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图形作为知识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博采群言，随地为图，乃合而为一。——朱思本《舆地图自序》

我主张…地图史与艺术史的结合。——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

成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十幅世界地图，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它们是现存世界上最早、最具代表性的世界地图。其时间范围在12至17世纪之间。其中最早的成图于1136年，最晚的1602年，但大部分都产生于13至16世纪。这一时间段正值世界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它既是蒙元开创的横贯欧亚的大帝国崛起和衰落，中国本土元、明王朝交替的时期；也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期；更是晚明中西文化大交流的时期。以15世纪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为标志的历史时刻，向来被西方学者视作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开端；近来又被沃伦斯坦等“世界体系论”学者们视为历史上第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建构的时刻。而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特则在沃伦斯坦的视野之外，进一步提出了在“欧洲霸权之前”（也就是16世纪之前），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体系的理论。所谓“13世纪世界体系”，其准确年代为1250-1350年，意味着一个从地中海到中国的八个“子体系”构成的“没有霸权”的世界经济与文化体系。而我们所关注的地图，正好镶嵌在13与16世纪这两个“世界体系”之间，或一个更大的“世界体系”之两侧。

第二，这里所说的“世界地图”，在东西方语境中有不同的称谓（如中国和朝鲜的“华夷图”、“天下图”；伊斯兰的“苦来亦阿儿子”（kura-Iarz）；西方所谓的“mappa mundi”或“寰宇大观”，不一而足），图中反映的地域大小不等、详略有别，但共同之处是都于所在国之外，包含了当时所认知和理解的“世界”和“世界观”。这些地图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制作传统，其中中国地图3幅；以中国地图为底图的朝鲜地图1幅；伊斯兰舆图1幅；西方舆图4幅；以西方舆图为底图的中文地图1幅。但这些身嵌于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地图，同样呈现了大量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本文不但要试图展现这些地图所呈现之世界之不同，更要揭示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是如何在不同世界之同或异之上，逐渐被建构为一个整体的。

第三，长期以来，地图学界的主流把地图制作看作是以数学和定量方式“再现”客观地理的一个“科学”过程，这一理路近来日益遭到当代学者的质疑和批评。正如“再现”（representation）一词的含义在文化研究那里已经由“表征”代替，意为它“不是单纯的反映现实世界，而是一种文化建构”。不过，需要补充的是，这种“文化建构”在地图学上，并不限于如余定国之所说，仅仅“表示权力、责任和感情”，或如成一农之所说，表达“地图（绘制）中那些主观性的东西”，而是完全可以呈现为一个有关知识生成、传递和演变的客观历程。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这十幅世界地图，之间种种隐秘的历史联系仍有待于充分揭示。下文所做的尝试，亦即用艺术史方式，追踪十幅世界地图在制作层面上，其图形形式之间所呈现的一个加减乘除、辗转流变的跨文化过程。

神圣星空之下的矩形大地

《华夷图》与《禹迹图》

图01/《华夷图》，1136，原碑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华夷图》（图01）可谓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原图镌刻于一块石碑之上，现保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图长79厘米，宽约90厘米。图碑题记上有“阜昌七年十月朔岐学上石”字样，“阜昌”是“伪齐”（金人在北方扶植的伪政权，立刘豫为“子皇帝”）唯一使用过的年号，时值南宋高宗绍兴六年和金天会十四年，即1136年。地图呈现出一副我们今天十分熟悉的中国的图形：黄河与长江横贯地图主体；长城蜿蜒于北部；南部下方有巨大的海南岛（署名“琼”）。中国部分详细标出了数百个地名；在中国（“华”）四周，则是由另外数百个地（国）名所标识的世界（“夷”）。例如，北方是“北狄”，有“女贞”（女真）、“契丹”、“室韦”（蒙古）等；西方是“西域”，除“楼兰”、“于阗”等外，还有“条支”（叙利亚）、“安息”（波斯）、“大食”（阿拉伯）、“大秦”（拜占庭）和“天竺”（印度）等；南方有“扶南”（柬埔寨）、“林邑”（越南）等；东方，东北部与中国相连处是一个巨大的半岛，标有“高丽”、“新罗”、“百济”三国，亦即后来的朝鲜；东部海上则是“东夷”，包括“日本”和“流求”等。在图形表现上，“华”“夷”两部分有明显的差异：“华”被详细勾勒出了轮廓线（如中国东部的海岸线）；“夷”的部分，除了朝鲜之外，所有国家均没有呈现出外形，都仅以文字（国名）标识。因此，“华”与“夷”（中国与世界）的具体关系，在这里以图形的语言，被表现为一个“有形”与“无形”的差别。

图02/《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约1100

从下部题记可知，《华夷图》的外国部分参照了唐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另有学者断言“《华夷图》很可能是缩绘贾耽《海内华夷图》”。但《海内华夷图》今已不存。仅从图形上看，《华夷图》中国部分与早其数十年的宋《历代地理指掌图》（刻本）中的《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约1100年，图02），存在着不容置疑的联系。例如，二图的海岸线虽然有所不同（前者底部外凸，后者底部内陷），但长城和长江所在的位置基本相同；尤其是，二图中山东半岛、海南岛和左下部云南、越南所在地，其海岸线和河流的标识走向，几乎完全可以重合（参见图1、2中的红圈部分），说明前者对于后者，或者二者对于一个未知的共同图源（《海内华夷图》？）的承继关系。

图03/《禹贡九州山川之图》，1185

图04/《唐一行山河分野图》，约1100-1201

《华夷图》右侧关于“禹贡九州之域”题记，则向我们提示了同时代另外一种地图的流行。与《华夷图》和《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的图形略呈不规则的方形不同，《禹贡九州山川之图》（图03）和《唐一行山河分野图》（图04）则以或浓重或清晰的线条刻意区分畛域，并总体呈现出一种较规则的矩形样貌。两幅图的图形基本相同，但却分属不同的标题，表明它们属于既同又异的意义体系。顾名思义，《禹贡九州山川之图》属于《尚书·禹贡》中规定的“九州”系统。所谓“九州”，乃大禹治水后将大地划分而成的九个空间单位，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用《左传》里的话说，是“芒芒（茫茫）禹迹，画为九州”，意为“九州”乃大禹亲自用脚测量的结果。图以粗重的线条区分“九州”，呈现为一种4-3-2的结构：即左列兖-青-徐-扬；中列冀-豫-荆；以及右列的雍-梁。在图的下部，把海南岛包容在内的一个略呈三角形的形状标名“南越”，乃是汉代新扩的疆土；尽管它不在传统的“九州”范围内，但也被纳入在“九州图”之中，表明这一“九州”系统与时俱进的灵活性。

而《唐一行山河分野图》则属于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分野星占体系。这一体系的实质是把天上的星象（天文）与人间的区域（地理）对应起来，根据星象的运行以预测人间的祸福。古代的分野理论学说众多，但最重要的是其中的“二十八宿”和“十二次”分野系统。二十八宿是指分布在天赤道及黄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座，包括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眼、翼、轸）。十二次是古人对周天作均匀划分而形成的区域，分十二星区，用地支表示，即寿星（辰）、大火（卯）、析木（寅）、星纪（丑）、玄枵（子）、娵訾（亥）、降娄（戍）、大梁（酉）、实沈（申）、鹑首（未）、鹑火（午）、鹑尾（巳）。鉴于天上的二十八宿和十二次恒定不变而地上的区域类别变动不居，故分野理论中天上星象与地上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将随着朝代和政区的改变而改变。图４即属于十二次分野，它与地上的汉唐郡国疆界相对应。

邱靖嘉指出了中国分野星占理论的发展，存在着一个从传统的二十八宿和十二次星象系统对应于十三国和十二州地理系统的理论，向隋唐时期以山川自然地理格局划定分野区域的理论过渡的趋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说一是回归《禹贡》的古“九州”系统，另一则是僧一行的“山河两戒论”。而图3、图4中的图像，正是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新的趋势。图3恰好是古“九州”系统与一行“山河两戒论”的结合；图4则是十二次分野与“山河两戒论”的结合，其中的核心概念即一行的“山河两戒论”。

所谓“山河两戒论”，《新唐书·天文志》这样表述：

而一行以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两戒。北戒，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厎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濊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也。 故《星传》谓北戒为“胡门”，南戒为“越门”。

确乎如此，我们从图3和图4的图形左侧，都能发现两条标有“北戒”和“南戒”的线条蜿蜒穿过图形主体，分别到达图形的右侧，分图形为三份。所谓“胡门”与“越门”之措辞，说明两条线不仅仅是对于中国南北山川自然走势的概括，更是传统华夷观念以及二者之边界（“戒”）的凸显和强调。两个图形的矩形外轮廓线划定了“九州”的外部边界，其内的“两戒”进一步强调了同一个“九州”之内部边界。在这双重边界界定下的“九州”，更得到了天上星空之分野星占学神圣意义的支持，致使“九州”以及矩形形状，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神州”（图05）。

图05/《昊天成象图》，1522-1566

乍一看，与《华夷图》镌刻于同一块石碑上（在其背面）的《禹迹图》（1136，图06）显得很是不同。曾被李约瑟等人誉为“在欧洲根本没有任何一种地图可以与之相比”的这幅《禹迹图》，并没有强调大禹划定“九州”的具体疆域，而是详细描绘了后者那纵横交错的水系。它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在它于细密的方格之中，画出了远较《华夷图》精确的海岸线。学者们普遍承认，这是因为该图采取了以“每方折以百里”的比例尺而“计里画方”的结果；这种十二世纪的科学绘图方法，“大大超过西方制图学”（李约瑟），“甚至比希腊人所绘的最好地图都好”（Heedwood）。这一点还可见于它较之《华夷图》细致地画出了山东半岛外凸的轮廓；以及杭州湾内陷的海湾（图06）。这两个部分的图形令人想起约早其二十年的北宋《九域守令图》（图07）中相同部位的图形，表示它们应该属于同一种地图制作传统（尽管后者并不画方）。尽管如此，《禹迹图》仍与《华夷图》一起，镶嵌在同时代一种共享的意义系统之中。

图06/《禹迹图》，1136

图07/《九域守令图》，1121

首先，图06、图07中中国的图形仍然与《华夷图》相似，呈现出一种准方形或矩形形状；其次，其中中国与中国之外（“华”与“夷”）仍被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有形-无形关系；再次，图06中的“计里画方”方式尽管并不常见（《禹迹图》是现存的第一例），但却是典型的中国式传统宇宙观念的体现。从小处而言，它与古代空间方位“四方”、“八位”、“九宫”同源，大处着眼，它即“天圆地方”中的“地方”和传统中国所在的“九州”。有意思的是，“计里画方”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转化为一种有限-无限的关系——中国尽管重要，但却不是世界的全部；外部世界尽管粗略，但却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可及的。这里存在着一种类似于画家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手卷式横向展开方式：相对于中国世界的精确与可测量而言，外部世界并非子虚乌有，而只是有待于精确和测量而已。这种构图方式暗示了一种世界观的存在，为后世地图与更加宏阔的世界之连接与拼合，作了很好的铺垫。

图08/咸淳明州《地理图》，1190年前

图09/《舆地图》，1266年

从图形角度出发的思路还可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同时代地图中，山东半岛有时会被画成略向下倾斜的圆形形状（图09）。在已经出现了从《禹迹图》经《九域守令图》再到《地理图》（图08）这一“越来越接近实际”的山东半岛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形状？这令很多学者困惑。周运中敏锐地指出了它与其前后的地图如咸淳明州《地理图》、《杨子器跋舆地图》（1526年前），以及明《大明混一图》（1389）和《广舆图》（1541年出版，源自元朱思本《舆地图》）等地图的相似关系。但他仍没有对上述“困惑”给出任何解答。以下提供的是笔者的思路。

图10/《舆地图》细节

事实上，从黄河的形状、同时画出了“东流”和“北流”两个入海口，以及辽东半岛的轮廓与河流等细节的高度重合来看，图8和图9之间无疑存在着直接的承继关系，或者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图源。同理，二图的山东半岛也应该如此。因此，从图8到图9山东半岛图形发生的明显变化（从不规则形到圆形），其实应该归于图形绘制过程中的内部原因所致。仔细的观察可知，《舆地图》的附注文字喜欢题识在一个背景框架内，而此框架恰好与下面的景物存在着打破关系（图10）；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山东半岛的绘制中——那个看上去像是圆形的形状，实际上并非半岛的轮廓线，仅仅是起衬托作用的背景框架而已！如果顺着图10中山东半岛的山峦起伏而起线，那么我们得到的那个图像，就将十分接近咸淳明州《地理图》中山东半岛的不规则图形。这样一来，图11中那个圆形的山东半岛，无疑就是某位未知的图形作者在承继图10过程中，把背景框架误释为山东半岛的实际轮廓，再进一步将错就错的结果，明显处在图10所肇始的那个图形变异与生成的自主性逻辑的延长线上。当然，正如周运中所说，其间存在着经由朱思本-罗洪先《广舆图》中介的环节。

图11/《大明混一图》细节：山东半岛，1389

一个牛头形世界

《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大明混一图》为绢质彩绘，纵347厘米，横453厘米，现藏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图12）。该图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尺幅最大的彩绘世界地图。据汪前进、胡启松、刘若芳等根据图上政区地名情况判断，该图绘制于明洪武二十二年即1389年。图11中的山东半岛正源出这幅巨大的《大明混一图》，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局部；学者已经充分证明了《大明混一图》主体部分与此前地图的种种关系。但此图的左右两侧，则显示了所有已知中国地图前所未有的新内容。

图12/《大明混一图》，1389

图12-a/《大明混一图》细节：欧洲与非洲

也就是说，迥异于此前中国的世界地图，《大明混一图》并不满足于传统的只用名字象征性地暗示中国之外世界的举措，而是第一次试图真实地展现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形状。右边，除了熟悉的朝鲜半岛与山东半岛遥相对望之外，我们第一次在中国海岸线的对面，看到一个巨大的日本诸岛的轮廓赫然浮现；更令人惊异的是在左边，首先可以辨认出一个长条形的半岛（印度，图12）；在印度西北部，则是尖端朝东形似一只脚的阿拉伯半岛；和尖端朝南的一个三角形状的非洲大陆（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湖泊）；从非洲往北，则是未被明确表现为水域的一个狭长的空间（地中海）；中间的两道细长的骨状物，则明显是地中海上的两个著名的半岛（尽管被表现的像孤立的岛屿），即亚平宁半岛（意大利）和巴尔干暨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图12-a）。换句话说，地图左侧部分表现的恰恰是包括印度、非洲和欧洲在内的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它们与欧亚大陆的这一端——巨大的朝鲜和日本——一起，把中央的那个近似方形的明代中国围合起来，形成一种左中右三元并置的结构。

图13/《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

使这一三元结构呈现出更加鲜明之外形的，要数绘于稍晚时期（1402年）的另一幅著名的东亚世界地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图13）。在该图右侧（图14），朝鲜与日本均被完整地描绘出来——朝鲜地形的巨大、详实和精确，以及日本地形之相对缩小和左右错置，暴露了图形作者的朝鲜身份；而在该图左侧，与之形成平衡的是一个更为清晰的西部世界：印度洋、非洲和地中海世界（图15）。其中印度次大陆的消失不见，使得印度洋更形深邃和开阔；也使阿拉伯半岛和非洲较之《大明混一图》显得更大；相应地，地中海、黑海和里海也得到了相对准确的表现；北非、西班牙、法国也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尤其是意大利和希腊，除了依然被表现为岛屿之外，其形状较之以往，变得更容易辨认。这个包括欧亚非大陆在内的三元结构，从图形上看，现在已非常接近于一个牛头形状或一个牛头形世界。

图14/《疆理图》细节：朝鲜与日本

图15/《疆理图》细节：a.西部世界；b.西部世界诸国

这个牛头形世界是如何形成的？两幅地图标题中共同的“混一”二字提供了寻找答案的线索。尽管《宋史》卷二百四《艺文志三》中已有“混一图一卷”的记载，但我们对宋代“混一图”的形式与内容一无所知。正如李孝聪所说：“从上述海外所藏‘混一图’来看，几乎所有的‘混一图’都出自中国元朝的舆图，而摹写的时间已经晚至明朝初年，不会是明朝人的第一手资料；又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也绝不会是取自郑和航海所得到的信息”，而《大明混一图》和《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以下简称《混一图》和《疆理图》），正是这样的“出自元朝”的“混一图”（图16）。

图16/《大元混一图》，约1270-1330

所谓“混一图”，人们一般似乎更关注疆域的合并和统一；但同时不可忽视图形的整合之意。

《疆理图》中朝鲜权臣权近的跋文披露了个中奥秘：

天下至广也，内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几千万里也。约而图之于数尺之幅，其致详难矣。故为图者皆率略。惟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僧清浚《混一疆理图》备载焉。建文四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即金士衡），右政丞丹阳李公（即李茂）燮理之暇，参究是图，命检校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其辽水以东，及本国之图，泽民之图，亦多缺略。今特增广本国地图，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图。井然可观，诚可不出户而知天下也……。

图17/《广轮疆理图》，1360

所谓“勒成新图”，即等于在各种旧图基础上的重新拼合。具而言之，《疆理图》的成图=李泽民《声教广被图》+清浚《混一疆理图》+朝鲜本国地图+日本地图。后两部分地图的添加，我们已经于图14中披卷可见；清浚的《混一疆理图》之概貌，亦可见于叶盛《水东日记》所收之《广轮疆里图》（图17）——从中可知清浚之图并无涉及域外的内容；唯一无缘得见的只有内容“颇为详备”的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元末明初乌斯道《刻舆地图自序》即提到，“李图增加虽广而繁碎，疆界不分而混淆”；暗示李泽民的地图涉及极为广阔的世界，其疆域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以至于不同区域“混淆”（“混一”的负面表述）在一起而难以区分。这意味着二图中的异域内容只能来自李泽民。而李泽民所在的元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以四大汗国为标志的大蒙古国的疆域横亘欧亚大陆，以蒙古骑士、各国战俘、工匠、商人和传教士为代表的各色人等（“色目”人概念的起源），则把原先因苦于封建主义而壁垒森严的中世纪欧洲、中亚、南亚和东亚，日益连接成一个整体；同时也对于拼合更大的世界地图提出了要求。时任元秘书监事的色目人扎马鲁丁（一说扎马剌丁，波斯人）在一项奏折中，恰好提到了这样一项时代任务：

一奏，在先汉儿田地些小有来，那地理的文字册子四五十册有来。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有的图子有也者，那远的，他每怎生般理会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怎生？

“日头出来处”和“日头没处”涉及欧亚大陆疆域和土地的统合，“汉儿图子”和“回回图子”，则涉及当时所在世界于地图上的拼合为一（“都总做一个图子”）。具体来说，这样的“混一图”在汉地和中原地区，应该依据原先的汉式舆图；而在中原以西的西域、中亚、西亚，乃至非洲与欧洲，则无疑参照了当时的伊斯兰舆图（“回回图子”），进而缀合拼接。

无独有偶，在文献中确可以找到同时代“回回图子”的蛛丝马迹。《元史·天文志》和《秘书监志》提到同一位扎马鲁丁为元廷建造的七件回回天文仪器，其中有一件叫“苦来亦阿儿子”，还原为波斯文即“Kura-iarz”，现代汉译为“地球仪”，《元史·天文志》译作“地理志”：

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穿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这件“地球仪”描绘了当时伊斯兰世界所知的全部“地球”，包括其中大海与陆地的比例关系（“七分为水”，“三分为土地”）；其中陆地的情形，可见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中提到的纳速剌丁·吐西（Nasir al-Din al-Tusi）于1331年绘制的圆形世界地图（图18）：该图把当时已知的陆地——非洲、欧洲和亚洲大陆——描绘成一个漂浮在大海上的连绵的整体。应该说，正是这类伊斯兰舆图的相关图形，为李泽民的牛头形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牛耳——他那世界地图的西方部分。

图18/《纳速剌丁·吐西世界地图》，1331

那么，这类伊斯兰舆图又何据何本呢？

完满无缺的圆形

《伊德里西地图》、《T-O图》和《托勒密地图》

14世纪纳速剌丁·吐西世界地图的原型，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伊德里西地图》（Al-Idrisi’s World Map, 1154, 图19，此图是原图约1553年的摹本，现藏于牛津大学Bodleian Library）。伊德里西（al-Sharīf al-Idrīsī）来自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科尔多巴，约于1138年左右受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Roger Ⅱ of Sicily, 1096-1154）邀约来到巴勒莫为国王服务；他最著名的业绩是为罗杰二世绘制了一套包括70幅地域地图和一幅世界总图在内的世界地图册，取名为《渴望周游世界者的娱乐》（Kitabnuzhat al-mushtaqfi’khtiraq al-‘afaq），于1154年国王去世之前完成。该图标志着“希腊、拉丁、阿拉伯学术三大地中海传统”在同一部书和同一幅图中的“汇集”，代表着12世纪世界地图绘制的一座高峰。

图19/《伊德里斯地图》，1154

可以很容易从图形中辨认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同样的圆形构图（图18、图19）中，地中海、黑海、里海和贝加尔湖，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南海）等水面，以及欧洲、非洲、阿拉伯半岛和亚洲等陆地的形状，都可以一一对应起来；甚至于北欧部分波罗的海两侧两个呈左右顾盼的半岛（疑为日德兰半岛和芬兰），也得到清晰的勾勒。仅有的两处不同，一个是图18的非洲大陆较小，其端头只是轻微地朝东，从而区别于图19的非洲大陆，后者呈月牙状向东大幅弯曲；另一处不同，是前者的地中海中没有画出意大利和希腊两个半岛，但这一点也可通过图18作为草图的性质见出，也就是说，前者将位于两个半岛之间的亚得里亚海省略掉了，将二者处理成一个整体，成为欧洲大陆上一个略显突出的部分。

《伊德里西地图》与传统伊斯兰舆图一样，体现出鲜明的“宗教寰宇观”。它把世界处理为一个完满的圆形；把世界的中心放在阿拉伯半岛的圣城麦加上；并以南为上（因为对于大部分伊斯兰国家而言，麦加位于它们的南面）。但它的地理观念和地图绘制法，则更多地受到了希腊观念，尤其是托勒密世界地图的影响。例如它把可居世界分成七个气候带；使用经纬线（尽管是在区域地图上）；描绘包括欧亚非、东西方在内的广阔世界等等。与之相比，同时代的欧洲则正陷于“黑暗”的中世纪，此时欧洲流行的仅是一类内容抽象、形式简陋的“宗教寰宇图”，称作“T-O图”。

所谓T-O图是指欧洲8世纪至15世纪流行的一类世界地图（mappa mundi），形状类似于字母T和O的套合。图20就是其中最原始、最典型的一类，原型可以追溯至8世纪。字母O代表世界；T代表将欧、亚、非三洲分隔开的水域。将欧洲与非洲分开的是地中海，将欧洲与亚洲分开的是顿河；而尼罗河则将非洲与亚洲分开。亚洲位居欧洲和非洲的上方，代表太阳升起的东方；世界的中心是位于圆心的圣地耶路撒冷，东方的最上方则是传说中的伊甸园。除了三大洲的具体位置之外，这种地图几乎与真实的世界毫无干系，但其基本骨架则具现在中世纪的每一幅T-O图中，即使内容丰富、令人眼花缭乱一如英国14世纪初著名的《赫里福德地图》（图21）者也不例外，我们在图中可以很轻易地发现，一条从最上方的最后审判和伊甸乐园图像，经中央的圣城耶路撒冷，再到图底之世界尽头的垂直轴线，贯穿始终，叙述着图像庄严的宗教主题。

图20/《T-O图》，约1200

图21/《赫里福德地图》，约1300

现存最早的《托勒密世界地图》只能追溯到14世纪晚期的拜占庭（图24）。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希腊人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在公元150年书写他的《地理学指南》时，是否配有地图；是否最初的地图看上去与15世纪复原的《托勒密世界地图》相像或者截然不同？但任何人都能凭直观感受到，从中世纪的T-O图（图20）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托勒密世界地图》（图22），中间跨越了多大的距离。而这一距离的跨越，首先应该归功于中世纪的穆斯林和伊斯兰舆图，之于托勒密世界地图的研究、保存和改进。换句话说，尽管文艺复兴时期《托勒密世界地图》在内容上复原自公元2世纪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但在形式上，它却大大得益于前此的中世纪伊斯兰舆图（如《伊德里西地图》），一定程度上亦可谓是后者之产物。

图22/《托勒密世界地图》，1486

首先，如果托勒密《地理学导论》原初有图，那么就应该把现存受托勒密影响而绘制的相关伊斯兰世界地图（如《伊德里西地图》），看作是最早的一批《托勒密世界地图》的仿制品；如果无图，则它们就是最早的一批已经实现了图像化的《托勒密世界地图》。

图23/《伊德里西地图》细节：意大利与希腊

图24/拜占庭《托勒密地图》细节：意大利与希腊

图25/《托勒密地图》细节：意大利与希腊

其次，穆斯林至少提前欧洲人150年了解《托勒密世界地图》并绘制相关地图的事实，也使欧洲人在复原时有很多机会可以挪用和借鉴伊斯兰舆图的视角。例如，在意大利和希腊的绘制上，图23、图24和图25显然属于同一个家族，它们之间的连续性一脉相承：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并校正与补充前者（如增加了前者中没有的科西嘉岛），使之较前者更形准确（如拉长了意大利靴子状的尖端）。

图26/《混一图》细节：意大利与巴尔干半岛

图27/《疆理图》细节：意大利与巴尔干半岛

图28/《疆理图》细节：非洲南端

更有意思的是，同时期前后中国（和朝鲜）舆图中的相关部分，亦可纳入与伊斯兰和欧洲舆图相同的图形家族之中。如《大明混一图》和《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西侧的意大利半岛（图26、27），看上去正是那个在摹写过程中失却了靴尖的靴身（状如一个肘子）；而旁边的希腊之所以显得像一根细长的骨头，而且孤立在海中变成了岛屿，完全可能是因为摹写者对伊斯兰原图中巴尔干半岛上那道山脉产生误读，把它当成河流或海洋之一部分来加以释读的结果。

甚至于中国和朝鲜地图中非洲大陆为什么朝南（图28）的问题，也可以得到图形学或艺术史方面的解释。把非洲南端表现为朝东，是同时期伊斯兰地图的普遍做法；上述二图把非洲大陆表现为朝南，确乎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部分中国学者倾向于将此看作中国绘图者的伟大成就或者“先知先觉”，但实际上，这极可能是一个图形与方位因素变异而导致的偶然结果。具体过程解读如下：

图29/伊斯兰地图位移示意图

前文已经提到，元代已有引进“回回图子”和制作地球仪（“苦来亦阿儿子”）的实践。而在将上述伊斯兰舆图与中国本土地图混合为一时，拼合过程中必然发生图像因素的调整、改易和取舍。以图29为例，为了能够适应本土读者观看的需要，伊斯兰舆图中原有的方位，将被调整为以中国为中心的视角；这一位移过程中，原先朝东的非洲大陆的尖端，就可能被相对化，呈现出朝南的态势；而中国部分地图相应地放大和中心化，也会导致西方和非洲部分的缩小，其具体方位问题反而会变得微不足道，正如我们在《混一图》和《疆理图》中发现的那样。

最后，尽管与《伊德里斯地图》和《T-O图》相比，文艺复兴时的《托勒密世界地图》并非真正的宗教寰宇图，其图形亦因采取类似地球仪的投影法之故而略呈椭圆形（图22），但事实上，这种地图亦与宗教寰宇图相似，在很多方面，因为过于执念于某种理想完满的世界图景而尽显封闭和狭隘。最明显的一个事例是15世纪的《托勒密地图》中，印度洋仍像托勒密原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被显现为一个犹如地中海那样的内海；非洲大陆则与一个“未知的大陆”（Terra Incognita）连接在一起；故从理论上说，从非洲东部的埃塞俄比亚一直往东，是可以通往中国（Sinae）的。这种荒谬的地理理论不仅与当时的地理大发现背道而驰，也远远落后于几百年前的伊斯兰舆图，以及在这一方面深受伊斯兰舆图影响的中国与朝鲜地图。

因此，这样的完满无缺必须被打破。

通向伊甸园的道路：

《加泰罗尼亚地图》与《弗拉·毛罗地图》

《加泰罗尼亚地图》（AtlesCatalà，1375年，图30）是中世纪欧洲第一幅真正的世界地图，它描绘了从大西洋诸岛一直到中国的全部已知世界。其作者是西班牙马略卡岛上的犹太制图家亚伯拉罕·克莱斯克斯（Abraham Cresques）；地图作为法国国王查理五世（Charles V）送给未来的继承人查理六世的一件礼物而被订制的，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地图的主体描绘在四件对开的羊皮纸上，后被装订于四块65厘米×50厘米的木板之上。《加泰罗尼亚地图》的特殊意义，并非仅限于它是中世纪的首幅世界地图，也不仅仅因为它那极为丰富和精美的图像，而是标志着中世纪欧洲制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被学者誉为是“一次真正的认识论革命”。在曼斯缪·奎尼和米歇尔·卡斯特诺威看来，这种“认识论革命”之内涵，在于它“拒斥了‘T-O’世界地图、耶路撒冷的中心位置和居住区的传统形状”，确乎如此，但又不仅如此；在我们看来，更重要的因素，还应该与它所创始的独特的方向感，以及观看地图的独特方式有关。

图30-1/《加泰罗尼亚地图》：西地中海、东地中海部分

图30-2/《加泰罗尼亚地图》：红海和欧亚大陆、亚洲和中国海部分

一般认为，《加泰罗尼亚地图》的特色是把中世纪图式化的“世界地图”（mappa mundi），与同时代方兴未艾的“波特兰海图”（the PortolanChart）融合在一起。所谓“波特兰海图”，指船员在地中海借助罗盘进行导航时使用的海图；现存最早的“波特兰海图”可以追溯到13世纪末。海图上以“指南玫瑰”（windrose）为中心延伸出32条航线，于其中的16条线的中心点再放置其他的“指南玫瑰”；于每个“指南玫瑰”再伸出32条航线，由此实现海图的扩展。而在“指南玫瑰”上，每条航线之间的距离都是等角即11.25°。“波特兰”一词源自意大利语“porto”，意为“港口”；“波特兰海图”正是以航海者移动的视角出发来制作的，故海图中密密麻麻标注上的都是海港的名字。乍一看，这些以垂直方式悬挂在海岸线上的名字，并不方便于阅读；但是，当人们顺着海岸线，以海上航行者的视角看时，这些悬挂着的名字就会一一映入眼帘，变得清晰可辨。《加泰罗尼亚地图》把地中海的海岸线上画得十分精确；这些海岸线上，正是缀满了无数这样的地名。

鉴于“波特兰海图”使用航海罗盘，而罗盘（指南针）的所指永远是磁极所向的北方，故传统“T-O”图之所以被淘汰的理由也就不言而喻了；因为它所指向的东方（伊甸园）除了宗教价值观之外，不具备任何实用意义。使用航海罗盘的结果，便是一种流动的、积极进取的、探索未知的新世界观的建立。由此导致“波特兰海图”也相应具有一种横向的、而非垂直展开的视野。这种视野与同时期在中国使用的海图（如著名的《郑和航海图》）如出一辙，即在于它们共同使用了航海罗盘的缘故（尽管中国罗盘是24个方位）。鉴于欧洲使用的罗盘归根结底是从中国（借助伊斯兰世界）引进的，“波特兰海图”所蕴含的世界观亦然，它与我们前文所论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所蕴含的世界观，呈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加泰罗尼亚地图》并非单纯的“波特兰海图”；作为法兰西国王为自己的继承人订制的礼物，与其说《加泰罗尼亚地图》具有实用功能，曲宁说更具有文化政治的象征含义。尤其是，《加泰罗尼亚地图》根据《马可波罗游记》，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王展现了当时欧洲人所能知道的全部世界：而地图东端的东方，无疑是其中最富庶、最瑰丽、最神奇的部分。

具体而言，《加泰罗尼亚地图》在既定的“波特兰海图”的视角之外，还为其赞助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观看方式。首先，当四幅（共八条）主图平列在一起，形成一个200厘米×65厘米的类似长案的长条形空间时，一种环绕着这一空间进行巡视的观看方式就诞生了。实际上，地图中的文字（除了港口之外）和图像，都是正对着这位环绕前行观看者的视线而展开并变化的；换言之，地图中的大部分“世界”，是为这位“观看者”而存在的。其次，地图还为这位“观看者”的目光准备了明确的观看对象，即从非洲一直延续到中国的旅途中一切奇异的人、物、动物和景观（包括帐篷、骆驼、大象、游牧民族、示巴女王、蒙古王子、塞壬、商队、城市、忽必烈汗等）；有意思的是，这些奇异的景观只分布于非欧洲的非洲、亚洲部分，这种视觉布置绝非无意，而是旨在使地图的观看者——欧洲君主——成为一个隐形的观察主体，并使其投射到欧洲之外世界的目光，充满了欲望、想象和无限的艳羡。再次，即使这些奇异景物之间，也存在着某种明显的叙事逻辑。例如，从非洲西端出发的画面伴随着一个骑骆驼的人物由西向东进发（图31）；这种方向感进一步被画面北面的一支沿相同方向向大都进发的商队（所谓“马可·波罗商队”）所强调（图32）；而画面东端，则是由海面上无数色彩斑斓的宝石（代表马可·波罗所谓的7458个岛屿）所环绕的中国（Catayo）、中国的首都大都（Chanbalech），中国的29个城市，以及人群簇拥中巨大的忽必烈汗，暗示着画面的东端（东方），是整个画面图像叙事的终端（图33）。因而，学者们前面所提到的《加泰罗尼亚地图》带来的“认识论的革命”，无疑应该加上这样一条：一个取代了虚幻的伊甸园的的东方，一个真正的东方，正在太阳升起之处，如宝石般熠熠闪耀，诱惑着西方人的目光。

图31/《加泰罗尼亚地图》细节：非洲西端骑骆驼者向东行走

图32/《加泰罗尼亚地图》细节：欧亚大陆商队向东行走

图33/《加泰罗尼亚地图》细节：契丹和汗八里图34/《弗拉·毛罗地图》 1459年

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这样的一个东方第一次变得触手可及。1459年，威尼斯人弗拉·毛罗（Fra Mauro，意为“毛罗修士”）为葡萄牙国王阿尔方索五世（AlfonsoⅤ，1432—1481年）完成了一件巨大的圆形世界地图（239厘米×229厘米，图34）。这位阿尔方索在史上素以“非洲人”（o Africano）著称，因为他既是他的叔叔“航海者恩里克王子”事业的有力支持者，也是北非的征服者，为葡萄牙和欧洲的大航海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这项事业以约30年后的1488年，迪亚士率队绕过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往西航行发现美洲；以及1498年，达·伽马绕过非洲到达印度为重要的时间节点，标志着欧洲人主导的历时两个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而弗拉·毛罗绘制的这件世界地图，则以其蕴含的跨文化信息和独特的视觉表达，极有可能为促成这一时代的到来，做出过隐秘的贡献。

首先引起关注的是地图的方位。与中世纪“T-O图”以东为上、晚近的“波特兰海图”以北为上均有所不同，《弗拉·毛罗地图》（以下简称《毛罗地图》）的方向是以南为上，这使它在直观上非常类似于一幅伊斯兰舆图（参见图19）；另外的一些细节如非洲的南端朝东、印度洋呈开放状，与东部的大海（太平洋）连接在一起等，都显示它受伊斯兰舆图强烈的影响。

其次，是它有关亚洲和东方的具体地理知识和内容，绝大部分来自马可·波罗、尼科洛·达·康蒂（Niccolò de’ Conti，1385—1469年），以及鄂多立克（Odoric da Pordenone，1286—1331年）等亲历过东方的旅行家。如地图上第一次画出了马可波罗提到的“西潘戈”（Ciampangu，即“日本国”）；提到大都旁边一座横跨“普里桑干河”（Polidanchin）、有狮子和石拱的美丽石桥，显系马可波罗笔下的卢沟桥（图35）；如非洲南端迪布角附近，在两艘船旁边这样的榜题（图36）：

图35/《弗拉·毛罗地图》细节：卢沟桥

图36/《弗拉·毛罗地图》细节：两艘船之间的榜题

航行这一海域的大船或称中国式帆船有四桅，其数目可增减，有40至60个供商人使用的船舱。它只有一个舵，不使用指南针，因为有一个天文家独自站在船的高处手持牵星板发布航行命令。

其中前一段信息也来自《马可·波罗游记》第三卷第1章；后一段则来自1415—1439年间在东方行商的威尼斯人尼科洛·达·康蒂的旅行回忆录，后收入人文主义者布拉乔利尼（PoggioBracciolini）编辑的文集《论不同之福运》（De varietatefortunae，1447年）。而很多地名，则是根据鄂多立克《游记》的版本来记录的。

以上所论已多为前人述及。下面根据本文的思路，提供几点自己的观察。

视觉整体性问题。与《加泰罗尼亚地图》内蕴的多重视角相比，《弗拉·毛罗地图》最鲜明的特色，是它尺幅巨大的圆形构图，和以垂直方式放置而给予观众的那种视觉整体性。据笔者的亲身体验，画面的中心基本上与正常身高者眼睛所在的位置接近，意味着整个世界在观众面前一览无余地展开。而其中，一个很容易被熟悉以北为上的现代观者所忽视的角度，即图中欧洲与中国恰好处在最佳的观赏位置上，并恰好一东一西、一左一右，形成并肩而立的对位关系。与《加泰罗尼亚地图》相似，地图中最富庶和繁华的地方，也被布置在亚洲，尤其是到处可见壮丽的宫阙和城市、美丽的石桥和帐篷的中国（Chataio），以及大都（Canbalech）、杭州（Chausay），泉州（Zaiton），还有“黄金作顶”的“日本国”。而大都和卢沟桥所在的位置，正好和左下角的伊甸园处在同一条对角线上，也暗示着现实的东方即最接近伊甸园的地方。地图还以一种纯粹的图形和视觉语言，展现出它所理解的存在于欧、非、亚三洲之间的动力学关系（图34）：处于右下方四分之一半圆中的欧洲，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欧洲大陆为主体，形成一种向上和向左旋转的态势；这种态势过渡到右上部分四分之一半圆中体量更大、形如一瓣锐利扇叶的非洲大陆，似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放大；进而形成向体量更形硕大的亚洲大陆（更大的一瓣扇叶）运动的态势……在整体构图中，向亚洲和中国出发的运动态势，正是欧洲的出发点和动力所在。

相同的船。前面榜题中提到的“中国式帆船”，意大利文原文作“çoncho”，人们更熟悉的表述是“junk”（英文）和“jonque”（法文），日文则音译成“戎克船”。葡萄牙历史语言学家达尔加多（Rodolfo Sebasta o Dalgado）认为，该词的语源是汉语的“chuen”（“船”），言之成理。这种船的实体即马可·波罗在《行纪》中描写过的那种中国特有的、船舱分成40—60格的平底海船；一般外文词典（如《英汉大词典》）将“junk”（即意文“çoncho”）译作“中国式帆船”，无疑是正确的。《弗拉·毛罗地图》中存在至少四种不同船的画法，而“çoncho”即其中之一（图37）。从图像中，可以清晰地区别出“中国式帆船”（çoncho）与其他三种船（阿拉伯、印度和欧洲式）之间的差别，即它往往显得更大也更豪华；有三到四个桅杆；其船体部分画出了两层舷窗，此亦为四类船中所仅见，似乎暗示着榜题中提到的分割成40—60个之多的船舱？很多学者无谓地为这类船是否是真正的中国船而争执不休，但其实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并无关乎绘制者是否真的见过中国船，或能否画出这类船，而在于绘制者心目中是否有意识地区别这四类船，并认识到这类船与中国有关？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以上特征均可见于马可·波罗的文字描述；其次这些船出现之地亦有明显的规律性，即它们只频繁出现在两类地方：中国附近海域；和非洲南端附近的海域。第一类地方均围绕着中国的海岸线，从大都附近的黄河出海口，一直延伸到印度洋；第二类地方则从印度洋一直绕过地图中的迪布角，到达大西洋。至于第二类地方，有必要引用一下地图中另一处明确提到“çoncho”的榜题：

Circa hi ani del Signor 1420 una nave over çoncho de india discourse per una traversa per el mar de india a la via de le isole de hi homeni e de le done de fuora dal cauo de diab e tra le isole verde e le oscuritade a la via de ponente e  de garbin per 40 çornade, non trovando mai altro che aiere e aqua, e per suo arbitrio iscorse 2000 mia e declinata la fortuna I fece suo retorno in çorni 70 fina al sopradito cavo de diab...

约在主年1420年，有一条海船又称印度中国式帆船穿越印度洋，通过迪布角外的男、女岛，取道绿色群岛和暗海之间，向西和西南连续航行了40天，除了水天一色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据估计，船行约2000海里。此后情况不妙，该船便在第70天回到了上述迪布角……

图37/《弗拉·毛罗地图》中船只形状比较：中国式帆船、阿拉伯帆船、欧洲式帆船与印度式帆船

图39中出现的船即榜题中提到的“印度中国式帆船”（çoncho de india），正出现在越过好望角（榜题中的“迪布角”）之后的非洲西岸上，“向西和西南连续航行了40天”和约“2000海里”。我们并不知道，这里所指的“约行2000海里”，是指船只从这个位置开始，还是行程已经结束。但图像上船只的空帆状态却明确告诉我们，船舶已经停航——这是一次未竟的事业，它以失败而告终。“印度”一词，在当时泛指印度洋及以东的全部东方。学界对这段榜题意义的阐释太过于感情和意气用事。自从英国退休海军上校孟席斯的业余历史著作《1421：中国发现世界》（Gavin Menzies, 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Bantam edition published, 2003）出版以来，被孟席斯据以作为证据以说明，郑和船队第六次下西洋时绕过好望角并发现了美洲大陆的这则史料，却在中国严肃的历史学界招致了截然相反的、被过于低估的待遇。几位优秀的中国学者为了反驳孟席斯的“谬论”，对于地图中“中国式帆船”图像中明显的独特描绘，它与同时代郑和“宝船”图像的某种相似（图38），以及它与其他地域帆船外貌的迥异（图37）全然不顾，努力证明它们仅为“欧洲十五六世纪的帆船”或者“阿拉伯人的船只”，实在是令人遗憾的。我们确乎并不能如孟席斯那样，仅凭这些“中国式帆船”的存在就证明郑和船队发现了美洲；但此处图像与榜题文字都足以证明，这一从大都入海口一直延伸到非洲南端的“航线”，早已是一片“中国式帆船”可以自由游弋与往来的大海。这一“航线”不仅与已知郑和船队的航线大致保持一致，而且显然得到了当时欧洲人，尤其是图像制作者包括赞助人的高度关注和认可；透过东方人在这一领域的光荣与梦想、成功与失败，欧洲人将会看到自己深层次的欲望和想象。

图38/《过洋牵星图》中的郑和船队帆船

图39/《弗拉·毛罗地图》细节：好望角以西非洲西岸一艘停泊的船

由此就引申出我们的第三个重要的观察：自由贯通的水面。不应忘记，《毛罗地图》绘制完成的1459年，正是葡萄牙航海事业的开拓者恩里克王子去世之前一年，也是葡萄牙航海事业第一波高潮或其准备阶段结束之时。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失陷于土耳其人，欧亚大陆的交通彻底中断之后，葡萄牙的时机到来了。从《毛罗地图》上可以发现，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一隅的小小葡萄牙，其地理位置正好处在地图东西轴线西端上面向非洲（尤其西非）的最前哨。当时葡萄牙一方面通过基督教的“收复失地”（Reconquista）运动，从摩尔人手中率先收复了国土，另一方面，则因为自己的地理位置，被它的强邻西班牙彻底隔绝于富庶的地中海世界，它的前景似乎只有眼前浩瀚的海洋一途。地图上的欧洲部分，波罗的海和北海上，我们可以看到，有欧洲式单桅双帆帆船在航行；地中海上，则可以看到既有单桅双帆的欧洲式帆船，也有单桅单帆的阿拉伯式帆船，这与实际情况若合符契。此时，葡萄牙对非洲的探索，已逐渐从北非转移到西非的几内亚湾地区。后者虽然在《毛罗地图》上得到了较准确的表现，但几内亚湾以下部分，则纯属欧洲人的未知之地；故在地图上，这部分被错误地处理成一个并不存在的巨大半岛。同时这部分水域除了一艘船，没有任何其他船只出没于此——意味着这只船以下（南）是一片未知的海域。事实上，这片未知的海域并不限于几内亚湾，而与一个更大的海域联系在一起。地图已经告诉我们：从中国到非洲是一片已知海域，因为那里到处都有“中国式帆船”出没；从北海、地中海到几内亚湾也是一片已知海域，因为那里到处是欧洲和阿拉伯式帆船在游弋。几内亚湾内只有一艘船，它明显是一艘欧洲船，被有意画成表示停航的空帆状态（图40），其位置正好与葡萄牙人的航海事业逡巡不前的地方重合（地图上标识为“埃塞俄比亚海”）；而在地图的一处榜题中，也明确提到葡萄牙人已经航行到非洲西部与摩洛哥经度相同之处。空帆处理绝非偶然，让人明显联想到上面作者处理非洲南端中国式帆船的方式——以船只的停航来表示中国式帆船势力范围的极限；而这里，则是欧洲式船只势力范围的极限。而在两艘空帆船只之间，即从几内亚湾到非洲南端，则是一片未被探测过的海域，因为那里没有任何帆船航行的踪迹。

图40/《弗拉·毛罗地图》细节：几内亚湾一艘停泊的船

把以上三个水域连接在一起，正是从中国一直到欧洲那一片自由贯通的水面。因而，图像作者想要告诉他的读者的意图也就昭然若揭了：什么是葡萄牙人的使命？难道不就是首先跨越两艘停航船只之间的鸿沟，进而追随中国人的脚步，在中国人停止或失败的地方重新起步？地图不正是在用毫不含混的图像语言，诱惑着葡萄牙人进一步南下？诱惑其穿越中国人曾经穿越的好望角，融入更大的水面，进而与中国人的世界融合在一起？我们知道，30年后，正是葡萄牙人迪亚士于1488年穿越了好望角，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第一份答卷；再10年之后，另一位葡萄牙人达·伽马紧随其后穿越印度洋，与1498年到达印度卡里古特，为此补交了第二份更加完美的答卷。然而不应该忘记的是，《毛罗地图》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事实上已经把问题的答案，编织在其细密的图像织体中了。

而在这两个年头之间，则是哥伦布于1492年对于美洲的发现。那么，哥伦布和西班牙的使命是否也与这幅地图相关？在地图的圆形框架内，围绕着欧、非、亚大陆的，正是一片连绵不断的水面。根据托勒密以来的古代地理学，此时欧洲人非常清楚，地球是圆的。既然地图以图像语言清晰地表达了两个世界即将于非洲南端融合，那么，一个由此而来的问题自然是：地图的绘制者和他的赞助人，是否意识到，在这个如同满月一样的圆形世界背后，同样是一片浩渺的水面？如若在上面开辟一条贯穿东西的航线，那么，岂不从欧洲就可直达中国？

通向真理的谬误：托斯卡内尼的地图

1474年6月25日，在《毛罗地图》呈交给阿尔方索五世的15年之后，有一封信递交给了同一位国王的忏悔神父马丁内斯（Martinez de Roriz）。信的作者是佛罗伦萨医生、人文主义者保罗·托斯卡内尼（Paolo dal PozzoToscanelli），他在信中提到四个至关重要的信息：

第一，他曾给阿尔方索五世寄过一张“亲手绘制的海图”，上面画出了从北方爱尔兰一直到非洲几内亚湾的“西海岸线”；但他同时指出了一条向西的航线，可以直接到达“印度”（指“中国”）；换句话说，无论往东还是往西，这些被欧洲人渴望着的“充满香料和宝石的国度”，同样都可以到达。

其次，在教皇尤金四世在位期间（Pope Eugenius，1431—1447），作者曾与一位来自该国（一个有着叫刺桐的大港和大汗、北部地区叫契丹的国度，明显指中国）并觐见教皇的使节长久交谈，谈到他们对于基督徒怀有深厚情感，还谈到该国的很多事情，如“皇家建筑的宏伟壮观”，“江海河流的宽广绵长”，以及“城市的数量众多”。

第三，他进一步指出，从里斯本往西航行6500英里，即可到达天堂之城——行在（杭州）。

第四，日本国（Cipangu）距安第斯群岛仅2500英里，故西行4000英里，即可率先到达这一“用黄金为寺庙和皇宫铺顶”（“they cover the temples and the royal houses with solid gold”）的国度。

这是一封奇异的信。它不仅于哥伦布发现美洲的18年之前，即已预示到了这位航海家未来的使命；而且在几年之后（约1480年左右），它的一个副本真的出现在哥伦布手中——正如哥伦布之子费迪南德所说，这封信中透露的内容，在事实上已成为哥伦布“发现印度”的三个主要原因之一。

据费迪南德所说，是正在筹划西航的哥伦布听说了此事之后，通过一个朋友给托斯卡内尼写信，以索要更多信息，并从后者那里成功获得了两封回信；在信中，托斯卡内尼慷慨地抄送给哥伦布他1474年写给马丁内斯的那封信和航海图的复件，后者日后成为哥伦布西航时的重要依据。托斯卡内尼第一封信的原拉丁文文本，保留在哥伦布一部藏书的空白页上，于1871年在西班牙塞维利亚被学者哈里塞（Henry Harrisse）发现。他寄给哥伦布的航海图早已不复存在，但其发挥的历史作用，却清晰可辨。

关于托斯卡内尼与马丁内斯和哥伦布之间通信的真伪，历来意见不一。现在大部分学者认为前者是真的，而后者则颇可疑。其中马达里亚加的观点最为特别。他虽然视托氏致哥伦布的信为假，但并不否认其内容的真实；也就是说，他认为是哥伦布从葡萄牙王宫档案室中偷偷抄录了托氏第一封信和地图的内容并用于1492年的西航，然后为了掩饰其劣迹，这才捏造了托氏致自己的信，以求洗白自己，并为自己非法获取的知识寻找合法性。

图41/《皮里·雷斯地图》细节：海地

图42/《弗拉·毛罗地图》细节：西潘戈

一旦托氏1474年信的真实性得以证实，这同时意味着随信附寄的海图也是真的；当然这也意味着哥伦布获取的海图也是真实的。文献证明，哥伦布第一次西航时确实依据一幅海图来指引航向，并经常在某些地方求证海图中标示出来的岛屿。这幅海图的大概，可以通过德国东方学家保尔·卡莱（Paul Kahle）的一项有力的研究来尝试还原。他在绘于1513年的土耳其世界地图《皮里·雷斯地图》中，发现了土耳其海军上将皮里·雷斯所部分融入的一幅来自哥伦布的地图。这幅地图奇怪地将哥伦布探测过的海地岛和古巴岛，分别描绘成南北向和大陆的形状（图41），个中原因，只有从托斯卡内尼信中的描述去解释。也就是说，这部分地图应该依据的是托斯卡内尼1474年信中的海图，它把西航的最终目的，描述成到达亚洲东岸的中国（契丹省和蛮子省）和日本（西潘戈）；而前者位于大陆，后者则通常被理解为是一个南北向的大岛。从最早出现日本图形的1459年《弗拉·毛罗地图》（图42），从1492年德国制图家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制作的《贝海姆地球仪》（图43），或通过后世根据托氏文字而尝试还原的托氏地图（图44），均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岛屿典型的南北向。哥伦布因为事先受到托氏图形的干扰和影响，至死都相信，他所发现的古巴其实是亚洲大陆，而海地即西潘戈（日本）。我们在《皮里·雷斯地图》上正好可以看到，古巴的图形呈现为一个与大陆相连的半岛，而海地，则呈现为一个不规则的南北向长方形。

图43/《贝海姆地球仪》平面图：西潘戈与蛮子省

图44/J. G. Bartholomew 《托斯卡内尼地图还原图》 1884年

在这种意义上，马达里亚加把哥伦布比喻成“唐·吉诃德的前身”，称他为“西潘戈的唐·克里斯托瓦尔”，是颇具洞见的。在唐·吉诃德把风车看作巨人的时候，唐·克里斯托瓦尔则把海地看成了日本，这里面贯穿了相同的逻辑。一句话，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壮举，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地理知识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向西，欧洲与亚洲的直线距离分别是托斯卡内尼和哥伦布所计算的数值的3到4倍以上！如若不是美洲大陆横亘在欧洲与亚洲之间，并且恰巧位于他所设想的日本所在地，哥伦布永无成功之日。一个似乎完全缺乏客观基础的“错误”，居然在人类历史上导致了“一次极其伟大的发现”，可谓哥伦布的“唐·吉诃德式”骑士精神的一次辉煌的胜利；而哥伦布从托斯卡内尼处继承的那张已佚海图，则以图像超越并指引现实的力量，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但是另一方面，主观性并不能解释一切。仍然有三个客观性问题亟待我们认真地对待。

第一，图像来源问题。既然日本列岛的自然地形和图像表现均呈东西分布状，为什么早期的“西潘戈”图像却呈现为一个不规则的南北向长条形？这一图形是怎么产生的？究竟有何依据？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把我们再一次带回到跨文化旅行的语境。既然西方地图中对于日本形象之表现，最早只能追溯到《毛罗地图》中一个略呈为南北向的长方形；既然到了《贝海姆地球仪》那里，这一形状被进一步拉伸，成为在后来地图中频繁出没、同时具备被误释可能性的一个标准的不规则长方形；而最后，既然16世纪时剌木学（Giambattista Ramusio, 1485—1557年）在新版《马可·波罗游记》导论中提到，弗拉·毛罗之所以能够画出他的圆形世界地图，是因为参考了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的一幅海图的缘故，那么，问题的关键就集中在13世纪的这位著名的旅行家之上：马可·波罗真的带回了一张地图吗？那是一张什么样的地图？上面的日本是一个南北向长方形吗？质诸马可·波罗时代（13—14世纪）的中国地图即可知，在地图上表现日本的案例微乎其微，最著名的当属前述《大明混一图》（1389年，图12）和稍后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年，图13）；二者中的日本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形，而是一组斜向展开的岛屿。但在这一时期（宋元和明初）的大部分地图中，中国的东部海域尽管没有日本，却都有一个孤绝鲜明的形象，那就是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或者朝鲜，其形状正是一个南北向的长方形。在朝鲜画师综合各种图源画就的《混一图》中，尽管朝鲜的体量被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但其形状却得到了极为正确的反映（图45）——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形状与西方地图中的西潘戈十分相像。因而，如果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地图一事属实，那么他最可能带回的，不是一幅类似于《华夷图》那样的简图，就是一幅类似于《混一图》那样的详图；而从以上两幅地图中，都可以约略生成类似于西方地图中西潘戈那样的形状。鉴于当时的朝鲜对于西方人而言闻所未闻，而日本却由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缘故，这一“黄金铺顶”的神话般国度，在西方一直如雷贯耳，无人不知。当马可·波罗或同时代人带回这样一张地图时，把上面东部海域最鲜明的形象误读成令西方人如醉如痴的西潘戈，不是十分正常吗？至于为什么朝鲜的形状在《弗拉·毛罗地图》肇始的一系列西方地图的复制中，从半岛变成了独立的岛屿，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但其中，与上文中国地图中巴尔干半岛变成了独立的岛屿相同的图形变异的逻辑，无疑亦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类似的错误甚至发生在较前者更为晚近的年代：在1595年版的著名奥特里乌斯《寰宇大观》（Theatrum Trbis Oerrarum）中，朝鲜也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岛屿，孤悬在中国大陆的东侧（图46）。

图45/《疆理图》细节：朝鲜图46/奥特里乌斯《寰宇大观》之《日本和朝鲜地图》

第二，与托斯卡内尼与之交谈的中国使节问题。如果托斯卡内尼1474年的信是真的，那么信中述及他于尤金四世统治期间（1431—1447年），与来自中国的使节亲自交谈一事，当然也应该是真的。那么，托氏与谁交谈？那一时期有中国使节跨越七海，到达遥远的欧洲和佛罗伦萨，真的可能吗？因为有元季景教徒拉班·扫马和马可西行到达教廷和英法诸国的实例可资引证，对后一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但他或他们究竟是谁？西方学者中有一种意见认为，使节当即于东方生活了25年之久的威尼斯人尼科洛·达·康蒂，但正如亨利·维尼奥（Henry Vignaud）所说，康蒂自返回之日起再也没有重返东方；再加上他旅途中曾有过皈依伊斯兰教的污点，尚属待罪之身，说他此时有资格充认中国皇帝的使节，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更大的可能应该说来自1434—1439年召开于佛罗伦萨的一次教会公会议提供的契机。尤金四世召开佛罗伦萨公会议的目的，在于使长期分裂的东西方教会（东正教、天主教、景教、亚美尼亚教会和埃塞俄比亚教会等）形成统一，以对抗日益严重的伊斯兰教势力对于欧洲的威胁。在会议召开期间，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君士坦丁堡、俄罗斯、上印度、亚美尼亚和非洲的各流派基督徒蜂拥而至，佛罗伦萨拥挤不堪、人满为患；弗拉·毛罗也曾利用这次机会，向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教士们咨询了非洲南部的各种地理知识，并用于他的地图表现之中。托斯卡内尼也不例外，他亦曾与一位埃塞俄比亚僧侣讨论过科普特教会的状况，还向一位基辅主教请教过关于俄罗斯地理的问题。在1434—1429年期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佛罗伦萨存在来自中国的基督教徒（景教徒）的踪影，并非天方夜谭；而一旦真有中国基督徒出现在佛罗伦萨，托斯卡内尼如若不想方设法与之交谈，索取更多知识，那才是咄咄怪事呢！至于此时已是明季，但谈话中涉及中国的诸内容仍反映出元朝知识（例如统治者叫大汗，杭州是“行在”等）的缘故，似乎亦可通过那个时代人们深受马可·波罗影响的“前理解”来解释。

图47/利玛窦 《坤舆万国全图》 1602年

第三个，动力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着哥伦布（包括恩里克王子、迪亚士和达伽马）们几近疯狂地寻找通向东方的道路？仅仅如马达里亚加那样诉诸唐·吉诃德和骑士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隐藏在疯狂的激情之下的是东西方之间真实存在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客观情势。本文开头提到，沃伦斯坦和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特分别建构了关于“13世纪”和“16世纪”的两种“世界体系理论”：“16世纪”开创的是一个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但它却是以“13世纪”肇始的另一个世界体系为前提，即一个由从地中海到中国的八个“子体系”构成的世界经济与文化体系（图47）。当阿布-卢格霍特试图证明，前一个世界体系区别于后一个体系的鲜明特征是“没有霸权”，即体系中“没有一个国家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时，未免有言过其实之嫌；因为即使就其提供的图式而言仍可发现，在这一体系相互啮合的诸齿轮中，位于体系东端的中国不仅占据着规模最大、跨度最远的子体系的位置，而且是其中唯一拥有陆路与海路（即今天的“一带一路”）两条路线、也是作为两条路线之终端和汇聚点的国家，毋庸置疑占据着其中的枢纽地位。这一地位亦可透过这两条线路之命名方式（陆路或海上的“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来说明，即在这一时段（13—16世纪），中国始终是这一世界体系中最为富庶也最令人神往、物产和高技术含量产品最为丰富的地方；这一点也可用前文分析过的《加泰罗尼亚地图》和《弗拉·毛罗地图》的图像设计来证明。事实上，16世纪的世界体系并不是欧洲人所“创造”的，他们只是“占有”和“改造”了“在13世纪里已经形成的通道和路线”，从而完成了“对先前存在的世界经济体的重组”，进而后来居上。就连他们在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也是作为这一体系后来者的欧洲人——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或步踵接武进而得寸进尺，或另辟蹊径进而柳暗花明这一过程的副产品。其中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当属1433年之后明朝中国实施了彻底放弃西航的国策，结果导致在印度洋留下一个广袤的权力真空地带，为欧洲人趁虚而入、填补空白创造了绝佳的时机。有意思的是，正如上文所分析，我们在《弗拉·毛罗地图》独特的图形语言设计中，也可以追踪到这一过程的鲜明轨迹。

图形与知识之整合：《坤舆万国全图》

在弗拉·毛罗用图形语言暗示葡萄牙统治者继续南下，以与中国人的世界融为一体的30年后，1488年，迪亚士帅船队绕过好望角，第一次证明非洲并不与托勒密地图中的南方“未知大陆”相连，而是一块可以航行的大陆，从而打开了从大西洋通往印度洋的海上道路；10年之后的1498年，达伽马船队历尽艰险到达东非的马林迪（Malindi, 中国古称“麻林地”），然后乘印度洋信风之利一举横渡印度洋，到达印度西南的著名商港卡里卡特（Calicut，中国古称“古里”）；并以卡里卡特为立足地，于1510年占领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于翌年占领了进入南太平洋世界的要冲马六甲，控制了香料群岛；并最终于1557年获得了在中国澳门的定居权，从而达成了以澳门为中心，“几乎是排他性地利用起连接印度、马来群岛、中国和日本的海上航线”的目的，奠定了葡萄牙从一个欧洲边缘的蕞尔小国，成长为一个全球性帝国的基础。与之同时，另一个伊比利亚国家西班牙也开始了其在世界历史中崛起的历程，它所迈出的第一个决定性的步伐，即1492年哥伦布船队在寻找中国和日本的西航途中，对于美洲大陆的偶然发现；第二个大步骤，则是服务于西班牙王室的葡萄牙人麦哲伦于1519开始的环球航行；他的船队于1520年穿越美洲南部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从大西洋进入太平洋，最终于1521年到达菲律宾群岛。从此，世界终被连接成一个整体；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角落，都将不能阻止欧洲人扩张脚步的到来。

耶稣会正是沿着葡萄牙船队的轨迹接踵而至，于1582年跨入中国国门。最早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和利玛窦（Mateo Ricci）们不仅传播了宗教，也传播了西方的科学（如机械表的制作、记忆术、数学、天文学和地图制作），而地图制作正是当时最先进的西方科学成果之一。从1584年至1608年，利玛窦尝试制作不下于12个版本的中文世界地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1602年的《坤舆万国全图》（图47）。

《坤舆万国全图》采取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椭圆形等积投影画成，完成之后即由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出资刊行不下数千本，广为流传。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明神宗下诏摹绘12份。南京博物院本即国内现存唯一一幅据刻本摹绘的彩绘《坤舆万国全图》，通幅纵 168.7厘米，横380.2厘米；另一个相关版本《两仪玄览图》则是1603年李应试刻本，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二者均属海内孤本。

从利氏《坤舆万国全图》自序称其制图方法为“乃取敝邑原图，及通志诸书重为考定，订其旧译之谬，与其度数之失”来看，他在绘图中既依据了一幅西方原图为蓝本，又综合了其他西方地图集（“通志诸书”）的材料；而且也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图籍做了订正改易，尤其在涉及中国部分的尺度、方位和坐标方面（“度数之失”），做了重大的调整，以适应中国之需要。这幅“原图”很可能是比利时制图家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年）的《寰宇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ium，1570年，图48），而在其他方面，也参考了麦卡托（Mercator，1512—1594年）、普兰修斯（Plancius，1552—1594年）、鲁瑟利（Ruscelli，卒于1556年）等人之图。至于中国部分，则是他对于这幅世界地图的最大贡献，即他主要依据罗洪先的《广舆图》并参照其他中国地图，对于当时西方世界地图中中国部分的粗率简陋，做了最大程度的补充和订正，达到了“不仅较当时其他欧人所绘的为佳，而且即较中国旧图亦有胜处”的程度，堪称13-16世纪中西跨文化交流在地图学上面的一次集大成。现分述如下。

图48/奥特里乌斯 《寰宇大观》之《寰宇总图》

第一，利氏之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西方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地理知识和科学成就引进中国。例如，图中出现了包括新发现不久的南北美洲在内的五大洲，即亚细亚，欧逻巴，利未亚（非洲），南、北亚墨利加（美洲）和墨瓦蜡泥加（大洋洲和南极洲）；四大洋即大西洋、大东洋（太平洋）、小西洋（印度洋）、冰海（北冰洋）；以及经纬线、赤道、南北回归线等。世界海陆轮廓已基本完备，披图可鉴。

第二，利氏为适应中国读者的需要，将西方原图中以福岛（位于加纳利群岛）为零度经线（即本初子午线）的坐标系，作了一个将近180度（实为170度）的反转。表面上看来，这一反转导致把原本位于东部边缘的中国，搬到了地图靠近中心的位置，似有谄媚中国士夫之嫌；但究其实质则不然。因为经过反转之后的中国，并没有像人们想当然认为的那样，位于地图的中心，而是位于其中心偏左处。如若与传统中国地图或此图中的世界整体相比，中国部分实际上是被相对化从而变小了。这也是为什么利玛窦在地图得到皇帝首肯之前，始终不愿意将之呈示皇帝之故，因为怕皇帝看到这幅地图将中国相对化而动怒，从而不利于其传教事业。但在当时的西方语境之下，利玛窦的这一行径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认识论价值。恰如1543年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动摇了一千多年来托勒密地心说的核心地位，从而为近代的科学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利玛窦通过把东方和中国放在靠近中央的位置和把新发现的美洲放在地图的右边，从而亦实现了使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相对化的效果，并在事实上对传统托勒密地图中不容置疑的欧洲和地中海世界中心论形成了挑战。另一方面，较之上述任何一种独断论，利玛窦这种“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行径事实上也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和事物发生的逻辑。这是因为，从本文论述的13—16世纪的世界体系角度来看，当时的实际语境中确乎是东方（亚洲尤其是中国）而不是西方占据着体系中的枢纽地位；是欧洲人而不是东方人在努力开辟从西方到东方的航道，而东方人则不仅已经在这个体系之中，而且优游涵泳、如鱼得水于其中早已数百年。此外，既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两条航线（15世纪的“一带一路”）其最终目标都是中国，既然美洲的发现仅仅是哥伦布远航日本和中国途中发生的一个意外，一个“美丽的错误”，那么，把中国放在接近中央的位置以表示两条航线在中心的汇合，显然较之于西式地图（如奥特里乌斯）式的置中国于边缘，要来得更形准确与贴切。

第三，利氏地图上也能发现与本文前述部分西方地图的承继关系。例如，《伊德里斯地图》（图19）中印度洋向太平洋的开放，在这里被进一步表现为世界上全部水域的连接贯通；而《托勒密地图》（图22）中本来从非洲贯穿到亚洲并将印度洋封闭起来的那块“未知的大陆”（Terra mcognita），在美洲出现、非洲可供环行和诸水域皆贯通的前提下，仍然以某种形式保留下来，表现为地图中分别以“未知的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 NondumCognita）和“墨瓦蜡泥加”之名标识的一块巨大的大陆，它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相继被识别为大洋洲（Australia）和南极洲（Antarctica）。

第四，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利氏图与前述中国地图之间的承继关系。在利氏图之前，西方地图中对于中国的表现乏善可陈；例如1584年版的奥特里乌斯《寰宇大观》地图集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的单幅地图，尽管它具体表现了明代两京十三省的位置，且绘出了长城，但其中国的形状却呈现为一个类似于竖琴的三角形（图49）。奥氏的地图于1608年被收录在洪第乌斯（JodocusHondius, 1563—1612年）的世界地图集中，后又被再次收录在英国人帕切斯（Samuel Purchas, 1577—1526年）1625年出版的大型丛书《帕切斯世界旅行记集成》（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之中，但这次却遭到了后者的肆意嘲笑。帕切斯刊登这幅地图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过去所有欧洲绘图师在描绘中国时都犯下了谬误”，即他们都不知道中华帝国的真实形状，不是盲人摸象，就是以讹传讹，上述竖琴状即是如此；在这一页的四十页之后，帕切斯展示了中华帝国的真形——一幅根据明代地图《皇明一统方舆备览》改绘的地图，一幅“中国人自己的地图”，而非欧洲人“空想出来的奇幻地图”——那是一个近似正方形或矩形的形状（图50）。

图49/奥特里乌斯《寰宇大观》之《中国地图》图50/帕切斯《世界旅行记集成》之《中国地图》

而这一形状，不正是我们自己十分熟悉的传统中国自我认同的形象，一个“神圣星空下的矩形大地”或曰“神州”吗？从图形角度而言，帕切斯地图之大部（如东部海岸线）显系根据罗洪先《广舆图》（图51）而来，而其南部海岸线则很可能借鉴了诸如徐善继、徐善述《地理人子须知》（1564）一书中《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图52）之类的图籍。但帕切斯在这里显然过于沾沾自喜了；他所不知道的是，尽管他在地图中引入了利玛窦的形象，但他正在做的事，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不仅早他二十余年即已完成，而且较他完成的更好，更加不露痕迹地使根据中国材料（同样是罗洪先的《广舆图》）所重绘的部分，融入到地图整体的机理和格局之中，而没有任何突兀之感（图53）。从这种意义上说，利氏之图并非单纯的将同时代西方地图“迻译”成中文，而是一次在中西语境下重要的文化创造，堪称当时整个东、西方唯一一件内容较之以往最为完备的世界地图。这项文化创造，正如冯应京在序中所言，“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之结果；而其内在的原理，则是一种超越了东西畛域的普世性存在，亦即“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尔”，即东西方是一个整体，而地图则是东西方彼此互动、跨文化交流的深刻表征。

图51/罗洪先《广舆图》之《舆地总图》图52/徐善继 徐善述《地理人子须知》之《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

图53/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细节：中国部分

而图形作为知识，则始终是这项伟大事业中不可或缺而又清晰可辨的一条红线。

尾声：中国与世界

图54/《世界地图》 现代

最后，从本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种重要的视角不应该忘记。奥特里乌斯将他的地图集命名为拉丁文的Theatrum Orbis Terrarium（“寰宇大观”，本意为“世界剧场”）的时候，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的“世界剧场”及其“洋洋大观”，一定是以加纳利群岛的零度经线为中线，所上演的一出由新旧两个世界各为主角的对手戏；而在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世界剧场”中，上演的又会是怎样的一出戏呢？事实上，随着利氏将中线移至靠近中国的地方，这处戏的主角已从两个增至三个，形成一个中央与两翼或亚洲、欧洲和非洲与南北美洲鼎立为三的格局。这一格局一方面较之前者更为切实地反映了16世纪世界体系中的真实关系，即一个正在崛起中的西方挟带着地理大发现之力而新近加入到早已存在的欧亚世界体系中；另一方面，这一图景则在一种新形势下，令我们想起并重返中国元明之际曾经存在过的一种空间视野——一个牛头形的世界，即中国与其周边共存于同一个世界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原先在结构关系中充作牛耳的，是朝鲜与日本作为一方和欧洲与非洲作为另一方；而现在，正如我们今日于任意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图54）中所见的那样，这一创始于利玛窦时代的图形结构，则在更大范围内，被置换为以南北美洲作为一方和欧洲与非洲作为另一方的全球化格局。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原先的中国与世界呈一大二小、扭曲变形的结构关系，也在新的情势下，开始呈现出一种全球视野的、更加符合实际的类似于三足鼎立的张力关系，从而奠定了迄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现在与未来的现代世界之基础。

原文刊载于《美术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