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重阳网 刘宗义：2020年以来中印边境对峙的原因、影响及启示

发布时间：2022-04-07 作者： 刘宗义 

自2020年5月以来,中印两国在边境地区发生新一轮对峙,并爆发加勒万河谷冲突.边境对峙及冲突是莫迪政府内外政策调整的结果,是中印地缘政治矛盾激化的表现,与新冠肺炎疫情下印度决策者对外战略误判密切相关.中印边境对峙和冲突对双边关系、地区形势和全球局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刘宗义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内容提要】自2020年5月以来,中印两国在边境地区发生新一轮对峙,并爆发加勒万河谷冲突.边境对峙及冲突是莫迪政府内外政策调整的结果,是中印地缘政治矛盾激化的表现,与新冠肺炎疫情下印度决策者对外战略误判密切相关.中印边境对峙和冲突对双边关系、地区形势和全球局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印政治关系很难恢复正常,印度坚持推进经济“去中国化”,并在南亚地区强化与中国的竞争.在“印太”地区,中国次要战略方向主要挑战和主要战略方向挑战的融合进一步加深.当前,印度又开始新一轮对外政策回调,但印度不想成为中国的发展伙伴,中印地缘政治矛盾将长期存在,这应成为今后中国制定对印政策的出发点.

【关键词】中印关系 边境对峙 次要战略方向 主要战略方向

DOI:1016608/jcnkinyyj20220102

2020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按照两国领导人2019年10月在金奈非正式会晤中达成的共识,两国本来计划举行70场纪念活动,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打乱了两国原有的安排,也使彼此的认知发生了几乎不可逆转的变化.2020年５月起,中印两国边防部队沿实控线在多点发生对峙,6月15日的加勒万河谷冲突成为中印关系的重要节点.印度多数学者将中印关系的严重恶化归结为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但实际上这一事件只是中印总体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而非主要原因.冲突发生后印度以加勒万河谷冲突为借口推行经济“去中国化”,出台了一系列全面恶化双边关系的政策举措.迄今,此轮中印边境对峙已持续近两年,从2021年2月起两国军队开始在班公湖地区脱离接触,但在其他地区的对峙仍未结束.然而也要看到,在重兵对峙之下,边境形势仍保持相对稳定.中印边境对峙及加勒万河谷冲突对中印双边关系、地区形势和全球局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何准确客观地评估这些影响将成为中国制定合理的南亚和周边政策的前提.本文尝试从中印双边关系、地区形势和全球局势三个层面分析边境对峙和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以期对稳定中印关系和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周边战略环境有所助益.

一、2020年边境对峙发生的原因

2020年5月发生、至今仍未结束的中印边境对峙是印度内外政策加速调整的产物,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也密切关联.

(一)边境对峙是印度内外政策调整的产物

这一轮边境对峙的导火索是2019年莫迪连任之后开始的内外政策调整.根据印度人民党(BJP)的既定政策,莫迪政府在2019年8月宣布废除授予“查谟和克什米尔”特殊地位的宪法370条款,成立所谓的“查谟和克什米尔”以及“拉达克”两个中央直辖区,并将中国的阿克赛钦、巴里加斯等地也纳入所谓的“拉达克”中央直辖区.这一举措不仅激化了印巴矛盾,而且侵犯了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重新挑起与中国在中印边界西段的冲突.

莫迪之所以在连任后不久就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下手,表面上看是要履行印度人民党在竞选纲领中承诺的“印度教特性”三大议程,即废除宪法370条款、加快阿约提亚罗摩庙重建、起草统一民法典,但实际上是莫迪政府和印度人民党推动印度中央政府能力建设和民族国家整合的重要步骤之一.莫迪政府和印度人民党要通过强调“印度教特性”、通过印度教民族主义来推动其民族国家的整合.在这一过程中,莫迪政府及印度人民党需要将巴基斯坦甚至伊斯兰教塑造成敌人,进一步抹黑、打压和孤立巴基斯坦;而中印关系则成为莫迪政府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外溢效应的另一牺牲品.

莫迪政府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采取如此激进的政策,主要是在时机的选择上瞅准了中美战略竞争下的国际局势.印度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使得中美等大国无暇顾及其在克什米尔的行动.同时,此时在边界和主权问题上刺激中国有利于加强美印关系.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及其带来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转移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规锁”中国战略的一部分,印度认为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转移是机遇,希望主动加入这一进程,以实现经济腾飞和大国崛起.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从印度外交部设立“印太司”、主动将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从司局级升格为部长级、以中国不接受印度条件为借口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等事件中可以明显看出印度对外战略向美国靠拢以及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倾向.印度对外战略调整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遏制中国,并借此实现其大国崛起目标.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印度借废除宪法370条款之机大举向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增兵,并在靠近中印边境的地区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有巩固其在边境地区的战略优势以及从侧翼干扰和威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意图.中国外交部对印度将阿克赛钦等地纳入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表示严正抗议.但印度指责中国支持巴基斯坦,于2019年9月在靠近中印边境地区印度一侧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并在班公湖地区与中国军队发生短暂对峙.

(二)新冠肺炎疫情使印度决策者产生严重战略误判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出现后,美国趁机落井下石,中美矛盾空前激化.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承受了来自西方的巨大压力,美国政府一些人甚至企图将中美关系推入“冷战”的深渊.这种形势刺激了印度战略精英的战略投机心理,使其严重误判,印度对外战略调整加速.

首先,在2020年4月至5月间,印度战略精英认为疫情之后的印度将面临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中美两国的国际地位都将受到严重削弱.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将有利于加强印美关系,会推动印度的崛起,印度在疫情之后的国际秩序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印度战略精英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发展“印度制造”、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取代中国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地位的天赐良机.疫情为印度实施全国范围内的产业政策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类似于美国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及中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遇到的那样.

最后,印度的一些战略精英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中国“内外交困”,是印度加速推进“东向行动政策”和“印太”战略、削弱中国在全球和地区影响力、在边界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并逼迫中国按照印度意图解决边界问题的大好时机.

印度政府至迟在2020年4月就确定了其对外战略行动方向:一是在舆论上印度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遥相呼应,成为在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上抹黑、攻击中国的主要舆论中心;二是2020年2月高调接待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印,建立美印“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三是从2020年3月20日起,印度与美、日、澳、韩、越、新西兰等国开始讨论如何在中国之外建立一条富有弹性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四是在经济上印度政府在2020年4月要求将所有“与印度陆地接壤的国家”的对印投资和并购全部纳入政府审批,旨在遏制疫情期间的“机会主义收购”;五是重启南盟以推动排他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六是希望加入扩大的“七国集团”;七是在中印边境地区挑起对峙和冲突.印度外长苏杰生的儿子杜鲁瓦在2020年4月就预测,2020年中印两国有可能发生类似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那样的事件.

二、边境对峙和加勒万河谷冲突对中印双边关系的影响

此轮边境对峙使中印两国边境地区态势发生根本改变.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双边关系全面恶化,将两国关系正常化与边境地区态势挂钩,两国关系在建交70周年之际跌至低谷.

(一)中印涉边博弈态势发生根本改变

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及其后中国在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巩固了中国在中印边境西段地区的优势地位,对印度的“攻势防御”政策是一个沉重打击.此次加勒万河谷冲突打破了两国数十年的边界互动模式,中印涉边博弈进入新阶段,中印边境地区可能进入摩擦多发期.

过去几十年来,中方一直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等双边协议,将边境地区军事力量保持在最低限度,但印度一直在边境地区针对中国增加武装部署.同时,中印双方尤其是中方严格遵守“不开枪”的规定,竭力避免发生对峙和冲突,然而这种状况实际上鼓励了印度在边境地区采取“攻势防御”策略、不断蚕食中国领土、扩大实控范围、占据战略要点.中方此次反击具有警告和惩罚性质,表明印度的“攻势防御”策略破产.虽然中印外长通话表示将和平解决边界纠纷,但印度已授权其边防军人开枪自卫,两国从1993年以来致力于建立信任措施机制的努力与结果都面临挑战.

随着中国有针对性地在边境地区开展反蚕食、反渗透、强边固防维权行动,两国边境地区出现更多摩擦的可能性将会增加.客观来看,在重兵对峙下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仍较小.2021年1月,中印在锡金段边境的拉多拉山口地区发生小规模对峙.印度媒体报道称,8月底解放军士兵在中印边境中段的乌热地区捣毁印度一座桥梁,9月底两军在边境东段的东章地区又发生对峙.

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中印双方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接触,以图和平解决边境对峙,并重建互信机制.但在谈判过程中,印度不断抬高要价,并将发生对峙和冲突的责任完全推给中方.2021年1月28日,印度外长苏杰生以视频形式在第13届全印中国研究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中方将边境局势恢复到2020年4月之前的状态,要求中方将军队从边境地区撤出,并将此与中印关系正常化挂钩.2021年2月,中印第九轮军长级会谈达成共识,两军在班公湖南北岸脱离接触,但在温泉地区和天南河谷等地双方脱离接触的问题上印度进一步要求中国军队单方面撤离,显然这是中方无法做到的.截至2022年１月,中印军长级会谈已经举行14轮,在解决对峙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而且,印度外长苏杰生频频在国际多边场合谈论中印边境对峙问题,以图向中方施压.

(二)中印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对立趋势更加明显

2020年至今的边境对峙是多点对峙,两国都部署重兵,斗争形式多维多样.目前,中印边境冷对峙仍在持续,两国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对峙可能将长期化.印度已将其实施多年的“进攻性防御”政策公开化,在边境地区不断增加部署军队,向美、法、俄、以色列等国购置先进武器装备部署在边境地区,摆出一副时刻准备与中国开战的姿态.

虽然印军高层对华非常强硬,甚至公开称中国为“头号敌人”,不断表示印度军方已为“意外冲突”做好准备,但印度莫迪政府似乎并不想与中国进行一场陆地边界战争.然而,印度在军队改革和军备发展方面的针对性更加明确,2021年10月27日印度试验“烈火G5”洲际导弹就是出于威慑中国的考虑.

2021年中国西藏自治区拉林铁路通车后,中国在沿边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让印度倍感压力,印度也加大对已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印度还在安达曼—尼克巴群岛等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允许美国军机在安达曼群岛降落补给,希望在印度洋上对中国形成牵制.但如何在北部边境和南方海洋之间保持经费投入平衡,对军事预算相对紧张的莫迪政府来说是一个挑战.

在中印边境对峙的背景下,一旦台海和南海等方向有变,不排除印军趁火打劫的可能性.

(三)中印政治关系陷入僵局

莫迪总理曾在2020年6月19日的全党派大会上承认,没有中国军队进入印度领土,也没有印度哨所被中国占领.但由于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莫迪总理随后不得不屈从强硬派的口径,在7月3日访问拉达克前线并发表影射中国的所谓“扩张主义”的讲话.

印度一些决策精英认为,加勒万河谷冲突表明印度以“接触、威慑、平衡和对冲、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为基本内容的对华政策难以为继,呼吁莫迪政府调整对华战略.印度战略界把这次边境对峙作为亚洲地缘政治未来走向的指向标:如果印度取胜,说明中国将来在亚洲地缘政治中是可以被遏制的;如果中国获胜、印度失败,那就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亚洲的主导国家.而判断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在边境地区“把中国推回去”,恢复所谓的2020年4月之前状态.为达到这一目标,印度不仅在边境地区继续制造紧张局势,而且“上挂下联”,将边界问题与其他双边关系挂钩.

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希望印度能够与中国达成“新平衡”,而印度实现这种新平衡的办法是针对中国的“多向结盟”.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美战略联动公开化.2020年10月,美印签署«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这标志着两国建立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印度称之为“准同盟”.

第二波疫情后印度战略界在对华政策上出现分歧,以梅农、萨仁山为首的一批人认为印度对华政策应更加平衡,但以巴希尔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印度对华政策应更加强硬并进一步与美结盟.强硬派深受印度外交决策核心人士的青睐.实际上,两派没有实质差别,与美国走近、平衡和遏制中国已经成为两派共识,区别仅在于对中印实力差距和印度国情的认知是否客观.

印度当前不存在主动改善对华政策的可能.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根据有两点:一是美方对中国的高压态势没有改变,尤其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执行与特朗普政府类似的对华政策,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断向中国施压;二是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盛行,莫迪政府为了实现大国梦想,为了遏制中国,也为了拉选票,除了继续施压外在对华政策上拿不出其他选项.

印度莫迪政府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与中国的分歧将不可避免,不仅将利用流亡藏人武装对中国边境进行蚕食和骚扰,还会与美国配合在达赖喇嘛活佛转世问题上大做文章.莫迪政府已就达赖喇嘛活佛转世问题商讨对策,并召集在印度的藏传佛教各派首领进行协调.在台湾问题上,莫迪政府也加强了与蔡英文当局的互动.在涉港、涉疆、“一带一路”、新冠肺炎疫情起源等问题上,印度莫迪政府配合西方对中国发动舆论攻击.另外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印两国共识逐渐减少,印度将国际组织用作制衡中国的舞台.2021年8月,印度总理莫迪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海上安全辩论时影射中国,同时印度海军宣布开进南海.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印度不断阻挠中国提出的地区合作倡议,开始成为这些机制的内部破坏性因素.

(四)印度借机大力推动经济“去中国化”

为实现经济增长,印度曾支持在中印关系中实行“政经分离”,即两国经济合作不应受到两国政治问题、边界纠纷和战略竞争的干扰.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莫迪政府在国内推行一种全政府、全社会的“去中国化”政策,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从资本、商品、技术及其标准三个方面限制、打击、禁绝中国企业,与中国经济脱钩.这表明印度主动放弃了对华“政经分离”原则,而印度采取这些措施的背后既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发泄,也有让印度国内垄断财团独占印度市场的考量,但更重要的是要发展“印度制造”并推动“自力更生”.印度对疫情之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将发生重组深信不疑,也对印度所拥有的市场优势极具信心,认为美国和西方会向印度大规模投资,能帮助印度取代中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地位.

事实证明印度经济“去中国化”政策成效不佳.虽然2020年印度疯狂推动经济与中国“脱钩”,但中国仍取代美国重新成为其第一大商品贸易伙伴.2021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1256亿美元,同比增长43％,创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额增速最高纪录,其中印度自中国进口达975亿美元,甚至超过2019年中印双边贸易总额.以上数据表明,印度经济离不开中国.但印度认为这只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特殊情况,因为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恢复了工业生产能力.印度决策者仍幻想与美、日、澳等国以及欧洲合作,通过挖中国墙脚和牺牲中国利益的方式实现产业链和供应链向印度转移.现在,印度与美日澳等国合作的重点是稀土等关键矿产和芯片等关键技术的供应链,并企图主导全球技术标准制定.目前看来,印度虽然短期内无法摆脱对中国某些商品的依赖,但印度将坚持推行“去中国化”,中国企业和商品进入印度将受到更多限制,印度最终目标是实现以“印度制造”和“第三国制造”替代“中国制造”.

(五)中印两国民众彼此认知更加负面

印度反华情绪一直比较强烈,这是1962年边界冲突、两国发展差异、贸易逆差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产物.印度媒体对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的抹黑和炒作加剧了印度反华情绪.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将冲突责任完全归咎于中方.印度政府通过为身亡士兵举行葬礼、为参与士兵授勋等方式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并利用其英语和媒体优势不断在其国内和国际社会渲染其“受害者”悲情.印度多个城市和地区发生反华示威游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号召抵制中国商品,民间反华情绪高涨.但此次特别之处在于,一些印度媒体和战略界人士对中国的攻击已从双边和多边具体问题上升到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斗争高度.可以说,信息舆论战成为中印斗争的焦点之一.

2020年8月«今日印度»的民调显示,印度公众舆论强烈反华,8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领导人背叛了莫迪,认为中国是印度的安全威胁;约57％的受访者认为印度应就边界争端与中国开战;91％的受访者认为印度政府禁用中国APP并拒绝中国投资是正确的;6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拒绝中国商品.通过民调可以看出,印度对中国的不信任程度从未如此之高.即使在2017年中印长达70多天的洞朗对峙后的民意调查中,还曾有42％的受访者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有所改善.而中国同期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约七成受访者认为当前印度国内反华情绪过度;70.5％的受访者认为应强势对待印度的无理行为;如果未来再出现边境冲突,高达89.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中国采取武力自卫反击,而50.4％的受访者“强烈支持”采取武力自卫反击;但近六成受访者不认同“印度军事力量对中国构成威胁”.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中印两国民众彼此认知差距很大,对对方认知都存在不足,需要增进相互了解和交流.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严重影响了双边往来,但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政府对两国人文交流也采取了限制措施.2020年8月,印度安全机构向政府发出警告,认为中国在高等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让他们感到担忧,认为“孔子学院的存在是一种安全威胁”.印度教育部决定对中国孔子学院以及和印度国内七所高校合作设立的孔子学院以及孔子课堂进行审查.此外,中国高校及机构和印度高等教育机构签署的54份校际合作谅解备忘录也在审查目标之中.当年10月,印度教育部在与印度外交部协商后规定,印度高校在和印度陆上邻国的教育机构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前,必须先获得政府的许可.

三、边境对峙和加勒万河谷冲突对地区局势的影响

加勒万河谷冲突和中印在边境地区长时间的重兵对峙对南亚地区局势产生一定影响并引起连锁反应.印度采取各种措施竭力维护其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优势地位,加大与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力度.

(一)边境对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南亚地区战略格局

印度与中国在2020年5月发生边境对峙时,印巴两军在印巴控制线(LOC)附近也经常交火.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莫迪政府的首要战略关切是担心陷入同时对抗中国、巴基斯坦及国内叛乱的“2.5线作战”.为避免两线作战,印度在2020年6月就与巴基斯坦秘密接触,尝试开展和谈.

2020年12月,印军将印巴前线三支打击部队中的一支调往中印边境.2021年1月,印度在迪拜与巴基斯坦进行秘密会谈,试图“平息克什米尔的军事紧张局势”.印度希望印巴关系解冻将减轻其西部战线压力,使其能够专注于中印边界问题.随后,莫迪政府改变了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态度,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恢复2019年之前印控克什米尔的状态.

中印边境军事对峙减轻了巴基斯坦来自印度方向的战略压力,在此背景下巴基斯坦政府提出将国家战略重点从地缘政治转向地缘经济.同时,印度方向战略压力的减轻也使得巴基斯坦有更多精力介入阿富汗问题,趁美国拜登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之际支持阿富汗塔利班夺取政权,从而扩大巴基斯坦的战略空间.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印度的许多战略界人士将阿富汗塔利班强势回归与中美关系、中印关系和印巴关系联系起来,认为阿富汗塔利班成功重掌政权是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成功,同时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与印度的战略失败.④阿富汗在加尼政府时期是南亚国家中为数不多的与印度关系融洽的国家,阿富汗塔利班回归后印度在南亚非常孤立.

2021年10月14日中国与不丹签署«关于加快中不边界谈判“三步走”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这表明不丹也正在努力挣脱印度的控制.

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巴基斯坦意识到其对美国的战略价值降低,同时单凭巴基斯坦也无法解决阿富汗问题.印度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支柱,随着美国对印度在“印太”地区战略需求的增长,美国将继续推行其“印巴脱钩”政策,可能会牺牲巴基斯坦的利益换取印度的战略配合.印度也有借美国“印太”战略实现其全球和地区目标的野心.印度对阿富汗塔利班在巴基斯坦支持下迅速取得政权耿耿于怀,企图利用阿富汗塔利班内部分歧、阿富汗内部各派别矛盾、可能出现的阿巴之间民族主义问题和领土纠纷推行机会主义政策.这对地区和平稳定和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将构成严重威胁.

在这种背景下,巴基斯坦要实现将国家战略重心从地缘政治转向地缘经济的目标,加强与中国的战略与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顺利进行是其首要选择.中巴决定进一步加强双方的战略协调,共同为稳定阿富汗局势、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在南亚地区,中巴联合防范印度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及经济发展的局面已然形成.

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在地区合作方面也取得积极进展.目前,中国与一些南亚国家建立起抗疫和减贫合作机制.2020年7月,中阿巴尼四国外长举行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视频会议,印度受邀但拒绝参加.2021年1月6日,中阿巴尼斯孟六国举行司局级抗疫合作工作组和减贫合作工作组首次会议,就开展相关务实合作达成初步共识.2021年4月27日,中阿巴尼斯孟六国外长举行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视频会议并达成共识,中国将成立中国南亚国家减贫与发展合作中心,同各国交流减贫经验和有益做法;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提出成立中国南亚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的重要倡议.2021年7月8日,中国南亚国家减贫与发展合作中心在重庆西南大学揭牌启用.次日,中国南亚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在四川成都正式启用.这一抗疫和减贫合作机制的建立有利于中国和南亚国家携手抗疫,有利于确保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有助于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和实现共同繁荣.(二)印度采取多种手段加强与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战略竞争首先,印度千方百计加大对该地区关键国家的控制和影响,干扰破坏这些国家同中国的合作.在与中国进行边境对峙的同时,印度与尼泊尔也发生了边境对峙和冲突,尼泊尔奥利政府推动议会通过修正案,把争议区卡拉帕尼纳入新出版的尼泊尔地图.2020年6月,尼泊尔军队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向试图进入卡拉帕尼地区的印军开火.印度认为,尼泊尔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决态度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得到了中国的支持.奥利政府在领土边界问题上的坚决态度让印度感到如芒在背,印度企图利用尼泊尔共产党内部矛盾将奥利政府赶下台.同时,印度收买亲印的尼泊尔大会党议员,造谣中国侵占尼泊尔边境地区胡姆拉县的土地,破坏中尼关系.2020年10月到11月,印度情报机构“调查分析局”局长戈尔、印度陆军司令纳拉瓦内和外交部秘书什林拉密集出访尼泊尔,显示印度改善与尼泊尔关系的急切和印度对中尼关系的担忧.尤其是印度情报部门“调查分析局”局长的访问更具不同寻常之处.2021年3月,尼泊尔最高法院撤销了尼泊尔共产党的合并.2021年7月,奥利下台,亲印的尼泊尔大会党主席德乌帕出任尼泊尔新一任总理.德乌帕上台后成立专门委员会来调查所谓中国侵占胡姆拉县土地的纷争,对中尼关系产生不良影响.此外印度还利用中国企业与斯里兰卡之间的有机肥商业风波炒作中斯两国“外交纠纷”,硬将斯里兰卡农业危机与“中国有机肥问题”联系到一起,污蔑中国依靠在斯投资地位逼迫斯里兰卡接收“不合格肥料”,同时大肆宣传印度向斯里兰卡运输氮肥救急,标榜印度的“邻国优先”政策.

其次,印度试图加大对中巴经济走廊的破坏和对冲力度.2020年11月,巴基斯坦政府公开向世界展示证据,指责印度情报部门组建了由700多名成员组成的民兵组织,并为该组织拨款6000万美元,以破坏中巴经济走廊.巴基斯坦认为2021年7月的达苏水电站袭击事件也是印度支持的.另外,印度也试图加大对伊朗恰巴哈尔港的开发力度,以对冲瓜德尔港的影响.恰巴哈尔港是连接印度与阿富汗乃至中亚诸国的关键节点,被许多印度战略家与学者称为“博弈改变者”.2021年12月19日,印度外长苏杰生主持召开第三届印度中亚外长对话会议,聚焦印度与中亚五国的贸易和互联互通问题,并就合作利用伊朗恰巴哈尔港展开讨论.

再次,印度希望进一步巩固其在印度洋相对于中国的优势.有印度战略学者指出,随着中印边界争端和中国日益增强的海上实力成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印度将被迫优先考虑其资源分配,加强其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并聚焦中国在印度洋的足迹,扩大其海军能力,签署海事协议,进行双边、三方和多边海军演习.印度海洋战略的重点是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塞舌尔等印度洋岛国加强国防和军事合作.除此之外,印度希望加强在印度洋的制度性优势以弥补其财政经费短缺的缺陷.2021年8月,印度与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三国重启副国家安全顾问级的“科伦坡安全会议”(ColomboSecurityConclave,CSC).三国重新激活这一成立于十年前的安全合作机制,表明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持谨慎态度,复活这一机制是为确保其在印度洋的优势.

最后,出于对中国实力投射能力的担忧,印度寻求美国和法国等域外大国的援助以便在北部边境获得对中国的优势并在印度洋占据主导地位.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美国已完全站到印度一边.在2020年8月底和9月初印军在班公湖南岸采取的所谓的“先发制人”行动中,美国显然向印度提供了情报支持.最近两年,印度积极游说南亚国家加入美国“印太”战略.在尼泊尔亲印的德乌帕政府上台后,美国和印度加大了对尼泊尔的施压力度,要求尼泊尔政府和议会批准与美国“千年挑战公司”(MCC)的合作协议.根据协议附件所述条件,该协议需要“得到印度的同意”才可以实施,这危及尼泊尔的主权.在过去一年里,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都已拒绝印度游说,表示不会加入美印“印太”战略.此外,印度积极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合作,希望将欧洲大国引入印度洋的博弈中.印度的这些行为实际上削弱了其在印度洋的优势地位,并且使得印度洋战略态势更加混乱.

四、边境对峙和加勒万河谷冲突对全球局势的影响

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借机升级与美日欧澳等国和地区的关系,印美“印太”战略合流,印太地区初步形成中俄战略协调与美英日印澳同盟对立的格局.由于印度仍试图在欧亚和“印太”之间维持平衡,全球大国博弈态势更加复杂.

(一)印度积极配合美国等西方国家构建以制衡中国为目标的全方位战略联盟

加勒万河谷冲突后,中印矛盾暴露,印度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积极组建以制衡中国为目标的全方位战略联盟.首先,印美针对中国的战略协调和战略联动公开化.美国抓住机会拉拢印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发文对在冲突中伤亡的印度士兵表示哀悼,并公开指责中国“侵略”.

印度外长苏杰生在其新书«印度之路:不确定世界中的战略»中引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般度族和俱卢族的战争来影射中美战略竞争,提出印度一是不能超然于事外,否则尘埃落定之后就没有办法再去影响结果;二是印度也不能太高估自己,不能在决斗的两方中待价而沽从而使得两方都讨厌自己.印度的选择是加入一方阵营.2020年10月,美印在新德里举行年度外长与防长“2+2”高层会谈,签署«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印美建立起“事实上”的军事同盟.一些学者称之为“准结盟”.

其次,印度主动升级与美日澳等国战略和产业合作关系.2020年10月初,印度首次参加了旨在促进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情报共享的“五眼联盟”会议.11月,印度正式邀请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海军演习,这意味着美日印澳四国海上军事同盟形成.2020年9月,印日两国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2021年9月11日,印澳召开首次外长与防长“2+2”对话,建立印澳“2+2”机制.至此,美日印澳四国军事同盟最后一块短板补齐,同盟体系基本成形.美国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推进“印太”战略的做法,于2021年3月15日举行美日印澳四国线上峰会.四国在反华制华方面形成高度共识,“四边机制”从密谋策划阶段走向协调行动阶段.此次线上峰会主要着眼于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转移,决定建立疫苗、技术和气候三个专家工作组,满足了印度希望美日等国提供技术和资金发展本国产业的需要,也达到了绑牢印度并使其与中国开展疫苗外交竞争的目的.另外,美日印澳四国还决定加强稀土生产合作.2021年4月,印度又与日本和澳大利亚达成协议,合作开发弹性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在9月24日举行的首次面对面“四边机制”峰会上,四国除宣布扩大合作领域外,还共同发表了一份“关于技术设计、开发、管理及应用原则”的文件,凸显出技术因素在“四边机制”中的重要性.四国企图通过技术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对中国进行“规锁”,建立一条取代中国的价值产业链,而印度企图借此实现经济发展的弯道超车.

最后,印度还希望与更多的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合作遏制中国发展.印度一再企图游说俄罗斯认同其“印太”战略,并想成为美俄关系正常化的桥梁,以共同遏制中国;印度积极参与复活“七国集团”(G7),希望加入G7以及G7推出的对冲和替代“一带一路”的“重建更好世界”(B3W)倡议,平衡和遏制中国;另外,印度也加入英国发起的名为“D10”的“民主合作伙伴俱乐部”,建立5G设备和其他技术的替代供应商池,避免依赖中国;加入由德国发起、欧洲国家支持的“多边主义联盟”,以对非洲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发挥影响力.

(二)印太地区初步形成中俄战略协调与美英日印澳同盟对立的格局

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后,一些西方学者断言中国赢得了加勒万战斗但输掉了整个战役,“中国在战略上失去了印度”.显然,这一论断过于夸张.中印边界问题已经被印度工具化,摩擦无法避免,即使不是在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也会在实控线其他地段发生冲突.与其说是加勒万河谷冲突刺激了印度并给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拉拢印度的机会,不如说是中国的迅速崛起、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如其来以及中国成功应对疫情所展现出的治理能力和制度优势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印度忧心不已,因此加速组建反华制华同盟的步伐.

中国军队在加勒万河谷的英勇反击震慑了印度,中国军队在前线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和两国重兵对峙使印度不堪重负,更担心成为中国的打击目标.印度对华经济脱钩也未实现预期效果,中印贸易不降反升.目前,印度对华政策陷入困境.印度虽然利用加勒万河谷冲突和边境对峙能迅速推进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战略同盟的建立,但其意图是利用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而从中渔利.印度希望激化中美矛盾,使中美陷入冷战甚至热战从而削弱中美两国,实现其大国崛起,但不是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小伙伴和彻底倒入美国等西方国家怀抱,甚至与中国开战为美国火中取栗.尽管美印将中国视为共同“威胁”,但在“威胁”的构成上两国认识并不相同.美国更多地关注南海问题、涉疆和涉台问题,而对印度来说,所谓的“威胁”主要集中在喜马拉雅山的边界争端上,而美国认为这一问题远非首要问题.

印度的这种算计使得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无法形成紧密同盟.无论是在美印双边战略合作中还是在四边机制中,印度都不想承担像美国的北约盟国那样“一个成员国被攻击等同于对北约全部成员国攻击”的义务.而且,印度还想借战略合作关系提出美国无法接受的一些要求,来帮助它实现经济崛起和全球大国梦想.印度二次疫情暴发及其给印度带来的冲击,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在许多层面上印度的潜力都被夸大了.

美国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之外又联合英国和澳大利亚组建了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并许诺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在“印太”地区制衡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联盟,AUKUS在制衡中国方面将比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处于更前线.印度战略界人士对AUKUS摆出一副“遏制中国、成功不必在我”的姿态,他们认为印度不仅应该欢迎而且应该发挥其与西方的多元化联系,与法国、欧洲、四边机制以及盎格鲁国家进行更深入的战略合作,防止“印太”联盟出现分裂.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的机制化以及AUKUS的建立,标志着美英日印澳军事同盟与中俄战略协调之间的对立格局初步形成.

然而,如何维持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平衡对印度来说是一大挑战.印度与西方的空前接近损害了印俄关系.俄罗斯取消了2020年度俄印首脑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责印度正受到西方国家操纵加入“反华游戏”并背弃莫斯科.印度希望成为美俄之间的桥梁,但美俄矛盾加剧使得印度所谓“战略自主”的空间越来越小.2021年11月以来,印度接连举办了中俄印三国外长对话以及俄印首脑会晤,可以明显看出印度外交政策又开始了新一轮回调.印度仍想在欧亚大陆和“印太”海洋间保持相对平衡,当然主要是在美俄之间保持平衡.

结语

2020年5月以来的边境对峙和冲突是中印两国地缘政治矛盾激化的表现.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只是两国矛盾的引爆点,边界争端已非两国最大矛盾.印度认为中印两国最大的矛盾是“平行崛起”的两个相邻新兴大国的地缘政治矛盾.印度已将两国边界问题“工具化”,成为其对内挑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国内矛盾、拉取选票的工具,对外成为它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凸显其在牵制或遏制中国方面的战略价值、吸引美国等西方国家投资和产业转移、向中国施压满足其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一切不合理要求的工具.印度决策者由于外部受到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舆论战的影响,内部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冲击,严重误判形势,投机主义心态明显,因此对边境对峙和加勒万河谷冲突反应过度,印度企图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道围堵和遏制中国并借此实现其大国崛起梦想的野心暴露无遗.中国政府对发展中印关系一直怀有良好的期待,希望与印度一起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但印度固守势力范围观念,将中国定位为敌人,企图与除中国之外的所有大国结盟以遏制中国.当前,印度战略精英认为,十年内美国仍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并且认为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对,中国不可能成为亚洲主导力量,印度也不会接受中国成为亚洲主导力量.因此至少未来十年内,印度仍将奉行亲美政策,对华采取以对抗和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政策.事实表明,印度不想成为中国的发展伙伴,中印矛盾将长期存在,这应成为今后中印关系发展的出发点.

随着印美等国“印太”战略合流,虽然中国次要战略方向的主要挑战与主要战略方向呈现出不断融合的趋势,但印度并无能力和意志在边境地区挑起一场与中国的局部战争;印度也不想彻底投入美国等西方国家怀抱与中国开战,做维护美国霸权的马前卒为美国火中取栗;再者,中国“稳西北、谋东南”的总体战略布局未变,中国也不想在边境地区与印度开战.因此可以说,边境局势处于可控区间.但关键的问题是,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和主要威胁,并且几十年来一直在边界问题上奉行机会主义策略,不断利用中国国内外压力蚕食中国领土,或挑起边境摩擦向我施压.鉴于中国东南台海、南海等方向面临挑战,一旦东南有变,不排除印度趁火打劫的可能.为杜绝印度的机会主义盲动倾向,为在边界问题上化被动为主动,中国必须在对印前线部署一支具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武装力量,或者建立内地部队进藏轮训机制,对印度形成威慑.

俄罗斯是当前牵制印度倒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最大国际力量.洞朗对峙后的2018年印度对外战略曾进行过一次回调,当前印度对外战略又开始了新一轮回调.印度对外战略之所以不断出现回调和纠偏现象,主要是由于印度决策者对其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认识不清,对外决策投机性和盲动性过强,导致有彻底丧失“战略自主”地位的风险.印度外交传统中的“不结盟”或“战略自主”归根结底是由其国家实力决定的,只有中小国家才有可能获得在国际体系中左右逢源、多头通吃的地位.其对外战略回调表明,一是印度对美国并不放心,害怕成为美国的“小伙伴”,同时其与美国空前接近并未获得期待的好处,AUKUS的建立表明美国对印度不信任.二是因为印度武器系统严重依赖俄罗斯,如果印度彻底倒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其武器供应将出现严重问题.但随着印度进口西方武器装备的增加,这一因素的作用会逐渐变弱.三是印度认为有朝一日中俄会产生重大矛盾,俄罗斯会加入遏制和围堵中国的同盟.为此,“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强化不仅将制约美国的霸权行为,而且也将牵制印度的战略冒险和战略投机.

当前印度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但由于印度过去两年在对抗中国方面用力过猛,莫迪政府很难收场,因此仍顽固坚持中印关系改善须以中方将“中印实控线恢复到2020年4月份之前的状态”为前提.印度现在在中印边境对峙问题上的策略是继续加大军购,增加其对峙一线的兵力和装备,以在边境地区占据军事优势或者与中国实现所谓的军事平衡,利用中国不希望中印关系彻底破裂的心理和利用中国将要举办金砖国家峰会的时机与中国谈判,逼迫中国接受它的要求.中国希望中印两国要相互理解,不要误解误判;要着眼长远,不要为一时一事所扰;要彼此成就,不要相互消耗.但只要印度决策者不放弃遏制中国的企图,并仍在对华政策上奉行机会主义,那么中印关系就无法彻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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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义 中印边境对峙 原因 影响 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