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读后感（乡土中国）书评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与世界的社会学大家，他在《乡土中国》的重刊序言中说到：“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实际上，先生以小见大记录着中国“礼治乡土”的本色。中国幅员辽阔、地域特色浓厚，肯定不止一种“类型”，但是以“差序格局”和“儒家核心传统”为根本特点的范式乃中国传统社会生动的写照。如今读《乡土中国》，能够确切体会到农村的“朴质”乡土气息，同时，也教给我们在现代化社会，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密切关系。

在“乡土本色”篇章中，先生从“土”字的深刻涵义谈起，提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乡土性的社会，有以下特征：流动性差，或者说改变效率慢；村与村之间交流较少，形成孤立与隔膜的状态；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是一个礼俗的社会。正是在这样一个熟悉的环境，才会形成“生于斯死于斯”格局。

现在的中国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乡土气息”正在逐步减弱，社会促使我们走出熟悉的“舒适圈”而“破圈”进入陌生环境，我们需要适应新情况、新形势，继承优秀传统经验，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在“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篇章中，先生从“愚”字谈起，分别在时间与空间两个层面论述了乡土社会“不需要”文字，因为彼此之间很熟悉，能做到听声识人，甚至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能知道对方想干什么。先生之所以说乡村“不需要”文字，是想让文字下乡工作开展得更加科学合理，

在“差序格局”篇章中，先生从“私”字谈起，论及了界限分明的团体格局与界限不甚明了的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当中，大家以“己为中心”，依靠“人伦”、“克己复礼”、“推己及人”形成有等差的社会关系。

这里提到的“以己为中心”并非是所谓的“利己主义”，利己主义是为利益是论，而前者是将自己所涉及的社会关系以自我为圆心向外扩散，是具有相对性和伸缩性的推己及人的过程。

在“维系着私人的道德”篇章中，先生指出乡土中国没有对“公德”的确切概念，像孔子对“仁”并没有形成笼罩性的道德观念。因此在差序格局的社会靠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伸缩性的关系。

在“家族”篇章中，先生专门辨析了“家庭”与“家族”的概念，二者在结构上有着根本区别，家庭是以夫妇为主轴，养育孩子成人即可，但家族利用亲属的伦常，使得夫妇成为了配角，经营包括生育在内的各种事业，可以说家族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

在“男女有别”篇章中，先生指出“感情”是本能，而稳定社会关系，需要“了解”。男女之间的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恋爱的持续依赖于推陈出新，不断发现并克服阻碍。但乡土社会缺乏的正是“变化”，加上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等纲常的影响，因而男女之间很难出现真正的了解，也就很难产生真正的爱情，大多数人只是为了生育而结合。

在“礼治秩序”篇章中，先生提出“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而维持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人们靠着一代又一代积累出的一套或几套经验不断稳定地生活下去。

在“无讼”篇章中，先生敏锐指出乡土社会是“无讼社会”，即耻于打官司的。如果非打官司，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在他们眼中，凭借教化、礼俗，以及乡绅能够“正确”处理任何纠纷，是用不着上堂的。即使是如今，老一辈人仍然坚守着所谓“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甚至面对子女的一些家暴问题，主张内部解决。

在“无为”政治和“长老”政治篇章中，先生围绕“权力”创造性地提出了“横暴权力”、“同意权力”和“教化权力”。并且揭示了中国历朝历代从无为到有为的历史经验。乡土社会是属于教化权力的，人们根据长幼之序，将所有人分划为有经验者和无经验者，年长的有绝对的教化权力，而且年幼的必须恭敬、顺服于这种权力。以当代之眼光来看，这种权力带有迂腐色彩，但毕竟这是一种对长者的尊敬，我们不必向谁阿谀奉承，但一定得予以基本的尊重，这里面的尺度一定要把握好。

在“血缘与地缘”篇章中，先生揭示出了在乡土社会中，血缘可以决定社会地位，地缘服从于血缘，这是乡土社会的特征所决定的：流动性越差，地缘的范围就越小。所谓“落叶归根”，就是血缘关系的投影，且正是因为血缘，“人情”才显得没完没了：欠了人情一定要还，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诚然，我们这代人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这一特征并受此影响，但这一状况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吃饭AA越来越普遍，即使请客，也都随性而起，而非刻意为之。促成之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在“名实的分离”篇章中，先生提出了“时势权力”这一概念，即时势造英雄。这在社会变迁速度快的社会容易出现，且如果领导阶层赶得上变迁的速率，就能够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但是时势权力不易发生在安定的乡土社会中，因为“安定”能够用时间将所有反对冲淡，甚至将其变为自己的一部分。而变为自己的这一部分无可避免地会发生内部的不和谐，即名实之间发生分离，所谓面子工程、形式主义也就随之而来。

在“从欲望到需要”这一篇章中，先生指出从乡土社会中人靠欲望行事到产生“需要”与“计划”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欲望是感性的，而需要是理性的、科学的。这里存在两种说法，一是人类先有动机再有行为，二是先有行为后有思想。我认为人类在最初的环境下，是先有所行动，再通过行动结果总结经验，形成思想并代代相传。在代际之间，特别是现代社会，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会先去思考行动的目的与意义，并加以选择，从而做出最优解。二者并不矛盾，一个是几乎不变的乡土社会，一个是变化极快的现代社会。环境不同，自然理论有所不同。

这十四个篇章，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论证巧妙。先生从大众普遍认为的乡土社会中的“土”、“愚”、“私”分别起笔，论述了乡土社会流动性差的特点，并从村落间的孤立与隔膜，到熟悉的社会，娓娓道出了“差序格局”这一重要概念。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自然是依靠“私人的道德”，那么顺势就提出了“家族”与“男女有别”。乡土社会还要靠“礼制秩序”，这当然是“无讼”的政治、“无为政治”与“长老政治”。血缘是该社会、该秩序不可缺少的要素，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名实的分离”现象。十四篇文章浑然一体，一气呵成，是我们学习论证方式的重要教材。

本书在最后附上了先生于1993年作的一篇发言，题目是《个人·群体·社会》。先生回顾了他一生的学术历程与思想，提出了“个人即是载体也是实体”的论断。我们是群体的载体，社会的力量之大，有些时候超出我们的想象，它可以托举你，也可以将你拉入深渊。但我们个体是扎扎实实的实体，有主观能动性，有独立之精神。所以身处新时代的我们，应当回应这个伟大时代，与之同频共振。将自己融入社会，顺势而为，不负韶华，不负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