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史与文史 ｜ 中国古代医德

原创 傅维康 中医药文化杂志

中国古代医德

众所周知，医学是同人们的健康与生命息息相关的一门科学。从事医疗工作者，其医学知识、诊治技术、医疗作风和道德品质诸方面，都密切地关系着患病者的健康与生命。其中，医学道德与诊疗作风的重要性尤其不可忽视。

注重医学道德和作风，是中国医学的优秀传统之一。“杏林春暖”就是千百年以来人们对医德高尚、医术高明者的颂词，而它的由来则同三国时期的名医董奉有关。据文献记载，董奉原籍福建，后迁居江西庐山山麓，其医德与医术均佳，为人治病疗效甚好，对贫困病家，董奉不取报酬，只是让病家在董奉住处附近一片空地种植杏树，病重患者经治愈后种杏五棵，病轻患者经治愈后种杏一棵，久而久之，病家种植的杏树蔚然成为茂盛的杏林。董奉每年将杏子换谷，以之赈济贫困者。因此，后世往往以“杏林”二字代表医界，而用“杏林春暖”或“誉满杏林”等称颂医德高尚、医术高明者。

中国自古以来之重视医德，早在《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中已有专篇论述，并且在该书其他若干篇内也有所涉及，内容颇广，阐述也相当透澈。

医学的目的是什么？《内经·灵枢·师传》篇写到：“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内经》在两千年前就以简明文字指出医学是为更多人的健康考虑，确实是很难能可贵。也正因医学关系到人们的健康和生命，所以《内经》提出对于医学知识和技术的传授对象，应该选择合适者,《内经·灵枢·官能》篇说：“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也写到：“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例如对于从事针灸的医生，《内经》要求其“语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可使行针艾”。所谓“谛”，含意为仔细。“审谛”是谨慎仔细。

行医者在具备医学知识和技术的同时，还必须怀有对患者的高度同情心，要不怕脏、不怕累地深人了解病人情况。《灵枢·癫狂》篇写到：“治癫疾者常与之居，察其所当取之处。”意思是即使是对癫狂的患者，也不可嫌弃，而是要求医生住到患者家中，详细体察其症状、情绪与饮食起居等各种情况，以便采取合适的治疗措施。

有时候，患者可能有难言之隐，医生更应体贴入微，以取得患者的信任，使病人如实地向医生诉说本来不愿启齿谈及的精神创伤和一切苦衷。《素问·移精变气论》所提示的“闭户塞塘，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正是要求医生照顾到患者的自尊心，把房间的门窗关起来，同患者个别交谈，耐心开导，消除顾虑，使其倾诉难言之苦衷。这样做，既有助于了解起病原因，以获得正确的诊断及采取合理的治疗措施，同时也可以帮助患者树立乐观情绪和战胜疾病的信心，从而提高疗效。

为了防止医疗事故，行医时必须专心一意，尤其是施行针刺术，更应谨慎操作。《素问·宝命全形论》所写的“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正是指施行针刺治疗之时，施术者如同处于万丈深渊的境地，不可掉以轻心，手持针具，则如同抓住猛虎的当儿，应全神贯注地操作，不可被其他事物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

为了告诫行医者应经常注意防止医疗事故与过失,《内经》的《素问》部，特撰写《疏五过论》和《征四失论》专篇。“疏”，即是陈述，也就是陈述医生的五种过错。“征”，即“惩”，也就是惩戒医生的四种失误。《疏五过论》从五个方面讲述医生必须注意做到的和不可做的，以避免发生过错：一是医生不可不探查病因和病情，而是应该详细询问了解，尤其是了解患者社会地位高低与生活富裕贫困的改变，因为地位由高变低、生活由富变贫，都可能使疾病发生；二是需了解患者饮食起居情况，情绪上有无过度兴奋或过度悲哀的剧烈波动，恰当地采取治疗措施；三是要懂得比类分析；四是对那些因情志上遭受刺激引起疾病的患者，要懂得针对情志上的病因进行治疗；五是要了解疾病全过程，仔细分析后果，不可匆忙地针刺阴阳经脉而导致气血更加散乱，更不可粗率地乱说病人的死期。《征四失论》列举了医生的四种失误：一是诊治时不懂得阴阳逆从的道理；二是从师学习尚未毕业却乱用治法，并且把谬论当成真理，巧立名目自我表功，造成医疗上的失误；三是对患者的贫富贵贱、饮食起居、身体寒温、个性等不进行区别比较；四是诊治疾病时，不详细询问起病经过以及各种病因，却简单地凭脉搏的情况作诊断，杜撰病名，其结果也必然造成治疗上的失误。

可见，作为古代中医学第一次大总结的《黄帝内经》，对行医和医德的论述，也是颇为充实的，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许多医术高明的医生，往往同时也是崇尚医德者，他们的医德实践和论述，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医德内容。

战国时代的扁鹊，是中国史书上最早有详细传记的医家。司马迁在《史记》里所写的扁鹊医疗事迹中，就反映了他的良好医德。据载，当他用针刺等措施救活了昏迷假死半天的琥太子后，人们纷纷称赞他有“能生死人”的绝技。扁鹊听到此称赞后，没有飘飘然地自以为了不起，却谦逊地对众人说，并非自己有复活死人的本领，而是病人本来就没死，所以经过治疗而恢复了健康。

汉代，擅长外科手术的华佗，及对辨证论治与方剂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张仲景，都是注重医德的医家。华佗曾被荐举为“孝廉”（进入仕途担任官职的备选人才），他不接受，却情愿在民间当普通医生。张仲景曾尖锐抨击那些平时不留神钻研医药，却竭力“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的医生是降志屈节，可悲可鄙。三国时期的董奉，也是人们所熟知的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名医。

唐代医家孙思邈，不但对中医、中药、养生等多方面深有造诣，而且在医德方面享有盛誉。他强调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他把自己的两部医著都冠以“千金”两字。也正因此，在《备急千金要方》的开头，他特撰写“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专篇，启示如何习医，告诫怎样行医。

孙思邈指出，习医者须熟读古代经典著作，涉猎群书，“留心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他认为读“五经”可以懂得“仁义之道”，读史籍可以知道古今之事，读《内经》则不仅可掌握医学知识，还可明白“慈悲喜舍之德”。

孙思邈说医学是很精微的学问，必须用心精微者才可从事医学，若以粗浅的态度对待，那是必然会失误的。所以“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凡是有病患者来求治，他告诫不得因其贵贱贫富、长幼美丑、怨亲善友、聪明迟钝而采取不同的诊疗态度，也不得为自己的名利而瞻前顾后，应该“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要怀着“大慈恻隐之心”；诊治疾病应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对“患疮痪下痴臭秽不可瞻视”者，“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到患者居处诊疗，若其厅堂、卧室陈设华丽，医生不可东张西望；诊治疾病虽应抓紧时间，但“须临时不惑，慎审细思”，企图贪快逞能和沽名钓誉是“甚不仁矣”；治好病人后，不可自命不凡地认为“天下无双”，也不可诋毁其他医生，更不能“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

以上所谈及的孙思邈对医生的要求，足可说明他对行医和医德的论述相当全面而深刻，很多内容至今仍然很正确。因此，称孙思邈的《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为古代医德的光辉篇章并不为过。

宋代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虽然主要是论述小儿的保健医疗，但是其中第一篇“医工论”就是讲医德修养，作者特别说明“今冠于篇首，以劝学者”。文章强调：“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正己者，谓能明理以尽术也；正物者，谓能用药以对病也。”指出“若不能正己，则岂能正物？不能正物，则能愈疾？”所以要求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止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告诫医生诊疗时，“疾小不可言大，事易不可云难，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对于有的医生故意把小疾说成大病，把易治的病说成难医，清代张谈在《种痘新书》的“业医三要”中指出，这是某些缺德的医生为了邀功索取报酬或推卸责任、保住自己名誉所设下的两手埋伏。他说：“病止五分则言八分，病到八分则言不治。其意以为医之而愈，则显其能，可以索其厚谢；医之不愈，则堪辞责，亦不至于败名。”

中国古代医德，还体现在医家将自己行之有效的医疗方剂与经验，予以整理汇集公之于世，以便其他医家参考应用，从而使更多的患者得到治愈。但是，也有少数医生对有效方剂垄断牟利。对此，宋代医家陈自明在其《外科精要》的“论医者更易良方”中，愤然揭露斥责说：“尝见世间医者，每有妙方秘而不传，或更改以惑人，诚可恶也。”

明、清时期，医家及医著中，讲述、记载医德者更为增加，并有如下两特点：一是有较多的医籍列出医德专节，将其内容归纳为若干条进行阐述；二是有不少用歌诀形式写成，便于诵记。例如，明代龚信《古今医鉴》的“明医箴”写到：“今之明医，心存仁义；博览群书，精通道艺；……因病制方，对症投剂；妙法在心，活变不滞；不街虚名，惟期博济；不计其功，不谋其利；不论贫富，药施一例；起死回生，恩同天地；如此明医，芳垂万世。”同时，还痛斥那些不学无术、借行医谋利而害人者：“今之庸医，衒奇立异；不学经书，不通字义；妄自矜夸，以欺当世；争趋入门，不速自至；……自逞明能，百般贡谀；病家不审，模糊处治；不察病原，不分虚实；不畏生死，孟浪一试；忽然病变，急自散去；误人性命，希图微利；如此庸医，可耻可忌！”书中的“警医箴”再次告诫：“至重惟人命，最难却是医；病源须洞察，药饵要详施；当奏万全效，莫趁十年时；死生关系大，惟有上天知；叮咛同志者，济世务如斯。”

龚云林的《万病回春》内，提出了“医家十要”：一存仁心，二通儒道，三精脉理，四识病原，五知气运，六明经络，七识药性，八会炮制，九莫嫉妒，十勿重利。

1575 年，李艇的《医学人门》有“习医规格”专节，强调“医司人命，非质实而无伪，性静而有恒……未可轻易以习医”。学习医学须“读书明理”，方不致“庸俗昏昧”，如稍有疑难，则“检阅古今名家方书，以广见闻；或就有德高明之士，委曲请问”，并且还应熟悉更多的医学知识与技能，“专小科，则亦不可不读大科；专外科，则亦不可不读内科”。对病家“不可过取重索，……如病家赤贫，一毫不取，尤见其仁且廉也”。该书对行医的职业道德总括为一句话：“不欺而已矣。”

1629 年，孙志宏的《简明医毅》写有“业医须知”，把延请医生比喻为征求良将，“良将系众之死生，国之存亡；医系人之安危死生，眷属之悲欢聚散，岂非天地间最重大事哉”？所以，“非其人不可信托，是必其德仁厚，其学淹通谙练，而后能起病回生”，告诫“业医者，当时刻兢兢业业，以救人之德”。

1650 年，潘辑增注的《医灯续焰》，撰有“医范”专题，除引载历代医家的医德论述，还有他本人归纳的“为医八要”：“医家存心，当自重，不当自轻；当自谦，不当自傲；当计功，不当计利；当怜贫，不当谄富。”

此外，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归纳医家的“五戒”与“十要”，清代张璐《张氏医通》归纳的“医门十戒”，程国彭《医学心悟》中的“医中百误歌”等，都从各个方面对医生提出了行医和医德要求。

为了敦促医生对病人的生命负责，清代医家沈金鳌特把自己所写的一套医学丛书命名为《尊生书》，郑重地写到：“人之生至重，必知其重而有以尊之，庶不致草菅人命。”

总之，自古以来，中国对医者的学医目的、人品与道德修养，对医学知识与技术的掌握，对待病家与其他医生的态度，对诊疗作风以及如何对待个人名利、地位等，都详细地进行谈论，并且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这些论述，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宝贵内容，它们对古代医家的医疗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而且，其中许多正确的内涵，即使在今天乃至将来，也仍然很值得弘扬和实行。

图源：网络

编辑：青黛

原标题：《医史与文史 ｜ 中国古代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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