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松博文：一个中国女排不会忘记的人

大松博文，1921年出生，原先只是一个关西学院大学商学部毕业的普通青年。

1941年，战争的狂热席卷全日本，受“效忠天皇”的军国主义思想洗脑，20岁的大松博文入伍，跟随日军第31师团进入中国和缅甸战场。1944年，大松博文参加了“英帕尔战役”，奇迹般地生还，但那场让日军惨败的战役彻底改变了大松博文，让他重新思考了这场战争的意义。

“英帕尔战役”被不少东西方史学家认为是二战中日本陆军罕见的惨败战役：10万人主动发起进攻，2.5万人伤亡，另有大约3万人在溃退途中死去或失踪。由于日军最后在溃退途中被英中印多国部队不断围剿，死伤惨重，所以他们的溃退路线被日本国内称为“白骨街道”。

“英帕尔战役”被不少东西方史学家认为是二战中日本陆军罕见的惨败战役：10万人主动发起进攻，2.5万人伤亡，另有大约3万人在溃退途中死去或失踪。由于日军最后在溃退途中被英中印多国部队不断围剿，死伤惨重，所以他们的溃退路线被日本国内称为“白骨街道”。

1952年，侥幸生还的大松博文进入了日本贝冢纺织厂担任原料采购部经理。由于他在中学时打过排球，于是就成了贝冢纺织厂女子排球队的主教练。

在1950年的世界女子排坛，以苏联为首的人高马大的欧洲队伍占据绝对优势，其中苏联女排更是处于金字塔的顶端。而身材相对矮小，各方面身体素质都有欠缺的亚洲人似乎被人认为并不适合排球这项运动。

但大松博文以一家日本公司球队的主教练身份，上任之后喊出了一句口号：

“我要带出全日本冠军，以及世界冠军！”

当时大家都以为他是在吹牛皮而已。

但大松博文真的就按照这个目标去做了，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训练方法：“意志训练”。

他从全厂1242名女工中挑出了16名选手，然后在每天下午3点半工人下班之后，与这16名选手一直训练到半夜——每天如此，每月如此，每年如此。

整整十年，大松博文自己带头，和整支球队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他提出的口号是：“每天工作8小时，睡眠8小时，训练8小时”，但实际上，很多时候他和他的队员每天睡眠时间只有5个小时。队员们无论是感冒、发烧、生理期乃至骨折，一律不能请假。

为此，大松博文获得了两个绰号，一个叫“妇女之敌”，另一个叫“魔鬼大松”。

大松博文

大松博文

而大松博文并不仅仅只是进行“魔鬼训练”那么简单。

当时，世界排坛已经流行“六人制”排球，而日本一直打的是“九人制”排球。大松博文拜托友人找到“六人制”排球的相关资料并翻译成日文，自己再日夜钻研。针对亚洲人身材相对矮小、爆发力不如欧美人这些特点，发明了“滚翻垫球”这种防守方法，同时还发明了“勾手飘球”、“双手前臂垫击”等一系列世界排坛从来没出现过的新技术。

在三年的训练期间，日本外界对大松博文训练方法的质疑声一直不断，日本劳工组织也不断抗议，但随后，大松博文用成绩让所有质疑的人闭上了嘴：

之前名不见经传的贝冢纺织厂女排一举夺得全日本企业排球赛、全日本综合排球赛和日本国家体育赛三项大赛冠军——无论是业余队还是职业队，一律横扫。

而大松博文的目标早已不放在“全日本冠军”这个层级上了。

1960年，大松博文率领以贝冢纺织厂女排主力为班底的日本女排，参加了在巴西举行的第三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这是日本女排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这支之前在世界排坛被视为“弱旅”的队伍一鸣惊人，一口气杀入了决赛，只是最终不敌强大的苏联队，夺得了世界亚军。

然而，这个来之不易的亚军并没有在日本国内受到重视。女排回国后，并没有出现大家到机场来热烈迎接的场面，大松博文一气之下，把亚军奖杯摔在了地上。

他知道，在竞技体育世界里，只认第一，不认第二。而他也知道，此时的日本女排，已经具备了问鼎世界第一的实力。

1962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上，比两年前实力更强的日本女排更加势不可挡，将所有和她们遭遇的队伍都打了一个3比0，一路轻松杀进决赛。面对主场作战的老冤家苏联女排，身材矮小的日本女排以3比1将对手挑落马下，登顶世界之巅，震惊世界排坛。

从那时起，日本女排多了一个称号：“东洋魔女”。

大松博文和日本女排队员在一起

大松博文和日本女排队员在一起

在此之后，日本女排俨然已成为世界女子排坛的第一强队，横扫所有队伍，遇神杀神，遇佛杀佛——从1962年的秋天开始，她们在所有参加的160场国际赛事中保持全胜。直到1964年东京奥运会，她们再次以3比0轻松击败苏联队，捧得奥运会冠军。

大松博文在颁奖仪式后被队员抛起的那一刻，流下了眼泪，在观众席上的他的妻女，也泣不成声。

而大松博文不知道的是，彼时彼刻，在中国北京，一位通过电视收看了全程转播的中国人，陷入了沉思。

3

那名沉思的中国人，是国家总理周恩来。

1960年代，国际局势风起云涌，而中国国内也是暗流涌动。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却依旧有一件事放不下：

中国的排球运动，能不能搞上去？

1953年，新中国成立了中国排球协会，并于次年加入了国际排联。在1956年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排球锦标赛上，首次出征的新中国女排在16支参赛队伍中获得了第六名。

成绩已属不易，但与当时已跻身世界一流强队的日本队相比，差距还是不小的。

1958年，中国方面第一次邀请大松博文率贝冢女排访华，世界第六的中国女排被贝冢女排轻松打了个3比0。

尤其在日本女排横扫世界排坛后，让中国人陷入了反思：

“日本人不也矮吗？她们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说这句话的，正是周恩来。

在周恩来办公室的案头上，放着一本大松博文写的关于排球训练的书。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那段时间，他空闲时总会翻阅那本书。

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是有史以来第一届用卫星进行实况转播的奥运会。周恩来在电视机前收看了日本女排夺冠的全过程，然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再次邀请大松博文率日本女排访华。

1964年11月20日，大松博文率领贝冢女排由广州入境，正式访问中国。

周恩来宴请大松博文夫妇

周恩来宴请大松博文夫妇

在访问期间，大松博文带着这支队伍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进行了8场比赛，以及近20场公开训练课。

在友谊赛中，日本贝冢女排再次击败了中国国家女排，但这点并不太让人意外：这支企业女排的队员，基本上就是日本国家女排的主力班底。

让人意外以及印象深刻的，是这支日本女排的公开训练课。

大松博文在北京的第一堂训练课是他带球队到北京后连夜举行的，有3000多名中国观众和相关体育从业人员赶到了训练馆观看——他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训练场面：

大松博文站在网前，连珠炮一般将排球像炮弹一般扣向队员，第一记是场地端线的左角，第二记是场地端线的右角，就这样来回交叉。8名参加训练的日本队员不断奔跑，倒地，爬起，救球，然后不断大声呼喊口号为自己和同伴加油鼓劲。

一段时间之后，开始有队员体力不支倒地，3号谷田绢子在摔救超过130次后精疲力趴在了地上，但大松博文依旧把球往她身上砸去，最后连供球的队员都停止再递球，向教练求情，大松博文却依旧不肯停止训练。不少看台上的中国观众都看不下去了，说这是“帝国主义的压迫”。

12月4日，日本贝冢女排在上海的公开训练也吸引了近4000名观众观看（主要是体育工作者），整个训练过程长达3个半小时，以2号队员宫本惠美子为例，一共做了409个动作，其中摔救动作为243次——这种训练强度，中国的教练和队员闻所未闻。

在上海的那次公开训练中，7名中国女排队员也加入了训练。图为大松博文在给中国女排队员喂球。

在上海的那次公开训练中，7名中国女排队员也加入了训练。图为大松博文在给中国女排队员喂球。

当时新华社的报道中还有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描写：

“整个训练一直由大松亲自带领。据粗略统计，他在三个半小时内，仅扣球一项就做了两千多次。贝冢队队员参加完一项训练，还可以稍事休息，而大松几乎一刻不停，不断扣球，送球。到训练结束时，他已经汗流浃背了。”

大松博文的这次率队访华，在中国体育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这种训练强度要远远超过比赛强度的思路和实际操作方法，给了中国体育从业者很大的启发。

而作为周恩来，他还有更进一步的想法：

把大松博文单独请过来，静下心，好好指导一下中国的女排。

4

1965年4月15日，上海，南市体育馆。

大松博文双手叉腰，站在了体育馆的中央。在他的面前，是一支经过全国范围选拔的中国女排联队。

大松博文的开场白是：

“我告诉你们，我就是魔鬼。如果完不成我的训练，我绝不客气！”

此时的大松博文，已经辞去了日本女排国家队的主教练职务，留下了一个神话般的“175场国际赛事连胜”的奇迹。不过，虽然大松博文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来华指导邀请，但他最初是有些看不起中国女排的：在日本女排横扫世界排坛的时候，中国女排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但他在两次访华过程中，被周恩来深深感染了，不仅仅是在人格魅力上，更是在专业素养上——周恩来第一次碰到他，就说：

“你的队伍最好的地方，就是训练从实战需要出发，比如你发明的翻滚救球。”

所以，他在接到中国方面的邀请后，对周恩来做出了保证：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把训练贝冢队的方法全部拿出来训练中国队！”

大松博文在中国训练的日程安排，是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后来又延长到晚上12点甚至凌晨1点），队员们光在场上站立就要达到12个小时，更别说要进行超负荷的训练了——谁在训练中一旦有偷懒，就会被眼尖的大松博文发现，然后就一记重扣把球砸过来。

大松博文在辅导过程中

大松博文在辅导过程中

而这一次，中国女排的队员们也真正领教了什么叫“魔鬼大松”：

山东女排选送的队员臧磊在训练中胳膊骨折，去医院包扎后就归队了，坐在观众席上观看。大松博文发现了后，查看了她的伤势，要求她休息一天后就立刻带着绷带回归训练；

四川女排选送的杨德华在一次训练中负责给大松博文递球，当时大松博文是训练队员网前6米的移动接球，一位队员连续接了1000多次后，累得要趴在了地上，杨德华不由自主地放慢了递球速度，结果被大松怒骂，她只能冲到休息室去大哭一场；

山东女排选送的李春兰当时在训练队里年龄很小，平时大家都很照顾她，但她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即便如此，她依旧被大松博文的严格训练给震撼了：有一次她刚刚练完一组滚翻救球，气喘吁吁地想停下来擦把汗，结果背后就被一个球重重击打了一下——是大松博文扣过来的，他不允许她停下休息，必须不停运动。

平时在自己的地方队，这些运动员每天最多训练不会超过6个小时，而到了大松博文这里，训练时间甚至要超过12个小时——不少队员都出现了呕吐甚至尿血的现象。

因为大运动量的训练，参与集训的女排姑娘们每天早饭都吃不下，中午也只是随便吃一点，只有晚上所有的训练都结束了，放下包袱的队员们才会将餐桌上的食物一扫而尽。

大松博文在给女排队员演示发球技术

大松博文在给女排队员演示发球技术

在这样的情况下，队里的不满情绪肯定是存在的。

针对大松博文在训练中的一些过于严苛的手段以及粗暴的训人方式（有时候直接用脚踢队员，甚至将两名女队员头撞在一起），不少女排队员都提了意见，甚至还曾当面顶撞过大松博文。

队员与大松博文的矛盾，最终传到了周恩来耳朵里。

周恩来和大松博文进行了一次长谈。一方面，周恩来充分肯定了大松的训练方法，但另一方面，也对大松的某些训练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甚至还搬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就提到不许打人和骂人，还有一条是不许调戏妇女。无论如何，对女队员是不允许打骂的。”

大松博文始终坚持自己的训练理念，并表示女性在体能分配上和男性不同，更适合持久作战，所以可以承受大负荷的训练。

双方经过几轮争论，最终周恩来还是部分说服了大松博文：

女队员的生理期必须放假一天，以及不准打骂队员。

大松博文立刻遵照执行。

事实上，大松博文心底里对中国的女排姑娘，也是佩服的。

5

1965年5月中旬，上海爆发了一场群众大游行。

游行的起因，是中国抗议美国在4月底公然武力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盛大的游行队伍把上海的主要交通干道都堵住了，也堵住了女排姑娘前往南市体育馆的训练之路。

当时队里的联络人打电话给大松博文，表示因为游行的关系，车子开不了，所以女排队员到馆训练可能要迟到一个半小时左右。

大松博文当即在电话里发火了：

“我不管游行队伍堵塞交通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必须准时进馆！汽车开不动，那你就让她们跑马拉松过来！”

一个小时之后，女排姑娘们真的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地跑到了体育馆。

大松博文问她们是怎么来的，得到的回答是：

避开游行队伍，穿小巷，一路跑来的。

一向铁板着面孔的大松博文，当时眼眶一下子红了，立刻去打了一个电话，请他下榻宾馆的服务员赶紧送50个苹果过来，他要奖励这些女排姑娘。

在后来大松博文的回忆文章里，他这样写道：

“本来，中国人就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性格。把这种性格带到球场上，她们就有了一个绝不动摇的信念。”

事实上，中国女排队员那种不认输的劲头，大松博文一直看在眼里，他发现中国女排有很多方面都很像日本女排，而有些方面比她们做得更好。

大松博文对两件事尤其印象深刻：

一个是他在日本队时要求队员每天都要写训练日记，但真正做到的寥寥无几。但在中国，每名女排姑娘每天都会写下自己的训练心得和感想，没有一个人偷懒。

另一个是他发现中国女排的队员们在训练场上虽然练得非常苦，但提问非常积极，一有不明白的就想弄明白，还会当场记笔记。

他深深感受到，眼前的这群中国女排姑娘们完全清楚一件事：她们肩负着全中国人民的期望，她们渴望为国家争得荣誉。

而大松博文也确实把自己的看家本领毫无保留地拿出来教给了中国女排。在他的“魔鬼训练”之下，原本学习苏联女排“强调进攻”的中国女排，战术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开始注意到了防守——那是身材矮小的亚洲球员所具备的优势。

大松博文的理念就是：排球比赛中，只有不被打死，才有机会组织起下一次进攻。

大松博文在给中国女排演示垫球技术

大松博文在给中国女排演示垫球技术

很快，大松博文离开中国的时间到了——按照约定，他到中国的指导时间，只有一个月。

在送别晚宴上，当初不少曾经恨大松博文入骨的中国女排姑娘，与这位“魔鬼教练”抱头痛哭，依依惜别。

大松博文给女排姑娘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每人一条毛巾。

“我送给你们毛巾，是希望你们今后不要忘记在训练场上流更多的汗水，有付出才有回报。”

停顿了一会，大松博文还说了下面这段话：

“我希望你们能打败日本女排，夺取世界冠军。你们的身体素质那么好，意志那么顽强，观众那么热情，总理又那么关心，你们肯定会拿到世界冠军的！”

6

大松博文是带着对中国女排的期待回国的。

但离中国女排实现他的期待，却还要足足等待15年。

大松博文离开中国后，那批受他特训的女排队员回归地方队，立刻成为各自队伍中的“超一流选手”，实力完全超过其他队友不止一个等级。

应该说，当时的中国女排，已经具备了向世界一流强队发起冲击的能力。

但很快，“文化大革命”来了。

除了少数体育项目外，中国大多数的竞技体育训练和发展几乎陷入停滞，国际之间的体育交流赛事也大多中断。

曾经答应过还要经常来中国指导的大松博文，也失去了来中国的机会。

更伤心的，其实是那批受过“特训”的队员。

参加过大松博文特训的山东女排臧磊，曾经一度偷偷试着自己保持训练，但最终因为难度太大，只能选择放弃。臧磊只是那群接受过“魔鬼特训”的女排队员们的一个缩影，那些空有一身本领和激情的女排姑娘们，一下子失去了用武之地。

这种情况，直到1976年才开始发生实质性的转变。

那一年，重新组建的中国女排来了一个37岁的男主教练，名字叫袁伟民。

袁伟民上任之后，得到了一个队员们对他的评价：比当年的大松博文还要“魔鬼”！

袁伟民不仅仅在训练强度和手段上绝不亚于当初的大松博文，更是直接找来了男排队员直接和女排比赛。

袁伟民和中国女排队员

袁伟民和中国女排队员

事实上，袁伟民确实是受到了大松博文的影响。

大松博文当年在中国指导的时候，除了主要指导中国女排之外，还抽空指导了中国男排——袁伟民就是当时国家男排的主力二传，他同样也对大松博文的“魔鬼训练”刻骨铭心。

大松博文虽然离开了，但他的训练手段和执教思路，在袁伟民身上得到了继承，以及进一步的改进和提升。

在袁伟民的指导下，中国女排经历了漫长的磨砺和等待之后，终于破茧成蝶。

1981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排球世界杯上，中国女排以7战全胜成绩，压倒卫冕的东道主日本队，一举夺冠。

赛后，中国女排主教练袁伟民发表了一篇谈话，在回顾了中国女排艰苦奋斗的过程后，特别感谢了大松博文多年来对中国女排的帮助。当时日本舆论界盛赞这是一篇“有体育家风度”的谈话。

1981年在女排世界杯上夺冠的中国女排。这也是中国“三大球”中的首个世界冠军——贺龙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三大球不翻身，我死不瞑目。”

1981年在女排世界杯上夺冠的中国女排。这也是中国“三大球”中的首个世界冠军——贺龙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三大球不翻身，我死不瞑目。”

自此，一个中国女排的腾飞时代开始了。

而大松博文当初对中国女排的期待，也成为了现实。

7

然而，当中国女排登顶世界之巅的时候，大松博文已经不在人世了。

1978年11月23日，大松博文在指导日本一所校女排队伍时，突发心肌梗塞，猝然离世，去世时只有57岁。

在此之后，中国方面曾多次邀请大松博文的家人访华，同时也派代表去大松博文的墓地吊唁，献花。

大松博文墓碑上的碑文很简单，只有六个字：

“有志者，事竟成。”

（正文完）

馒头说

在我很小的时候，中国有一部流行的日本体育偶像剧，叫《青春的火焰》（《排球女将》）。

据说，当时的女孩，都想留一个“小鹿纯子”式的发型，当时的男孩子，也都会跳起喊上一句“晴空霹雳”。

这部改编自日本漫画的日剧，描述的是一群日本中学女生艰苦训练和比赛，立志要参加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故事（漫画在1978年出版，当时日本女排刚获得了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女排金牌，但后来因为抵制原因，日本并未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但从这部电视剧在日本和中国的风靡程度就可以看出，当时排球在这两个国家中的普及和受欢迎程度。

不夸张地说，把这股风潮带起来的一位重要的幕后英雄，就是大松博文——如果没有他，女排应该不会在当时的日本成为国民运动，也不会影响到中国。

有人曾说，现在回过来看，大松博文的训练手段其实也存在一些不科学的地方。我觉得这么说虽然也没错，但对他而言有一点不公平。

在大松博文所处的时代，全世界对“科学训练”的认知都远远不及现在，而要想在短时间内在身高、力量和各方面身体素质都不如欧美人的亚洲人身上找到突破点，就必须要发明适合亚洲人特点的技术动作和战术打法，而且只能比常人付出多十倍乃至百倍的汗水和血水。

大松博文做到了。甚至可以说，他改变了黄种人在排球这项运动中的地位和角色，进而大大促进了排球的普及和发展——相信这也是他在2001年被国际排练评为“20世界最伟大的排球教练”的重要原因。

不过，从日本和中国两国女排的后来发展之路来看，确实也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大松博文时代后的日本女排，虽然也夺得过奥运会金牌，但总体而言实力是在不断下降的——一直可以被称为“世界强队”，但基本已离开“世界超一流强队”阵营了。

而中国女排后来虽然也几经沉浮，但从“五连冠”时期到雅典奥运会再到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总是能够在低谷中奋起，在涅槃中重生——直到今天，说中国女排是“世界超一流强队”，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有人说，因为日本只有一个大松博文，而中国一直有“大松博文”。

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当然包括中国女排一直有薪火相传的优秀主教练们，也包括不断涌现的优秀队员，与时俱进的训练手段，一代代茁壮成长却依旧忠心耿耿的球迷，等等等等。

但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女排”这四个字，在中国，早已不是一位教练或队员能代表的，也不仅仅是一个运动队的称呼，而是上升为了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乃至一种信仰。

大松博文曾经写过不少文章回忆在中国的指导岁月，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这些年轻人，只要想做什么，必然会想办法达到目的的……这不仅仅表现在排球等体育运动方面，而是贯穿在全体中国人的性格之中，它是一种大有希望的可靠力量，是一种贯穿在全体中国人性格之中的伟大精神。一种可以为国家经受一切痛苦磨炼的坚强信念。”

这，或许也是一个重要的答案。

（全文完）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中国姑娘》（鲁光，《当代》，1981年05期）

2、《周恩来力邀“魔鬼大松”来华指导始末》（孟红，《福建党史月刊》，2011年01期）

3、《看日本贝冢女排训练表演》（新华社，1964年12月5日）

4、《母女两代人的排球梦——大松博文“魔鬼训练”参训老女排队员臧磊及女儿口述历史采访手记》（钱芳，微信公号“体育口述历史”，2019年5月23日）

5、《电影背后——参加大松博文魔鬼训练的山东体育学院女排姑娘们》（钱芳，微信公号“山东体育学院”，2020年10月5日）

6、《历经风雨方见绚丽彩虹——中国第一代女排主攻手高绪美访谈》（钱芳，《体育博览》，1998年09期）

7、《大松博文的魔鬼式训练》（魏纪中，《共产党员》，2008年08期）

8、《“魔鬼”大松博文传奇》（玫珍，《中国排球》，1996年02期）

9、《阳光总在风雨后——中国女排的故事》（宋元明，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第一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