智慧与审美，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品味高雅的艺术世界，也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古代的文房书斋中，除笔、墨、纸、砚这四种主要文具外，还有一些与之配套的其他器具，它们也是组成文具家族中必不可少的一员。明代屠隆在《文具雅编》中记述了四十多种文房用品，通常较为常见的有笔架：又称笔格、笔搁，供架笔所用。往往作山峰形，凹处可置笔。也有人物和动物形的，或天然老树根枝尤妙。

文人在使用之余，用心把玩，还赋予了很多的精神内涵，他们不惜工本，寻找稀有的材质，参以个人修为，或状其物或摹其形，合乎天地万物之理，故从每个作品里面体味出文人独其匠心的审美意趣。

在以文为业、以砚为田的读书生涯中，书房既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仕途的起点，更是他们寻找自我的归途。当厌倦了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争斗，躲进小楼，“偏安”一隅，吟诗作画，闭门读书；或是二三好友相聚，奇文共赏，疑义与析……因此书房成为古代文人不可或缺的消遣和休憩的处所。发思古幽情，追求会古通今的乐趣。书籍和器物，越古越有意思。

清代著名学者李渔在《闲情偶寄》一书中专门谈到书房的装饰，有很多精妙的设计，但崇尚的是“宜简不宜繁”，力求“高雅绝俗之趣”。自古及今，书房并无一定之规。富者可专门筑楼，贫者或室仅一席；有的雕梁画栋，有的则环堵萧然。书房或筑于水滨，或造于山间；或藏诸市井，或隐于郊野。不可居无竹，多数书房皆在室外植以南山之竹。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是主人志趣的写照，是古来描写书房的名作。

明代归有光，在青少年时代曾厮守于一间极为窄小的书斋，名曰项脊轩。“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作者却“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

古代文人常为自己的书斋起斋号。书斋之名从发端到流行，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司马迁虽有宏文巨著《史记》传世，但未闻其斋号。《陋室铭》是一篇斋记，但“陋室”不能视为书斋名。正式命名书斋，似起源于北宋。史传司马光有斋名“读书堂”，虽质朴但过于平白。以后有洪迈的“容斋”、陆游的“老学庵”。元代，为书斋命名的做法已经影响到西域一带的少数民族人士。这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大量记载。

至明清斋名盛行，文人学士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书斋雅名。袁宗道的“白苏斋”、唐伯虎的“梦墨堂”、张溥的“七录斋”、袁枚的“小仓山房”、蒲松龄的“聊斋”、 梁启超的“饮冰室”，皆是意蕴深远。“饮冰室”，语出《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形容内心忧虑焦灼，室主以此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 斋号寄托着主人的志与情，书房是文人的灵魂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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