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击手》：这场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狙击战，终于上了银幕

影片根据抗美援朝战争“冷枪冷炮”运动中神枪手群体事迹改编。1952年冬至1953年初，中国人民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形成僵持，双方发起了低强度的密集狙击战，史称"冷枪冷炮运动"。

狙击手，小部队。

打得敌人心胆寒。

英雄战斗，敌人鼠窜，

狠狠打它几仗，停战定能实现。

这是1952年的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冷枪冷炮运动”中，狙击手们曾写下的顺口溜。

所谓“冷枪冷炮运动”，是根据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文中的安排，即打小歼灭战，“零敲牛皮糖”，于1952年1月29日正式展开，截止1953年底，共歼敌5.2万人——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狙击战的最高记录。其中15军45师，既《狙击手》的原型部队在半年时间内，狙杀敌军5040人，537.7高地被美军称为“狙击兵岭”。

需要特别说明，当时志愿军基本没有狙击枪，为避免暴露目标，不能用望远镜测距，“狙击之神”张桃芳上前线时，入伍才一年半，只接受过2个月的射击训练。“冷枪冷炮运动”是一个奇迹，它理应被后代反复传颂，成为民族精神建构的重要元素。

《狙击手》堪称开了一个先河：它超越了娱乐片的框架，而是回归真实的历史，在狙击手“高大上”的形象背后，《狙击手》挖出了他们“庄稼汉”的一面，他们不是浑身高科技的半仙，而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的智慧、冷静、勇敢、才华，源于对国家的忠诚、对生命的渴望和对他人的爱。所以，《狙击手》能催人泪下。

从《狙击手》看张艺谋的叙事谋略

《狙击手》是个不容易拍的题材。张艺谋选择它，多少有“挑战”的意味——在旧叙事框架中，如何塞入自己的理解。

“狙击类”题材的难度在于：

首先，场景变化少。缺乏视觉元素刺激，观众易疲劳。

其次，单线叙事。故事必须沿着二人博弈的路线展开，变化空间小，很难逃脱传统叙事框架，变化小则落俗，变化大则突兀，这是难以突破的两难。

其三，感情戏难融入。感情戏在多线叙事中才见张力，在单线叙事中，常“一加就尬”。

张艺谋敢拍《狙击手》，可能事先已想好暗线：展现一名狙击手的成长历程。大永（陈永胜饰）是一名眼睛快、有优秀狙击手天赋的新兵，但他感情太丰富，易冲动、爱流泪，引起老班长刘文武（章宇饰）的不满。老班长不断训斥、收拾大永，想让他变得更坚强，可精神压力下，大永的灵性反而被遮蔽。

然而，看到战友一个个牺牲，特别是老班长与敌同归于尽后，全班只剩下大永一人，阻挡大永成熟的最后的那张窗户纸终于被捅破了——他采用了全新的狙击战术，在不断移动中消灭敌人，靠疯狂的奔跑与神准的枪法，大永最终干掉了美军的高级狙击手，取得完胜。

通过半路改换主角。前半部的主角是老班长，后半部的主角是大永，《狙击手》突破了传统“狙击类”影片的叙事俗套，但更重要的是，它暗中契入了一个中国化的故事原型。

情感震撼力从哪里来

好故事必须与原型故事相碰撞，才有真实感，才能引发更强烈的情感反应。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故事原型。

美国人拍“狙击类影片”，狙击手会像上帝一样无所不能，他参战的目的是拯救人间，而他遇到的困境多是伦理困境——当坏人劫持妇女、儿童时，该怎么办。总之，导演说谁是好人，谁就是好人，而坏人必然坏到无所不用其极，好人与坏人并不共享人类这一身份，通过“我们—他们”的强烈反差，获取戏剧性。

《狙击手》则更像一个武侠故事，成就大侠的不只有勤学苦练，还需特殊情境的激发。在《天龙八部》中，金庸笔下的段誉会“六脉神剑”，可有时能发挥，有时发挥不出来，历尽颠沛之苦，终于成就绝学。

在《狙击手》中，大永也如此——在班里，他本是边缘角色，老班长只派给他一些不重要的活做，比如接受记者采访，直到生死关头，老班长才说出心里话：你眼睛快，如果手也同样快，你会比我霸道。

仇恨与责任感唤醒了大永——他突然明白老班长教的那些技术的意义，那些死记硬背的东西突然被盘活，成为自我的一部分。最终，大永用老班长教给他的方法，消灭了最危险的敌人。

每个中国人都能理解这种升华，它是几千年来的随身功夫，是前贤对后人心灵的加持。对中国观众来说，大永的爆发并不意外，反而会被它蕴含的艰难、痛苦、挣扎，深深打动。

表面看，《狙击手》是一个不太新颖的故事，可为什么它能有如此强烈的情感震撼力？因为它体现出张艺谋对本民族思想结构、情感结构的深刻把握。

他们不是天才，但有大无畏的勇气

影片不是哲学，它需要把创作者的理解具象化，这就离不开真实感，《狙击手》在此表现不俗。

《狙击手》在原型是志愿军中的“狙击之神”张桃芳。刚上战场时，他表现不佳，但据他的战友、狙击手吕长青回忆：“张桃芳读过点书，人也长得精神，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机灵鬼。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睛不大，还总是眯缝着，但十几米以外的东西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种远视眼天生就是狙击手的料。”

张桃芳用的是步马枪，通用名为M1994式莫辛—纳甘，张桃芳当年用枪收藏在军事博物馆中，人人可参观——它没有瞄准镜，不能连发，一击不中，就很可能被对方反杀。因为它也是骑兵用枪，所以枪管短、偏差大。张桃芳成名后，一次狙击敌军两名士兵，瞄的是前者，却打死了后者。

据孙文晔在《张桃芳，朝鲜战场上的传奇狙神》一文。本文多处引用，不再一一说明，在专业研究者看来，张桃芳是神枪手，不是狙击手。

志愿军选择莫辛—纳甘，因苏联军队曾大量生产，许多枪没还派发给一线部队，“二战”就结束了，后转给志愿军。在开战“冷枪冷炮运动”命令下达时，上级特意指示：“我们坚决反对认为在现代战争中，步枪已经是落伍武器的说法。”

张桃芳第一次用莫辛—纳甘，竟在训练中打了三个零蛋。据吕长青回忆，那时候没有专业的狙击训练，班长直接把新兵带到前沿阵地，现场指点着怎么测距，怎么定标尺，怎么算提前量……然后就指着一个目标说“你练练”。

事实上，“冷枪冷炮运动”是一次“群众运动”，许多战士曾参与其中，他们都算不上狙击手，靠个人努力和悟性，成为“兵王”。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今天的观众已很难理解那一代人的豪迈与情怀，他们一无所有，却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与决心，正是这种未被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所污染的豪迈精神，撑起新生的共和国。

在《狙击手》中，大永看到战友一个个倒下后，向班长哭诉：“敌人有坦克飞机大炮，我们只有简陋的步枪，鬼子啥都有，咱啥都没有。”老班长刘文武大吼道：“老子还在！五班还在！”这比一万句口号，来得都更实在。

讲好故事的前提是讲好人

《狙击手》的故事多是虚构的，但张桃芳与美军狙击手对决是历史事实。

随着张桃芳适应了莫辛—纳甘，他曾在22天内用247发子弹消灭71名敌人，军长皮定均认为不可能，让作战参谋带着自己的皮靴去前线，说：“连着看他消灭3个敌人，要是真的，就送给他，要是假的，拿回来。”

作战参谋带着摄影记者王纪荣到了一线，王纪荣差点儿被敌军狙杀，张桃芳则一连狙杀了3名敌军，采用的正是《狙击手》中，“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术。于是，参谋将皮定均的皮靴送给了张桃芳。

为对付张桃芳，美军派出王牌狙击手艾克上校，他指挥两挺机枪进行火力压制，迫使张桃芳无法移动。艾克上校聚焦在张桃芳狙击台左侧，多次击发，张桃芳确信不是诱饵后，从狙击台右侧出枪，双方几乎同时击发，艾科上校的子弹从张桃芳的头上擦过，而张桃芳一枪成功。这与《狙击手》中的场景几乎一样。

被张桃芳狙杀的美军狙击手艾克上校

张桃芳的故事有一个传奇的结尾：他奉命回国前，背着皮靴去见军长皮定均，立正时，发出巨大声音，原来张桃芳没穿这双皮靴，每消灭一个敌人，就把一个弹壳放到皮靴中。皮定均问有多少弹壳，张桃芳说是211个。

皮定均说不够完美，你们团是214团，“你要打214个敌人，再打3个，一个也不要多，一个也不要少”。张桃芳二话没说回到前线，一小时后，他带回了三个弹壳，放在靴子中。需要说明的是，统计狙击战果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志愿军的规定是，射击后倒地15分钟不动，或被敌人拖走算死，背走算伤。

《狙击手》没采用这个“温酒斩华雄”式的桥段，它真实存在，在皮定均子女的回忆录中有记载，而是用大永孤身归来，将全片推向高潮。不再只是战争的悲壮惨烈，反而通过克制陈述，更动人心魄。连长高呼牺牲者的名字，而其他战友代答到的方式，将全剧推向高潮。这种“日常行为”与“特殊场面”的反差，近似留白，通过克制陈述，更动人心魄。

《狙击手》聚焦于小人物、小故事，以情动人，深得《英雄儿女》等佳作的三味：表现战争不是为了赞美战争，而是为呈现战争压力之下，我们的民族精神——热爱和平，重视集体，敢于牺牲，绝不屈服。在战争的苦难中，人性之光依然在闪耀。

校对 | 张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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