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的诞生

第三代导演的活跃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5年文革前为第一阶段。优秀作品有成荫的《南征北战》，水华的《白毛女》，崔嵬的《青春之歌》、《小兵张嘎》，谢铁骊的《早春二月》，谢晋的《女篮五号》等。第二阶段是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除了《创业》、《海霞》、《闪闪的红星》几部较好的影片之外，故事片创作几乎一片空白，中国电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第三阶段是文革结束后，已过中年的第三代导演拍摄了大批佳作，进入艺术上的丰收期，如《芙蓉镇》、《鸦片战争》、《骆驼祥子》、《边城》、《春桃》等。第三代导演的创作时期也是中国电影的曲折发展时期。

第四代导演--中国电影的夹缝生存者

第四代电影人大多是文革前北京电影学院、上海电影学校毕业生构成的创作群体，他们的创作生命是从1978年以后几近不惑之年才开始的。在第三、第五两代人的夹缝中，他们以稳健的创作实力探索奋斗，很快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并有持久的艺术后劲。 整个第四代的创作高潮是伴随着电影和戏剧分家的讨论和对历史的反思进行的，农村渐渐成为他们作品的中心题材。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有谢飞、郑洞天、张暖忻、黄蜀芹、滕文骥、黄建中、吴天明等。他们与第三代、第五代导演一起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第五代导演--中国电影的第二次春天

第五代-----是指1982年自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导演系学生（后来扩展到摄影系、美术系），包括张军钊、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张建亚、黄建新等。其中张军钊1983年的《一个和八个》在广西厂率先举起大旗，一发冲天。而后陈凯歌接连拍出《黄土地》（1984年）、《大阅兵》（1986年）、《孩子王》（1987年），田壮壮拍出《猎场扎撒》（1985年）、《盗马贼》（1986年），吴子牛呈上了《喋血黑谷》（1984年）、《晚钟》（1988年），1989年张艺谋捧出了让国内外观众、评论界集体大惊失色的处女作《红高粱》，至此，第五代的影片告一段落。

第五代”年轻电影人因为历经文革浩劫，在动乱底层顽强搏击，重返校园后系统学习电影专业知识，接受当时流行的西方哲学、美学思潮，形成新的价值观、美学观——这些反规范的精神品格，与当时整个文艺领域的强烈主体意识、反思思潮相适应。有深厚的生活积淀，他们的影片才如寒冬后嫩草，新鲜独特。正如陈凯歌所说：“所有的一切，都与创作者的经历与感受分不开的。十年忧愤，四载攻读，而后一泻而出，能不令‘六宫粉黛无颜色’”“感于先而后工于形，今古佳作无别”（陈凯歌《秦国人》《当代电影》1985年第4期）

第六代导演--中国电影的异军突起

第六代导演也开始漫漫浮出水面，令人欣喜的是出现了很多知道关注的影片，同样也出现几位被世界记在心里的导演，例如王小帅的《十七岁单车》，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张元的《过年回家》，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三位导演，他们作为第六代的领军人物，没有让国人失望，每一次都是满载而归。中国第六代导演的另一个共同特色是：他们都各有话说，但是并没有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如何了不起的「大作品」（这是陈凯歌的大毛病）。现代生活日趋多元，其意义已经不是任何「大历史」或「大叙述」的模式所能概括。第六代导演所叙述的故事，是他们各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如果能大量的呈现出来，才能显露出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多元生机。

第七代导演—在夹缝中诞生

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国产影片今年春天陆续推出，其中有几部将于近期在广州上映。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影片都是所谓“第七代导演”的处女作。“第七代导演”，其实是个很不规范的概念。因为这一称谓既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也没有广泛流传；这里所归纳的导演群体，目前也尚未形成一个可以归纳为“代”的较为统一的性格、风格和流派，更没有诞生像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导演，或者像《黄土地》、《红高粱》这样的代表作。这里所谓的“第七代导演”，是指在新千年之后走上导演岗位，开拍第一部电影的“新生代导演”。他们多是７０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的电影的基本命题、所关注的对象，以及表现手法、风格，都与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作品有所不同，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新的电影意识的诞生，对此，第七代导演的领军人物，80后的新锐导演兰若一言以蔽之：“也许，由于我及和我有同样背景的导演，作品极大颠覆第五代导演的传统，与第六代导演相比，有更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主张迎合市场，又不放弃自我，人们对我们这批人，实在难以找到准确定位和归类，索性以“第七代导演”命名。我认为，年轻，有想法，有锐气，有个性，对电影事业执着追求的导演，都可称为‘第七代导演’”。

不管他们此后是否有足够的实力，与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一样壮大为一个新的导演群体，成为中国电影新的中坚力量，他们自诞生之日起为中国电影所带来的清新空气和新的希望，始终都是值得期待、令人欢呼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