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与破局：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度分析和智库建议（上）

一、中美贸易失衡的形成原因

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2017年美国贸易逆差创9年来最高纪录，达到5660亿美元。去年全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6359.7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1303.7亿美元，美国自中国进口5056亿美元，美方贸易逆差3752.3亿美元。这个美方计算出来的巨额逆差，是不是由中国的“不公平”贸易造成的呢？从贸易经济原理和中美经贸往来的事实看，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形成有以下几方面因为造成。

（一）全球经济迅速发展造成的结构性问题

1、贸易逆差是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的必然结果

从经济原理解释，美国的贸易失衡首先是由美国的国民储蓄决定的。著名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的公式表明：净出口＝（私人储蓄－投资）＋（税收－政府开支）。用最通俗的话说，一个国家的贸易失衡从根本上说明该国没有做到“量入而出”，而是“寅吃卯粮”的状态。如果美国的投资额超过整个国家的储蓄额，就必然从世界其他地区输入资金来填补两者之间的缺口，也就造就了当前的贸易逆差。此外，用美国政府信用支撑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一方面给了美国不惧通胀的美元“印钞机”来维持超出自身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美元流动也成为支持国际经贸体系的公共产品。经济学著名的“特里芬两难(Triffin’s Dilemma)”表明，一旦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国际主导型的国际性储备货币，贸易上一定会出现逆差，同时，如果美国不维持贸易逆差，美元流动性缩减，将对全球贸易产生负面影响。

2、美国持续下降的居民储蓄和飙升的国债拉大了贸易差额

近20年来，美国的居民储蓄率持续下降，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8%降到了2006年的1.75%，2007年上半年一度为负。美国联邦债务率从1994年的49%降到了2000年的34%，而到2006年上升到70%。去年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再降到3.6%，而联邦债务率超过了100%。

3、现行国际分工体系决定了中美贸易格局

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初级产业产值占中国经济比重是8%，占美国经济比重是1%；第二产业和GDP占比中国是20%，美国是12%；53%的中国GDP来自第三产业，美国则高达79%－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基础农业和制造业为主导，美国的经济结构是以服务业为主导。2016 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达到2494 亿美元，而当年中国服务贸易为逆差2409 亿美元。中美双边贸易直接反映了两国在比较优势和经济结构上的互补－在中美货物贸易中，美国是逆差，在中美服务贸易中，中国是逆差。2006年到2014年间，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以每年16.7％的速度增长，2015年总额达到330亿美元，其中包括旅游和教育（57.2%）、版税（12.3%）、交通（10.1%）、商务服务（7.7%）及金融服务（6.3%）。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原因可以说完全在于美国本身－带有冷战色彩的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一直没有改变。2001年美对华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同类产品进口的比重为16.7%，2016年该数字降至8.2%，这与美国科技强国地位和中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的现状极不相称。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7年4月的报告，如果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程度降低到对巴西的水平，对华贸易逆差最多可缩减24%；如果降到对法国的水平，双边逆差最多可消减34%。

（二）传统的统计数据方法对美中经贸逆差有严重的误判

1、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根据美国国会今年3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在全球价值供应链下，中美产品几乎都达到“中国产品中有美国零件，美国产品中有中国零件的地步”。以电子产品为例，全球有900多家工厂承接苹果公司的制造外包业务，其中中国制造厂商有358家。英特尔供应苹果的10家芯片工厂，3家在美国，2家在中国。中美开展经贸合作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中国居于中低端。随着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和供应链的跨国发展，美国高附加值的设计、研发活动与中国低成本的生产、组装环节日益紧密联系，美国企业掌握了产品设计、核心零部件制造、运储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从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利润。从出口附加值的角度，根据经合组织(OECD)2011年《附加值贸易》报告，中国制造出口美国的产品国内附加值仅占比46%。2016年的数字表明，高达77%的中国高附加值出口是外资企业。美国投行高盛估算，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仅有三成为高附加值出口产品，而高达46%为外资企业产生。

2、美方贸易统计方法过于简单与实际情况有相当差距

特朗普政府一直以来把3752亿美元的中美贸易逆差当作发动贸易战的“师出有名”，从事实出发，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双方贸易逆差计量存在差异，而且数额相距较大。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对2017年中美货物贸易的统计，逆差为2758亿美元，这其中就有994亿美元的出入。其次，按照美国“原产地原则”统计，美国对香港高达320亿的顺差，以及美国从香港、澳门等地以转口贸易的形式间接出口到中国内地的高达1000亿美元，都没有计算进中美贸易额。据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称，中美贸易真正差距应为2200亿美元。最后，如果按照附加值算，中国顺差会进一步大幅缩水。牛津经济研究中心(Oxford Economics)的研究指出，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有44%的“中间产品”，如果把这部分价值去掉，美国对华逆差将减少50%，也就是美国对欧盟贸易逆差水平。根据德意志银行的估算，如果考虑进附加值因素，在出口结构不发生明显变化的假设下，2017 年美国实际对华贸易逆差在 310 亿美元左右。

3、美资企业获得了中美贸易中的绝大部分利润

中国商务部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贸易顺差的59%来自加工贸易，57%来自外资企业。中国出口美国的企业，可以说都是外资为主。亚洲开发银行2010 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出口的纺织服装、鞋帽等商品中，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的收益占到商品整体利润的90%。2017年我国出口金额最多的企业是郑州富士康，生产了1.04亿台苹果手机，几乎占了苹果手机全球销量的一半，金额高达281亿美元。iPhone手机在美国设计研发，但80%以上在中国组装生产。《外交政策》一篇文章测算了一台售价为999美元的iPhone X手机，来自中国的制造成本仅占其370美元总成本中3到6个百分点，苹果公司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润。苹果公司在海外拥有高达2500亿美元的现金和有价证券等资产，在美国国会通过税改法案后，苹果公司宣布将一次性缴纳380亿美元的海外利润税率，从海外抽回2451.6亿美元回流美国本土，并计划在未来五年在美国投资超过3500亿美元，增加20000个就业岗位，这等于是把在中国赚到的钱又回馈了美国。而为苹果公司生产iPhone的富士康集团，则决定在美国建厂，总投资达100亿美元，为美国威斯康星州提供13000个工作机会。完全可以这么说，全球价值链中，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反映在美国。

4、美中服务贸易顺差增长迅速且数额巨大

美方将进口额减去出口额的逆差计量完全没有考虑到美中服务贸易的增长。在过去10年美服务业对华出口增长5倍，2017年中美之间的服务贸易额为1182亿美元，其中中国购买的美国服务价值达到900亿美元，而这900亿贸易额没有体现在中美贸易计量中。美中贸易委员会(US China Business Council)指出，中国已是美国服务业出口第二大目的地，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统计为530亿美元（中方统计为547亿美元）。这部分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就被“忽略不计”了。

（三）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是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

1、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是其重要驱动力

美中贸易摩擦，和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基础发生变化有关。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Dani Rodrik认为，贸易政策对国家内部的再分配产生深远影响。经济全球化在美国制造了“赢者”和“输家”，积累多年的分配正义问题所产生的所谓“精英美国”和“传统美国”的裂痕助推特朗普当选，所以说，特朗普现象是民意一定程度的反映。

有美国学者指出，“特朗普比从前的总统急躁，原因是他在政治上脆弱。今年，也就是2018年11月中期选举之前，他必须取得一些能与1972年尼克松的伟大举措比肩的重大外交政策胜利。”为了取悦在美国去工业化进程中遭受冲击的“铁锈带”中下层选民，特朗普有意通过轰轰烈烈的贸易战方式把自己包装成“实现竞选承诺”，“为美国人出气”的“英雄”，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扩大赢面，这个显性的动机已得到普遍的认识。此外，在他就任的一年半以来白宫内部包括内阁高层发生频繁人事变动，一连串的“洗牌”之后，包括来自华尔街的Gary Cohn等一批温和派出局，现有的特朗普的经济团队核心成员带有明显的对华强硬派标签，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贸易代表Robert Lighthizer及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Peter Navarro（后者的《致命中国》一书几成美国对华贸易打击的纲领）今年3月，特朗普任命John Bolton为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Mike Pompeo为国务卿，组成美国历史上鹰派阵容最强大的一届内阁。

2、中美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的直接推动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种粗放、出口导向的高增长发展模式被经济学家归结为“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跃升中等收入国家。然而，靠资源消耗、人口红利、环境代价和薄利多销式的“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从宏观层面上看，出口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对于流动性过剩有一定的因素，从微观层面上看，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成本优势不再，低端制造业已失去国际竞争力。中国乃至国际社会对高消耗、高排放和高污染的粗放增长模式已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中国经济正经历深刻的转型，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通过不断优化产业机构，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向全球产业链上端攀升。这就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内核。

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也在饱受经济下行的困扰，从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数据看，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史称“4%时代”，指的是1950到1960年年代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2%的时期；1970年到1990年间年均增长率放缓到3.3%，第二阶段被称为“3%时代”；步入21世纪也进入了“2%时代”－前10年间的年均增长为2.7%，而2007-2017年间进一步放缓到2.3%。北大卢峰教授分析，美国经济放缓的态势造成了经济增长对强刺激宽松货币政策的依赖。在全球化国际分工的模型下，美国产业出现了向两端极化的趋势－一端是知识、技术密集型高端产业，另一端是农业，结果就是所谓的制造业“空心化(hallowing-out)”。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1980年之前美国储蓄对投资的影响非常明显，1980年后经济增长找到了另外一个动力-借贷，很快美国在全球的借贷就达到了8万亿美元，迅速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因此，特朗普所倡导的在许多人看来并不符合美国经济特征的“重振制造业”，是他认为过去全球化将美国经济发展路径引入歧途的“纠偏”。对中国以及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贸易伙伴的关税打击，结合大规模减税和加息缩表的经济组合拳，在特朗普团队看来，将加速全球投资向美国流动，促进制造业“回归”。

3、新时代的“竞争-合作”关系导致关注重心的转移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9.1%，以G7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总和为76%，相比之下，中国、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分别是9%和36.3%；2008-2016年间，美国和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下降到了7.4%和23.9%，而中国、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上升到了35.6%和77.7%，呈现出显著的“东进西退”态势。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了英国，2007年超过了德国，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一半，2017年达到美国经济体量的三分之二。早在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公布了一个基于GDP PPP购买力平价的预测，认为中国GDP总量在2020年后就能与美国并肩甚至超越美国。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最新报告预测，中国将在2025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虽然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来看，中美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两国趋近的经济体量，追赶中的中国科技发展，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都在美国的精英和民众的心理上，在中美关系中打上了强烈的”竞争”烙印。毋庸讳言，中国已被美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从2017年12月18日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1月19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到今年2月2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2018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17年年度报告》，无一不是将对华贸易问题提升至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在长达184页的《301调查报告》，”逆差deficit”一词只出现了一次，USTR公开表态301的目标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去年11月8日，国会参众两院分别提交了一项《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2017）》的法案，起草人之一、共和党众议员Robert Pittenger表示，法案旨在“确保美国科技保持领先”。

无可回避的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的背后还存在着中美结构性矛盾这一深层次原因。国内外一些舆论对中美两国能否在既有国际秩序下有序相处存在疑虑，担心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许多西方学者从地缘政治角度和以往大国崛起的经验分析，中美之间有可能陷入新冷战，美国发起贸易战是对中国崛起的“遏制”。

事实上，美苏争霸时期的冷战与当今的中美竞争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美苏当年两种经济体制泾渭分明两个市场互不交融，中美相互利益深度交织。其次，美苏当年争夺全球霸权，前苏联穷兵黩武对外扩张，中国则坚持和平发展，不称霸，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来致力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最后，美苏冷战意识形态对立并争夺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垒，中美竞争虽有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元素，双方从未将意识形态上升到对外战略。即使是对华鹰派，美国贸易代表Robert Lighthizer也公开表态，“我的目标是让中国更加开放，并不试图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

中国方面，应对美国贸易施压的开放举措和将“中国模式“意识形态化的途径大相径庭（见附录）。在传统的”接触“和”遏制“两极之间存在巨大的空间，尽管美国战略界认为对华接触失败了，面对一个体量基本相当、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大国，竞争和合作的动力并存，在极端”遏制“之外尚有选项。而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将贸易争端政治化，历史上大国之所以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因为预言会自我实现。此外，随着国际力量的此消彼长，“守成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大国竞争动态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真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短缺，而使国际体系陷入“金德伯格陷阱”，也值得国际社会关注。

（四）美国政府对贸易战的态度也呈现多元化

1、美国两党议员在国会发出反对声音

7月11日，美国参议院以88比11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总统关税权力。两党罕见展示一致立场。虽然是“非约束性”决议，但是此次两党统一思想动用立法机制联合行动，传递出美国政治体制已开始向特朗普政府激进的贸易政策表达焦虑。目前，共和党在众议院有23个多数席位，在参议院仅有2个多数席位，而这两个微弱的多数数字将很快在今年11月举行的中期大选中受到挑战。7月18日，又有140多位议员联名反对政府加征汽车关税，认为对进口汽车及零配件加征关税、实行配额或采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将损害美国汽车业发展。虽然在民意上，特朗普以及其对华打压具有群众基础。比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9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49%的美国人认为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不利于美国，相比之下，40%的人认为此举有利于美国，另有11%的人不知道美国将会受到何种影响。如果对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支持保持坚挺，共和党人为何不紧紧团结在特朗普核心周围，反而向总统发难呢？

2、特朗普团队内部也存在分歧

5月初，白宫派出美国贸易代表团7人赴京谈判，舆论形容为“群鹰毕至”。复旦大学学者分析，从务实的角度看，谈判的团队必定是“鹰鸽组合”。商务部部长Wilbur Ross被认为是偏鸽派，因为“中国通”的他上世纪90年代就在广东投资和汽车零部件厂，2005年他的国际纺织集团在浙江嘉兴投资1亿美元。他也是美国钢铁贸易的受害者，但因为这些经历，他曾经被特朗普公开批评对华政策软弱，以后态度逐渐走向强硬。美国驻华大使Terry Branstad被视为最为亲中的偏鸽派，主要因为他来自出口中国农业大州，和中国政商界一直保持友好的关系。曾在高盛任职的财政部部长Steven Mnuchin是税改法案和基础设施计划的支持者，曾反对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被认为是偏中间派。有意思的是，在谈判后白宫发表的声明里强调了美方的主张是谈判团队的“共识”，反而更引发外界猜测在会谈中的分歧。据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学者史剑道观察，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特朗普至今没有战略，因为政府内部有不同的意见。

3、美国经济、产业各界发出警告

在贸易战开打之前，有报道称，1140名美国经济学家，包括14位诺奖获得者，曾联名致信特朗普，恳请总统不要犯下导致美国大萧条的错误。前不久，包括沃尔玛、梅西百货、百思买在内的25家美国知名零售商联合致信特朗普，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以免损害美国消费者尤其是工薪阶层利益，扩大贫富差距。代表美国零售、科技、农业和其他消费品行业利益的45个行业协会也表示，加征关税会令美国制造业成本增加，扰乱现有供应链，降低美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从而影响美国就业。今年5月，当美国商务部启动对进口汽车及零配件的232调查时，有报道说“批评人士排着队”，在听证会上呼吁政府放弃加征关税。数以百计受雇于外国汽车制造商的美国员工在国会山示威，国会两党约150名议员发表联名信反对汽车关税，听证会开成了多方声讨的“围攻会”。美中贸易委员会发文指出，商会认同特朗普政府，中国的技术转让现状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确实需要得到重视，但美国企业希望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而不只是最后可能造成更大伤害的单方提高关税制裁。美国商会主席蔡瑞德形容，商业团体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关税措施和限制中国在美国投资可能引来的报复、对中美经济甚至全球可能带来的伤害，正抱着“头发着火”般的担忧。

4、美国州政府及地方政府表达担忧并加强与中国沟通

前白宫新闻办公室主任安东尼.斯卡拉穆奇日前为《金融时报》撰稿，称中美贸易战打击了美国的政治腹地。比如，中国企业彻底停购了美国大豆，农业州失去120亿美元的订单。这位曾经的特朗普盟友呼吁总统“需要立即改变策略，否则将危及中期选举。”在7月11日参议院约束特朗普贸易政策决议投了赞成票的政客，多是出于不断升级的关税对于地方影响的考虑，比如民主党参议员Tom Udall就担心“这些关税将会整垮新墨西哥州的企业。”美国商务部长Wilbur Ross最近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就受到来自大豆种植州爱荷华州的参议员Chuck Grassley抨击，后者指责特朗普追求“政府包办的重商主义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Mitch McConnell来自肯塔基州，中国是该州主要出口产品－威士忌酒的最大市场。去年特朗普访华期间，中国国家能源集团与西弗吉尼亚州签署合作备忘录，约定投资837亿美元从事页岩气全产业链开发示范项目。重度依赖煤矿的西弗吉尼亚州经济窘迫，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在该州的支持率达到70%，这笔投资本将极大的促进该州的经济和就业，还利于环保，如今却被日益紧张的经贸关系搁置。

7月11日，就在美国公布增加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关税清单的同日，芝加哥市代表团访华，不仅签订了“五年合作计划”确保相关投资不会叫停，芝加哥市长还公开表态，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芝加哥市所在的伊利诺伊州，不仅有波音、卡特彼勒、麦当劳、雅培等跨国公司，还有包括中粮集团、中国银行、海南航空、福耀玻璃、万向集团等50多家中资企业。对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相当不满的州并不在少数。通用、福特、戴勒姆、克莱斯勒总部所在的密歇根州，宝洁、克莱斯勒、美国电力所在的俄亥俄州，苹果、迪士尼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都前后批评过特朗普激进的贸易政策。7月19日，22位州长出席了美国州长协会年会，根据美国中国总商会的调查，中资企业在美投资已为俄亥俄、印第安纳、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加利福尼亚等州创造了超过20万就业，州长们积极地商讨如何应对贸易战，加强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根据美国现行的税收体制，相较于联邦政府，州政府其实是相对独立的，不需要对总统负责，且拥有很大的自主管理权以及对肩负促进本州居民就业的责任。而州政府对于参议院和众议院决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争取到这些州政府，很大程度上争取到了两院的投票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争取到了牵制特朗普的机会。

（五）美国跨国公司是贸易战的受害者

1、美国重要经贸团体批评贸易战的做法

美国最大的经贸团体“美国商会”近日公开批评特朗普挑起贸易战的做法，指责白宫威胁对华进口商品大举加税的举措，将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削弱美国在海外的投资收益、并有可能实质性地扭曲美国和世界其他重要经济体的商贸联系。商会总裁Thomas J. Donohue发表声明，历数中美贸易战对美国各州经济造成的伤害。美中贸易委员会总裁John Frisbie公开表示，“够了就是够了。我们必须停止没有必要的关税升级大战并开始就美国企业真正关切的问题来寻找解决方案，关税并不解决问题。”该组织提出了诸如世贸组织上诉、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加入TPP等建议。2016年，中国进口了价值160亿美元的美国电影。今年，中美在2012年签署的为期五年的世贸组织电影协议将重新谈判，美国影业原本预计获批的美国影片数量会增加，现在看来，好莱坞或成为贸易战的牺牲品，甚至可能成为报复关税的目标。美国制片商们在华盛顿的游说努力估计也在积极的开展中。

2、在华投资的公司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撰文称，美国政府于7月6日宣布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几个小时之后，就迫不及待地由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利益相关方可在10月9日前向美方提交某项特定产品的“301”关税豁免申请，豁免期为一年。在首批加征关税清单中，有59%的产品由跨国公司在华生产，这其中又有70%以上是美国企业在华进行加工贸易、在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产品。为避免伤及本国企业，美国政府迫不及待地扔出豁免“救生圈”。据统计，美国加征关税清单中，有一部分是包括拉杆箱、钱包、背包、旅游鞋等在内的旅游商品。这是一个价值310亿美元的美国市场，其中87%的商品来自中国。美国零售业联合会副总裁古尔德因此明确站出来反对贸易战，理由很简单，他无法为这些商品在其他国家找到大量替代。而上海美国商会又紧急公布调查结果，表明69%的在华企业反对政府拿加征关税当筹码，更不希望企业今后成为向政府申请关税豁免的年检对象。

3、严重削弱美国公司在新兴市场的竞争力

2016年里，中国消费者买了4490万部苹果手机，510万辆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品牌汽车，分别占当年苹果和三大汽车品牌全球销量的21%和33%。通用别克在中国的销售额为420亿美元，超过美国本土的390亿美元，苹果销售额460亿美元，仅次美国本土。波音41000架新飞机，超过7000架卖往了中国。中兴公司2017年从211家美国公司购买了约23亿美元的零部件，美国政府严厉制裁了中兴，然而，中国依赖美国的芯片是相互的。2017年世界芯片总产值是4400亿美元，中国就占了2600亿美元，其中70%的美国高端芯片销往了中国。中国占高通(Qualcom)销售额的65%以上，占美光(Micron)销售额的50%，占博通(Broadcom)的50%，占英特尔(Intel)的23%－仅这四家公司的对华销售额就高达500亿美元。集成电路、半导体是研发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果失去中国市场，美国自身的产业竞争力也将受到巨大冲击。美国的科技封锁或使科技企业更有动力到中国设厂促进中国市场销售。

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之一的通用汽车（GM）公开表达了特朗普对发动贸易战的强烈不满，担心这将削弱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和危及美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而据《金融时报》报道，波音公司高管正频繁与特朗普高层官员会晤，其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说，“我们的声音正被听到。我们正在与美国与中国政府接触……我对我们能达成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抱有希望。”中国市场是特斯拉全球销售增速最快的市场，而由于7月6日中国宣布的关税报复清单里包含美国进口汽车，特斯拉在中国全线涨价，最低配置车型涨价14万人民币，最高配置涨价25万元。特斯拉选择“用脚投票”，7月11日即宣布在中国成立公司，在上海建立超级工厂。跨国公司的利益还可以道琼斯股指的形式向特朗普施压，《外交政策》文章说，特朗普把道琼斯视为他个人的认可风向标，特别是波音公司为道琼斯最大的客户，所以当道琼斯股指下跌的时候，特朗普政府就感到必须以谈判来解决贸易争端以安抚市场。

二、日益加剧的贸易摩擦对中美双方的影响分析

特朗普曾在推特中说：“贸易战是好事，而且容易赢(easy to win)。”在他眼中，贸易战是你输我赢，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然而特朗普所要求的中美贸易“平衡”，既不符合中美经贸关系的实质和利益，更不符合客观的经济规律，日益加剧的贸易摩擦。贸易战中的双方好比博弈论里的经典“囚徒困境游戏”：双方都通过加征关税来打击对手来获得收益，但事实是如果双方都采取减免关税的措施，双方才能获益；然而任何一方都不能够也不愿意单方面宣布休战-因为这意味着更大的损失，这样最终的结局就是“双输”。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上世纪30年代美国推出的Smoot-Hawley关税法案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不仅是美国自身，世界贸易体系也遭受重大冲击，事实是“多输”的局面。

（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总体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中国不怕打贸易战，但是，打贸易战有代价，是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中国商务部有官员指出，每年3000多亿的贸易顺差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比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高。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额的18.9%，占中国GDP的3.5%；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占美国总出口额的5.6%，占美国GDP的0.667%。这组数字表明，中国在中美贸易关系中仍然相对弱势，中美“脱钩”之重，恐怕首先不能承受的是我们。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指出，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是冲着和美国竞争的中国行业，而中国是冲着和中国互补的美国行业，况且，中国处于生产过剩，而美国处于消费饱和，整体来讲，中国较为被动。虽然在特朗普宣布301调查结果的第二天，中国商务部就提出拟对30亿美元美国食品、农产品及无缝钢管等类别加征关税，但其实这个关税行动是回应之前针对钢铁和铝制品的232措施，用232来回应301，反映了中方对301的冲击有充分的认识。

2、对中国GDP增速影响较为有限

在贸易战乌云聚集时，国内外的金融机构就对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损失作了推算。在美国对中国商品全部征收15％、30%、45%三种税率的假设下，中国对美国和出口和对中国的总出口分别会下降多少？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的预测是对美出口下降分别21%、46%、72%；对总出口下降分别4％、8%、13%。兴业证券的测算基本相似，并推算出在30%税率的假设下，贸易战对中国GDP的影响为0.64个百分点。中金公司则在5%税率的推算下，认为中国GDP增速影响大于0.07个百分点。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最近预测，500亿美元贸易战会让中国经济增速放缓0.2个百分点。经济学家哈继铭预测，如果美国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10%关税，中国对美国出口减幅最高可达25%，年度经济增速最多将下降1个百分点。同样，根据摩根士丹利最新发布的一份中美贸易战的报告，如果贸易战持续升级和扩大，就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明显的冲击，明年的经济增速有可能下降到5%的范畴。

3、对中国继续深化改革转型升级造成一定阻碍

除了出口额的减少和推迟投资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之外，路透社今年4月一篇文章透露经济学家的担忧，中美贸易争端的不断升温可能会导致中国去杠杠的进程出现倒退。央行自1月以来已三次定向降准，目的是帮助中小企业融资，而业界人士怀疑释放的流动性因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仍将成为继续推高资产泡沫的推手。2018年4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重提“扩大内需”并提到“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有分析认为，这是2015年汇改以来首次重提”扩大内需”，说明外需的压力已经非常大。经济学家Robert Mundell著名的“三元悖论”说，在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之间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无法全部实现，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意味着必须有所放弃。也许，在刺激内需，去杠杠，稳定人民币汇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不可能的三角”，愈演愈烈的贸易战可能会增加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道路脱离正轨的风险。

（二）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1、将极大抵消中美贸易对美国的重大经济贡献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2016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上涨了500%。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2013年发布报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创造了270万个美国工作岗位，仅2015年一年就支持了91万美国人就业。数据显示，1963-1989年26年间，美国年均通胀率为5.4%，而1989-2015年间，通胀率下降到2.5%，这要感谢26年间不断增长的消费品对华进口。美中贸易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指出，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了850美元生活开支。而不断升级和扩大的关税战，从经济原理上说，其实是对本国国民的税负，同时造成报复性关税打击行业的劳动者失业，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最终买单的却是普通美国消费者和工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2016年9月的报告就预测了如果美中爆发全面贸易战，到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将完全停滞，并且在以后的所有年份GDP都赶不上贸易战前的水平。全面贸易战将导致10.2%高速公路及装备制造行业、10%建筑装备制造、10%采掘业工人失业率，零售业、批发业和医疗行业将分别有31.1万、25.7万和19.2万个就业岗位消失，即便是短暂的贸易战情形也将造成美国私营领域130万劳动者失业。

2、将对美国各行业发展和就业造成极大影响

美国保守派智库税务基金会(Tax Foundation)声称，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已经将美国工人工资水平平均下行了0.3个百分点，同时减少36.5万个就业机会，7月宣布的新一轮关税将对冲掉原本令保守派推崇备至的税改和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所预计经济受益的四成。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则发出警告，共计26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可能面临风险。贸易战对美国就业的影响，是因为美国企业面临关税大战造成的出口量下降以及成本上本造成的双重冲击。据Capital Economics评估，全面贸易战对美国GDP的影响在1个百分点左右，对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来说更为严峻。根据摩根史坦利数据，2017年美国企业受中国影响的利润已经达到了4000亿美元之巨，更是对华1300亿出口额的3倍之多根据摩根史坦利数据，2017年美国企业受中国影响的利润已经达到了4000亿美元之巨，更是对华1300亿出口额的3倍之多。美联储最新会议纪要透露，由于贸易不确定性，各大企业已表明它们有意冻结资本支出。通用汽车表示已在做准备缩减美国本土产能。被奉为“美国民族企业”标杆的Harley-Davidson现正加速推进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国外的计划，原因是关税预计会造成其年度利润下降1亿美元。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日前不无忧虑地表示，如果不停止继续施加高关税，”美国之前所有的，从企业营业税减税以及减少监管所得到的发展上的优势，包括各项节约和投资，都会被关税政策抵消。”摩根史坦利的最新报告表明，贸易战对美国经济增速的直接冲击在0.3到0.4百分点，不低于中国，甚至会更严重。日前《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表示经济学家预期对经济潜在下行的担忧正在加剧。7月经济学家平均预期美国在明年进入衰退的概率为2016年11以来的最高水平。约68%的经济学家认为增长面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