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车臣问题

载《十年巨变（俄罗斯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从1990年8月车臣发表共和国主权宣言始，车臣与俄罗斯的关系就一直是困扰联邦中央的一块痼疾。两次车臣战争成为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矛盾激化的最极端表现。人们已经将俄罗斯联邦关系的未来发展与车臣问题的最终解决紧密联系起来。车臣问题的复杂性与重要性在于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问题，它与俄罗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及对外关系等各个领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车臣问题——萦绕俄罗斯的阴霾

        车臣共和国只是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一个面积不足2万平方公里的小共和国。由于战争和犯罪，大批居民逃离家园，据最新统计资料，目前车臣人口仅为32万，其中车臣人占大多数，其余为印古什人、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等。这样一个地处俄罗斯南部边陲的小共和国近十年来始终不放弃“独立”意向，其中有着很深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

        车臣人世代居住在北高加索一带，在其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曾历经磨难。13—16世纪他们在蒙古人的统治下生活。16—19世纪时车臣人逐渐从山区向平原迁徙，并开始接受伊斯兰教。长期以来，车臣人保持了族长制的氏族体制和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生产力极其低下，这在客观上推动车臣人常常突袭邻近地区以获取生活资料，形成掠夺式生存方式，同时也形成了车臣人矫勇好战、顽强不羁的民族性格。

        18世纪初，沙皇俄国开始向战略位置独特的北高加索地区扩张。1785—1791年，车臣宗教领袖乌苏尔马率车臣人、卡巴尔达人和卡尔梅克人同来犯的沙俄军队展开了激战，这是车臣与俄罗斯之间爆发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双方的第二次对峙是1817—1864年的高加索战争。在力量悬殊的战争中，车臣人表现出了顽强的民族精神。在沙俄统治期间，车臣人从未停止过反抗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反抗民族压迫的起义连年不断。车臣人及高加索其他少数民族长期恪守着自己的传统制度和风俗，始终难以完全融入俄罗斯社会中，车臣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民族隔阂更是无法完全消除。车臣与俄罗斯的第三次敌对是1944年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以与法西斯德国合作为由对车臣等民族实施惩罚，强行将整个民族迁徙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直到赫鲁晓夫当政时期的1957年苏联政府才为这些遭受不白之冤的民族平反，允许他们返回家园。如果从时间上来看，从18世纪到20世纪的近300年里，每隔100年，车臣与俄罗斯之间就会爆发一次暴力冲突。现在，在新旧世纪交替的历史时期，车臣与俄罗斯又开始了新的战争，不过，这次战争的起因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80年代末，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的社会改革浪潮推动下，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显现出民族分离倾向。苏联解体前俄罗斯联邦领导人与联盟中央之间的权力之争在客观上又为各民族共和国扩大自己的权利创造了机会。当时上层政治斗争的双方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对此采取了姑息迁就，甚至纵容的态度，叶利钦曾公开表示，各自治共和国“想要多少主权，就可以得到多少主权”。在这种“极有利”的形势下，包括车臣在内，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所有自治共和国先后都发表了各自的主权宣言。1990年11月23日，车臣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正式宣布建立独立的“车臣共和国”。

        1991年10月27日原苏联退役将军杜达耶夫当选为车臣共和国总统，宣布车臣正式“独立”。

        苏联解体后，当俄罗斯联邦政府醒悟到境内民族问题的严重性时，却发现车臣已经在民族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俄罗斯拒绝承认杜达耶夫政权，代之以亲莫斯科的车臣临时政府，并宣布在车臣实行紧急状态，甚至进行武力威慑，但为时已晚。车臣通过了自己的新宪法，拒绝参加俄罗斯联邦条约的签署，与联邦政府相对峙。从1992年3月到1994年上半年，联邦政府与车臣当局就车臣地位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车臣方面始终坚持独立要求，希望与俄罗斯建立国与国的平等关系。在此期间，杜达耶夫在车臣境内筹划、建立起了一只数量和装备惊人的非法武装。在谈判无望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决定出兵车臣，以武力制服杜达耶夫民族分裂分子。

        这场匆忙发动的车臣战争打打停停历时两年之久，造成了人力和财力上的巨大损失。除成功击毙杜达耶夫外，联邦军队并未取得决定性胜利。长期战争造成的沉重经济负担，俄罗斯国内民众强烈的反战厌战情绪，西方舆论对俄罗斯政府的指责，以及面临即将举行的俄罗斯总统大选，迫使叶利钦政府必须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最终，联邦政府不得已与车臣反叛武装签定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停战协议：把车臣地位问题搁置到五年以后再解决。协议表明联邦中央对车臣独立问题已经力不从心。在以后的三年里，俄罗斯领导人处处小心谨慎，避免谈及车臣问题，想暂时维持车臣现状，一切都等到2001年再说。实际上俄罗斯官方对车臣的未来没有任何战略上的考虑，对车臣境内的混乱及违反联邦宪法的情况视若罔闻，听之任之。联邦政府在车臣战争中的失败及其后的姑息迁就，助长了车臣人的独立野心。

        这期间，车臣内部四分五裂，军阀派系林立。1996年根据俄罗斯法律选举产生的车臣共和国议会很快就被车臣非法武装取缔，代之以脱离联邦政府的新的权力机构。1997年1月，车臣战争中曾担任反政府军参谋长的马斯哈多夫当选为车臣总统。各军阀势力在车臣境内大肆进行经济犯罪，生产、走私毒品，印制伪钞，扣押人质，贪污中央拨款，盗窃管道内石油，以此聚集钱财、建立非法武装，并不断在俄罗斯其他地区制造事端，进行骚扰和掠夺。联邦军队从车臣撤离时存放在其境内的武器也被非法武装所瓜分。车臣实际上已经处于俄罗斯政府的权力控制之外，成为只是没有国际承认的独立国家。1999年8月，车臣武装分裂分子先后两次侵入临近的达吉斯坦，帮助那里的宗教极端势力推翻当地政府，企图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共和国，并同随后前来平息叛乱的联邦军队展开激战。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莫斯科等地制造多起爆炸事件，在俄罗斯境内大搞恐怖破坏活动。整个俄罗斯社会愤怒了。俄罗斯总理普京命令联邦军队把车臣武装分裂分子赶出达吉斯坦，之后又命令联邦军队继续向车臣境内挺进，彻底捣毁车臣恐怖分子的巢穴，使之无法生存，做到一劳永逸。10月5日车臣共和国总统马斯哈多夫宣布在车臣实施紧急状态，以对抗联邦军队对恐怖分子的围剿。至此，第二次车臣战争全面展开。

        时隔三年，时局与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普京政府顺应民意，顶住西方国家的压力，果断采取措施，力求彻底解决车臣问题，显示了“铁腕”人物的胆略。同时，经过数年的政局动荡、国力衰落、经济下滑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俄罗斯民众渴望秩序与安宁，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形象。因此，俄罗斯政府对车臣的第二次军事行动得到了社会普遍认同，甚至议会反对派也表示支持，全国上下表现出了少有的团结，这与第一次车臣战争时军队和民众的反战厌战情绪形成了极大反差。车臣非法武装与极端宗教势力的恐怖活动，使俄罗斯的军事打击行动首先在道义上占了上风。

        为了解决车臣地位问题，普京坚持由联邦中央直接控制车臣，签署了关于在车臣共和国建立临时执行权力机关的法令，并任命在车臣人中享有威望的宗教领袖卡德罗夫为车臣临时政府首脑。普京希望通过任命可信赖的受联邦中央控制的车臣人管理车臣事务，逐渐实现车臣地位的政治解决。但是，车臣问题的复杂性远远不是一场战争所能解决的，车臣战争的后遗症将反映在民族、宗教、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车臣问题是俄罗斯社会所面临的一道难题：这是一场不得不打而且必须打赢的战争，但谁也无法预见战争创伤所带来的后果。

        二、车臣问题的国际化倾向

        与第一次车臣战争相比，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增加了更多的国际因素，车臣问题的国际化倾向日益突出。

        车臣所处的北高加索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结合部，是俄罗斯通往中亚和西亚的咽喉，也是俄罗斯与中亚各地油气管道和铁路运输的枢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苏联解体后，各种国际势力利用俄罗斯国内的困难纷纷向这一地区渗透，希望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车臣民族分裂分子成为这些势力实现各自目的的工具。近年来，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以车臣为中心，向北高加索地区大力传播瓦哈比教义，并向车臣的非法武装提供物资、武器和人员方面的援助，帮助车臣分裂分子与联邦军队作战。由于宗教极端势力的渗入，近一个时期以来，打着宗教旗号从事恐怖破坏活动，成为北高加索地区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的主要特征。目前俄罗斯经济正处于困难时期，北高加索地区的贫困与失业尤其严重，该地区居民大多信仰伊斯兰教，这就为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分子利用当地居民对现状不满与对宗教的认同心理进行煽动活动提供了条件。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入侵达吉斯坦就是以进行“圣战”为借口，企图在整个北高加索建立统一的穆斯林国家，与俄罗斯对抗。

        里海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也引来各方势力插手该地区事务。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出口商不希望里海的石油在国际市场上与之竞争。车臣的独立可以堵塞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经车臣境内向俄罗斯西部港口的输油管道，从而减少里海石油的出口。车臣周边国家，如土耳其和格鲁吉亚则希望重新修建一条通过其境内的输油管道，为自己带来巨大收益。在利益趋使下，上述国家都或明或暗地支持或纵容车臣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有的国家甚至还为车臣非法武装提供人员和物质方面的援助。

        冷战结束后，美国欲建立单一世界的战略目标促使其加大了对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渗透，企图削弱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办法之一就是利用车臣危机打击俄罗斯。这为车臣民族分裂主义寻求国际支持、使车臣问题国际化创造了条件。科索沃战争后，各国的民族分裂势力从中受到了鼓舞，他们试图把民族对抗闹大以引起西方的插手和干预。就在俄罗斯军队严厉打击车臣非法武装期间，1999年11月，法国领导人接见了到访的车臣外交部长；2000年2月和6月，美国政府官员先后接见了车臣议会副议长和车臣密使。西方国家谴责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是“侵犯人权”、“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北约、欧盟及欧安组织利用各种场合对俄罗斯施压，不惜以经济制裁相威胁，甚至提出召开车臣问题国际会议，试图使车臣问题国际化。俄罗斯则以强硬态度相回应，坚持车臣问题属于俄罗斯内政，外国无权干涉。车臣问题成为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较量的又一战场。

        三、车臣危机的教训

        车臣问题的复杂性远远不是一场战争能够解决的。车臣民族在长达200多年的历史中始终处在战争和颠沛流离状态，这对其民族的整体素质和民族特性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著名车臣作家阿布扎尔·艾达米洛夫曾对车臣人和车臣社会做过深刻剖析：“车臣人长期缺乏教育，对科学和宗教的知识贫乏，社会的整体意识差。在社会的教育水平、人民的健康状况、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处于同一历史发展时期的北高加索其他民族。车臣人易于接受煽动，也易于被利用，缺乏内聚力。他们既不接受权威，也不崇拜领袖，只强调个人意识与勇气；既没有国家概念，也没有民族思想。尤其是最近十年来，战争和车臣境内的无秩序完全破坏了车臣社会的教育体系，车臣人受不到正规的教育，出现了整整一代的文盲与半文盲，这种状况完全可以同斯大林时期车臣人遭流放时相提并论。”[1] 他认为车臣的出路在于提高车臣人的整体教育水平。

        近年来，俄罗斯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车臣危机进行反思，试图寻找出解决车臣问题的有效方法。俄罗斯联邦前安全会议秘书雷布金在分析车臣追求独立的社会根源时认为：“早在苏联时期，包括车臣再内的北高加索地区就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就业问题。在俄罗斯社会经历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后，这一地区生产下降的速度是整个俄罗斯的三倍以上。车臣人口中的失业率达到了80%，年轻人几乎都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很容易受到车臣非法武装的鼓动，参加他们的队伍，与联邦军队作战。”[2]

        苏联后期的社会政治变革也为各种社会思潮及宗教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车臣领袖杜达耶夫上台后，对车臣宗教进行了改革，利用和扶持伊斯兰教中的极端派——苏菲派来打击自己的反对者。另外，他们还与伊斯兰教中的某些激进组织相联系，并从这些组织中获得经济援助。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志愿人员直接参与车臣与俄罗斯的武装冲突。这些都对车臣人的社会心理产生了消极影响，也使车臣境内的社会政治形势愈趋复杂。而联邦政府却对境内的伊斯兰教长期缺乏成熟和完整的政策，甚至完全忽视伊斯兰等宗教在俄罗斯的影响力，这也是伊斯兰极端势力在车臣迅速扩张的一个主要原因。今后，宗教因素仍然是俄罗斯解决车臣问题的主要障碍。

        应该说，普京政府对解决车臣战后问题有所考虑，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总体上还只是些临时性的对策。目前俄罗斯政府还缺乏，或者说难以制定出能使车臣局势真正进入良性循环的长期有效政策。这其中一个关键的制约因素还是如何对待车臣人问题。普京曾表示，解决车臣问题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利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才能达到目的。俄罗斯领导人明白，对车臣的军事占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俄〗《新报》2000年8月7日。 [2]参见：〖俄〗《俄罗斯报》1997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