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封鳌：我与中华天台学研究（上）

目  录

 前言

第一节  青少年时期

       （一）热爱和传授天台山佛道儒文化

       （二）编写《明清故事选》

第二节  编台州史志与《天台县志》

       （一）编台州史志

       （二）编《天台县志》及出版其他著作

第三节  在普陀山研究天台宗

       （一）出版《妙法莲华经文句校释》和编辑佛学辞典

       （二）研究台宗史系和出版有关著作

第四节  协同创办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

       （一）创办目的

       （二）出版《中华佛缘人物志》、《朱封鳌天台集》

       （三）出版《中国名山文化丛书·天台山系列》

       （四）编《日本高僧西游记》、《洞天仙踪》以及《幽溪讲

             堂文化丛书》等

第五节  主编《中华天台学系列丛书》

       （一）根据要求拟定书目

       （二）组织学者撰写及出版情况

附录：本人著作书目

前  言

我是浙江省天台县城人，出生于1938年10月。1965年，杭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为文化部《西游记》文化研究会所属“中国名山名寺名观文化研究委员会”学术顾问、华夏天台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江西师范大学佛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天台山文化中心理事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佛学天台宗发展史》、《妙法莲华经文句校释》、《天台学史迹考察与典籍研究》、《天台修持与台密探索》、《朱封鳌天台集》等30多种。1988年，获国家文化部等颁发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纂奖”；1993年，所著《天台山风物志》获“浙江省地方志书优秀成果奖”；所著《天台宗概说》、《朱封鳌天台集》（三卷）、《中国名山文化丛书·天台山系列》、《中华天台学通史》（合著）四部著作分别获2005年、2009年、2012年、2018年四届台州市“台州文化曙光奖”（社会科学类）。

党和政府对我所从事的工作一直非常支持和重视。2013年，中共天台县委宣传部授予我所具体主持的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天台山文化研究基地”牌匾，鼓励我们进一步研究天台山文化。2015年，中共天台县委人才办公室批准成立“朱封鳌文化名家工作室”，让我带领10多位年青的文化人从事天台学研究。

天台学名扬海内外。天台学名称的提出，最早始于宋代。真正以学科进行系统研究的，则始于日本佛教学者福田尧颖（1867～1954）。他生平著有《天台学概论》、《续天台学概论》等多种作品。此后，日本研究天台的学者蜂拥而起，安藤俊雄（1909-1973）著《天台思想史》（昭和34年）、《天台学》（昭和41年），日比宣正著《唐代天台学序说》（昭和41年）等。日本著名学者梅原猛教授说：“天台学的思想不但对日本佛教影响很大，特别是它的《法华经》信仰，对日本文学、艺术的影响也很深。……天台学思想，乃属日本佛教或日本文化的产生之母。”（日本田村芳朗等著，释慧岳释《天台思想·序》，台湾华宇出版社）近现代，中国大陆和港台学者也纷纷重视天台学的研究，著述颇多，不少内容涉及天台山的儒释道和民俗文化方面。

为了进一步弘扬天台学，2015年，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学者黄心川教授和杨曾文教授任顾问，编纂《中华天台学系列丛书》20册，邀请北京大学、天津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江西大学、江苏科技大学、苏州大学等研究天台学的教授学者参加撰写。我不但任丛书主编，也参与编写。至2019年，这套丛书已出版了10册，并且在天台山召开了两届由国内20多所大学教授学者参加的“中华天台学研讨会”，举行了丛书首发式。2019年12月，第三届中华天台学研讨会将在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举行，主题是“从天台到比叡：中日韩天台的传播、互动与东亚社会”。目前，我们正在做研讨会的筹备工作。《朱封鳌天台集》（增订本）也即将再版。 

第一节  青少年时期

 （一）热爱和传授天台山佛道儒文化

我出生在风景秀丽的天台山麓。父亲早年在上海北新书局工作时，即热衷文史，晚年回到故乡。我是在他的熏陶下成长的。少年时期，我除了白天要完成学校繁重的课业外，晚间，父亲还教我读一些古诗文。记得在读了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六朝刘义庆的《刘晨阮肇》和唐李白的《天台晓望》、《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文后，对天台山的奇妙和隽秀，悠然神往。在我的再三要求下，父亲终于答应带我去游天台山（他已经两次游过天台山）。

那时，天台山尚很荒芜，悬崖峭壁十分难走。出发时，父亲手携竹筇，16岁的我肩背一个包裹。包裹里装着齐周华的《名山藏副本》和张联元的《天台山全志》，以备随时查阅。两人徒步登山。

父亲很仰慕封建时代那些倜傥不羁的人物，特别是敢于戏弄宦高力士的大诗人李白和为抗议清代文字狱而牺牲的邑人齐周华。认为两人的胸中都有磊落之气，所以诗都写得很好。在游石梁的途中，我试着步齐周华的《石梁》诗韵作了一诗，父亲手摸短胡子为我修改。如今50多年过去了，父亲早已作古，但此情此景，历历如在眼前。从那以后，我不仅深深受到了天台山水的熏陶，还与地方艺文史志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青年时期，我曾经在天台北山区（今石梁镇）集云、石桥、华峰等地任教，后来任天台县教师进修学校北山区函授站专职教师。工作虽然很忙，但我很爱文史，常常于工作之余，读些家藏的天台文史古籍；同时，爱好写作，常在夜深人静之际阅读和写作诗文。每年节假日则是我写作最忙碌的时候。记得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写的《高山梯田丰收谣》、《给绣花姑娘》、《诗的感受和意境》等诗文，均在浙江省《东海》杂志上发表并获奖。

我爱天台山水，每周周六赴各乡中心校给函授学员讲课时，常常讲些天台山历史文化的知识，以及天台山的佛道文化情况，扩大学员的知识面和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我告诉学员们天台山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化名山：一是佛宗道源，二是著述丰富。

隋太建七年（575），智者大师不顾陈宣帝的挽留，率亲信弟子20余人来到天台山，在佛陇峰南的银地岭上，建草庵讲经说法。他继承和发展了龙树、慧文、慧思的思想，对印度传统的佛教经典和当时国内流行的各种佛学门类进行了系统的深研，把印度传入的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创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他先后建佛寺12所，僧徒极盛。因此，天台山是天台宗的发祥地，有“东土灵山”之称。

天台山也是中国道教发祥地之一。早在汉代，高道葛玄来到天台山，建法轮院，养生修炼。传说汉代末年，刘晨、阮肇在天台山采药遇仙。这些传说都很能引发旅游者的好奇心。

最吸引人的是道家的修持法门，讲究养生长寿。晋代，上清派创始人魏夫人曾在天台山创养生修炼法门，葛洪也到天台山炼丹。六朝时期的顾欢，更把道家修炼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

天台山历代高僧高道都是很有学问，勤于著述的。据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台教考》记载，历代天台山高僧如智顗、章安、荆溪、龙兴等等，著述共有300部，1000余卷。

明、清帝王还屡赐天台山寺佛藏经。如万历十四年（1586）九月，皇太后“命工刊印续入藏经41函，并旧劾藏经637函，赐万年寺，令其‘庄严持诵，尊奉珍藏’”。万历二十八年（1600）三月，神宗又赐国清寺藏经。清雍正间，又赐高明寺藏经。

天台山的高道如葛玄、陶弘景、杜光庭、张无梦、张伯端、白玉蟾等等著作繁多，据《中国道藏》统计，共4000余卷。唐代咸通十三年（872），高道叶藏质整理桐柏道藏，建斋藏经，将道书700余卷移藏于玉霄宫、称“玉霄藏”。五代周广顺元年（951）吴越王钱俶召见天台山高道朱霄外，赐金银子《道经》200函。据统计，当时桐柏玉霄宫和崇道观的道藏，共有1000多卷。近人陈国符在《道藏源流考》一书中认为：“五季重道藏，其可考者，一在蜀中，杜光庭建；一在天台桐柏宫，吴越忠懿王建。”足见当时天台桐柏道藏在国内的重要地位。

同时，天台山的佛道文化影响深远。佛教方面，六朝陈太建七年（575），智顗以《妙法莲华经》为主要教义根据，创佛教天台宗，为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他撰述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总称“天台三大部”。他创立“三谛圆融”、“止观双修”的修行方法，以及判教理论的“五时八教”，影响极为深远。唐宋时代，已经传至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地。唐贞元二十年（804），日本高僧最澄入唐求法，至天台山国清寺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宗教义。返国后，以比睿山为日本天台山，传播天台宗。宋元丰八年（1085），高丽（今朝鲜开城）高僧义天来华求法，从慈辩学习天台宗教义，并礼拜佛陇山智顗塔。元佑元年（1086）携天台宗经卷回国，创高丽天台宗，信徒云集。

道教方面，自三国赤乌元年（238）高道葛玄居天台桐柏山炼丹，创道教修炼理论以来，六朝的陶弘景、徐则加以丰富和发展。唐五代，司马承祯、杜光庭等，又对教理进一步深入研究。至北宋时期，张伯端集各家之大成，著《悟真篇》、《青华秘文》等，演说金丹之旨，与《参同契》相互发明，被尊为南宗始祖。从此，天台桐柏山成了道教南宗的祖庭，佛道两教同时发展，享誉国内外，这是中国其他名山无法比拟的。

我当时的讲课可以说是开天台学研究的先声；也与后来国务院组织的专家评议组评定天台山为“佛宗道源，山水神秀”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主题词不谋而合。

（二）编写《明清故事选》

1956-1957年期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明清故事选》，图文并茂，我很爱读。学员们在我的办公室中看到争着借去看，鉴于大家对这套书的欢迎，我想：这一类通俗文史读物，旧瓶装新酒，用新的时代观点，普及历史文化知识，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我读过的这类古书较多，何不也翻译一些既有现实意义又有趣味，给当代青年看看呢？于是，我便重读家藏的明清文言笔记小说，翻译了十来篇，寄给上海文化出版社，蒙出版社领导和编辑人员不弃，将我寄去的翻译小说与黄振玉、徐曾谓先生的译作合为《明清故事选》（第九辑），于1958年9月出版。这是我的处女作，当时我刚20岁，兴奋之情，不言而喻！我深深感谢上海文化出版社将我带上了写作出书的道路。

1959年，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主编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我看了已出版的几种，既通俗，又有学术深度，非常喜欢。恰巧，这时我正在读一部新出版的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文集《汤显祖集》，发现集中载汤显祖在南京任礼部主事时，曾游天台山。他在《天台县书所见》诗中写道：“池暖风丝着柳芽，懒妆宜面出山家。春光一夜无人见，十字街头卖杏花。”他到天台山后，因患头疼病，请天台城里“叶门头”的名医叶伯清（当地人称他“叶半仙”）治病。叶伯清请汤显祖在自己的花园“百草园”住下，并谈些养生之道，成为好友。半个月后，汤显祖的头疼病好了，他便住在“叶半仙”的后园牡丹亭中，构思成《牡丹亭》初稿。后经修改，成为中国戏剧史上一大名著。

我在认真读了汤显祖的《牡丹亭》戏曲及古今文学家对它的评论后，有一个新的想法，想为《中国历史小丛书》写一本通俗的《汤显祖和牡丹亭》书，介绍《牡丹亭》的故事和写作经过，并论述它在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学术地位。

1964年，我写信给吴晗先生和《中国历史小丛书》编辑部，并附上《明清故事选》一书，告诉他们我打算用介绍《牡丹亭》故事和通俗评论的方式写作此书。不久，便接到当时设立在中央党校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编辑部的复信，他们说：“来信收到，吴晗同志同意让您写作此书。”信中还附来一份《中国历史小丛书》的全部选题。《汤显祖和牡丹亭》一书列在其中，并注明此书的责任编委是何家槐（当时任中央高级党校教授）。书稿写成后，何家槐先生亲自为我审改，并寄交中华书局。

我终生忘不了上海和北京这些热心提携后学的德高望重的学者！没有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我恐怕不会对史志工作长期保持浓厚的兴趣，并取得一些成果。 

第二节  编台州史志与《天台县志》 

1981年初，经台州地委宣传部和台州文化局领导方山先生的引荐，我从天台县教育局借调到台州文管会办公室工作，主要任务是调查和编写《戚继光台州抗倭》一书。此书当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小丛书之一，列入浙江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的“浙江历史小丛书”。

（一）编《戚继光台州抗倭》与台州史志

到台州文管会后，住在东湖边的群艺馆，先到临海县博物馆查找明代抗倭史料，在积累了大量抗倭史料后，再到台州各地调查明代抗倭文物史迹。我先到临海县桃渚调查。

据当地文化站收藏的一块《南塘戚公纪念碑》记载：一五六二年五月，戚继光率部剿灭了流窜在台州温岭、温州乐清的两股倭寇。从此，浙江境内倭患平息。然而，狡猾的倭寇贼心不死，又把骚扰的目标南移。他们从福建南边的漳州、泉州，直到北边的福宁沿海布满巢穴。福建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明政府接到福建巡抚游震得的告急文书后，命戚继光进军福建。

戚继光率军离开台州，一路上男女老少夹道相送。戚继光离开台州后，不少地方为他立碑。例如竖立在临海县桃渚城头的那座碑详细地记载了修建敌台时他体恤百姓的情况：

一五五九年（嘉靖三十八年）五月，戚继光率兵解桃渚之围，在城中休整了几天。他巡看了桃渚城，发觉城的东、西两段路是闭塞不通的薮泽，在打仗时，妨碍弹药和粮食的运输，同时考虑到守城兵士观察敌情和吃饭、歇息的需要，他决定在东、西城上各建瞭敌台一座。

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建成两座瞭敌台，必须发动桃渚百姓参加。戚继光想到桃渚战之后，生产荒废，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不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便采取了一项特殊的措施：号召城中百姓自愿参加，对参加的人，除了奖给官有的荒地以供耕种外，还付给一定的报酬。

桃渚百姓听到这消息，高兴极了。因为这种做法是破先例的。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规定：“趋事执役”是“庶民之事”。地方兴建设施，都由百姓无偿承担。到了嘉靖时，沿海连年倭乱，百姓的徭役更加繁重，不但毫无代价，做活稍不周到还要受到处罚。这次建造瞭敌台，本是为了保卫家乡，而戚将军却给予报酬。因此，全城男女老少都高高兴兴地参加建筑。瞭敌台很快建成。事后，桃渚百姓在城头上立了这块《新建敌台碑记》，对戚继光表示感激和怀念。

临海花街的《大参戎南塘戚公表功记》石碑（现藏临海博物馆），详细记载了戚继光从宁海乘夜率军解救台州府城之围和忍饥歼敌的经过。据传：花街之战后，府城百姓都把戚家军当作自己的亲人，家家户户每天都制“光饼”，除了自吃，还贮备一些。据说，百姓们若听说戚家军出征，就立刻排在大路两旁，争着赠送“光饼”，祝愿将士早日获胜归来。将士们受到感动，作战更加勇敢了。几百年来，台州百姓一直没有忘记戚将军的恩德，因此，“光饼”的样式一直传到今天。

海门城隍庙（现称戚继光庙）是当年戚继光巡视松、海两卫时和兵士们一起居住的地方。戚继光说过：一生带兵，从不随便进入百姓的住宅。他屯兵在海门城隍庙里，和兵士们一起吃着粗粮。城隍庙前，至今还留下一条小路，海门人民习称“戚公路”（今称“继光路”）。

据说，当年每天早晨，当戚继光练兵回来时，这条小路上总是站着一些穷百姓，有的控告当地豪强霸占了他的土地；有的控告卫城某军官敲诈了他的钱财；有的老妇人控告她当兵的儿子对她“不孝”，等等。戚继光叫身边的亲兵一一记下这些情况。后来，他就根据百姓的各种反映，结合自己亲眼看到的松、海两卫的弊端，起草了著名的《新任台金严请任事公移》，请求上司允许他整顿松、海卫所，其中包括“重治刁军刁官”等。不久，得到上司批准。他便着手处理各种问题，包括解决海门百姓在路上所提的各种要求。

这条路记载着戚继光和海门百姓之间的血肉之情！

至于戚继光长期屯驻的太平县新河镇，百姓更是和戚继光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出身于将门的戚夫人，当年和新河一些妇女亲如姐妹。平时，她教那些妇女击剑，妇女们则教她刺绣；战时，戚继光就让戚夫人和妇女们一道，给将士做饭和制干粮。很多次沿海抗倭斗争，戚继光都是从这里出发，风尘仆仆地奔赴前线。从现存当地的明碑《南塘戚公奏捷实记》中可以看出：当时新河百姓都和戚继光一道分担抗倭的辛劳，同享胜利的欢乐。戚继光南调福建，从这里起身时，新河百姓老小啼哭，远送数十里。戚继光去福建后，新河人民日夜怀念他，为他建立生祠“戚武毅公祠”；后来又在祠的左右建“仰山”、“惠我”二亭，充分表达了新河百姓对戚继光的敬仰和怀念。

明、清以来，台州文人歌颂戚继光光辉战绩的诗篇很多。清朝太平（今温岭市）学者戚学标，曾满怀激情地写了《题戚武毅公祠》诗：

一听军门喇叭吹，萨摩麻海尽横尸！

重欣海有安澜日，真见功成唾手时。

隘献山川喷炽火，长沙芜树隐旌旗。

新书《纪效》澄兵略，事事台南上口碑！

戚继光调离浙江后，又平定了福建的牛田、林墩、兴化、仙游等地的大规模倭乱；后来调守北方边疆，担负起拱卫京师的重任；接着又去蓟州督修长城，建造敌台，扩大军伍，大造战车，使边防得以巩固。他一南征北战，功高如山！所以，不仅在台州家传户诵，而且，四百多年来，一直受到全国人民的歌颂。他在台州的抗倭斗争，只是他一生光辉战斗史上的一页，但在整个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史册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值得我们永志不忘！我根据史料、碑刻和民间传说，写成《戚继光台州抗倭》一书。1983年，交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的好评。

2012年12月，时过三十年，我专车到临海去看望方山老局长，并赠送刚出版的《中国名山文化系列丛书·天台山系列》。路过临海东湖时，回忆起当年住在位于湖边的台州群艺馆，日夜写作《戚继光台州抗倭》一书，湖光山色，依然如旧，当年戚将军爱民之心与方山老局长爱才之意，两者在我心中合而为一。我望着车窗外水波粼粼的湖色，触景生情，不禁轻轻吟出《游东湖》诗道：

东湖灯影梦游中，稽史深宵兴正浓。

戚氏功勋方氏德，千秋日月两铭胸！

《戚继光台州抗倭》一书编成后，我又负责主编《台州史迹》、《台州风物》、《台州历代文化名人》、《桃源洞》、《夫人峰》等书。当时，我走遍了台州所有的文物保护单位，邀约台州各县文保人员共同撰写这些台州文史著作。

这些书充分反映了台州作为文化之邦，地下文物丰富。临海五孔岙南朝窑址的产品施釉比较讲究。黄岩沙埠唐末五代窑址的产品，花纹美丽，釉色也很好。地上文物如温岭大溪的明代圆雕石虎，栩栩如生；仙居迎晖门的雕刻，细致精巧；国清寺的宋塔，巾山麓的元代千佛塔，以及其他地方的古寺古塔，都充分表明台州古代劳动人民有着高超的建筑艺术才能。

台州文苑历代人才萃集。据《台州府志》记载：台州文人学者见于正史者八十人。近年来，在文物普查中发现了唐代郑虔、宋代罗适、明代王士琦、陈参、徐善述等人的墓葬，并且发现了一些墓志或石雕，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台州文化史，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此外，还发现古代外地著名文人墨客游寓台州时留下的诗篇和字迹，如天台石梁、赤城以及黄岩的翠屏山、灵岩、朱岩的摩崖题记，都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台州人民有着抵御外侮和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为抗击蒙古侵略者，来台州组织义军，张和孙、牟大昌等闻风响应，揭竿而起；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来台州抗倭，击退了倭寇在浙东的骚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台州农民组织十八党积极响应，1862年配合太平军攻克台州各县。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台州人民更作出了贡献，从1928年亭旁起义到解放一江山岛、大陈岛、大鹿山、披山等沿海岛屿，无数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迹。

为了使广大读者了解台州的文物古迹、历代艺文和山川风貌，从而激发爱祖国、爱家乡的思想感情，我夜以继日地工作，并将《台州史迹》分辑付印：全面介绍台州地区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情况；以及馆藏文物、出土文物、历史名人、古代艺文和山川风物等等。我真的由衷感谢方山老局长，是他给了我机会，使我能在精力充沛的中年时期为台州历史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二）编《天台县志》及出版其他著作

1988年，根据中央有关指示，全国各县市掀起编地方志的热潮。当时，中共天台县委为引进修志人才，经研究决定，延请我到天台县志编委会工作，先任副总纂，后任总纂。并在生活待遇上给予很大照顾。

1989-1990年间，我在天台县志办公室埋头于书海之中，查阅了天台山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大量书籍和资料，分门别类做出卡片，以便编写县志时查阅。

经过县志编委会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1993年，新《天台县志》初稿编成，我轻轻舒了一口气！我据所搜集的2500多张卡片，书写《概述》。叙述天台光辉的旅游文化和自然资源，并叙述建国后全县人民战天斗地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其中天台有两大特色值得一提：

一是在全县兴修水利的同时，掀起办电站的热潮。1958年7月，埠头水电站建成，装机20千瓦，流量0.4立方米／秒。此后，小型水电站建设全面铺开，60-70年代形成高潮，桐柏、桐坑溪、沙舜、张板溪、里石门等水电站相继建成。80年代，进入农村电气化建设高潮。至1988年底，建成小型水电站49座，装机24481千瓦，年发电量8730万千瓦小时。广大农户亮上电灯，大多数村庄使用电力排灌、脱粒以及加工农副产品，电力资源促进了生产发展，璀璨的电光更为名山增色。1988年，国务院将天台列入首批农村电气化试点县。

二是随着经济的振兴，社会事业大为发展。1949年初，全县仅有中学3所，在校学生仅0.1万人；小学376所，在校学生仅1.46万人。大部分青少年失学。建国后，大力发展教育。1958年，中学增至16所，小学增至376所。1985年，成为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县和基本无文盲县，名列台州地区榜首。文化事业随之发展，群众性文艺创作呈现兴旺景象，人民精神生活丰富。天台历史上有“尚武”习俗，民间爱打拳摔跤，耍棒舞剑，为台州南拳的发源地。建国后，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体育活动。建有县体育场、学校田径场、乡镇篮球场、滑冰场等。1981-1987年，天台运动员参加国际性比赛10人次，获冠军3人次，亚军3人次；参加全国性比赛31人次，获冠军7人次，亚军13人次。国手俞斌荣获1988年全国第九届“新体育杯”围棋赛冠军，1992年在“杭烟杯”进段赛中，成为全国最年轻的九段棋手；浙江省围棋女队由清一色的天台女选手组成，1979-1988年，参加全国围棋女子团体赛，9次进入前6名，为浙江赢得荣誉。1988年10月，国家体委授名天台为全国围棋之乡。1992年，又授名天台为全国体育先进县。我们还很高兴地看到：1988年，天台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当然，天台人民并不满足已有成就，正在继续努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充分利用优越的旅游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建设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社会安定、环境更加优美的社会主义新天台而奋斗。

1995年，《天台县志》在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出版，很受读者欢迎，当年荣获浙江省地方志书二等奖。

在编纂《天台县志》的同时，为了弘扬天台山的旅游文化，我还编写了《天台山风物志》（1991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和《中国佛学天台宗发展史》（1996年，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出版）。《天台山风物志》一书，荣获1993年“浙江省地方志书优秀成果奖”。

第三节  在普陀山研究天台宗 

在编纂《天台县志》期间，我在天台山国清寺曾接待过一些日本学者。他们是研究中国天台宗的，特地来天台山考察。我由于自幼受父亲熏陶，热爱佛学，早年看过一些佛学书籍。在县志出版后，我就把主要心力用于研究天台宗方面。因为我知道，天台宗义理博赅深邃，不但在国内学术界影响很大，唐代传到日本，被尊为“天台学”，对日本学术文化影响也很大，日本佛学界专家学者甚至把天台学尊为“日本文化产生之母”。

我通过对天台学十多年来的研究，搜集了大量史料，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中国佛学天台宗发展史》一书，1996年，由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1997年，我已60岁，到达退休年龄；《天台县志》也已编成出版，可以集中思想研究天台学了。当时，我应舟山市普陀山佛学院之邀，去讲授天台学。一年后，协助普陀山创办佛教文化研究所，并任办公室主任。

（一）出版《妙法莲华经文句校释》和编辑佛学辞典

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是在舟山市政府宗教局的领导下，集策划、研究、编辑、教学、弘法于一体的佛教文化机构，具体从事以天台宗、净土宗、普陀山及观音信仰为主的教理、文史研究。我在研究所10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版著作有：《妙法莲华经文句校释》（上、下册）、《中华天台宗通史》等。另外，我参与编辑《智者大师全集》、《普陀山佛教史》、《净土宗辞典》、《天台宗辞典》等编撰。

在研究和著述的同时，我还担任《正法研究》学术年刊的责任编辑，负责组稿和审核本所研究员和特约研究员的佛学论文，每年出版两期。

在教学方面，1998年下半年，我担任天台宗研究生班导师，开设《法华玄义》、《摩诃止观》、《古汉语》等课程。并且开办天台宗函授班，编印了《天台宗简明教程》及有关辅导读物，向学生传授中华天台学的精髓。

（二）研究台宗史系和出版有关著作

在普陀期间，我对天台宗著名古刹以及历代天台大师重要的文物、史迹，一一进行实地考察和探讨。根据丰富、多样的实物与资料，作了仔细对比，通过严谨考证，肯定了很多翔实的史迹，并提出自己新的看法。例如，明清以来，传承天台宗的法系，源于国清寺和高明寺。高明寺法脉，过去一直认为藕益智旭的灵峰支是唯一的传人。日本《望月佛教大辞典》和台湾慧岳法师著的《天台教学史》等权威性著作，都是这样记载的。我从香港觉光大师的法裔净旻法师处得到一份天台宗法券，这份法券是温州佛教学者李德生珍藏，后传给弟子宋智明。法券中记载的高明寺天台宗法脉，确实午亭正时一支，这一支与藕益智旭同时，是传灯大师的真传，至今仍活跃在台温一带。这一发现是天台宗佛教史上的大事，也是迄今中外佛教史籍中所未曾记载的。2001年，我就此事在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主办的《佛学研究》刊物上发表了研究性文章，引起了哲学界的重视，从而扩大了天台山国清寺和高明寺的重要影响。

在考察天台宗史迹和重要历史文物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不少新的东西：如考定了一些天台宗高僧的生卒时间，纠正了僧史中记载的某些事件的出入，提出对某些事件的不同看法，与当今佛学界的同仁商讨，等等。特别是明代高明寺天台宗法系中午亭正时一系的衍传，是迄今中外佛教史籍中所未曾记载而十分重要的大事，得以发现，实在是一大收获。后来，我在细心考察天台宗史迹文物及研究天台宗典籍的基础上，写成《天台宗史迹考察与典籍研究》一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天台学主要包括理论思想门（教门）和实践修持门（观门）两个方面。我深感研究天台，必须教观并重。因而在十多年研究教门之后，确有深入探索观门的必要。在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十年时间，我除了研究天台宗的理论外，也学习天台宗的止观修持法门，如六妙门、小止观等。由于日本天台宗是在中国天台宗的思想理论基础上，杂以密法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也初步研究了日本台密的历史发展过程、修持仪轨以及与天台宗的思想渊源。于2004年写成《天台宗修持与台密探索》一书，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通过此书的出版，进一步说明以天台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文化，确实是日本文化的产生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