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图鉴：个体化明显增强，单身、失婚“一人户”大增

当前中国社会变化的最大特征是人口结构的转型——从成长型人口转变为静止型人口，然后转变为缩减型人口。进入21世纪，中国人口转型速度日趋加快——在短短20年内，已从成年型人口转变为老龄化人口，然后又转变为老龄型人口。

当前青年人口（14～35岁）的结构变化，决定着未来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结构变化。而人口结构一经形成，就成为结构化力量，不可能在短时间发生改变，所以，青年人口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形成重要影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为我们提供了非常详实的数据，对这些数据的趋势性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当前青年人口的新特征，有针对性地出台一些支持青年发展的社会政策，这对激励青年顺利成长，有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面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

总体

城乡青年人口比重与出生率倒挂

从图1可以看出，在所示国家中，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长期趋于降低。应该注意的是，中国0~14岁人口占比下降的速度最快。到目前为止，印度、巴西、美国等国该年龄段人口占比都高于中国，仅日本的少儿人口占比低于中国。

到2020年，日本0~14岁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2.45%。中国这一数据是17.71%，美国是18.37%，越南是23.19%，印度是26.16%。由于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决定着未来青年人口的数量，所以，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未来青年人口的数量将长期处于缩减态势。

虽然2021年中国出台了“三孩政策”，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制度红利还没有及时释放出来，最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仍在持续降低。长此以往，未来人口的缩减态势将逐步结构化。

这就是说，由人口金字塔底部造成的老龄化，将持续影响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人口走势。表1为我们明确展现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这种缩减型态势。

第一，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降低。

在“全国”层面，15~35岁年龄段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33.51%；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下降到27.18%(下降了6.33个百分点)。

在“城市”，15~35岁年龄段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39.33%，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下降到32.14%(下降了7.19个百分点)。另外，从2010年到2020年，两次人口普查发现镇的青年人口占比下降了6.85个百分点，农村的青年人口占比下降了8.2个百分点。

青年人口占比的萎缩，将直接导致未来“36~64岁”成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的上升，由于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趋于大增。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展示的这种变化趋势，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所展现的变化趋势高度一致。

第二，城市青年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相对较高，镇次之，农村最低。

虽然农村的出生率高于镇和城市，但青年人口的流动率远远大于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这使以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青年人口占比高于镇和农村。反过来说，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下，尽管农村户籍人口的老龄化远远低于镇与城市，但农村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率，却反倒是农村高于镇与城市。

农业的机械化程度越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资源越稀缺，则农村青年人口的城镇化率会越高。现在，农村青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29.6%降低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21.4%。

第三，生育政策的改革，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0~14岁少儿人口的比重。

从表1的“0~14岁”栏可以看出，第六次人口普查农村少儿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与第七次人口普查农村少儿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没有太大变化，但镇的少儿人口占比却从2010年的16.9%上升到2020年的20%，城市从2010年的12.23%上升到15.71%。

这说明，一方面是人口流动和随迁子女的进城增加了镇和城市少儿人口的占比，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镇和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补偿性生育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红利。这预示着未来少儿人口与青年人口的城镇化率都将继续增加。

第四，青年人口进城，将加大原生家庭与随迁家庭的分离度，增加中国家庭的总户数，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国家庭的户规模。当然，青年人口未婚率或离婚率的上升，也会降低家庭户规模的人口数。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中国家庭户人口规模已经从2010年的3.1降低到2.62。因为东北地区人口持续流出，故黑龙江省的家庭户人口规模只有2.13，辽宁省为2.19，吉林省为2.25。而上海市和北京市则分别为2.38和2.3。

教育

教育红利倒逼产业升级

青年人口规模占比的缩小所形成的结构性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所创造的机遇耦合在一起，提升了青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这些与青年人口教育相关的结构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大学扩招为青年人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受教育机会。

大学的连年扩招扩充了整个青年人口的受教育机会，增加了其人力资本。这形成高位巨大拉力——即以大学入学率的提升激励初中毕业生继续升学，从而拉升了高中阶段的入学率。

所以，大学扩招带来的影响，既激励家庭投资高中教育，也向上延递研究生教育，增加新生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年数。现在，中国既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世界大学阶段学生数量第一大国。

1978年大学招生人数为40.2万人，1980年为28.1万人，2000年猛增到220.6万人，2010年达到661.8万人，2015年达到737.8万人，2020年达到967.5万人，因为大学招生人数的扩充，2020年研究生招生人数也达到110.6万人。

第二，少儿人口增速的下降降低了随后各个年龄段青年人口的入学压力。

中国青年人口人均受教育年数的增加，一方面来源于大学扩招，另外一方面来源于各学龄年龄段人口数量的减少。从表2可以看出，自1980年以来，中国每年出生人口数长期处于波动下跌通道。

在20世纪80年代长期处于2000万之上，1987年出生了2508万人，达到高峰。20世纪90年代逐渐下跌，到1999年降低到1827万人。在21世纪的头十年继续下滑，下滑到2009年的1587万人，这逐渐引发学术界对人口政策的讨论。

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再到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出生人口下滑的态势，但在叠加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后，2020年仅出生了1200万人，2021年更是降低到1062万人，不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一半。

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每年出生人口的减少，再伴之以幼儿园数量的增加，提升了学龄前儿童的入园率。在巩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入学率的同时，也提升了高中阶段的入学率。

另外，2020年普通高中的毕业生人数下降到786.5万人，2020年大学招生人数达到967.5万人

这就是说，在2020年，大学招生人数已经大大高于普通高中的毕业生人数。如果没有社会青年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毕业生的报考，有些大学就招不满计划招生数。事实上，有些民办大学现在就已经面临招生不足的压力。

第三，家庭子女数的减少提升了父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支持能力。

在家庭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子女数越少，父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越不具选择性和偏好性。如果只有一个或两个子女，则家庭会将所有预期教育投资集中于仅有的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正因为如此，在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家庭子女数之后，父母亲既加大了“孩均投资力度”(将家庭教育投资集中在仅有的孩子身上)，也消除了来自于农业社会的男孩投资偏好惯习。

这就直接导致了这样两个结果：其一是各年龄段学龄青年的受教育年数普遍延长；其二是男性与女性受教育年数差距不断缩小，甚至于女性的受教育年数正在超过男性。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最显著变化。

从表3可以看出，在2020年，在校硕士研究生中女性占比达到52.53%，在校本科生中女生占比达到53.7%，成人在学本科生中女生占比达到60.62%。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在本科教育阶段，在校女生人数已经超过了在校男生人数。但在在校大专生和在学网络本专科中，则是男生人数大于女生人数。

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越大，则女性为赢得较优就业岗位而不得不进行学历竞争，这是教育扩招与劳动力市场作用的必然结果。

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能够用于教育投资的份额越大，家庭子女数越少，则家庭对女孩教育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家庭投资选择作用的必然结果。

另外，从表3中还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15再到2020年，无论是硕士研究生、普通本科生还是普通专科生的招生人数都在猛增。

从表4可以看出，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青年人口占比最高。对比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发现，经过最近十年的努力，中国青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有了长足提高。

青年劳动力文凭结构的变化，将从供给侧倒逼需求侧结构的改革。中国必须通过科技创新而完成产业升级过程，藉此以创造更多适宜于青年劳动力人口的就业需求。如果教育红利不能转变为就业红利，则青年的教育获得就很难通过社会流动渠道的扩展而实现教育收益。

家庭

各学历水平单身率均大增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中国在1980年结婚的现存活人口中，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4.50岁，女性为22.74岁。在2020年结婚的人口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

初婚年龄的推迟，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中最直接最显著的社会反应是夫妇生育子女数的减少。

一般来说，女性的生育旺盛年龄介于15~35岁。如果初婚年龄越接近30岁，则留待青年人口婚后的生育年龄段就越短。这会在结婚的青年人口中产生一定数量的“丁克家庭”(在整个婚姻维系期间，都是一对夫妇生活的家庭)。

从表5可以看出，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三人户”占比最大。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镇与城市，“三人户”都是占比最大的户类型。但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三人户”的占比数量迅速下降了。

城市的“三人户”占比仅仅为22.35%，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3.16%下降了十多个百分点。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二人户”成为占比最大的户类型，在农村、镇与城市中，“二人户”都居于首位。

而最大的变化则来自于“一人户”这一列的变化。

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城市的“一人户”占比为17.95%，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增长到27.53%；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镇的“一人户”占比为14.1%，到第七次人口普查增长到23.81%；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农村的“一人户”占比为12.44%，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增长到23.96%，这意味着在城市、镇和农村几乎都增加了约10个百分点。

“一人户”的增加是社会趋于个体化的最强征兆。

“一人户”占比上升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其一，青年人口的结婚率降低了，这使法定结婚年龄与平均初婚年龄之差越拉越大。

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法定结婚年龄的变化不再影响整个社会的结婚率，也不再影响家庭的存在方式。那种希望通过降低法定结婚年龄而刺激生育的想法，已脱离青年一代的现实需求。

其二，夫妻双方在人户分离中增加了“一人户”的比率。其三，配偶死亡或离异造成“一人户”。

如果说配偶死亡是老年人形成“一人户”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离异是青年有婚配史人口形成“一人户”的主要原因。从最近几年离婚对数与结婚对数的比值可以看出，离婚所造成的“一人户”所占比重正越来越大。城市越大，城市的包容性越强，每年的离结率——离婚对数与结婚对数的比值就越高。

其四，现代科技与劳动力的结合，不再易于形成熟人化生活社区，也不再易于形成超大规模的工作熟人化生产劳作单位。

工作单位的小型化、科层制的细密化、法定劳动时间的缩减、依靠互联网建立的虚拟办公室、不定时工作参与制度的形成等，解构了原有社会结构，使男女两性不再需要相互依靠、不再需要继续维持家庭必须的性别分工而能够正常生活，这也固化了已有的“一人户”生活方式。

表6为我们呈现了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与单身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管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还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其中显现的一个共同趋势是：伴随学历水平的提升，单身率也趋于上升。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在各个不同的学历水平上，其单身率都有了长足的拉升。

总体而言，现代化已经并将继续推进社会个体化趋势。当前，发达国家的个体化趋势强于发展中国家。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个体化趋势强于中小城市，中小城市的个体化趋势又强于农村地区。

劳动力市场对工作技能的要求越高，需要学习的社会必要时间越长。觅职或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的难度越大，平均初婚年龄也会越大——这是整个社会呈现个体化趋势的主要原因。

总结

从拼大学到“卷”名校

通过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总人口结构中，青年人口占比日趋降低。青年人口占比降低的结果，意味着新增劳动力人口难以补足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口，这将持续降低劳动力人口的比重。

第二，各年龄段青年人口规模的紧缩，还会直接导致每年登记结婚对数趋于降低。未来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每年的初婚登记对数都将处于递减态势。

第三，人口金字塔底部的紧缩，既会减少相应出生同期群进入九年义务制阶段时期的招生生源，也会减少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学龄青年人口。

第四，在大学教育大众化之后，青年人口的学历竞争就延伸到研究生教育的竞争中。

不管是原来的“985”与“211”大学，还是当前的“双一流”大学，都在教育竞争分级中形成导向，成为影响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分流机制。伴随现代化的推进，也伴随教育扩招的影响，教育对劳动力的分流作用，将不再简单以有没有上过大学形成文凭标签，而会以“上过”或“没有上过”名校形成文凭标签，更会以研究生、本科生和大专生等区分文凭标签。

第五，对于青年人口而言，社会个体化趋势日渐使其脱嵌于原有的实体社会结构。中国青年适婚人口的单身化趋势，肯定会逐步增加非婚生人口的比重。

第六，老龄化与青年夫妇的少子化趋势，将不仅消解中国原有的家族关系，还会日趋消解原有的家庭关系。

©️本文摘编自《中国青年人口的新特征——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原文发表于《青年探索》2022年05期P5-16。

原文作者：张翼

原标题：《中国青年图鉴：单身、失婚“一人户”大增 女性更“卷”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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