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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传人”溯源

2023-12-20 06:27|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摘要

近段时间以来,我发现尽管我们都是“龙的传人”,但有部分尤其是新生代的华夏人对“中华龙图腾”的文化内涵发展过程和“龙的传人”的真正由来存在一定的认知空白。因此,本论文将主要依据“龙的传人”在中国龙图腾文化发展的四个历史时期,即从“远古先民时期中国龙图腾的起源与内涵”,“古代中国龙的形象与龙的‘传人’”,“近代中国龙的形象与‘龙’的传人”以及“现代前后中国龙的形象与‘龙的传人’”这四个方面对“龙的传人”进行分析研究,去还原“龙的传人”从图腾崇拜到民族精神的过程并探明当代“龙的传人”称谓的真正含义。

关键词:龙图腾、龙的传人、外在形象、内涵、发展演变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标志,其发展演变的历程与我国历史文明的发展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这个奇特的图腾在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蕴也悄然发生着转变,而作为“龙的传人”的中华民族,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龙”的联系也截然不同。本论文主要从“中国龙”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蕴含的不同历史底蕴入手,分析不同时期下“龙的传人”的真正意义以及对今义中“龙的传人”的由来做结论。当然,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代表性的历史客观事实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全部面貌,但却能够反映出其社会对于“龙”的整体价值取向。而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具体的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神话传说也能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龙”所产生的认知变化从而对“龙的传人”的定义的认知也将产生必然的变化。

一、远古先民时期中国龙图腾的起源与内涵

根据考古研究表明,中国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的形象就是辽宁阜新查海遗原始村落遗址所出土的“龙形堆塑”,其距今已有至少8000年的历史,这说明我国的龙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可以说早在物质条件尚且非常恶劣的远古时期,我国的远古先民们就已经在精神领域取得了令人咂舌的文化成就。在远古时期,人们无法解释各种自然现象,认为存在着一个“神物”主宰着世间万物,大部分部落间所信奉的“神物”亦或者说是图腾都不一样,因此,在征伐统一的过程中,战败的部落被合并,战胜的部落图腾得到推广流传。闻一多先生在其著作《伏羲考》中记载了一种被当今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综合图腾说”的观点,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族团,兼并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族团,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知道的龙了。”[1]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远古先民时期,中国龙图腾的起源与内涵变化有以下几点:

(一)草蛇化龙神

从目前的考古研究方面来看,目前我国考古挖掘发现的最早龙形象遗迹是辽宁查海遗址中距今已有8000多年历史的石块堆塑龙。在聚落遗址中心,专家发现了一条距今8000年的用红褐色砾岩摆成的堆塑龙。这条龙长19.7米,宽1.8~2米,龙头、龙颈、龙体、龙鳞、龙爪、龙尾等摆放分明,石块排列有序。[2]该龙长19.7米,前身石块堆积较多而显得宽大,厚实,中段后身躯逐渐收窄,尾部石块松散细小,整条龙呈现出隐尾,弓背,昂首,张嘴的动作趋势。作为我国目前考古挖掘发现的最早的龙形象,它竟然与弯腰弓背,昂首吐信子儿准备暴起伤人的蛇的形象如此类似。这不得不让我浮想联翩,中国龙的原型,或许就是远古先民们从蛇的形象中抽丝剥茧想象出来的。无独有偶,我国考古学家们考古挖掘出来的距今已有4500年历史的目前我国中原地区最古老的龙图腾——山西襄汾陶寺彩陶盆中的“蟠龙纹”也同样拥有着与蛇类似的行为动作。绘于盘底的龙纹呈圆环状盘踞在盘中,龙首有些许上抬作昂首状,眼睛小巧圆润,嘴巴微微张开露出锯齿状的尖锐牙齿,从嘴里吐出稻草型的图案。龙身上整齐排列着黑色蛇鳞状图案。圆眼,尖牙,蛇信,这些正是蛇最鲜明的外貌特征。由此可见,我国蛇形龙的形象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存在且发展得相当成熟了。

从动机上来看,“蛇说”这种说法的可信度也非常之高。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人民生活水平的落后。所以,远古先民们的生存率普遍不高。在那个狩猎,采集的时代,人们日常所接触到的,所观察到的最多的就是自然界中的动植物,主要思考的也是人与动植物之间的关系。而原始社会的先民们主要的本能活动大多可以分为“求偶”“求安”“求食”三类,因此蛇作为远古先民们狩猎,采集时经常遇到的也最畏惧的一种爬行类动物,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先民们认知思考的首位。先民们畏惧蛇,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人们无法准确地分辨毒蛇与无毒蛇,而迫于生存的压力又不得不外出觅食,因此毒蛇咬死人的事例可谓说是屡见不鲜,据《孟子·滕文公》记载:“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定所。”《说文》注“它”:“上古草居患它(蛇),故相问无它呼。”由此可见当时的蛇灾何等泛滥,人们对于蛇是何等恐惧。即使到了现代,每年依旧有不少人被毒蛇咬死。我国少数民族中的哈尼族至今仍然保留着对蛇的敬畏。他们特别害怕和崇拜大黑蛇,灰蛇,响尾蛇,他们认为:“它”(蛇)是寨神的化身或坐骑,蛇跑到人家里,人们认为蛇要东西吃,于是就迅速摆起香案,献上酒,茶,食品等,跪拜磕头,直到大蛇离去[3]

随着先民们对蛇的认识与了解,她们开始对蛇“断而复属”,“杀人无形”,每年蜕皮重生,冬天冬眠春天复苏,周而复始的生命进行有了认识与了解。出于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无法理解女性妊娠原理的母系原始部落的先民们开始崇拜蛇旺盛的生命力与强大的繁殖能力,并将对蛇的恐惧逐渐转化为对其所拥有的古人所不能及的技能与特性和它那强大繁衍能力的羡慕。出于对蛇的羡慕与崇拜,人民对蛇的各种能力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认识。“长虫过道,大雨来到”的民间俗语说明了古人对蛇能够预知天气变化的能力有了一定的认识;大蛇可以击败凶猛的野兽,还可以吞食巨大的食物,巴蛇“小则数寻,大或百丈”[4],这是食不果腹的先民们朝朝暮暮想要做到的事情。因为对蛇的崇拜,蛇逐渐成为了通阴阳,晓万物的存在。蛇也因此翻身作为人民的崇拜对象开始出现在各种古老仪式,传统造物上。

由于先民们对它们的这三种本能活动的美好愿望都能够在蛇的身上得到实现,因此先民们以一种幻想性的,单向性的的方式和蛇结为亲属关系,他们认为人与蛇之间的亲属关系得到确立,蛇就不会伤害自己,自己还会受到蛇神的庇护,人类就能够获得蛇的超人力量和独特技能从而更好地获取生活的必要物资,躲避各种自然灾害。如广西侗族的起源传说称很久以前一位女子和一条大花蛇通婚,生下一男一女成为侗族祖先,在现代侗族依旧保留了元宵节跳蛇舞模仿蛇匍匐前进,徐徐回旋的动作[5]

在缔结了与蛇密不可分的亲属关系之后,人们开始不单单满足于只是羡慕崇拜现实中已经实际存在的蛇,先民们开始在自己的想象中创造出了一个永生不灭,神通广大的图腾形象。先民们用蛇的长躯作为龙躯的主体部分并加以其他图腾形象中最具代表性的象征部位,牛头,驴嘴,虾眼,鹿角,象耳,鱼鳞,人须,蛇腹,凤足,实际上这些都是对拥有旺盛生命力,强大繁殖能力的蛇的信仰与神话再造。对于先民而言,将蛇神化为龙的过程意味着人的自我意识的崛起与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先民们不再是单纯地因为维系生活的需要而表达对实物的崇拜与羡慕,而是开始将现实世界中的实物转化为精神世界上用于寄托情感的虚物,赋予自然界其他生物新的精神形象,人也由此不再是自然万物中平平无奇的一员,而是成为了万物之长。中国龙图腾文化和“龙”的传人也由此开始了其在浩瀚历史海洋中的起伏飘荡。

(二)伏羲化龙形

纵观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相对落后远古时期,伏羲是我国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人文始祖。伏羲和伏羲氏的出现可以说是史料记载中的中华民族迈入文明开化时期的重要时间节点,而伏羲本身也是一位相当之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不同于后代君主所强调的所谓的“君权神授”“天帝之子”等等宗教概念。伏羲作为远古时期的人文始祖,伏羲与龙的关系相当密切。据《史记·补史记》记载,伏羲并不是普通人,而是其母“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疱(伏羲)于成纪”。伏羲的出生相传是由其母亲感神迹而生。根据《三皇本纪》记载,伏羲生来“蛇身人首,有圣德”。[6]而根据《拾遗记》的记载,伏羲长相“长头修目,龟齿龙唇眉,眉有白毫须垂委地”[7],这种外貌的描写实际上也是古代图腾中龙的原型形象之一。由此我看到了远古先民们所崇拜的蛇(蛇躯)以及后世华夏子女所崇拜的龙(龙颜)在伏羲身上所产生的巧妙融合。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标志是发明植物的种植以及动物的饲养,人类只有自己学会了种植植物和饲养动物,人类文明才得以产生。而没有产生植物种植与动物饲养行为之前的人类与野兽无异,都是依靠着动物的本能维持生存。因此,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革命就是从攫取性的渔猎生产过渡到生产性的农牧业生产的“农业革命”。而伏羲作为我国远古神话中的“三皇”之一,伏羲教人结网捕鱼,开垦耕田,为我国后来以农耕文化为根本文化的传统农耕社会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远古华夏人民也因此学会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间接地为华夏精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前提的物质条件。作为传统的农耕社会,农耕得到保障无疑是广大人民最为希望得到的。而伏羲不仅保障了先民们的农耕生活,还养牲畜、画八卦、造甲历、制嫁娶、正人伦、正姓氏、作琴瑟,极大地丰富了先民们的精神生活也为后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正因如此,伏羲作为我国最早的人文始祖,其标志性的龙特征,关联密切的龙事龙缘随着部落的愈发稳定繁荣而逐渐被神化。图腾发展与传播的普遍规律在伏羲身上发生了一件巧妙的反转,即伏羲作为部落领袖不仅没有借助所谓的“君权神授”“图腾之子”等带有浓烈宗教性质的手段神化自身,反而因为其标志性的“龙颜”“龙事龙缘”,在伏羲氏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提高了龙图腾的影响力与流传范围。

同时,由于部落整体存活率的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保障,实际战斗力得到提高,伏羲氏与女娲氏的部落结合后形成了部落之间的联盟关系,接连吞并同化周边的小部族,因此连同周边的小部族也开始了以龙为图腾,最终因此形成了御龙氏,勾龙氏,烛龙氏等以龙为图腾的伏羲氏族联盟的大部落。伏羲氏的这种“蛇躯”“龙颜”形象在部落融合的过程中逐渐与部落所信奉的“龙图腾”形象所契合呼应,最终造就了龙图腾在远古时期,大约新石器时期时的剧烈融合与快速发展。

(三)五帝添龙韵

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三皇”时期伏羲女娲产遗民出世,随后华夏文明便来到了“五帝”时期。作为华夏民族远古时期的部落首领亦或者是联盟领袖,在那个科学技术不发达,信息落后的时代,他们的一举一动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以及其文化特征的同时也为中国龙深厚的精神内涵和那令人为之着迷的韵味添加了几分传奇色彩。黄帝作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远古部落统治者,根据《史记·天官书》记载,黄帝为“黄龙体”,“人面蛇身”“龙颜”[8],其母附宝看见一道电光环绕北斗枢星,枢星就掉了下来而附宝有感而孕。黄帝从出生开始便与众不同,出生之日数十日便能讲话,与蚩尤交战时驱龙对敌,乃至传说的最后也是骑龙登天而去。其余四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一生也与龙关系匪浅。颛顼其母感应到天上北斗七星中的瑶光而生颛顼。根据《大戴礼·五帝德》中的记载:“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只励。”[9]颛顼乘飞龙四处巡游,太阳照到的地方都是其巡视的地方,植物动物都像崇拜神一样归顺于他。帝喾的出身同样充满神秘色彩,相传帝喾出生时从天而降一条金色巨龙撞入帝喾母亲腹中,顷刻间天上乌云密布降下大雨,帝喾母亲突然腹痛,即时产下帝喾。众人处于暴雨之中,水漫车轮,帝喾自言“苦”,后人以作喾。尧、舜的出身更是如出一辙的由其母“感孕而生”,两帝出生时也同样具龙颜,有龙之神貌。

龙貌似从他们出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他们的创奇一生,见证着他们如何一步步描绘属于自己的不朽神话,以至于龙从最开始寄托着人们对大自然中蛇的畏惧和崇拜情感,渴望长生不老,征服大自然的美好愿望的人为神化造物逐步被添加进了祥瑞,威严雍容等文化韵味,同时也与执掌天下权柄的皇室贵族们产生了难以分开的关系。五帝之后,自禹从黄龙肚内出生,驱龙治水,收恶龙乃至清代康熙乾隆等大帝的一生都与龙密切相连在了一起。而五帝与龙的传奇一生也为中国龙文化增添了许多令后人浮想联翩的韵味在里面。

二、古代中国龙的形象与龙的“传人

”尽管自远古三皇五帝之后,中华民族的龙图腾形象已经得到了基本的定型,但在之后漫长的古代封建统治中迎来了自己在历史中的变化与发展,只是中国龙图腾的变化与发展并不尽人意。出于封建统治时期最高统治者——封建皇室的种种需求,一条条“耀武扬威”的古代中国龙在普通百姓眼中的那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往往隐藏了其不堪回首的屈辱历史,这也导致了在这一时期“龙的‘传人’”的意涵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

(一)神化的造物

自五帝之后,夏启继禹位,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世袭制的封建皇权制度,而不再进行远古时期人们所遵循的禅让制度,正式将天下人之天下改为了“一家人之天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要想让普天之下(中原地区)的领土都归属自己,想要让率土之滨的人尽为自己所用,最高统治者自身除了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外还必须要有正统的地位与足够的威信。而一个朝代的正统性,往往会通过继承上一个朝代的象征性物品亦或是传承上一个朝代的图腾形象来向天下人宣示自己继承王位是正统的。例如,夏商周时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10]寓意以九鼎来镇守九洲,而夏商周王朝的更替都随着九鼎的易主而结束。秦国之后的朝代则会以传国玉玺来宣示其正统性,直至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仍被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追问传国玉玺的下落。

图腾作为人类的精神造物,其不同于九鼎亦或是玉玺之类的拥有实体的东西,其更多的是一种被不断传承、不断更新的神话的造物。龙作为我国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人文始祖伏羲氏的图腾,其在权利交接上的正统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就连五帝之首的黄帝也曾将多个部落的图腾进行融合画出一条龙来昭示自己的正统性。黄帝将自己的出生说成是神龙的化身,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被统领的各个部落如同崇拜神龙与伏羲氏一般崇拜自己。其后颛顼尧舜禹诸帝更是将自己的出生与龙挂钩,治理国家事务时也时常出现龙的身影。因此,龙作为宣示王朝的正统性这一点自远古时期到古代时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古代皇帝才特别喜欢把龙作为皇权的象征,秦始皇称“祖龙”,汉高祖称“蛟龙之子”,隋文帝出生时“紫气充庭”,唐太宗出生时门外“二龙戏珠”……这些王朝的开创者将自己的出生神秘化,与龙扯上关系,正是因为龙是最早的代表权利正统更替的图腾。

而作为封建皇权的最高统治者,神龙在人间的“传人”,龙图腾身上所蕴含的强大力量与奇特本领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需要龙图腾越来越强大,需要龙图腾凌驾于其他图腾之上,需要龙图腾不再是草野间随处可见的草蛇,而是远离人间,在天际遨游,掌控世间万物的神化的造物,这样,他们作为与龙关系密切的“真龙天子”龙的“传人”也会“人凭龙贵”,成为百姓心目中触不可及的高大存在,成为天下人心中真正的王。因此自黄帝称自己“黄龙体”,“人面蛇身”“龙颜”之后,各种有关于神龙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乃至于史书典籍,如“黄帝驾黄龙升天”“颛顼乘龙巡游”“景帝梦龙”“朱元璋六龙护驾”等故事与典籍纷纷出现。如此这般,龙在当权者的簇拥下逐渐被神化,进而拥有了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等神奇的本领。

(二)神龙的堕落

尽管龙在中华民族中的地位由于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而被拔高,拥有了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的奇特本领,成为了沟通阴阳,掌控万物的存在,但其图腾地位却是一落千丈。自秦汉开始中央集权以来,龙似乎已然成为了皇室的象征物,龙图腾开始逐渐沦为封建皇室的股掌玩物,龙图腾文化开始由多民族多样化发展向封建皇室垄断发展的趋势转变。

龙被帝王家垄断之前,所有崇尚龙的氏族部落都可以使用龙的图腾,而当龙被帝王家所逐渐垄断之后,龙图腾的使用却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限制。根据已有的文献资料记载,周天子可以说是最早穿龙衣,配龙纹的帝王了。《礼记·礼器》中说道:“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龙衮。”[11]《说文》:“衮,天子享先王,卷龙绣于下幅,一龙蟠阿上乡。”由此可见,至少在周朝开始,我国古代的帝王就有意识地通过“龙”来彰显自己的不同之处。从封建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对外宣称自己是龙的传人,但倘若龙元素如泉水般随处可见、任人汲取,那他们和百姓有何区别?政治权威何在?XXX如何稳定?因此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龙图腾的皇室私有化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龙图腾在中华民族地位崛起的重要一步。

出于封建统治的需要,龙图腾在历代帝王的推崇与簇拥下在中华民族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不可亵渎的神圣感,但这只是封建皇室为了人凭“龙”贵而编造出来的假象。在历代帝王有意的推动下,龙图腾在平民百姓的心目中早就已经成为了历代帝王们身份的代名词,成为了封建皇权的象征。由于龙的解释权逐渐为皇室所垄断,随着XXX的巩固,逐渐出现了龙这样的神化造物被皇室降服,屠杀的情况,龙图腾在封建皇室中的发展趋势开始走向堕落。从一开始的神龙呼风唤雨、乐于助人等光辉正面形象逐渐演化出了封建皇权为了抬高自身威信与地位而创作的恶龙形象。在秦汉时期就出现了大量皇室斗恶龙的传说故事,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做梦梦见和海神战斗后解梦,得知了只要除掉水中的蛟龙就能除掉恶神,迎来善神的说法后,作为皇权象征的龙(大鱼)居然就被始皇帝派人射杀了。龙在被封建皇室不断神话、拔高的同时却屡屡惨遭皇室的“毒手”。在《汉书·武帝纪》中也有着关于汉武帝射蛟龙的记载,汉武帝南巡,到了枞阳附近时看到附近的江水翻涌成浪,泛滥成灾便以为是蛟龙作恶,于是不由分说的就弯弓射箭将江中的蛟龙射死。龙在汉史中可是作为汉皇室的祖宗而存在的,就连汉高祖刘邦为了提高自己的出身地位都说自己是母亲刘媪和蛟龙交合而生的,到了汉武帝时期,居然就发生了射杀自己老祖宗的故事,可见龙的地位在皇室心中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龙在皇室的心目中的地位变得是如何的低下。先民们与大自然沟通,思绪交杂而出的伟大的神化造物“龙”因统治阶级的封建统治需求竟变得如此卑微,堕落至此。

(三)皇权的附庸

自秦汉开始将神化的造物“龙”逐渐转变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皇权象征后,封建皇室对于龙的私有化欲望可谓是“一代更比一代强”。最直观的体现就在于最平常的“衣食住行”中都逐渐出现了对龙的控制与约束使用权利的规定。其中“食”这一方面由于历朝各代皇帝的作风习惯不同且大多由皇帝自行决定,因而偏差较大暂不纳入考察研究范围,但从“衣住行”这三个受封建礼法约束较大且普遍存在的方面来看,龙图腾在皇室中的地位可谓是“一代不如一代”。

首先从各朝代皇帝的出行车舆来看,尽管每一个朝代的车辇规章制度都不一样,但作者发现这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车身龙纹的数量有增无减,有繁无简。从隋朝的“一青龙、一龙輈”[12],到唐代的“一青龙、云龙若干、一银龙头”[13],再到宋代的“一青龙、两云龙、银螭首二十八”[14],再到元朝的“八云龙、一圆龙、行龙十四、蹲龙十八、九龙头、三螭头、一青龙”[15],发展到明朝的“两辕龙、云龙三百四十九、蹲龙十三、五彩升龙若干、三金龙”[16]乃至于最为繁琐的清朝的“两辕龙、两龙顶管心、云龙二百六十六、金龙九十一、蹲龙十三、五彩升龙十二”[17]。尽管这其中有我国经济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缘故,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封建皇室对龙的掌控欲越来越强,想要通过在座驾上雕刻龙纹表达自己能够奴役神龙作为自己出行的坐骑而突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加强自己的政治权威所导致的,乃至于最后到了清朝发展出规模如此之大,排场如此奢靡的场景。

同样的,在封建皇室的建筑物中也经常能够看到龙的身影,皇室似乎在营造一种龙与自己无处不在的氛围,但这种滥用的情况也导致了龙图腾在皇室的心中已然不再是神化的造物,而是沦为了与百兽无异的可供奴役的玩物。尽管它的地位比老虎等百兽要高,但本质上仍然是为了服务皇室的奴隶,可以说,龙在封建皇室心中已经沦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仆人。在故宫内可以看到多个殿堂内的华表,支柱上都雕刻镶嵌着呈现升天上攀之态的龙图腾,其奢华的装饰以及蜿蜒而上的姿态无一不在象征着殿堂主人(皇帝)的通天之能与尊贵地位。其次,从现存的龙椅、龙床、龙锁等屋内的摆设中不难看到有大量的龙服侍着皇帝。作为民间传说中拥有通天彻地之能的神龙在皇家的建筑摆设中居然甘愿用自己的脑袋充当扶手,把自己的神躯蜿蜒舒展开来托起皇帝的肘臂;如果说仅仅只是因为自己是“真龙天子”而象征性地将龙图腾元素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去那也就算了,让人瞠目咋舌的是,作为遨游天际的神龙居然还得用自己的神躯来充当皇宫的下水道,龙嘴被用来当做皇家的下水道出口,似乎这样也能显示出皇家气派似的。龙还得将自己高贵的神躯盘在各种污秽器皿,如尿壶,唾盆上,这与传说神话中的神龙形象可谓是天差地别。可以说,只要是皇家能够用得上龙的地方就必然会添加上龙元素,高雅时可盘柱而上,呈登天飞升之态,神圣不可言,却又可以低俗到将自己的身躯盘在污秽之物上,真是好让人心疼。

宋代开始,封建皇室对龙的限制与规定愈加繁多,而作为权利与地位的象征性代表——龙袍自然也就“难逃一劫”了。在宋朝宋政和年间,议礼局就向皇帝提议:正从一品均许用龙,但不能用升龙,只能“青衣画降龙”[18]。这主要是因为升龙象征着乘龙升天,这是只有皇帝才有的特权,但为了妥协达官贵族,王侯将相们对龙的使用需求与热情,皇帝恩准他们使用“降龙”而不许其用升龙,为的就是剥夺臣子们沟通上天,乘龙而“上位”的权利,将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突显出自己封建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南宋绍兴四年,宋金双方对峙的局势刚刚才稳定下来,公侯是否应该服用衮冕的问题马上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礼部官员认为“衮服非三公所服,去之可也”,宋高宗本人也是这么个意思,只是碍于“终以承袭之久,未能尽革也”罢了。可见在宋朝时期皇室对龙的控制与解释欲望相较于前朝更加大了。这种情况发展到了元朝更甚,根据《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中的记载,忽必烈曾明文规定龙纹的使用范围,勒令市街商店不能够织造或者贩卖日月龙凤的布匹,违者没收其缎匹外,“仍将犯人痛行治罪”。[19]宋仁宗时期甚至规定除蒙古人外,其他人的器皿,帐幕,车舆等不能使用龙凤纹,可以说是通过立法的形式将龙纹纳为己有了。同样的,到了明朝洪武二十四年间也有明文规定“官吏衣服、帐幔,不许用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凤文,违者罪及染造之人。”[20]而因为永乐年间有赐蟒衣的风气,而蟒又与龙有颇为相似,明英宗天正统十二年勒令禁止私自织造蟒纹或和蟒纹类似的飞鱼纹,到了明孝宗弘治元年,明孝宗索性直接下令禁止求蟒,直接断了官员们求蟒衣的念头,这才让这群为了一条假龙摇尾乞怜的奴才们断了念想。到了清朝时,龙纹已经被皇室完全垄断,甚至就连和龙稍微沾到一点边的蟒都被皇室禁止使用。龙纹成为了皇家独享后,清廷在“龙袍”的制作上相较于其他朝代而言更加繁琐,似乎没有了“竞争对手”后只能自己和自己竞争,只有越繁琐的工艺才越能体现出皇帝的独特一样。据《清史稿》中关于皇帝朝服的记载:“朝服,色用明黄,惟祀天用蓝……绣文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腰帷行龙五,衽正龙一,……列十二章。……俱在衣,间以五色云。”[21]用料之多,做工之精细,也不知道皇帝穿一天这样做工精细的“龙袍”累不累。

因此,总的来说,中国龙图腾在享受了远古先民们的诸多崇拜与敬仰之后,随着封建统治时期的到来,在那个封建迷信的时代,封建统治者们为了宣扬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巩固自身的封建统治,加强自身的政治权威,开始有意地通过编撰神话,律法限制等方式加强龙对封建皇室的依附性,进而将龙这一远古先民们的神化造物逐渐据为己有并通过对其的形象改造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在这一时期的龙图腾可以说是逐渐从拥有通天彻地之能的神兽被物化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巩固自身封建统治的可随意拿捏的工具。所以,在古代,龙所代表的是“皇权”,龙是“皇室”的象征,这里“龙的传人”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龙的传人”并不是一个概念,它所指的仅仅只是龙的“传人”——封建皇室罢了。

三、近代中国龙的形象与“龙”的传人

出于巩固政治统治的需求,中国龙图腾在我国漫长的古代封建时代在人民的心中取得较高的地位与较大的认同感的同时,龙图腾的传承也得到了历代君王的庇护。但这种通过委身于封建势力获得的庇护是以失去自由,被束缚在皇室战车上为代价的,在近代外国势力的坚船利炮下很快便土崩瓦解。在失去了统治阶级庇护后的近代中国龙形象来到了历史的最低谷,“龙”的传人成为了世界上低人一等的民族。

(一)被束缚的龙

自明清以来,封建皇室对龙的占有权和解释权愈发重视,不仅在衣食住行对龙纹进行规定,还通过立法的方式进一步压缩了龙纹在百官与民间的使用空间,进一步压榨龙图腾专属所带来的政治效益。在《明史·舆服四》中明确记载了洪武二十六年间关于器具雕刻龙纹的规定:“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银,馀皆磁、漆。木器不许用硃红及抹金、描金、雕琢龙凤文。庶民,酒注锡,酒盏银,馀用磁、漆。百官,床面、屏风、槅子,杂色漆饰,不许雕刻龙文,并金饰硃漆。”[22]皇室一方面对龙纹的运用趋之若鹜,将龙图腾元素覆盖在了皇宫内外的大大小小地方,上至朝会大殿,下至皇宫出水口,但另一方面却对民间乃至于朝臣间使用龙的行为严加遏制,多加防范,管中窥豹,其对龙图腾的控制与垄断可见一斑。可以说,龙图腾的命运经过了前面多个朝代的铺垫,如今已经到了彻底沦落的地步。

再者在作为清朝国旗的龙旗诞生以前,皇室出行所配之龙旗同样是独享的。作为国旗的清廷龙旗更多是在外交上充当清朝标志的作用,在此之前皇室所用的龙旗与其可谓大相径庭。作为皇室威严震慑的工具,龙旗更多时候是用于在皇帝出行时连同其余旗帜一起用来“耍威风”、“摆排场”的。因为根据《明史》中的记载,皇帝出行并不仅仅只是带龙旗而已,因为帝王垄断了龙的使用,因而导致现代很多人都以为好像皇帝只会用龙旗一样,而事实上皇帝出行除了带龙旗之外还携带了“日旗、月旗,白虎、风、云、雷、雨、江、河、淮、济旗,天马、天禄、白泽、硃雀、玄武等旗,木、火、土、金、水五星旗,五岳旗,熊旗,鸾旗及二十八宿旗,各六行”[23]。很显然,此时在皇室眼中,龙和其他熊,鸾等动物一样都是服务于自己的,龙图腾存在的意义已经完全变了味儿。此时的龙在封建皇室的眼中不过是一个可供自己肆意摆布的工具,而携带龙旗也只是因为龙在百姓心中的地位比较高,带着它出行好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进一步的压榨其价值罢了。

“得益于”明清时期更加严苛的条例限制,在这一时期,龙图腾的独立性完全被剥夺,不复往日的神貌,彻底脱离了它最初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怀抱,而这样所带来的后果就是龙图腾的文化内涵在皇室的巩固与发展中得不到发展,被束缚在封建皇室的战车之上,成为了封建皇权巩固XXX的工具,也为后续中国龙图腾形象在中国近代史中美丑交替,跌宕起伏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二)被丑化的龙

不可否认,虽然封建势力遏制了龙图腾文化内涵的发展,但其对龙图腾文化的传承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这才使得我们今天得以能够看到如此之多的龙文化精品。但在我国漫长的发展历史当中,封建皇室并非一直以来都对我国的图腾文化处于支配地位的,这主要是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威有无受到来自外界的干扰或影响。

前文就曾提及龙图腾是通过委身于封建皇室寻求庇护的,而近代清末年间,受到多次外来侵略战争的影响,晚晴政府的政治权威大幅度下降,龙图腾的正面形象(整体形象)得不到有效的保证与继承。与此同时,大量涌入的西方传教团体意见产生分化,来华商人,冒险者等对清态度的恶化,反馈回本土的负面报道的增多均导致西方世界自16世纪以来对华的良好印象,美好想象开始破灭。

在世界人文思想,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19世纪,清朝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而闭关锁国,对外态度欠佳,这也就导致当时西方世界受先进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们对华态度逐渐恶化,连黑格尔也认为中国人过于自大,不屑从欧洲人那里学习什么。[24]正是这种封建的统治思想导致外国受先进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们对当时的中国的鄙夷与厌恶之情尤甚,将中国近千年来的“天朝上国”形象摧毁得支离破碎的同时催生出了大量的反华,排华,讽华的漫画。这些漫画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将中国的形象描绘成为一条畸形的,怪异的“辫子龙”。

首先,漫画作为一种非常直观、直白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对一般的普通社会大众对华固有印象的形成与巩固和对华情绪的形成所造成的影响要远远超过绝大部分学者的长篇大论和晦涩难懂的理论分析。因此,侵略国出于美化侵略与标榜正义的需求,西方政客们需要这种将中国龙形象丑化成为“辫子龙”的漫画作品去推动民众心中的反华排华情绪已达到战争的“正义性”。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对中国龙形象进行丑化的画作《在中国我们应该做什么》(图一)中可以看到,一名骑士正挥舞着手中的双锤(英法联军)狠狠地教训降服底下的丑陋畸形的恶龙(清朝政府)。我们不难看出这其中对中国龙形象的刻意丑化以及对自身侵略的丑恶行径的洗白,这幅漫画集中反映出了当时西方世界对华印象的恶化以及对侵略战争所持的支持态度。

再加上当时大批吃苦耐劳的华工涌入西方市场,导致了西方本土居民利益的损失,因此引发了西方社会尤其是与华工产生竞争关系的底层有色人群与意图迎合吸收这部分有色人群选票支持的政客们对中国移民的强烈不满情绪,这股汹涌的情绪浪潮迅速的席卷了当时的西方世界,促成了当时西方世界对华人的极端排斥与蔑视的态度。在这其中,美国画家们创作的讽刺漫画影响尤为突出明显。“19 世纪后期美国的排华潮中美国的排华漫画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现在这些漫画成了近代史上美国排华的历史见证。”[25]《黄蜂》作为最早一批在美国进行大型彩色漫画批量制作的周刊,华工开始大批涌入美国市场时,美国市民阶层反华情绪高涨,他们就将华工视为了劳动力市场廉价竞争的罪魁祸首,垄断资本的帮凶,并在 1879 年至 1882 年之间,该杂志接连发表多幅将华人画作恶龙的漫画作品。较早的有《多头吸血鬼——彻底地打击》(图二),画中鲜明的地位对比象征着白人劳工们对中国人所带来的市场竞争的极端不满,恨不得杀之而后快的歹毒心理。四头怪龙无奈地被区区一匹白马压住,正等待着接下来的挨个屠杀,可想而知当时中国人在美国的地位低下到了任人宰割的悲惨地步,中国威武高傲的龙图腾被丑化成了一个个软弱无力,苟延残喘的“辫子龙”,成为了西方丑化中国,妄图从文化上劣化中国的“表演道具”。

1882年后,中国龙图腾在美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因为在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方案》,华人的地位进一步被贬低,同时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排华行动的合法化,《黄蜂》中的时事讽刺漫画《滑稽的儿童》(图三)就清政府的无能将中华民族描绘成为了一条趴在地上耳提面命,摇尾乞怜的“辫子龙”形象,正向着坐在由中国人组成的椅子上的阿瑟总统和美国儿童献媚。这幅漫画中,不仅仅是地上摇尾乞怜的“辫子龙”头上系着丑陋的辫子,就连儿童座椅的背后都有着一条竖立的辫子,“辫子龙”的形象在当时的大规模排华运动中,随着这副讽刺时事的辱华漫画的出名而走红。

通过分析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龙图腾文化的丑化事实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由于近代晚晴时期清政府的政治权威大幅度下降,导致依赖封建皇权生存的中国龙图腾形象与文化被肆意的歪曲与丑化。通俗一点来讲,那就是自中国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国际形象与地位的日渐衰落,龙也只能一起跟着倒霉。说白了就是“弱国无外交”,自诩为“龙”的清朝政府拖累了这个历史悠久的庄严神圣的图腾,当时中国的形象有多丑陋,龙的形象就有多丑陋。这一点从当时在外国流行且大量发行的对中国进行讽刺丑化的一些漫画作品中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在那一条条“辫子龙”的漫画中外国列强对清朝的蔑视以及固守陈规、一成不变的中国龙文化乃至于整个民族文化的不屑于鄙夷,而中国龙图腾的地位在这一时期也来到了传世以来的最低谷,“龙”(清朝封建阶级)的传人们(华人)成为了西方世界中低人一等的民族。

(三)被解放的龙

自鸦片战争以来,封闭的国门被坚船利炮所轰开,这注定了“天朝上国”未来国运的衰败,同样的,失去了封建皇室保护的中国龙图腾形象也遭到外国列强的歪曲与丑化,其外在形象与内在意涵可谓是一落千丈。

万幸的是,自孙中山先生起义反清建立民国政府以来,表面上的“辫子龙”已经被革了命,久遭拘禁的神龙终于有了一丝“复得返自然”的喜气,不再是皇室中那地位卑微到沦为溲便之器的存在。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龙图腾能重新回到了最初创造它并将其发展壮大的广大人民的手中,不必再系上丑陋的辫子,成为皇室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仆从,对其长久以来裹足不前的文化内涵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与巨大的机遇。

但不幸的是,尽管国父孙中山先生破除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概念深入人心,但缺少了强有力的统一武力(军阀割据)、并不稳固的XXX(袁世凯复辟,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缺乏稳定的大环境(一战)导致尽管二战前夕的民国时期中国的国力有所增长,但由于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的落后,在“鹰”、“熊”等列强看来,中华民国的建立只不过是在中国这片草原上的领头羊换了一只的地步罢了。巴黎会议未能成功收复山东便是中外间这种不对等关系的具体表现之一。在此期间,尽管中国龙图腾的使用得到了解禁与发展,但由于我国国际地位的原因,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国龙图腾仍然饱受西方世界的抹黑与丑化。

期间尽管也有着如1889年巴黎世博会期间展现出喜气洋洋,温馨和蔼画面的《夜晚在巴黎荣军院举行的殖民庆祝游行》(图五)与1898年间荷兰对华贸易时发行的明信片上的《西部中国人的茶道》(图六)等几副漫画表现出了其对中国的友好与尊重和诚意,但这其中绝大部分的漫画大多都是出于两者存在利益往来时为了迎合中国市场需求所创作的。西方画家一边画着迎合国内排华情绪的反华漫画的同时,在特定的时间段又为了迎合中国市场而违心地作出美化中国的漫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后期才得到较大的改善。

这主要是因为此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收尾阶段,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发生了巧妙的变化,中国不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国家所厌恶,排挤的对象,而是成为了反法西斯国家们的盟友。而日本由于二战期间轴心国与同盟国的对立关系成为了西方世界中仇视,憎恶的对象,取代了中国之前在西方世界中被排挤仇视的地位。二战期间,中国实现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同时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获得了西方“三巨头”的肯定。在共同的敌人面前,“鹰”“狮”“熊”和“龙”之间的敌对关系得到缓解,西方对华社会价值取向与对华认知和态度的改变,反华排华的阴暗乌云开始消散,转而各类“与龙共舞”的友好漫画开始出现。在这样友好的氛围下出现了一副名为《大街上的游行队伍》(图七)的漫画,漫画中一队中国青年高举着“盟军胜利”的横幅,舞着一条黄龙在街上欢快庆祝。这在西方世界普遍丑化中国的19世纪可以说是不可能看到的,可见中国龙图腾在经历了这场战火的洗礼后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开始变得美好起来,一时间各种“与龙共舞”的喜庆漫画中威武神气的华夏神龙形象与19世纪西方世界丑化中国的漫画中丑陋的“辫子龙”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声炮火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将这个传承了上千年的古老帝国一夜之间拉入到了近代饱受折磨与羞辱的历史泥潭中。自近代以来,失去了拥有强有力政治权威的封建皇朝的庇护,华夏神龙被迫迎来了自被创造诞生以来地位的最低谷。所谓“弱国无外交”,近代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低于各国列强所带来的屈辱被直观地体现在了这一条条被歪曲、丑化和侮辱的“辫子龙”身上。尽管从主观感性的角度来看,西方世界这样强硬粗暴的方式令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接受,但从客观理性的角度来看,“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26]中国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封建农耕社会注定了其发展动力的不足,这个时候,“熟睡的人们”正需要有人“呐喊”起来,哪怕这些呐喊是最恶毒的咒骂,最难听的侮辱,较为清醒者也能醒来,及时地为“铁屋子”“透透气”,为中国带来XXX的“空气”,“龙”(封建阶级)的传人们(百姓)才得以摆脱了束缚,改变西方世界对华的固有印象,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四、现代前后中国龙的形象与“龙的传人

”近代以来,经历了抗日战争与内战后,中国这个近代以来饱受欺凌与侮辱的国家终于在东方建立起了一个红色的XXX。在摆脱了封建思想的禁锢后,中国快速发展的综合国力与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为中国龙图腾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华夏神龙从过去那一幅幅不堪入目的画面中涅槃重生,重新被他的创造者们赋予了新的形象,龙图腾的外在形象与文化内涵随着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地位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地得以重生。

(一)涅槃重生的龙

作为我国工农阶级的代表,红色XXX的领导者,xxxx的诗词中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及到龙并将龙图腾踏踏实实地运用到了实际的文学生活创作与时事分析当中,在其作品中的龙正如同龙图腾最初是那般的柔软,可塑,千变万化。龙在xxxx的笔下就如同他本人一样,挣脱了思想上的束缚,在回到了原始时期那最纯粹的模样的同时又在夺人眼目的龙躯上添上了中国红。

xxxx同志与龙的种种情缘往往蕴藏着其对于现实的深刻思考。毛在我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提到:“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27]这里xxxx同志使用叶公好龙的典故,将当时中国上上下下下的参与革命的工农阶级比作那条让叶公感到吃惊与恐惧的真龙。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以来,少有人敢于将普通的百姓平民比作真龙的,真龙自封建统治后就被奴役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可见当时在xxxx的思想当中,中国普普通通的人民就先一步翻身当家作主地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人,龙图腾上久违地出现了人民正面的身影。

而在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突破国民党重重包围北上抗日时所作的《清平乐·六盘山》中“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28],苍龙在历史上有几种解释,但在这里显然不可能是指“东方七宿”[29]和青色大马[30],只可能是指代某一个“凶恶的人”。深谙辩证法真理的xxxx很清晰地认识到当下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的生死存亡之际。因此这里xxxx所想要缚住的“苍龙”应是指代当时的日本指挥官东条英机。龙的形象在xxxx的词作中发生了巧妙的变化,从之前象征着人民的真龙变化成为了凶恶的“苍龙”,龙图腾在他的笔下不再是一味地歌颂皇室的存在,而是似乎回到了当初海纳百川,包容万象的丰富内涵的境界。

在经历了八年抗战,两党同仇敌忾,终于将东条英机这条“苍龙”紧紧地缚住送上了断头台后,国内解放战争战火又起,龙在毛的诗文中的又一次亮相是在其所创作的一首七律中。当时人民解放军刚刚解放南京后不久,饱读诗书的润之兄在感慨之际,洒墨挥笔之间看到时下解放战争的胜利已然近在眼前,任它南京曾几何时有多少帝王于此号令天下,挥兵点将;任它往日如何龙盘虎踞,是多么雄伟的帝王州,这一切,在镰刀和锤子面前都已成为了历史。眼下,无产阶级的曙光照耀到了这个腐朽的、暮气沉沉的“帝王之宅”,一个新兴的、充满活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即将拔地而起。“玉龙”已逝,“苍龙”不再,那一条条曾经盘在神州大地自诩为“龙”的“伪龙”(封建统治阶级的领导者)更是不在了,“真龙”(人民)成为了这片神州大地的主人。于是乎xxxx用自己苍劲有力的笔法在这首《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诗中重重地烙印下了14个大字:“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在这个中国迈入现代的时间点,中国红色力量的崛起使得作为中华民族中最具代表性的龙图腾在共产主义下获得了重生,其外在形象与文化内涵得到不断的发展,“龙的传人”们的面貌开始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二)焕发新生的龙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不断地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瑰宝一一与龙图腾身上的元素对应结合,龙图腾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的发生着变化。正是因此,时至今日,不断推陈出新的龙文化仍让当今的中国社会传承与发展这尊古老的图腾,可以说,龙文化背后不断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内涵对当今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1984年的天安门的修缮保养工程中,“天安门的每一开间的栋梁枋柱上都有上百条龙,整个城楼有数千条龙。”“龙和天安门的结合,向世界昭示龙文化连续体的正统性”[31],这意味着在现代的中国,龙文化将持续地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被人们进行的传承与发展。

首当其冲的便是其兼容并蓄的特点,学术界普遍认可的闻一多先生提出的龙图腾兼容了多个图腾的特征的观点可以理解成为龙图腾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综合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体现的兼收并蓄的精神文化内涵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尤其是现代以来中国持续推进的团结的民族政策以及开放包容的迎接外来企业的发展的态度与龙图腾的这种兼收并蓄的精神文化内涵一拍即合。用通俗的话来讲那就是,不管他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社会的还是资本的,谁好的我就用谁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正是这种兼收并蓄思想上的一个伟大实践吗?只有不断地吸收,兼容新的内容,一个国家和它的文化才能在发展的过程中经久不衰,久而弥坚。毕竟“只有兼容,才能和世界文明融为一体,也只有兼容,才能发展强大。如果人为地设置壁垒和禁区,最终受害的只能是我们自己。”[32]

同样的,龙图腾作为中华民族中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图腾,相当多的神话故事,历史传说不仅仅只是把龙看作是一种图腾形象,而是看作是自己的祖先亦或者是自己的长辈,受此影响的人从而产生对龙图腾的情感。这种情况与上文所提及过的人们崇拜蛇因而产生了与蛇构成亲属关系的情况类似,学术界管这种情况称之为“祖先崇拜”。“这种祖先崇拜在中国人中产生产生一种很普遍的共同心理,或者是民族共同意识;认祖归宗,留恋故土,热爱祖国”[33]。这种伴随着强烈民族情感的思绪会将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紧密的团结在一起,促使其产生对国家的归属感进而选择性地忽略掉民族间的差异。可以说,龙图腾文化成为了中国各民族间团结和谐的和平文化纽带。

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龙图腾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改革开放时期快速发展的中国的精神支柱。一方面,龙文化兼收并蓄的文化内涵为现代的中国带来了打开国门,改革开放的启迪与文化支撑,同时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兼容吸收优秀外来文化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而另一方面龙图腾文化团结凝聚的全民族力量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聚集了雄厚的力量,让每一位“龙的传人”在新中国的红色光辉照耀下,在焕发新生的中国龙图腾文化的感染下让这条新生的东方红色巨龙在世界的舞台上宣示着自己的新生。

(三)广为人知的龙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创造出华夏神龙图腾这样的存在的人民们的创作智慧是没有尽头的。龙图腾在XXX焕发出的全新内涵以及其所展现出的民族凝聚力即使跨越千山万水,这份传承于血脉中的联系也不会为之所隔断,这份联系只会随着情感的不断沉淀最终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

1978年,美国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台湾整体社会气氛陷入低迷,当时还在台湾政治大学读书的侯德健不满于这种悲情的社会氛围,一怒之下写作了一首《龙的传人》。在台当时普遍低迷的社会氛围与台文工局的推动下,《龙的传人》迅速走红,成为当时校园歌手创作歌曲中的领头羊。但事件后续的发展就比较令人哭笑不得了。急于挽回民众信心的台当局试图将这首歌颂中国龙文化自强不息内涵与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伟大意志的歌曲束缚成为政治的玩物。万幸的是,作词者侯德健本人一直以来都坚持认为《龙的传人》就是一首“红歌”,“好莱坞也有爱国歌曲、爱国电影,他们的聪明之处在于,不是官方组织做这些事,而是在自由市场中,由民间自己去做。那样,效果肯定会更好。”[34]作者对《龙的传人》的精确定位对于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首团结海内外各民族中华儿女的典型曲目。恰巧的是,台当局限制侯德健人身自由,频繁与其约谈的举动坚定了侯德健赶忙出走台湾奔赴大陆的决心。侯德健慌乱出逃的这一举动也被当时的台湾官方认为是“叛逃”,《龙的传人》从此被禁止在任何场合公开演唱。但令人讽刺的是,《龙的传人》在台湾被打入冷宫却在大陆发光发热,成就了一段“龙的传人”的在世神话。

“龙的传人”这一名讳的普遍流传与认同,这首歌曲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功劳。这种歌曲推动图腾文化内涵波及到民族文化的情况在王力宏改编歌词后尤甚,《龙的传人》一时间红遍大江南北,重新诠释了“龙的传人”的定义。歌词中“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所指代就是在神州大地上生存的华夏儿女们,我们全都是伴随着龙图腾文化的演变过程而一步步从原始社会走到现代社会的,我们在长大以后也应当成为“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和黄皮肤是我们身为“龙的传人”永世不变的印记,无论如何改变,这些印记都在提醒着我们“龙的传人”的身份与担当。在原词作者侯德健的版本中更是直接地写道“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歌词中这种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与情绪渲染力促使着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海内外华人华侨,各民族的同胞们从振奋人心的歌声中深深地感受到了挣脱束缚后重获新生的中国龙的精神面貌与海纳百川、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涵。

《龙的传人》本身所带有的那种强烈的身为“龙的传人”而感到骄傲的民族自豪感跨越了政治的束缚,摆脱了时空的限制,对XXX中国龙图腾内外都焕然一新,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强大的自豪感,传达出了每一位中华儿女对于伴随着中华民族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的中国龙图腾的尊敬,爱护的民族情感与其所象征着民族精神的情感共鸣与高度认同。

可以说,中国龙图腾在回到了它最初的创造者——人民的手上后,返本开新的XXX中国龙图腾形象与内涵创造出了XXX中国龙的在世神话。而“龙的传人”的概念(中华民族儿女)与民族情感也随着一声声嘹亮的“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深入人心并随着血脉的传承与情感的共鸣而成为了在XXX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纽带,成为了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令人骄傲的称谓。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当今所使用的“龙的传人”的自称不会是远古时期先民的产物,那时候龙的形象甚至都没有产生一个定型,也不可能是古代中国的产物,那个时候的龙正被封建皇权按在脚底下奴役着呢,更不可能将自己自称为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外国列强欺凌、侮辱、丑化的产物。对“龙的传人”由来的正确理解应当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发展的文化需求与人民的智慧相结合后,对龙的内涵进行返本出新产生的新意涵和《龙的传人》流传后所引发的中华民族儿女对“龙的传人”新意涵的高度认同及其对民族情感的高度共鸣相结合后所产生的在中华民族儿女间普遍流传且认同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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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学网.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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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王大有.中国龙钟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251.

[34] 腾讯新闻网.红歌《龙的传人》在台湾与大陆的复杂遭遇

图一 图二

“龙的传人”溯源——从图腾崇拜到民族精神

图三

“龙的传人”溯源——从图腾崇拜到民族精神

图四

“龙的传人”溯源——从图腾崇拜到民族精神

图五

“龙的传人”溯源——从图腾崇拜到民族精神

图六

“龙的传人”溯源——从图腾崇拜到民族精神

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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