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维民：中国古代国家经济治理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摘    要：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当代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中国古代国家经济治理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中形成并汲取了百家争鸣各家思想，主要包括农本思想、民本思想和政府干预思想。这些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治理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代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政治实践中，我们受其启示，就应该坚持习近平总书记的“三农”治理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坚持更好发挥政府积极作用的治理思想。

作者简介：景维民(1956—)，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婷(1989—)，女，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专题研究”，项目编号：16JJD790028;

Abstract：

What kind of governance system a country chooses is determined by the country's historical heritage, cultural tradi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is determined by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The contemporary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re the logical resul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thought of economic governance in ancient China was formed in the era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absorbed hundreds of ideas, including agricultural ideas, people-oriented ideas and idea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ese ideas hav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governance thought of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political practice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we should be instructed by the three nong governance thought and the people-centered governance thinking,and adhere to the governance ideas that emphasize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

thought of economic governanc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conditions; humanistic thought; agricultural-oriented thinking; idea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中国经济治理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与实践基础，其内容丰富，不仅包括先秦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也囊括了历朝历代在国家治理的政治实践、制度变革中的经济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既有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制度变革的政治实践，也有《盐铁论》《皇朝经世文编》等经济思想著作，无论是经济制度变革还是经济著作，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并为古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我们不仅要借鉴国外国家治理的文明智慧，更要从我国历史中汲取营养，总结古代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来照鉴未来。结合当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梳理古代经济治理思想对当代中国具有重要启示。

一、中国古代经济治理思想的形成背景

恩格斯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1]先秦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既有新兴地主阶级的兴起，也有各诸侯国不断争霸，民不聊生。为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社会经济壮大国家实力，各诸侯国广纳贤才，针对国家治理产生了丰富的思想。各种国家治理思想在相互批判、吸收与融合中不断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兴起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其中最著名的有道家、儒家和法家。他们的经济治理思想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首先是社会的动荡不安促进了社会变革。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落维护其统治的王道废败，出现了“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局面。各诸侯国为夺得中原霸主的战争最终打破了周王朝一统天下的政治格局，致使周王朝迁都，并出现了春秋五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代替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伴随着社会动荡，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地主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国家权力也从周王室手中落到各诸侯国手中，呈现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和“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不断，经过二百多年的战争动荡，整个社会由楚、燕、秦、齐、赵、魏、韩等七个大诸侯国以及为数不多的小诸侯国构成。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促进了社会变革，地主阶级开始走向政治舞台。

其次是铁器与牛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恩格斯认为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2]。“有耕犁(带铁)以后,大规模耕种土地,即田间耕作,从而使食物在当时条件下无限制地增加,便都有可能了”。“清除森林使之变为耕地和牧场,如果没有铁斧和铁锹,也是不可能大规模进行的。”[2]22铁器的使用与牛耕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大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从春秋初年冶铁技术的发明到战国后期铁器使用的普及，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伴随着铁器的使用，牛耕技术也出现并得到极大的推广使用，铁犁牛耕极大地提高了农业产量，根据历史记载，李悝认为战国时期百亩地能够生产粟33石4斗4升，农业产量得到了质的飞升。

最后是百家争鸣提供了丰富的经济思想。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各国君主容许多种不同的学派、不同观点的存在，比如重法黜儒、尚农折商等思想，各家经济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及其从中发展而来的税赋思想等等，不同思想的并存与碰撞为中国古代治理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渊源。比如道家的道法自然经济思想，主张民众的经济活动应该遵循自然规律而进行，在个人修养上要清静无为，在国家治理上应“小国寡民”，道家同时也反对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的刑政，各家思想在互相碰撞中得到丰富发展。纵观古代经济社会，在各家思想基础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经济治理思想。

二、中国古代经济治理思想的主要观点

伴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和时代交替，道家经济思想、儒家经济思想以及法家经济思想应运而生，虽然古代经济治理思想纷繁复杂，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农本思想、民本思想和政府干预思想。

（一）农本思想

“农业是全部古代世界的一个决定性的生产部门”[3]，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发展农业经济是立国之本，国家的图强之术。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石斧石刀砍树烧荒式农业到春秋战国的铁犁牛耕式农业，小农经济一直占据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地位，并形成了丰富的农本思想。

古代农本思想不仅仅是古代社会单纯的农业经济思想，也是中国古代的价值观，在中国古代经济治理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思想涵盖了人民物质生活、社会稳定和富国强兵三部分。首先是农本思想强调重视农业生产从而对人民的物质生活提供保证。《管子·轻重甲》中，“一夫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充分强调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汉景帝的重农诏书也强调：“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源)也。”（《汉书·景帝纪》）从农产品的自然属性与使用价值方面也再次证明农业是国之根本。其次是农本思想强调农业是国家政权兴亡以及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礼记·王制》中指出：“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其将农业生产提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孔子主张“足食”，认为这是为政的首要任务，此后“足食”成为了历代统治者衡量经济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准。此外古代国家的赋税徭役都靠绝大多数农民承担，农业生产状况和农民的生活状态直接影响国家经济与安危，发展并保护农业生产是统治阶级的首要任务。农本思想还强调了重农对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商鞅说：“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管子·权修》），充分说明了古代战争与农业的紧密关系。农业生产为古代战争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和物资，也成为古代奖励军功的措施，商鞅的“耕战”政策规定，凡是作战有功者，按斩首数量授予爵秩，并根据战功占有相应的奴婢、田宅。

纵观先秦时期由重视农业到农本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我国古代农本思想主要揭示了一个客观经济规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既解决人民的衣食、农副产品，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还能奖励军功，稳定社会，保障国家安全。在我国历史上，每一个新兴的封建王朝改朝换代渡过劫难之后，“都无一例外地要奉行‘农本’政策，采取诸如奖励垦荒、解放奴婢、安置流民、分配土地、抑制兼并、兴修水利、轻徭薄赋等重农措施来振兴农业生产。”[4]如此来以农建国，以农富国强兵。农本思想在古代社会中呈现勃勃生机，创造了诸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乾隆盛世”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古代农业文明。

（二）民本思想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古文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的古训深刻揭示了古代民本思想的内涵，即民众是国家统治的根本与保证。诸子百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其所倡导的民本论最为详细具体，成为整个古代社会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为维护国家稳定与社会发展都极力推崇民本思想，将其最为国家治理的价值观，在政治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民本思想的内涵随着历史变迁不断发展更新，梳理整个民本思想前后，其内涵主要包括重民、养民和富民思想三个部分。重民思想强调统治者是“以小民受天永命”（《尚书·召浩》），民众在促进社会生产、维护社会稳定等一系列国家治理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为促进国家安宁社会繁荣稳定，必须重视民众的作用，达到“固本”以“宁邦”，这也成为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重民思想主张民是国家之根本，例如孔子“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礼记·绷衣》）。在治理国家中孔子强调要重视四件大事，即“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并要求统治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礼记·大学》）。在重民的同时，把民众与一定的社会经济联系起来，重视民众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就是养民思想所要求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漠》）来源于《尚书》，这句话明确提出了统治者要维护自身统治必须要“养民”，要“闻小人之劳”“知稼穑之难”（《尚书·无逸》），关心民众的生存与生活状况。在养民思想方面,诸子百家都有独到的见解，其中孟子提出的“仁政”,让百姓有田可耕备受后世推崇。“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滕文公》）孟子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养民的目标，即“黎民不饥不寒”和“使民养生丧死无憾”。民本思想在提出重民、养民思想的同时，为了民心归于国家，从社会福祉出发提出藏富于民的富民思想。富民思想要求民众能够足食、足用、足财，“有贤君作,能致小康”（《河南程氏遗书·明道先生语一》）。孟子关于富民思想有独到见解，他提出“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并把民众的贫富与国家安危辩证地结合在一起。

民本思想成型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经过秦汉至明清的整合发展，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贯穿整个古代社会的国家治理。民本思想的重民、养民、富民思想在国家治理中影响深远，其政治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重民思想的“安民立政”深入国家治理思想中，汉朝统治者重视并应用民本思想，在国家治理中施行了“与民休息”的民本政策,两汉君主诏劝农桑，并废除苛政，对待民众赏赐民爵和布帛，在国家过程上停建劳民的工程，并赈济穷困的鳏寡孤独等,成就了“文景之治”。在养民思想的指导下，晃错提出了“贵粟养民、垦荒减租、入粟拜爵、三十税一”（《汉书·食货志》）等一些具体养民措施来巩固国家治理。而在各类国家治理的富民实践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盐铁会议,盐铁会议所提出的由民间兴办工商业,并藏富于民备受后世推崇。“宝路开即许民兴办工商,则百姓赡而民用给,民用给则国富”（《盐铁记·禁耕第五》）。把盐铁之利归于百姓，百姓自由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的良性循环，藏富于民。

（三）政府干预思想

我国古代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导，为维护农业的发展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保持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封建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干预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后世历朝历代在对国家经济进行干预制定措施时往往借鉴这种政府干预思想，从客观上来说，当代国家治理的宏观调控思想也与其有着渊源接续的联系。古代政府干预思想来源于“轻重论”思想。所谓“轻重论”就是国家从宏观层面进行管理与调控社会经济的理论，在商品的流通领域以及部分商品的生产领域，国家利用商品货币流通规律直接参与其市场活动，从而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全方位干预与控制。

古代政府干预思想主张国家通过经济集权，由政府直接参与商品流通与部分商品生产，利用商品流通规律调控市场经济，在政府干预中轻重论者认为其最终效果要达到“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5]的依赖政府状态。轻重论者通过总结商品货币流通规律，以“轻重御天下”为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理论与政策，成为古代政府干预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政府干预内容方面，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在市场经济的基本工具设置上，轻重论者结合农业经济实际，把谷物与货币设置为基本工具，即“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第二，轻重论者将市场经济实际流通的货币、谷物与其他商品进行总结比较，根据其供需关系提出了其比价关系，即“谷重而币轻，谷轻而币重”；第三，轻重论者指出价格与供需之间的关系，如“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在政府干预政策方面，与政府干预理论相对应也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主张国家控制货币和谷物，货币可以控制谷物价格，如此一来国家可以通过垄断来控制国家经济，即“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6]。其二主张利用商品价格波动来影响市场的政策，根据《揆度》所述：“物藏则重，发则轻，聚则寡，散则多”，利用商品供求与价格的关系，“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但政府通过价格来影响经济不是随意为之，也是尊重市场价值规律的，正如《国蓄》所述：“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贵。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其三政府实施盐铁官营的政策，通过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必需品进行垄断，以此调控经济，提高财政收入，巩固国家治理，如《轻重甲》记载：“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菜，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古代政府干预思想通过对商品货币流通规律的把控进而有效调控市场，在其调控领域上也从单一的农业领域转移到调控农业与商品流通的多元化领域，这不仅仅是政府干预思想的发展，也是整个经济思想发展史的进步，并在国家治理中取得良好成效。唐代是我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政府干预思想的影响下，采取专卖领域的经营，实行常平仓法、参与公廨本钱的借贷贸易等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唐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最具代表性的是唐德宗两税法改革。在两税法改革中最突出的效应就是国家不再干预农民的具体经营，如此一来,促进了地主和自耕农自主经营权的扩大，商品市场中农业商品种类日益增多，极大地促进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两税法中以钱定税的原则，不仅增加了市场中货币流通量，也进一步促进了农民在商品经济中发挥力量。

三、中国古代经济治理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中国古代经济治理思想，是治国理政经验大厦之上熠熠生辉的智慧明珠，凝聚着历代先人运用经济思想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是当前我国国家治理可资镜鉴的宝贵历史财富，对现代化国家治理思想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借鉴古代农本思想，治理当代“三农”问题。我国虽然历史悠久，社会也经历了成百上千年的发展演化，但农业大国的国情没有变，人口结构没有变，所以“农本”思想中的重农思想也应该加以借鉴。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首次将农业称为“本”。他指出，富国的唯一途径在于农业建设，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而农民是农业之根本。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工作，他在梁家河的插队经历使他更了解农村情况，对“三农”问题有独到见解，他曾撰写《务必执政为民重“三农”》《务必以人为本谋“三农”》等数十篇文章，并在系列重要会议和考察调研中，提出许多当代“三农”问题的新思想新理念。结合我国人口基数大的基本国情，深入考察“三农”问题的客观现实，继承并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农本”思想，由此形成了科学系统的习近平“三农”思想。在国家治理中，应该坚持习近平总书记的“三农”思想，针对新时代“三农”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心之一。

其次，借鉴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包括重民、养民和富民思想三个部分，强调重视民众的作用，为民众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当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更是结合新时代我国基本国情符合共产党根本宗旨的创新性发展思想。在国家治理的政治实践中，依据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们进而认为借鉴古代民本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应该着眼于城乡的社会保障，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坚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健全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民生建设；在民众教育、高质量就业和民众健康方面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

最后，借鉴古代政府干预思想，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干预宏观经济的思想十分丰富，根据上文中的梳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通过收购和抛售等手段来调控粮价油价，用货币政策平抑物价，通过刺激消费来增加就业，缓解社会失业问题等宏观调控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效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政府干预”在现代社会中，其实就是借政府力量和政策性干预，来维护社会公正和经济的正常运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只是一个旁观者。市场经济并不排斥计划，也不拒绝宏观调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7]。十九届四中全会进而明确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现代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在于政府注重对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宏观把控，这种把控的关键就在于政府如何发挥自己的守夜人角色进行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我们认为通过政策和法规，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为企业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引导企业合理竞争。要坚持“放管服”改革，坚持减税降负的税收改革基调，围绕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调控目标，提高国家治理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参考文献：请查看中国知网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