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燮林（上）：“海底捞月”削出世界冠军

原创 张燮林 口述 上海通志馆

下文选自 上海通志馆、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项目《国球之“摇篮”：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复旦大学出版社）。

1940 年生。直拍长胶削球打法。在历次世乒赛上获得男子团体冠军、男子单打第三名和男子双打冠军、混合双打冠军。获中国乒乓球运动杰出贡献奖。1972 年至 1995 年起任中国乒乓球女队主教练、总教练，率队获得十届世乒赛团体冠军、九次女子单打冠军，八次女子双打冠军，九次混合双打冠军，并率中国女队获得第24、25、26届奥运会乒乓球赛冠军。1996年，被国际乒联授予首位“世界最高教练员荣誉奖”；2008年，荣获国际乒联杰出贡献奖。曾任国家体委乒乓球羽毛球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

喜欢是天生的

说起乒乓球，实在地说一句，我是一看到乒乓球就喜欢上了。

我所读的涵德小学有一张不太平整的乒乓台，因学校规定，三年级以上才能够上球台，所以，我一、二年级的时候是不能在学校打球的。我家住在新闸路靠近温州路，隔壁有家钟表店，晚上总开着灯。我们上午上学，下午家里管得比较紧，要完成课外作业。一到晚上，我们同龄的小孩，就拿着粉笔在店外的人行道上画个乒乓球台，中间再画根线就算是球网了，大家就这样借着店里的余光聚在一起打球。当我升到了三年级后就可以在学校打球了，即便如此，也只是在课间休息时，大家围成一圈，像走马灯似的轮流转，谁失误谁就下来，绕到最后只剩下两个人。那时还没有抽杀，打得是光板，只能挡来挡去。我经常是这最后两人中的一个。这大概是1947年到1948年的事。

到了五、六年级时，我们有时把桌子拼起来，中间放上书包就可以打了。后来发现菜场的摊位收市后就空了，于是就找来两块砖和一根竹竿搭成一个球台。总之，当时是变着法儿找地方打球，自然，我的球技有了一定的长进。其实，在我学习和生活的这个新闸路区域，有不少高手在附近活动，比如孙梅英在长沙路，李富荣在新闸路的另一头。因为热爱乒乓球，我还经常去市里的一些球馆看高手打球。那时，工人文化宫后面有晋凤祥乒乓馆，南京路靠近九江路口有新华乒乓馆，水平比较高的是地处延安路大世界对面的太湖乒乓馆。这些球馆是私人老板开的，大的场地有十来张球台，进去打球要付台费，要请指导员还要另行加钱，实际上就是请陪打，价钱也不便宜。我一个小学生，你说学习也好，欣赏也罢，反正看高手打球蛮过瘾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华东乒乓馆看杨开运打球。杨开运是后来的国手，还当了上海队的教练。他直板削球的动作非常潇洒，且技术全面、攻守兼备。对方攻他就守，对方守他就攻。也就是看了他的精彩打法以后，本来打攻球的我，转而开始练起了削球。那时，新世界楼上也有乒乓球馆，上海有一个叫俞诚的好手，他的削球又是另外一种风格，动作漂亮，这也是我看到的第二个削球选手。有一次，上海的一些高手汇集在地处南京路的精武体育会比赛。我看到一个叫水涵高的左手直板削球手，动作优美，比前面两位更加好看，你说 “海底捞月”，他早就在捞了，这一切促使我定下了学削球的志向。

见了世面后，自己的心里也痒痒的，有一种想要出去打打的冲动。于是，我就组织同学成立了一个名为 “红旗”的乒乓球队，校方知道后也很支持，当我们提出刻队章时，竟然为我们开具了证明。有了一支队，我们就四下打听社会上的球讯，当得知某工厂打得不错时，我们就写一份 “挑战书”或者称为 “邀请书”，图章往上面一敲，还是蛮正规的。这种利用休息日和大人打交流赛的形式，进行了好多次。

到了初中，因家境一般。我父亲所开的装配小店，做装配雇人是要用钱的，为了省钱，我就白天帮着装配，晚上再到新民夜中学读书。新闸路一带有许多商店，店员也有一批是爱好乒乓球的，而且有个像俱乐部一样的组织，我就和他们一起练球，因而条件就好多了。记得我家斜对面有个义泰兴煤球加工厂，地方大，有空地，里面放了个球台。但在这里打完球， 球都被煤屑黑了，球板的胶皮板也要用清水洗。店员的技术水平也不错，六七个人就组织了一个队，取名“健身”乒乓球队，我也参加了。队里要求每人买件绒衣，又称 “斯威特”。起初家里不同意，认为小孩打球玩玩，还要什么球衣，但经不住我软缠硬磨，父亲同意给我买了。我在这个队待得时间比较长，里面有一个叫王关宝的队员，他是两面攻，我是守，我和他经常在一起打。因为他是店员，早上八点钟店要开门，所以我们六点多就到地处南京西路成都路的新城游泳池去打球，这里面有五个球台，场地也比较好，大概一毛钱一小时。当然这是冬天泳池不开放的时候，夏天就没有这个便利了。在上海打球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我们逐渐扩大范围，还到过陕西路上的上海体育馆去打。这段时间我的技术有很大长进。

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叫浦欣生，他的正手攻球相当好，我们经常在一起切磋。所以，我的削球与这两位的 “捶打”不无关系。开始学削球时，我说打我正手，人家打我反手，我不用板接而是用手去抓。由于受到削球前辈的影响，我削球注重的是动作的优美和潇洒。到初中毕业时，我的乒乓球水平在上海已经算是不错了，一般的对手是赢不了我的。工人文化宫是上海乒乓球业余高手集中的地方，我是学生，不能进去的。那里有五张球台，在第一张台上打的人水平最高，围观的观众也很多，气氛相当好。店员给了我不少参观票，我一得空就去那里打球，要打就在第一张台子上打，上去就开始，因为球路多，你不知道上来的对手是什么打法，是海绵板还是胶皮板，各种怪球都有，有时自己也会打输。如果你能在这里打上一圈，说明你的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随着技术的提高，我守擂的次数就多了，所以这个地方为我接触球路、熟悉球性、适应各种打法奠定了基础。在新新公司楼上有一个俱乐部，上面只有一张球台，场地很大，看上去很舒服，但是地板是水磨地，相当滑。这对打削球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等到你感到对方打你左方时，你脚一蹬就滑掉了。但你还别说，这对你判断来球的方向是一大好处，尤其是脚下的功夫有了很大的长进。后来在国家队打球，人家评价我说 “老张打球不浪费半步”，就是移位恰到好处。这乒乓球你别看大家都在看手上动作，实际上功夫是在脚下。

祖父是反对我打球的，说乒乓球是玩玩的事。父亲是不管的，但祖父掌管全家，看到我成绩下降，就说是打球造成的，甚至规定我放学回来先要完成一张大楷和一张小楷，可我手上写着字，脑子里却想着打球，所以写几笔就没心思了，字当然很潦草，交到祖父那里过不了关，只能重新再写。这样，我就认真地从第一个字写到最后一个字，再也不敢马虎了。反过来，这潜在地对磨炼我的意志、培养我的责任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做事一般不会虎头蛇尾，而是坚持善始善终。因为太喜欢乒乓球了，有一次考试成绩不太好。祖父一怒之下，就把我的球板给劈了。那可是我用零用钱买的好板啊！ 后来，我在新闸路旧货市场买回来一块人家镶镜框用的柳桉三合板，自己用锯子锯成乒乓球板的形状，再用牛皮胶将两块三合板粘在一起，磨平后贴上胶皮。这个板虽然重一些，但声音好听，击球的声音特别脆。人家拉我削，传出的声音美得无法想象。有了前车之鉴，我就把板放在同学家里，出去练球时就先到同学家去拿。其实，我祖父的设想是培养我当中医，一支笔、一杆秤、号号脉，就好成家立业了。但从我内心来讲，打球才是真正喜欢的。

初中毕业时，我就四处打听哪个中学乒乓球台比较多。先是听说新闸路的育才中学有不少，进去一看，果真如此，篮球架、乒乓球台都有，但掂了掂自己的分量，人家是重点学校，怎么考得进呢！ 而后又发现浦东杨思中学不错，球台多而且住校练球更加方便。最后，考分下来了，我收到了陕西省西安市气象干部学校的录取通知。我的一个同学周宝才也是如此。那天《解放日报》头版正好登出了有关今日西安的文章。我一看，觉得西安也不错啊！于是与家里人、同学商量，决定去西安读书。此时，我祖父已过世，祖母虽舍不得，但不管事。家里我是老大，下面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父母尊重我的决定。最后，我还是离别了上海，到了西安。当时我觉得气象学是一门新兴科学，学得好的话将来可以成为一名气象学家。对是否继续打球，我想了很长时间，临行前整理东西的时候，还是把球板放进了行李箱，实在舍不得啊！

到了学校，湖南、浙江、四川等地学生纷纷报到。我是下了决心要好好读书了，一周六天上课，学习数学、气象学等课程，周日就到西安市逛逛。记得一个周日，几个外地的同学跑到西安钟楼玩，回来就说北大街上有一个 “青年会”，里面有一张球台，那里有人乒乓球打得不错，特别是一个脸上长雀斑的小伙子，没人打得过他。同学周宝才就说，这人肯定打不过张燮林。同学们不信，说是从未在学校见过我打球。其实，学校里有一张球台的，我们那个校长就喜欢打球，他是炮兵中校，但我克制自己从来不去。结果，周宝才就与其他同学打赌，说是如果张燮林能把那人打败，对方要到学校斜对面的面馆请客吃一个礼拜的鸡丝面。起初，我蒙在鼓里，周宝才来鼓动我，因为已下定决心好好学习，我没有答应。周又来求我，说是不打也行，去看看也好。我去一看，此人哪是我的对手啊！ 那天是同学帮我排队，上台打11分球，我不仅把那人打败，还赢了一圈。晚上同学叫我到面馆吃面，我方知他们在拿我的胜负打赌。这一下就传开了，校长也来找我，我又重拾球拍开始打球了。有一次，西安市搞一个全民的体育竞赛，包括乒乓球项目。气象局就把我报上去，代表气象局参加这次活动。一开始，大家不计分打着玩，突然大家鼓起掌来，原来西安市打得最好的人来了。这人是上海银行支内的职工。他大衣一脱、鞋子一换，就和我打，也许掂出了我的分量，他只是练练，不肯与我比赛。他攻我削，打得蛮好看的。后来政府征用土地，学校从西安市中心的通济坊动迁到郊区，这里是当年国民党陆军训练的地方。这样我们这些上海人就不习惯了，而且得知我们毕业后是到偏远的地区做气象观察员，即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去收集第一手气象资料。这和我当初立志做气象专家的想法差距太大了。我们这些上海来的学生就聚在一起，商量如何是好，是继续上学还是退学。最终想打球的念头还是占了上风，我和一些同学便打了退学报告。那些没走的同学，后来有的分在延安气象站，那算是不错的，不少人去了青海等更加边远的地方。

从上海队到国家队

回到上海后，正逢上海汽轮机厂技校招生，该厂的一位体育老师看到我胸前别着一枚二级运动员的证章，就问我是什么项目。我说是乒乓球。我怎么会有二级运动员的证章呢？这是我在市学生比赛中名列前茅获得的。没过几天，我正在市体育宫参加 16 位选手的大循环比赛时，接到了上海汽轮机厂技工学校的入学通知。这样，我每天上午乘 15 路公交车转沪闵线到地处老闵行的厂里，下午三点钟离厂，厂里给我报销一半车费。晚上七点钟到体育宫比赛，穿的衣服是篮球背心，因是 16 位选手，我最少要来回跑15 次。这回父亲有意见了，我的专业工种是镗床，他认为学一门技术也挺好，故而要我专心工作。但正规比赛总不能半途而废，有一次父亲堵在家门口，不让我出门比赛。那天，我的对手是邮电队的冯浩，朋友看我不到场，就找上门来，还做起了我父亲的工作，说今天的选手是上海的名流，是代表上海队的，并说估计我赢不了，输了也就被淘汰，不会再去了。这样就把我父亲说动了，我急急忙忙出门，从我家小路穿过去到体育宫也不远。我知道冯浩的底细，他直板削球特别强，但攻球没我好。那天天气特别热，结果我把他赢了。下一次比赛怎么办？ 还是要做工作啊，还好父亲索性不管了。这个比赛体育宫还对外买票，一毛钱一张。想不到父亲也悄悄买了票，坐在观众台上看我比赛。后来报纸上登了我的名字，父亲也就不反对了。没多久，师父对我说：小张，你把自己的东西理理，到市体委报到。

正是这个机缘，我打进了上海队。

在体育宫集训时，我的工资仍是汽轮机厂发的，记得是每月到九江路的厂办事处去拿，拿的是学徒工资。不久，体育宫给我来了一个函，其中一条对我触动很大，意思是问我的人事关系是留在汽轮机厂还是进入体委。我想日后回厂，要进行技术考核，并根据考核的结果决定工资级别；现在专心打球，回去肯定考不出来的。何去何从？我又面临选择。乒乓队的领队戚吉庆看我有些心神不定，就关心地问我，我如实相告。他说：小张，培养一个二级工，上海一抓一大把；打乒乓球，现在上海要找张燮林，除了你，没有第二人了。一席话坚定了我留队的信心。这样，我就在体委转正，每月工资三十几块呢。

此时上海要备战第一届全运会，上海乒乓队的团体名单中三个人是铁定的：徐寅生、杨瑞华、李富荣。前二人是国家队的，李富荣是国家青年队的。此外还有刘国璋、薛伟初、杨永盛、于贻泽、曹志强、陈时忠、王传祺等一批选手在体育宫集训，从中取两个人。这期间，上海市还搞了春运会和秋运会，我得了一次冠军。《新民晚报》的冯小秀还为此写了报道。1958年，我们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上海红队有徐寅生、李富荣、杨瑞华，蓝队是工人队，黄队是上海青年队。我们团体拿了冠军，单打我打得不太好，上去就输了。通过这次集训选拔，最后是我和薛伟初加入了团体赛的名单，代表上海队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我们在决赛时胜了北京队，获得男团冠军。

1959 年容国团荣获世界冠军以后，到上海来访问，目的就是推动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上海队的教练是陆汉俊，国家队教练是傅其芳。我们在江湾体育馆打了场比赛，是七人对抗赛。我和容国团均排在了第七场。我第一局赢了，此时，教练陆汉俊就跟我传话：上海分管体育的宋季文副市长表态了，人家刚拿了世界冠军，所以上海的张燮林不能赢他。于是后面两局我就没有尽全力打。

记得国家队离开上海时，我们到车站送行。我是有意识去送姜永宁的，因为他也是直板削球手，曾在第23届世乒赛团体赛中一人拿下美国队三分，令我非常崇拜。我一边在月台上走，一边就问他：“姜指导，怎么才能把削球打好？”实际上我这个题目太大，他也不理我，径直往前走。我心里就直犯嘀咕，眼看就要到车厢门了，他回过头来对我说：“打削球，不管对方过来什么球，你都要拼命地去救。”说着他就上了车。我的理解就是长球、短球、左边、右边、中间，你都要尽力救。对我来讲，这又是一个提醒和促进，促使我在赛场上去顽强拼搏。后来我执教时，就在场上写了个横幅：“没有攻不死的球，也没有防不住的球。”这就是主动与被动的矛盾统一啊！ 我两面都讲，鼓励运动员顽强拼搏去救每一个球。

那时上海队的训练场地在体育宫，教练是陆汉俊、李宗沛。大概是为了迎接第26届北京世乒赛，上海搞了一个大区集训，福建队、四川队的好手都来参加。最后，再从各地抽调了108将去北京集训，我们上海队入选的人不少。我是1960年12月20日到北京报到的，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下面训练。我们运动员住六人间，房间里五张床，空的一张放行李。

那时我祖母还健在，我走时还跟她说，我很快就会回上海来的；想不到一去几十年，连家都安在了北京。

我们的集训分上午、下午两个时段，晚上学习或开会。队员分在两个或三个区，在工人体育场的是主力队员，在体育馆路训练局也有一批，先农坛有没有我记不清楚了。体委领导非常重视，荣高棠亲自蹲点，技术上是教练负责制，比如攻球的几个人由傅其芳负责，削球的几个由另一个教练负责。那时大家都很单纯，除了训练也没多想什么。迎战集训时，听说日本队发明了弧圈球。匈牙利队到中国访问，我们问他们弧圈球的事情，但人家不说。正好日本队在香港比赛，队里就派了庄家富去了解。他回来介绍说，日本队员拉的是强力上旋球。于是就找了几个人模仿，先有胡炳权、薛伟初，后来还有余长春、廖文挺。参加本届单打的有32人，我也在其中。那时都很民主，大家坐在一个房间里，讨论团体赛报谁。我没有记错的话，只有一个人提了我，就是容国团。因为他跟我交过手，知道我的技术特点。

1960年4月，国家队在天津举行了各省市队的邀请赛，我代表华东区连胜王传耀、徐寅生、杨瑞华、庄则栋、李富荣、周兰荪等一队选手，但2:3输给了容国团。一开始容国团打拉攻，正对我路子，到了第三局，还19∶17领先。这时他打起了搓攻，特别是正手搓球不转，甚至还有点拱。我不服啊，于是就主动进攻，不想一攻就出界，结果输了第三局。到了第四局，这老兄索性一个也不拉了，我是活活地给他搓 “死”了。容国团正手搓球功夫实在了得，我判断他是在加转，实际上却一点不转，不得不佩服。我跟 “红双喜”还真是有缘。我在上海队时，负责管运动器材。队员换胶皮就到我这里来，一天我看到仓库里有一搭反胶皮，实际上是处理品，胶粒不平整。当时我用的是上海出品的达汇胶皮，且已经老化了。这样就换了那张报废的“红双喜”胶皮，一试感觉还挺顺，我就把陆汉俊教练叫来，还找个队员试打起来。其实，日本早就有长胶了，是用来防守的，但不太好攻，但我这张皮子无论削还是攻都还不错。陆指导也觉得蛮奇怪，实际上是这个皮子胶粒不算长，才1.65毫米（现在的长胶都是1. 9毫米,超过2.0毫米就犯规了），与生胶差不多，比普通的胶皮长一些。我用这块胶皮参加上海市比赛，除了刘国璋、薛伟初不太好对付，对其他人都是以3：0取胜，拿了冠军。我在上海队，就是换好胶皮后去天津参加比赛的。所以，后来我跟“红双喜”的老总楼世和说，我有今天就是用了你们的“红双喜”。我有时开玩笑说，假如那时长胶就有1.9毫米，那我可能要横扫世界了，人家没法打的啊！我这块胶皮的编号是6严格意义上讲，还属于中长胶。后来红双喜厂就正式生产了。

大赛前后

第26届世乒赛中，我们的对手主要是日本队。我参加单打赢三木是蛮顺利的，三木的弧圈球拉得越转，我削过去的反旋转就越强。星野基本功好，拉吊结合，我是以3:2的比分赢的，赢得很吃力。最后我得了第三名，半决赛时让给了庄则栋，徐寅生让给了李富荣。第27届世乒赛时，我半决赛让给了李富荣。那时贺龙就对大家讲了，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这句话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后来我也感到人们对我还是很尊重的。那时我们都很单纯，听从领导的安排。好像杨瑞华也让掉了，应该是让给我的，主要考虑到杨瑞华与三木对战把握不大，所以让我去打三木，可以保险一些。

第26届世乒赛结束后，国家队分两路南下北上宣传表演，主要目的是通过表演赛推广乒乓球运动。接着，国家队去日本访问，但我作为“秘密武器”没去。后来日本队到中国来访问，只让我打了一场。有人问我，看着人家一批批地出国访问，你作为 “秘密武器”留在国内，有什么想法？我的回答是：没有想法，因为领导这样安排自有他们的道理。

总理对我们乒乓队特别关心，指示队伍出去要分成两批。第27届世乒赛去捷克布拉格比赛，我们那架飞机滑出跑道，冲到田里去了，窗子上溅满了泥巴。我们下了飞机，只见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许多旅客都到那个孩子面前去祷告。人家老外也信这个，好像这个小孩保佑了大家的平安。我们上了汽车后，我的旁边坐着一位空乘小姐。一场虚惊以后，汽车里气氛挺活跃，大家唱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知谁说了一句，这位小姐前面都唱了，但漏掉了“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这句歌词。这是起哄，拿我开心啊！意思是你老张坐在人家身边，人家就不好意思唱了。

第27届世乒赛我参加团体赛了。我对付日本队还是有底气的，所以领导就把我放在团体名单中。前面几场对付比较弱的队我也上了一下，主要是为了适应场地上去练练手，关键就等最后一场，所以压力也很大。全队临出发前，由主教练傅其芳全权接手训练和管理主力队员。傅其芳首先找我谈话，问我：“叫你打日本队敢不敢？”我说：“这有什么不敢啊。”他又说：“如果排你打主力位置敢不敢？”我说：“你敢排我就敢打。”他看我很自信，就跟领导汇报了。结果与日本队决赛时，就把我排在了第2、4、7的主力位置上。我们是5∶1赢的，第一分庄则栋输给了木村，我一上去整个形势就扭转了，气势也上来了，三木和木村都被我打得很惨。单项比赛中我和王志良拿了双打冠军，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次摘得这项桂冠。混合双打中，我和林慧卿拿了亚军。

单项比赛的程序很密集，有一天是单双打等轮着打了好多场，其中两场打到了规定时间，一场是跟美国的削球手，他的场外教练是有名的“牛皮糖”迈尔斯。这人跟我死 搓，我攻球比他好，打到第13板，我进攻得分较多，最后赢了，但赢得很累。还有一个就是南斯拉夫的选手马科维奇，也是死磨后赢下来的。由于当年跟南斯拉夫有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绝对不能输啊！中间还夹着双打，反正这一天是从早打到晚。最后对日本的荻村我也是险胜，荻村毕竟是老将，他针对我的弱点，希望速战速决。我则尽量打控制球，不让他进攻，自己也有不少失误。最后，我已经麻木了，是被人搀着走出赛场的。回到大使馆，大使夫人跟我讲，你包也没拿，知道是谁帮你拿的吗？ 因为所有运动员的包都是一样的，我是稀里糊涂不知道了。她说是荣高棠主任为你提的包，我一下愣住了，想想层次蛮高的嘛，团长给我拎包。

第27届世乒赛打完后，从自己的情况和成绩来说信心增强了，所以也就满怀期望地准备第28届世乒赛，同时在这过程中，自己也觉得难度在增大，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你这个打法了。有一次，教练对我说，你以后跟日本队打啊，包括要参加第28届的比赛，思想上要做艰苦的准备。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在放我打球的录像，而且不是一般地看，是在进行认真的研究呢！ 同时，我在国内比赛中也遇到了一些挫折，因为我的削球特点，包括旋转的性质啊，大家都打熟了嘛。每年都有全国锦标赛，团体赛常常是上海队与北京队对决，上海队基本上能拿冠军。为准备这类大赛，国家队队员都回各省市训练，大家都会分开一段。所以，我们跟北京队相遇，肯定就要碰到庄则栋。团体赛是三局两胜，我还有机会赢他，而单打，我每次都败在他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排名第一是庄则栋，第二是李富荣，第三是我，单打就按这个顺序排位置。第一号种子在上面第一条线，下边一条线是李富荣，因同一个协会不能分在同一个区，所以我不能跟李富荣在一个区，只能在上半区。这样一来，每次全国比赛相遇时，我俩球路和旋转都相当熟了，单打时五局三胜，便经常输给庄则栋。碰到国内的其他选手，也有输的时候。所以，我一度觉得技术存在一些问题，信心也有点不足了。教练就问我，你的信心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我就很坦率地说，还是要加强基本功的训练，假如说对方拉攻100个，我就想办法削200个，对方拉攻500个，那我准备削600个，在这上面多下功夫，就是要练得再扎实一些。所以有一个阶段的训练是比较艰苦的，当然光是防守也不行，同时我加强了发球抢攻，加强一些直线的攻球，以此来充实我的技术含量，这样，我的技术能力提高了，自信心也回来了。所以第28届世乒赛时，团体赛与日本队的决战中我又拿了关键的分。但高桥浩赢了我和庄则栋。为什么会输给高桥浩呢？ 我太过于自信了，以为自己打日本的办法很牛啊！赛前王志良跟我讲，哎哟，你跟高桥打没问题啦，去年访日与他交过手，他不太会打削球。我一听，思想就麻痹了。可上场后，高桥根本不跟我打拉球，我一削，他一搓，我再一搓，他反手就起板，我一下子就被他打蒙了，弄得削也不是，攻也不是，自己阵脚就乱了。我自己回来以后反省，主要是没有做艰苦的思想准备，没有想到他的反手起板这么准。

单打时我以两分之差输给德国人绍勒尔。那一场球打得太艰苦了，比赛是在下午比较晚的时间开始的，结果一直打到晚上，晚场的观众要进来，下午场的观众还没走，因为我们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绍勒尓是削球手，我这个板呀，很难搓得低，所以只能打拉攻，我以我为主，他也以我为主，这样，我拉他削，三个球就打到了20分钟（后来的规则改成15分钟，现在的11分赛制是10分钟）。我一拉就是100多板，他也削100多板，有个记录说最多是打了322板，但没有力量啊，就像和平球一样。到了轮换发球时，我发球后的第十二板一定要把他打“死”。他第十二板过来，打的是弹击球，若打在外头他输，若打在球台上我输。双方的体力消耗都非常大，我好像前面还领先的，一直打到决胜局的25平，最后一球我扣空了，是25∶27输的。赛后当地报纸上有多种评论，好像还有什么“伟大的失败者”的说法，赞扬了这场球的扣人心弦以及运动员顽强的意志等。绍勒尔的女友丹尔尼露是英国的球员，当时紧张得低着头不敢看。接下来一轮是庄则栋对绍勒尔，当时我已经回旅馆了，人家传来消息说小庄一杯咖啡的功夫就以3∶0把他打败了。庄则栋回来见到我，说了一句：“张兄，谢谢你，你把他打累了！”

第28届世乒赛男子双打冠军是庄则栋和徐寅生，我和王志良是亚军。当时比赛已打到最后了，领导便找我和王志良谈话。我们出去之前总理曾接见我们，并讲话做了动员。总理说毛主席对徐寅生的批示就是千军万马。领导一找谈话，我们心里都清楚了。因为单项比赛，又都是中国人，如果不找我们谈，那么我们可以真打，谁赢谁输就看现场发挥了。领导让我们表态，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有问题。混双比赛中，我跟林慧卿得了亚军，有一个关键球没处理好，有些可惜。我所参加的第28届世乒赛，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为了准备第28届世乒赛，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来乒乓队蹲点，重点抓思想和意志。那时女队需要打 “翻身仗”，徐寅生给女队作了《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座，毛主席批示后影响很大。之前，因为女队的两个主力林慧卿、郑敏之是削球手，国家女队的领队孙叶青也来找我，要我来女队讲一讲削球的技术要领以及战术的变化等。为此，我也做了准备，还向男队的苏国熙等削球手征求了意见。后来徐寅生开始讲的时候，还说张燮林先给你们讲过削球了，他还是很认真的。体委有一个叫刘兴的秘书整理了徐寅生的讲话，前面的那一段就删去了。

贺龙元帅对我们乒乓球队是很爱护的，他有的时候还到食堂、宿舍看我们。我们的宿舍住了四个人。那次，贺老总来到我和胡道本的房间，他抬头一看，胡道本的床头上贴着从画报上剪下来的芭蕾舞 《天鹅湖》的图片，四个“小天鹅”正在展示优美舞姿。贺老总就用拐杖指点着说，把它拿下来。记得第26届世乒赛中容国团输给了巴西小将，贺老总说，没有关系嘛，这次输了，下次再把它拿下来。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安慰。陈毅、叶剑英元帅也都很关心我们。第27届世乒赛的时候，陈毅元帅给我们发了一个函，意思就是相信你们会取得很好的成绩，因为他喜欢作诗嘛，信函也有一种诗文的味道，最后一句就是：等着你们，我立在门口，等待你们胜利归来。周总理是最关心我们的，一年好多次接见我们。总理曾设家宴请我们乒乓球队，因全国都处在 “票证时代”，我们去吃饭也要交粮票的。毛主席接见乒乓球队，我所经历的，一次是1962年在北戴河，还有一次在中南海。我两次都是跟庄则栋一攻一削地打表演赛。我还知道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是贺老总说的，大意是我们的工作干劲要学庄则栋的“小老虎”精神，但是我们的工作方法要学习张燮林的。我还听说陈伯达不知道毛主席所讲的工作方法是什么意思，还将我打球的录像调了去看，看了以后才理解的。

毛主席在北戴河接见那次，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那时我老是发低烧，一查原来是扁桃体发炎的缘故，就在同仁医院做了切除手术，手术后嗓子一直渗血，这是不太正常的。同仁医院一个姓田的大夫值晚班，就拿个棉花球给塞在里头，就不渗血了。好像过了十多天，我们已在北戴河了。我照镜子，老觉得口腔里面有一块白的东西，咳一咳就出来了，一咽它又回去了。后来傅其芳来找我，说是晚上要给毛主席打表演赛。进场后，毛主席、刘少奇、朱老总、周总理等坐了一排看我们打球，最后压场是我跟庄则栋打，他攻我削，一来一回打得很精彩的。表演结束后，我们就和国家领导人合影，这张相片我现在还保存着。第二天，北戴河医务室的大夫看了我的喉咙，让我赶快回北京的医院看。同仁医院的医生用镜子一照，原来是半块棉花粘在里面。

1971年5月1日晚，总理接见外宾后把我们带上了天安门城楼。这一天，在总理的引见下，我跟毛主席握手了。

原标题：《张燮林（上）：“海底捞月”削出世界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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