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内容摘要：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中国西去亚欧大陆之门，“丝绸之路”开始形成。公元166年（东汉桓帝延熹九年），罗马帝国安敦王朝的使者由海路经日南来到中国入贡，中国通往印度、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开通。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倡议，遂成“一带一路”构想之开端。历史证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皆有对外交往、互通互融之精神，丝绸之路兴旺之时，亦是中国历史繁荣昌盛之时。如今，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中所取得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上的巨大成果，中国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关键词：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 中华民族 复兴

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历来便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包括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而狭义上仅指的是起源于西汉时期的路上丝绸之路。公元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中，首次将公元前114年后中国与中亚进行丝绸贸易的交通道路称作“Seiden Strassen”，这便是关于丝绸之路最早的提法。此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又将这一概念逐渐扩大和延长，最终形成关于丝绸之路的统一看法：今天从中国经中亚、西亚而至伊斯坦布尔和罗马的整个商路，而且还进一步包括通过亚欧大陆北部草原地带的草原路，以及往返于印度、东南亚的南海路。

在丝路两端的各个文明中心之间，隔绝着高山、荒漠、巨川和大海。以路上丝绸之路为例，自河西走廊而出便是绵延数千里的天山山脉，自中原北出阴山便是蒙古高原，蒙古高原与天山以北一路向西皆是广袤无垠的欧亚大草原，向南则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和绿洲，这样的地形地貌自甘肃、新疆地区一直延伸到地中海东岸和北非。而海上丝绸之路则因为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横亘，会显得更为艰难。由此可见，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其路线之长、所经国家数量之多、沿途地理环境之复杂，都是可以想象的。开辟和维持这样一条巨型商贸路线，必须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都得到中原王朝的大力支持。因此，中国古代各朝的治乱兴衰，与丝绸之路的兴旺程度息息相关。

一、陆上丝绸之路与中原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

汉武帝时期，经历“文景之治”后的西汉王朝国库充盈，出现“京师之钱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的繁盛景象，外交上也彻底改变西汉初年与匈奴和亲的策略，开始积极发展对北方匈奴的征伐。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汉武帝下令招募官员出使西域，联络西域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张骞以郎官身份应募，同年从长安出发，往返前后长达13年之久。虽未达到原有目的，但却与西域诸国建立起联系，成为开辟丝绸之路的“凿空”之举。公元前116年（元鼎元年），伴随着卫青、霍去病在军事上的胜利，汉军彻底解除了北方匈奴的威胁，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前后长达6年。此次出使之后，西域各国纷纷派遣使臣前往长安，与汉朝建立联系，西汉也开始在西域建立都护府，保护使者及商贸人员，北方路上丝绸之路自此全线开通。据司马迁《史记》记载，丝绸之路开通后，“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于是西域诸国始通于汉矣”[1]。

公元9年，西汉外戚王莽篡权，改国号为“新”。王莽建朝后轻视西域各民族，因政策处理不当导致匈奴再次趁虚而入，西域与中原的关系中断。随后中原爆发绿林、赤眉起义，汉民族陷于内乱无暇顾及西域，丝绸之路遂断绝。东汉成立后，光武帝刘秀致力于恢复生产休养生息，暂时无力经营西域，只能采取羁縻政策。汉明帝继位后，东汉国力开始恢复，此时的匈奴分裂成为南北二部，南匈奴此时开始内附于东汉，形势朝着有利于汉朝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局势下，公元74年，东汉窦固、窦宪先后开始对北匈奴进行征讨，恢复了西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重新打通了前往西域的道路。在此大好形势下，班超、班勇父子先后前往西域并经营多年，不仅再次恢复了丝绸之路，班超还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虽然甘英行至波斯湾被安息帝国阻断了行程，但大大扩展了汉王朝与西方的交往范围，路上丝绸之路也伴随着东汉的崛起而得到进一步扩大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自五胡乱华始，再次陷于内乱与纷争。直至隋唐时期，中华大地才再次迎来盛世。社会经济繁荣、文化高度发展、国力强盛的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国家，丝绸之路也随着中原的繁荣而达到鼎盛。唐朝的对外交通极其发达，陆路以长安为中心，经新疆境内有三条路可直通中亚、西亚、印度地区；西南经西川至吐蕃，可达尼泊尔和印度；或经南诏、缅甸到印度；向东经辽东可到朝鲜半岛。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节、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源源不断通过丝绸之路前往大唐访问、求学及贸易，唐朝派往国外的使臣、僧侣以及外出经商的商人也不绝于途。大唐政府在长安城设置鸿胪寺，负责接待各国使节和宾客；在西域地区设置安西都护府及北庭都护府，分管天山南北保护商旅往来；并在缘边之地设互市监，掌管对外贸易。长安的太学中有为数众多的外国留学生，政府机构中也有不少外国人供职。唐朝以其包揽天下的气魄引领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望，是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路上丝绸之路也随之臻于鼎盛。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发展

公元166年（东汉桓帝延熹九年），罗马帝国安敦王朝的使者由海路经日南来到中国入贡，中国通往印度、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开通。虽然海上丝绸之路自汉代便已开通，但因汉唐王朝陆路强盛，因此海上丝路便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三国以后，中原战乱频繁，无力经营西域，导致陆路交通阻塞，自此之后，中西交通便慢慢地由陆路开始向海路转变。隋唐盛世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得到极大拓展，唐政府在沿海地区设置市舶司掌管海上对外贸易，广州、扬州等地也相继成为海上丝路最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城市，与长安、洛阳交相辉映。

五代十国之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加之南北对峙和边地割据局面的长久持续，西北陆路交通受阻，中原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开始依靠东南海路，两宋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北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温州等地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2]。由于两宋政府大力奖励海外贸易，加之造船业的进步以及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技术，海上丝绸之路此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仅通过海上丝路与两宋政权通商的就有50多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由此可见当时贸易繁荣的盛况。

明代初期，国家经过动荡后再次统一，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宋元以来科技进步迅猛，为明代继续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十分良好的条件。从公元1405年（明永乐三年）至1433年（明宣德八年），郑和先后七下西洋远航，最远抵达赤道以南的非洲东海岸。郑和船队下西洋极大带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亚非许多国家开始派遣使节前往明朝经行朝贡和贸易；闽、粤等沿海地区的中华百姓也开始下南洋谋生，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对东南亚的开发做出了卓越贡献。

由此可见，丝绸之路自古以来便是亚欧大陆的大动脉，在这条大动脉的舞台上，汉唐军队、蒙古铁骑、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商队、明代船队、阿拉伯商人、沿线各种民族先后活跃登场，并各自扮演角色[3]。伴随丝路而兴的各种文化，跟随商队传播至东西两方，即形成了各种异质文化，又反复提升了亚欧大陆文化的更新和发展，丝绸之路以此便成为世界主要文化的母体以及东西方文化的金桥。    

三、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千年丝路连接东西，跨越古今，为未来世界道路的开辟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智慧。201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发表重要演讲，他谈到：“二千一百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肩负和平友好使命，两次出使中亚，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回顾了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友好往来的历史基础，并表示“为了使我们亚欧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希望可以在新时期构建更广泛的合作平台，“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4]。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应“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双方和本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5]，正式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概念。至此，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正式拉开了“一带一路的序幕。

今日的“一带一路”与古代的“丝绸之路”虽有传承，但它的内涵范围更宽、更广，其意义也更加深远。因为它是在中国面对全球形势的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化与沿线国家合作的背景下提出的。今日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正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引领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理念是秉持“共商、共享、共建”原则，以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开放包容、合作交流、互利共赢”为根本宗旨，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为核心内容[6]。这就表示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所提出的对外贸易政策，既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又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坚持开放合作、市场运作，又倡导和谐包容、互利共赢，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以及海纳百川的广博胸怀。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正努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民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汉至唐，自宋至明，凡是中华民族兴旺之时，古代丝绸之路便皆迸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热爱和平中华民族便会一次次地通过丝绸之路进行通商贸易、文化交流，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一道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目前，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需要进一步运用自身力量，推动世界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提出可谓正当其时。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1月4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时，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及其对我国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的关系，他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利益结合起来。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近睦远交，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7]” 2017年5月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2018年9月3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北京举行。截止到2018年底，我国已经同100余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近12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协议。这便是正在处于复兴中的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责任担当。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被纳入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制定的重要决议中。“一带一路”倡议已然取得广泛共识，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十分良性的发展态势。

四、历史启示录

20世纪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专著《历史研究》中指出，“根据我的预测，到整个人类形成单一社会的时候，世界能够实现统一。在已经进入原子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恐怕已经不能通过军事征服来实现了。我所预想的这种和平统一，将是以特定的地理、文化的基轴为中心形成的结晶。我预感到这个基轴不在美国、欧洲或苏联，而在东亚。数千年来，中国人在政治文化方面，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更加一贯地团结了数亿人民。他们显示了这种政治上、文化上的技术，取得了这方面鲜有的经验。这种经验正是当今世界所绝对需要的。因此，中国人如能够同东亚各民族携起手来，就将在这种不可缺少而又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8]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热爱和平，并且有着强烈地历史责任感和现实关怀。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与近代以来欧美诸国的大国崛起之路决然不同，欧美诸国在近代的崛起总是伴随着枪炮战争的血雨腥风，而热爱和平、向善友爱、包容共鉴、和谐共生的中华民族绝对不会走上欧美诸国的历史老路中去。古有路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今有“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这便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和平和发展所提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当前，世界经济气候风云变幻。越是在前景不确定的时候，我们越是需要坚定信心。历史经验和经济规律告诉我们，世界经济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但增长终究是趋势。‘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带来巨大机遇。”[9]习近平主席的这番话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对世界的责任担当。“一带一路”历经六年的发展已初见成效，这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只要沿线各国和衷共济，就一定能够在古代丝路基础上，谱写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让沿线各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共享“一带一路”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果。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19级博士、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中级馆员靳潇飒；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信息咨询部靳文飞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一带一路”[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第1版.

2.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3.（汉）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2016年1月版.

4.（元）脱脱.宋史[M]，中华书局，1985年6月版.

5.郑彭年.丝绸之路全史[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

6.陈燕.丝绸之路历史回顾与“一带一路”新发展[J]，《长春大学学报》第29卷第5期，2019年5月.  

[1]《史记》卷三〇《平淮书》. [2]《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3]郑彭年：《丝绸之路全史》第1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 [4]习近平：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习近平谈“一带一路”》，第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第1版. [5]习近平：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习近平谈“一带一路”》，第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第1版. [6]陈燕：丝绸之路历史回顾与“一带一路”新发展，《长春大学学报》第29卷第5期，2019年5月. [7]习近平：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习近平谈“一带一路”》，第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第1版. [8]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9]习近平：“一带一路”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习近平谈“一带一路”》，第79—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