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才书悟

在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中，钱穆先生尤为推崇汉代，认为其真正可称为制度，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已经具有相当超前的制度和人事建设；唐代相较汉代加强了中央集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尾大不掉的局面，但唐代的政治制度仍有可圈点之处；而宋、明、清三代则成为钱穆先生批判的对象，宋代过度重文轻武，因循五代积弊而无创新，明代过于中央集权，削弱制度建设，清代重法术，在部族政权下高度强化中央集权，为维护满人统治将权力私有化，可称“毫无制度可言”。在政治制度发展的过程中，钱穆先生较为推崇简单、直接的政治制度，认为后续的修补虽使制度更加严谨，但也使制度更加繁琐，限制了人才的自由发挥。

历史的视角和严谨的论述

全书从历史的视角对于各代政治制度进行述评，作者尤为强调政治制度与历史、人事的联系，批判了辛亥革命以来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专制黑暗”的武断评价。作者以极高的历史、国学素养对政治制度的起源、演变进行纵向的剖析，在客观的历史环境下对政治制度进行评价，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优越性。在当时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环境中，反对一味的崇洋，提倡批判地借鉴传统政治制度，具有较强的先见性。

作者将制度、人事、法术等几个概念区分开来。制度是结构性、长期性的，而人事是暂时性、变动的。而制度与法术的界限在于，制度是落脚于公，法术是落脚于私的。在如上严谨的界定下，对于各朝代制度设计、政权性质可进行更加清晰、精准的评价。如唐代的“委员会制”、明代的“内阁首辅”都属于人事安排而非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不仅可对人物功过（如张居正）进行客观的评价，也可进一步对制度进行评价。而制度与法术的界定更可客观地衡量政权性质，如清代在部族政权的环境下，政府组织以维持满人统治为核心原则，其出发点落脚于私，故作者评价其为“毫无制度可言”。

钱穆先生作为国学大师，其深厚的历史、国学底蕴为论述提供了助力。文章引用了丰富的史料、文献佐证论述，清晰地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地演变进行梳理。同时作者从官名的由来、演变剖析了官职设立的目的，进而探讨君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清晰且具有说服力。

钱穆先生

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由于时代和历史视角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作者的论述也有一定偏颇之处，笔者在此对其进行粗浅的探讨。

作者在历史的视角下进行探讨，无法避免地导致了在政治学论述上的缺乏，论述更多停留在实然的层面，缺乏系统性与学术性。作者对于制度的初衷和客观效用进行了分析与评价，却没有系统地从制度设计原则的角度进行探讨。作者对权力划分的探讨停留在君权、相权等较为表显的层面，未根据分权原则进行深入的探讨。对于政府组织架构的分析也停留在实然的层面，单从史料及推测分析制度的得失，没有从组织结构的角度具体分析不同朝代的组织类型。由此造成的明显缺陷如，作者极为推崇汉代政府组织架构，认为汉代君权与相权分隔，中央与地方两级设置是最为完美、最具行政效率的结构。作者借助史料，从实然层面得出了上述结论。但实际上作者忽略了不同朝代、不同社会架构的影响。汉代相较于后续朝代，在绝对数量上，人口较少，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科学技术落后，社会分工程度低，社会结构较为简单，因此政府通过较为简单的制度设计即可保证效率。而后续的朝代由于人口的增加，经济、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分化等因素，政府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因此也需要更加复杂的制度来保障行政效率。脱离社会特征而谈论制度设计优劣是片面的，而缺乏系统的组织结构层面分析也是造成上述缺陷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者在论述的过程中也明显地带有主观色彩，作者推崇汉唐而批评宋明清，在对汉唐政治制度的评价中尚能较为客观地评价其优点及历史局限性，而评价宋明清时则更多地注重于批判，如作者批判宋朝的谏垣独立造成了谏官与宰相对立而妨碍行政效率，没有起到为皇帝“补阙拾遗”的作用，但却忽略了谏垣独立对于政策优化、完善起到的积极作用。宋、明、清的政治制度同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一味的批判略为片面。

作者在文中对于历代政治制度的得失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尤其对于制度的弊处进行了剖析，但作者却没有对于制度的缺陷提出纠正措施，只是单纯地从得与失的角度进行论证。但本书作为一部政治制度史类的著作，仍然不失为一部好的作品。

作者介绍

张弘力

“荣昶储才计划”三期学员

第三行政组、文化职能组组员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7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撰稿 | 储才三期学员 张弘力

编辑 | 储才三期学员 李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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