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 :“救日”与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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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救日”与救国的双重危机

传统中国政治哲学甚重天人感应, 将自然天象的变化视为与现实人事相互关联的休咎征兆。《周易·系辞上》谓“法象莫大乎天地, 变通莫大乎四时, 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又谓“天地变化, 圣人效之。天垂象, 见吉凶, 圣人象之”。因此制造仪器、推演历法, 除了观测与记录天象, 以定四时节令、吉凶忌宜, 更在于对天象进行诠释和应对。天象灾变之最显著者, 莫过于日食。所谓“日者, 众阳之宗, 人君之表, 至尊之象。君德衰微, 阴道盛强, 侵蔽阳明, 则日蚀应之”。传统论述君权合法性, 又多诉诸天命, 即“唯天子受命于天, 天下受命于天子”。“天子”既然是“天”在人间的代理, 就自然拥有对天象进行诠释的专属权力。同时, 如果天显异象, 天子就要有所应对, 这既是权力, 也是义务, 否则就可被视作不符君道, 从而面临合法性危机。

无论是对先民生产生活, 还是宗教、政治而言, 日食都是极为显著而重要的天变异象。因此, 中国对日食观测和记录甚早, 《尚书·胤征》记夏代仲康日食, 就已载明不同身份、地位者应对日食的仪节。此后随着国家形态的完备、天文观测技术的进步、历法编制水平的提升, 日月交食的预报更加制度化和精确化。针对交食的救护和应对办法, 也形成国家重要典制历代相沿。满人入关, 多沿前明旧制。顺治元年 (1644) 即定, 凡遇日食, 京朝文武百官俱赴礼部救护。康熙十四年 (1675) , 定由钦天监先期推算时刻分秒, 礼部会同验准后, 根据日食规模及不同地域可见食分、时间, 行文各省官司以及奉中国正朔的朝贡属国, 作出具体救护安排, 并详细规定救护仪节。而后历朝相沿, 每逢交食, 官民人等鸣金击鼓, 行礼救护如仪。

清季国势衰微, 丧师割地, 接踵而至。光绪庚子 (1900) 八国联军入京, 两宫仓皇西遁, 危机与屈辱几近无以复加。八国联军在京肆意掳掠, 其“战利品”即包括北京观象台的天文仪器。次年 (光绪二十七年) 十月初一日癸巳 (1901年11月11日) , 銮驾尚在郑州与中牟之间, 日有食。虽然时局板荡, 帝、后弃都, 且天文仪器几乎被列强瓜分殆尽, 钦天监衙署亦几近全部损毁, 但大清王朝仍然因袭旧典, 下令举国“救日”, 其“救日”安排甚至包括已经脱离宗藩、不奉正朔的越南和朝鲜。国难当头, 日有蚀变, 且其时值柱国重臣李鸿章病逝, 可谓祸不单行。此次日食的救护与诠释, 也因此别具特色。官方奉行救日典礼, 民间则颇多批判揶揄, 力主革废此种陋习, 甚至以之与开民智、促新政联系论述。总之, 辛丑日食发生的时间、地域与情势, 均大异于前。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 同时陷入“救日”与救国的双重危机之中。

二庚子国难与北京观象台的命运

光绪庚子 (1900) 6月21日, 清廷同时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宣战。7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 8月14日攻进北京, 并对北京进行分区占领。进军途中, 八国联军一路烧杀抢掠, 连统帅瓦德西 (Alfred Von Waldersee) 也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 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 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瓦德西在12月4日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中, 披露了法、德、美之间争夺北京观象台天文仪器的诸多细节。

占领北京后, 法国使馆人员先让瓦德西的参谋长代为禀报, 希望能将其中几种仪器运回法国。法国称这些仪器的一部分乃在法国制造, 或者是由法王路易十四送给中国。因此法国师长Voyron将军又致信瓦德西, 要求运走这些仪器。在瓦德西看来, 这些康熙时代铸造的仪器, “在科学上固已无甚价值, 而在美术上则具有极大价值。因承载此项仪器之壮伟龙架, 其雕刻功夫极为完美”。因此, 瓦德西坚称如果要运取仪器, 德国应该首先享有此种权利, 并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 此种仪器确是中国国有之物。其次, 此种仪器系存在德军所占市区之内, 依照此间通行习惯, 应作德军战时捕获品看待。最后, 预料将来德军提出战事赔款数目之时, 其势恐难全部得偿, 因此该项仪器, 至少可以当作赔款之一小部分代价看待。

同时, 瓦德西也建议适当与法国达成妥协, 满足法国的部分愿望。因此决定双方共同瓜分这些仪器, 并派其参谋长与法国军官Marchand中尉会商分赃细节。不过, 由于双方都想挑拣其中价值较高者, 一度为此争执不休。恰在此时, 美国将军Chaffee知悉法德之间的勾当, 来信抗议, 态度强硬:

昔尝共事救助北京被困公使之某一国, 今乃明认或默许部下军队, 损害或取去天文台中之某项仪器或其他部分。余以参加八月十四日营救使馆四队司令之一的资格, 兹特对此事件, 向君敬谨抗议, 并将此事, 禀达鄙国政府。

瓦德西收信后, 并不示弱, 立刻回信, 态度亦极强硬, 并将Chaffee原函送还。回函称:“今日来函所述天文台仪器一事, 无论其外形与内容, 皆使余不胜惊异。余对于此类宣言, 殊不敢接受, 因此谨将原函送还阁下。”而后Chaffee竟回函对此误会表示惋惜, 并来访瓦德西。瓦德西对此事之了结甚为得意, 称“余总算是胜利者”, 并称赞Chaffee了结此事之行动, 完全是一种“君子人也 (Gentleman) ”之态度。

在争夺天文仪器的过程中, 瓦德西尽展斡旋手段和“远见卓识”, 他甚至想到可能要将这些仪器作为日后战争赔款的部分抵押, 并与法国达成有条件妥协, 与美国强硬交涉, 从而为德国攫取利益。中国虽然才是仪器的真正主人, 但坐看列强分赃, 无可奈何。虽然法、德、美三国争夺期间, 留京议和的庆亲王奕劻曾派新任德国公使荫昌, 向德国方面请求取消搬走仪器的决议。兵临城下, 弱国外交, 效果可想而知。最终, 德国取走天体仪、纪限仪、玑衡抚辰仪、地平经仪和浑仪;法国分到地平经纬仪、象限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和简仪, 各自运回使馆。

1901年8月, 德国将瓜分到的仪器运往波茨坦, 陈列在德皇无忧宫 (Sans Souci Palace) , 炫耀战绩。法国分到的部分, 在中国的抗议下, 于1902年由法国使臣吕班归还中国。奕劻等为此奏称:“此项仪器制造精良, 递传久远。所有浑天、象限、经纬等仪, 虽不尽完备, 犹可为考镜之资。既据该使臣敦崇睦谊, 逐件交还, 自应重新安置。拟由臣部咨行钦天监衙门, 一俟观象台修理整齐, 即行运送照旧安设, 以复旧物而壮观瞻。”德国夺走的部分, 则迟至1920年一战结束, 才归还中国。

三辛丑日食的预报与应对准备

八国联军入京的抢掠破坏, 给钦天监的常规工作带来致命打击。光绪二十七年七月, 钦天监监正恩禄奏称:“上年洋兵入城, 衙署房屋, 多被拆毁。观象台仪器、板片、书籍遗失无存。”并陈称:“观象台房屋均被拆毁, 所有该值各官生, 实难栖止, 暂拟停缓入班。除由臣等仍饬该管科等官在公所设法观□, 遇有天象日月交食照章办理外, 合并附片陈明。”

衙署损毁, 器物失散, 但钦天监常规工作仍然必须设法展开。该年日将有食, 此事已经刊布于遍发全国的《时宪历》中。而且, 日食预报之事, 已于同年四月奏呈, 奉旨:“知道了, 礼部知道, 钦此。”依照定例, 应在日食发生前半月, 再将推演详情及救护计划以题本上呈, 以候钦定救护安排, 颁行全国。但此时因“圣驾西幸”, 皇帝远在京外, 所以, 只能事先改题为奏, 以免到时来不及奉上谕作安排。而且, 此时管理钦天监事务的和硕亲王世铎已赴行在侍驾, 不能联衔具奏。八月九日, 由钦天监监正恩禄领衔, 具奏各省日食时刻、方位及各省见带食分秒, 并提出救护安排:

钦遵《御制数理精蕴》, 推算得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十月初一日癸巳朔日, 京师日食四分十四秒。初亏申初二刻二分三十五秒, 食甚申正二刻十三分三十五秒, 日入地平申正三刻十四分四十秒, 带食三分五十四秒, 复圆酉初三刻一分十六秒, 在地平下。又推得盛京、浙江、福建、江苏、山东、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广东、湖南、山西、广西、陕西、贵州、朝鲜、越南十七省俱见带食, 惟四川、甘肃、云南三省系全见食, 不见带食, 均例应救护。

恩禄此奏, 不仅汇报了此次日食初亏、食甚、复圆的预测分秒数据, 并预报各地见带食情况, 以及提示相应救护安排。尤其引人注目的是, 朝鲜、越南仍然与内地省份一样, 被列入救护安排之中。在旧有朝贡体制内, 此二国作为奉中国正朔的朝贡属国, 每年中国颁布新历, 均赐予该国贡使, 或令专差赍送宣示。而每逢日月交食, 中国官方救护安排亦包括朝鲜、越南。稍翻《李朝实录》及《大南实录》, 也可见朝鲜、越南两国历代国王对交食之诠释、救护与应对, 与中国几近一致。然而, 法国已在中法战争之后取得对越南的宗主权, 朝鲜也在甲午战争后“独立”, 与中国旧有的宗藩关系事实上已经瓦解。当然, 两国地位的骤变, 似乎未能立刻影响相沿数百年的朝贡思维惯习, 以致大清钦天监预测安排, 一如既往。此前中国维系其宗主地位, 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均颇有引导力和向心力。但此时传统价值与秩序体系备受挑战质疑, 昔日天朝今已风雨飘摇。不过, 列强攻占京师, 中国竟然也还依据旧典、在公文层面安排因列强干预而脱离的前属国, 可谓吊诡之至。

无论如何, 上令下达, 帝国内部各地必须因循旧例, 作相应救护安排。如在上海, 10月20日县令汪瑶庭牌示署前, “略谓本年九月十五日戊寅月食, 十月初一日癸巳日食, 仰书吏、差役人等, 届时一体救护”。对即将到来的月食与日食救护先作部署。并“知照学师邱广文、县丞刘二尹、主簿孙少尹、典史赵少尉, 以便届时至县, 循例救护”。可见, 即便国难当头, 大清帝国上下对此次日食, 仍然依照旧制, 严阵以待。

中国官方预报安排之外, 在华西人对此次日食也有预报, 并记下中国方面的安排与应对, 为考察此次特殊日食提供另一独特视角。其实, 在1872年及1900年, 法国天主教会已分别在上海建立徐家汇天文台及佘山天文台, 观象授时。11月1日, 《北华捷报》 (The North-China Herald) 报道称:“庆亲王已行文各部尚书, 示谕日食之际将由礼部如仪救护。该部未被公使馆接管, 毗邻俄、美兵营。典礼喧嚣, 或会惊吓外国兵士, 宜有示警。”11月6日, 日食将近, 该报又发布预测细节:

本月十一日礼拜一, 将有日偏食。北部吕宋、交趾支那、柬埔寨、锡兰、埃及和西西里局部将现日环食;然中国仅为偏食, 上海食分可达太阳直径五分之三。日食将于三时四十八分 (当地时间) 开始;因食甚恰在日落之际, 是次天象约得前半可以观测。

《北华捷报》预报日食, 并不像钦天监那样, 视野主要局限在中国境内。西人除了预报日食时间及食分 (Magnitude) , 也指明更广阔的食带区域。其目的自然不是为了中国作日食救护安排, 而是为了观测与记录。不过, 借由《北华捷报》的报道, 可进一步得知:此次日食本为环食, 但在中国所见仅为日偏食。此处亦提及中国救护之事, 不过是担心救护典礼喧嚣, 惊扰洋兵。

四辛丑日食的救护、观测与记录

《清德宗实录》盛称光绪之敬惧与德行, 谓:

古昔哲王, 遇灾修省。德宗冰渊惕若, 百姓为心。念每廑于儆予, 诏屡严于罪己。辛巳六月, 彗星北见, 引为天戒, 祗惧乃心。廷臣陈宝琛、张之洞、周德润、洪良品先后陈言, 虚怀采纳。戊戌元旦日食, 懔春秋之义, 避殿减膳, 申吁昊苍。其戒惧之诚, 有如此者。

辛丑年国难当头, 主不驭中, 又逢日食。依照传统政治哲学及春秋之义, 皇帝更应警省罪己。日食发生当天, 光绪与慈禧尚在回銮途中。随行者述称:“辰刻自郑州启銮, 行三十里至圃田尖;更行四十里, 申刻至中牟县驻跸。”《实录》及《起居注》均未记载皇帝当日有关日食的应对举措。此日纪事与天文有关者, 为颁光绪二十八年《时宪书》。又当日应享祭太庙, 已先期谕令, 派溥伟代行礼, 后殿派善耆行礼, 东庑派立瑞、西庑派英俊, 各分献。

由于文献难征, 未知辛丑日食发生当日, “冰渊惕若”的光绪皇帝是否如仪应对。更无从得知形同傀儡、远离京城的他, 面对象征“阴道盛强, 侵蔽阳明”的日食, 作何感想。而千里之外, 在八国联军占领下的京师, 日食救护则依照礼制进行。《北华捷报》详载:

今日, 毗邻俄、美公使馆军营之礼部以特殊仪式, 确认日食。正午刚过, 该部官等即行毕集。至四时半, 当日偏食可见之时, 众官跟随笼城后礼部留京两堂官徐郙、世续之后, 集于礼部正厅之前。露天中庭置一祭坛, 焚香献祭。众官在内侧, 面向落日跪叩。宣唱救日之时, 彼等纹丝不动约一刻钟。典仪期间敲锣打鼓, 以惊走恶龙。

又西人在京者述称, 当日“晴空无云, 日食清晰可见;日落之际, 太阳圆盘约有三分之一被遮盖, 其表面左下部暗黑”。而在武昌, 乃有民众尝试观测日食。《北华捷报》通信记者报道称:

天空无云, 日食宜观。起初, 见数人以烟色玻璃凝视太阳, 当然有人误用玻璃烟色一侧贴脸, 以致脸面灰黑, 为友人笑。而后可以肉眼轻易观看太阳, 在喧天锣声中, 太阳带食沉入地平线下。

大清帝国全境, 各级官员则带领部属, 在同一时间击鼓鸣炮、焚香献祭、望日叩拜, 蔚为壮观。《申报》记上海“救日”情形云:

昨日申刻为日食之期, 文武各衙门循例救护。上海县汪瑶庭大令在大堂上恭设香案, 传集僧道诵经。随偕学师邱广文, 率同县丞刘二尹、主簿孙少尹、典史赵少尉, 于初亏、食甚、复圆时, 三次行礼。

日食救护的同时, 又须派礼部祠祭司官及钦天监博士各二人, 进行测验和记录。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宫档案中, 留存了钦天监关于此次日食原推、新推、实测及差误的数据记录, 汇总列表如下 (见表1) 。

表1

由于此次日食初亏已在申初一刻十一分 (15点11分) , 复圆在日落之后, 因此钦天监未能观测和记录日食总分秒数及复原时间, 因而不知此二项数据预测与实测的误差值。从表1来看, 初亏时间较原推早六分三十五秒, 较新推迟四分十秒;食甚较原推早六分三十五秒, 较新推迟四分二十三秒。以今日标准来看, 其中差误不算小数。但新推均较旧推更接近实测, 而且凭当时的天文仪器和历法, 在混乱之中能作如此制度化推演、预测及记录, 诚属不易。

五对辛丑日食的诠释与附臆

日食本被视作天变灾异之极大者, 此次日食更非同寻常, 预报、救护、观测、记录之后, 事情并未了结。日食后五日, 钦天监奏报观测记录, 并附占卜结果云:

观象, 玩占。冬蚀, 甘氏曰:相死;乙巳占曰:多死丧;石氏曰:六畜贵;陈卓曰:鱼盐贵, 秦大凶;武密曰:冬旱。《管窥辑要》:羌反, 必有暴霜;癸日, 恒山以北。武密曰:日食巳日, 火灾;癸巳日食, 诸侯相伐;一曰:权不一。《唐书·天文志》:日食在氐, 诸侯专权, 其应在所宿国。《宋史·天文志》:日食在氐, 卿相有谄谀;一曰:大臣夏。甘氏曰:戒在公卿大夫, 且有相僭, 误主使过邢者。《管窥辑要》:内政不平。日入地而食, 大人当之。分野氐宿, 分韩国, 属兖州。闻因占验内有应避字样, 是以具奏稍迟。

借天象休咎而言人事得失, 乃交食救护的理论依据及存续目的。因此, 钦天监的奏报中, 借助天象示警和前人占书, 将当时中国和清廷的困局逐一道出。占卜结果所言此次日食的寓意, 可谓大多“应验”。八国联军占据津京, 烧杀掳掠, 自然多死丧, 有火灾;兵荒之年, 华北更有拳民起事, 自然六畜贵, 鱼盐贵;至于冬旱、暴霜、大凶等灾, 以中国之大, 几乎无年无之。更为重要的是, 占文映射现实政局。如以古语概念所谓“诸侯专权”“诸侯相伐”, 以指地方重臣坐大擅权;“权不一”除了指八国联军入京, 似更映射皇帝大权旁落, 形同傀儡, 因为古来日食正是被看作“阴道盛强, 侵蔽阳明”;“相死”一占, 更是符合现实———就在日食前四日, 柱国重臣李鸿章病逝, 清廷虽远遁京外, 亦连发上谕, 抚恤追赠;至于卿相谄谀, 内政不平, 已非一日之病。

总而言之, 光绪辛丑年对中国而言, 可谓祸不单行的多事之秋。清廷除了因循旧礼, 应对日食;更要依照国际法律、惯例, 与八国联军谈判斡旋;而且内政纷乱如麻, 不知何从下手。因此, 依礼“救日”之外, 依理“救国”更为迫切。

中国人将此次日食与现实人事关联, 西人亦有记述。《北华捷报》另记:“交食古来被附臆为预示灾异之事, 许多人无疑会将此次日食与李鸿章之死相互关联。此处起初已有传言, 谓刘坤一已奉召入京, 继李氏为直隶总督云。”

六儿戏与大典———民智与官智的“反差”

辛丑日食, 官方救护轰轰烈烈。其实民间对于日月交食的成因, 早有清楚认识;对交食救护的荒谬无补, 也早有指摘。晚清西学东渐, 民智渐开, 对此认识更多。报刊作为传播新知的新型媒介, 积极参与天文知识的传播与讨论。如1881年《益闻录》刊文, 作者谓观《历象考成》诸书, 而窃叹“日月之食为不必救, 亦不可救”。而后具体分析交食成因、周期及类型, 最后指出:“天象有定型, 旋转有定度, 其无与于殃祥也明矣。世人不察, 以日月蚀为日月之灾, 亦以日月蚀为人事之殃, 真可谓无聊之论矣!”传教士所办刊物如《万国公报》等, 更不时刊登论说, 并配以图画, 解说日月交食的原理和类型。辛丑日食当日, 《北华捷报》通讯记者在武昌, 亦亲睹民众试图以烟色玻璃片观看日食, 并记述评论称:

中国人较其先人, 乃至吾等先人, 远具天文理念……当然, 其天文学观念仍嫌朦胧。一名青年竟解释称, 日食乃因太阳为地球所遮蔽!一友人提示吾等, 彼曾严肃告知一中国士绅中国天文观念之谬, 谓太阳并非绕地而转, 而是地球每日环绕太阳转动, 致有昼夜。吾等尝向一中国学士指明日食, 彼即指历书预测[此次]日食失准, 谓当发生于中历三十日, 亦即十一月十日。

可见, 虽然对日月交食的具体原因及细节, 普通民众或许不能准确表述, 但至少已明白此乃天体运动的常例, 而非神秘灾异、蛤蟆吞日、天狗吃月之类。对于上海县令的救日安排, 《申报》也述评曰:“十月初一日申刻, 为日食之期。上海县汪瑶庭大令昨已饬差, 预传僧道, 届时到县诵经救护。官样文章, 遵循弗替, 亦足见中国积习之深矣。”次年《申报》再刊一文, 认为救护日月的陋习亟宜革除, 而且此乃关乎“国运之兴衰治乱, 人情之否泰损益”。其文有云:

今制, 每遇日月食之时, 先期由钦天监行咨各省。届时大小文武各署, 均招集缁衣黄冠者流, 唪咒诵经, 名曰救护。初食则行祈求之礼, 复圆则行庆贺之礼。武营中更鸣钲伐鼓, 弓矢斯张。观其情形, 有若儿戏。而循行者以为旧制宜然, 恬不为怪, 不亦深可异哉!

民间亦知日月救护为官样文章, 疾吁废止。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十一月十五日京师月食, 因不及一分, 钦天监奏准依例免于救护。这本来只是依例免救, 但民间对此颇为赞誉, 认为是破除迷信俗套之举。总之, 民间对于交食救护, 多嘲笑揶揄。时论列举几种“可笑之声”, 即为:“粗解英语者满口‘也司也司’声, 村老儿谈历史声, 救日月蚀时金鼓声, 小丑登场打诨声。”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 更留下直隶总督为组织日食救护的一则特殊“照会”, 记曰:

光绪庚子拳乱, 天津为八国联军所据, 尚未交还, 值日食, 直督在保定, 欲举行救日礼, 乃照会八国联军都统, 其略曰:为照会事, 照得赤驭经天, 普照万物, 乃天道之常。兹查有一巨物, 其形如蛤, 欲于某月某日大张其口, 将日鲸吞。届时必天地幽闭, 人物不生, 实属异常惨变, 本部堂不忍坐视, 至时将躬率所部, 鸣金放炮, 以使此蛤形怪物, 惊惧而逃, 不至重为民害。诚恐贵部下军士人等, 耳目未经习惯, 难免疑虑惊皇, 为此合行照会贵□□, 请烦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此则笔记流传甚广, 今人熟知, 引以嘲笑清朝官员愚昧可笑。笔者曾尝试查阅《清史稿》《清实录》《起居注》, 以及两岸藏未刊清宫档案、已刊《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 不少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等, 确未找到这篇“旷世奇文”。但此文应非徐珂自行凭空编造, 或录自时论报刊, 用刺官府积习。其实, 清朝官员并非不知日食真相, 救护不过照例行事而已。日食救护喧嚣吵闹, 他们担心惊动近在咫尺的洋兵, 故而事先告示, 也在情理之中。前引《北华捷报》的日食预告, 也提及因为礼部衙署毗邻俄美军营, 恐惊洋兵, 应该事先告示中国救日之事。晚清官员不会不知, 他们用以预报、观测日食的历书和仪器, 正是这群“红毛远夷”的先辈们协助推演、铸造的。

辛丑日食之前, 清廷在流亡中痛定思痛, 已发布上谕表明改革决心。因此, 时论更以为, 要变锢蔽之法, 必先移锢蔽之风, 并以救护日月为当革之陋习, 曰:

似此官样之文章, 施诸固闭之时则可, 施诸开通之世则不可;行诸变法之前则可, 行诸维新之后则不可。盖新政之颁行, 由近而远, 由小而大, 其纲领总以开民智为主。则凡一举一动, 要当新天下之耳目, 而不当导天下以颛蒙。乃本年九月十六日戊寅系月食之期, 十月初一日癸巳系日食之期, 礼部仍照旧章, 通行二十一行省, 届期一律救护。于是各府州县先后出示晓谕, 届时仰军民人等, 一体救护毋违。噫嘻!愚民之术, 莫此为甚……即使果待救护, 要非具女娲补天之力、愚公移山之技, 曾何补于高深……其愚人乎, 抑自愚乎?其蒙人乎, 抑自蒙乎?及其流弊所在, 势必上作下孚, 上行下效, 谶纬阴阳之说、灾祥祸福之言, 将流衍无穷, 益增维新之阻力。则其事虽小, 而其关系正大也。

因此, 此文将新政的推行与革除救护日月交食的陋习作关联论述。如此立论, 从细节入手, 却从大处着眼, 认为如此才能“洗谫陋之乾坤, 媲文明于欧美”。而其立论前提, 则与既有正统论述正好相反。亦即, 既有正统论及救日, 乃在修省人事以回应天变, 总之于国于民有利, 乃仁君圣主之所当为。而此文立论, 则旨在申斥类似辛丑月食、日食救护之安排, 只会禁锢民智, 延续陋习风俗, 最终阻碍新政, 误国误民。这样, 就将废除行之已久的交食救护, 与晚清“开民智”与“开官智”的宏大主题密切关联起来。有趣的是, 在交食应对这一问题上, “民智”与“官智”之间, 表面上却存在着出人意料的“反差”。不过, 这也正应了改革家的提言———无论开“民智”, 抑或开“绅智”, 均须假手于官力, 故开官智乃“万事之起点”。

七荒诞习俗背后的严肃意涵

表面看来, 中国人一方面已清楚知晓交食成因, 并能作准确预测, 另一方面又延续救护之礼。而且民间对此认识清楚, 嘲笑揶揄;官方救护日月, 却乐此不疲。其中现象甚为矛盾。辛丑日食同月6日晚, 月有食。《北华捷报》记述月食情形及救护喧嚣, 对此亦不无疑惑:

众所周知, 交食之发生已预告于官定历书, 由北京遍发全国。因此, 政界之中必有人晓悉交食之真正因由。所可怪者, 彼等并不采取措施, 结束此等荒诞习俗, 以致其最高官守沦为有知民众之笑柄。该习俗将此辈官员置于普通智识欠缺之境地。

交食的真正成因早经阐明, 自无疑义。而且自明末耶稣会士东来, 中国的历法推演和测天仪器已逐步欧化。盛清诸帝多用西人, 晓悉科技。如康熙四十三年 (1704) 日食, 钦天监奏报观测数据, 康熙自己同时也用仪器观测。而且依据自己观测所见和新推历法, 指出钦天监观测数据的可能失误。又乾隆五十八年 (1793) 马戛尔尼使华, 贡献礼品, 乾隆只是“视如常却心嘉笃, 不贵异听物诩精”。又谓“天朝物产丰盈, 无所不有”。今人多责乾隆了无见识、盲目自大。其实当时中国的测天仪器已欧化, 马戛尔尼所呈礼品中关涉天文的仪器, 未必尽比当时清宫所藏先进。使团参观承德避暑山庄时, 马戛尔尼见其中所藏欧洲玩物、音乐、地球仪、太阳系统仪、时钟、音乐自动机等罔不具备, 大为惊骇。并以为其所携礼物, 与此宫中相较, “必如孺子之见猛夫, 战栗而自匿其首也”。而随行官员更告知此间所藏, 与圆明园中专藏欧洲物品之宫殿相较, 犹差万万。

然而, 也正是精晓天文的康熙皇帝, 应对交食也是依照旧礼, 不打折扣。如康熙三十一年元旦日食, 上谕称:“日食为天象之变, 且又见于岁首, 朕竞惕靡宁, 力图修省。惟大小诸臣, 务精白乃心, 各尽职业, 以称朕钦承昭格至意。其元旦行礼筵宴, 俱着停止。”乾隆应对日食, 不仅一本祖宗陈法, 晚年敕译《满文大藏经》, 更在日食两现的乾隆四十年, 特别敕译《救护日食经》及《救护月食经》。乾隆五十一年、乾隆六十年的正旦日食, 甚至影响到他的退位决定。至于晚清, 虽然中西交通, 新知传播, 风气渐开, 交食救护却仍然作为国家典礼, 反复重演。

其实, 看似荒唐的交食救护仪式背后, 隐含的是深刻的宇宙观念和政治哲学。借由交食救护, 人间的“天子”掌握了对天象的专属解释权和应对权, 进而建构其政权合法性和绝对权威性。并在此过程中, 展现其敬天恤民、虚怀纳谏的“明君”形象。满人以异族入主, 为了建构其政权合法性, 除了诉诸“天命”, 还须求诸“政统”。欲诉诸天命, 必须宣称“天命在我”, 而后就应该顺天而动, 应天之变。清代开国二主各号“天命”“天聪”, 均有此意。而欲求诸“政统”, 就必须采用并推广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整套政治哲学和礼仪, 以体现其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系统内圣主明君的后继者。巧妙的是, 既能解释天象、应天而动, 又完全依照儒家政治哲学设计的交食救护典礼, 正好将“诉诸天命”和“求诸政统”两个策略完美结合, 颇有妙用, 自然不能轻言革废。

更进一步言之, 历法的颁授与交食救护的安排, 也是前近代东亚朝贡体制内部秩序的重要一环, 其中展现的是“天朝”宗主国受命测天、代天宣命的权威和尊严。因此, 日食可以提早预推, 皇帝更能以天文仪器观测日食, 但日食救护则必须严格依照礼仪, 循例进行。如此, 方见天朝之体、明君之仁。康熙即谓:“日食虽人可豫算, 然自古帝王, 皆因此而戒惧, 盖所以敬天变、修人事也。若庸主则诿诸气数矣。去年水潦、地震, 今又日食, 意必阴盛所致, 岂可谓无与于人事乎?”所以, 看似荒诞的救护典礼背后, 其实蕴含着贯通“天人之际”的严肃意涵和现实意义。辛丑日食, 正逢国难, 依照春秋之义, 更该修省回护。而越南、朝鲜虽已脱离宗藩, 钦天监救护安排仍将其与内地省份一体纳入, 亦可见传统体制惯习影响之深。

八天象、科技与政治

日月无光, 天地变色, 对古代先民而言确是值得惊惧的天象。而且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念和政治哲学, 又受天人感应论影响甚深。因此, 作为自然天象的日月交食, 与天文历法、儒家 (融合阴阳家) 哲学紧密结合, 使得救护仪式与制度日益完善繁杂。而这些仪式的有序展开, 有助于建立政权合法性论述、维护绝对君权和明君形象, 甚至有助于在历法和礼仪层面上维护朝贡体制中的“天朝”地位。日月交食的诠释和应对, 很多时候又被用作朝局政争的工具。因此, 交食救护历代相沿不辍, 深刻影响传统中国及东亚的政治和文化。

若以“长程视野”观照中国的交食预报和应对仪节演变, 可发现其中存在两种互相悖离的有趣现象。其一, 天文科技和历法推演越发展, 对交食发生原理及时间、类型等知识越精熟, 但交食救护的开展却越常规化、制度化, 典章对救护仪式的规定也越来越细密。其二, 民间及臣属对交食救护越来越敷衍塞责, 甚至公开嘲笑批判, 皇帝及其代表如礼部、钦天监则要不断申饬救护之重要, 并严惩不认真从事的官员 (从中亦见官员救日, 多因为制度所限, 只能循例参与) 。而且, 在这种长期演变过程中, 本来源于“敬天”而“应天”的交食救护, 渐渐成为因能“测天”而“玩天”的礼仪游戏。“天”从不可挑战的绝对主宰, 变成可以预测应对、自由解释的人格象征, 最后回归到毫无神秘性可言的自然现象。

光绪辛丑年的中国, 除了天显异象, 现实危机更是前所未有。八国联军入据禁城, 不仅彻底颠覆天朝权威, 其劫掠破坏也对中国传统测天器物以毁灭打击。笼城之后, 列强赔款要求敲骨吸髓。国内民变四起, 满目疮痍。更兼柱国重臣李鸿章病逝, 祸不单行。总之, 这一切都令清廷深深陷入“救日”与“救国”的双重危机之中。当然, 天象与人事无涉, 早经阐明。任凭清廷君臣在西人的惊异目光和民众的嘲讽揶揄中, 如何素服斋戒、罪己修省、击鼓鸣炮、跪叩膜拜、诵经祈祷、奉献享祭, 这些轰轰烈烈的“救日”典礼, 丝毫无裨于“救国”。局势照样危若累卵, 列强仍旧如狼似虎, 朝廷还是风雨飘摇。辛丑日食后十年, 满人失其政。民国肇建, 交食救护这一融合天象、科技、政治、礼仪、神话、宗教, 在中国上演了数千年的复杂仪式, 才随着帝制的终结而告废止。不过, 传统帝制以及诉诸天命的政权合法性论述方式被抛弃之后, 如何有效建立政权及与之相应的合法性论述, 又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的一个绝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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