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徐博 威廉·瑞辛格：国际关系角色理论视角下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决策探析

角色理论也被应用于俄罗斯以及欧亚问题的分析上［5］。格伦·查菲兹（Glenn Chafetz）就利用角色理论分析了为何冷战结束后的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会采取放弃拥有核武器这种外交政策。查菲兹通过对于两国角色身份的分析，将两国放弃核武器的原因归结为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国家身份更加赞成核不扩散机制，同时外部世界压力对于两国角色预期的影响也加速了这一过程。最终促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放弃了核武器。［6］而迈克尔·格罗斯曼（Michael Grossman）则通过分析1992~1998年俄罗斯的国际投票行为来考察俄罗斯国家角色的变化及其对与西方关系的影响。格罗斯曼观察到俄罗斯在这一期间与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和北约国家）的国际投票一致性一直在呈现下降趋势。从最高峰的88.9%下降到不到50%。尤其是在1996年之后，俄罗斯对于自身“独立行为体”的角色定义超越了“西方世界一员”的表达，从而使得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出现了明显恶化。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的主因就是俄罗斯对于国家角色身份以及角色预期的变化［7］。

应当说，角色理论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探讨国际关系中的结构与能动性问题（Structure Agency Problem）的研究范式［8］。其最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角色理论试图构建起理解国家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国内-国际双重分析层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互动关系分析不足的缺陷。如何有效打破国内政治研究与国际政治研究的分野是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角色理论在这方面通过考察政治精英的意识形态、国内政治利益集团以及决策模式对于外交政策形成的影响等方法拓展起了理解国家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视角，使得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得到了拓展。其次，角色理论试图构建起经典国际关系研究与跨学科国际关系研究的桥梁。角色理论一方面关注外交政策、国家间互动等国际关系研究传统内容，另一方面也关注身份、认知等一系列跨学科理论概念，既包含了经典的国际关系研究又兼具了一定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要素，角色理论这种多层次的综合分析路径，是其被广泛应用于外交政策分析的重要原因。

能源外交是俄罗斯整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俄罗斯通过能源工具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虽然能源外交包含着经济行为，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但其更为关键的目标在于通过能源手段实现国家的外交—安全战略，因此对于俄罗斯来说，能源外交的核心在于其外交属性而非经济属性。这一特点在俄罗斯对外能源政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俄罗斯曾长期以低于世界能源市场的优惠价格向独联体国家提供能源产品以维护俄罗斯在后苏联地缘政治空间中的领导地位。同样，俄罗斯也将与中国的能源合作视为其对华整体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俄罗斯巩固与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工具［9］。而角色理论作为分析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范式，将其应用于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的分析，不仅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俄罗斯对于自身国家角色的定位，也能使我们更加了解俄罗斯对于周边环境以及对俄中关系的态度与认知。

在角色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影响一国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变量主要是由国家的角色定位所带来的角色身份（Role Identity）与角色预期（Role Expectation）。角色定位是一个国家关于自身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认知。这一认知主要表现为国家对于自身在国际体系中作用与功能的理解。在这一基础之上，包括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偏好、政治集团的价值观，以及其外交政策的决策机制与传统等国内政治要素构成为了塑造国家角色身份的能动力量。而国家自身的角色定位在对外交往中与其他国家的政策互动则构成了其角色预期，这些互动包括国家间的互动制度设计以及相互认知影响下的政策效果预期。

在本文中，笔者将首先分析俄罗斯能源外交的角色定位，这是俄罗斯角色身份与角色预期构建的基础。之后，笔者将分别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角度分析由俄罗斯国家角色定位所带来的其对华能源外交角色身份与角色预期的塑造。在此基础上，笔者将力图构建出角色理论视角下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的决策路径，并利用这一决策路径，针对中俄近年来能源合作取得突破这一案例进行分析，揭示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的决策逻辑。

2角色定位：俄罗斯能源外交身份的自我认知

在角色理论的研究范式中,影响一国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基础是国家的角色定位。角色定位是一个国家对于自身在国际体系作用与功能的自我认知。而俄罗斯在能源外交领域的角色定位主要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俄罗斯整体外交战略的构想，二是其对外能源战略的演变。

俄罗斯的整体外交战略构想是包括能源外交在内的、俄罗斯所有外交政策的基石和指导原则。构想的发展演变直接反映出了俄罗斯对于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与功能认知的变化。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外交战略构想经历了由全面“亲西方”的理想主义逐渐演变为具有“欧亚主义”色彩的实用主义的过程。尤其是自2012年普京重新担任俄罗斯总统以来，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构想愈发明显地将维护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应对来自西方的安全挑战和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领域。这种认知上的转变是影响俄罗斯能源外交决策的基石。

首先，俄罗斯明确将维护其在国际体系内的地位与威望视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在2012年和2016年俄罗斯外交部出台的两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中，这一目标都被作为重要任务列为了其外交政策的“基本条款”。在2012年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中，普京政府明确指出俄罗斯在当前国际体系内的中心任务是“提高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威望，将俄罗斯打造为当代世界一个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力量中心”［10］。这被认为是普京在外交领域秉持的“大国政治”理念的集中体现。而自2000年普京首次担任俄罗斯总统以来，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复兴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就一直是俄罗斯政府的最核心任务。而能源作为俄罗斯开展对外合作重要工具，无疑在这一构想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其次，俄罗斯愈发明显地将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威胁视为俄罗斯在对外政策层面的挑战。在最新一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中，俄罗斯明确将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归咎于美国及其盟友实施的遏制俄罗斯并施加政治、经济、信息等压力的方针，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地区和全球稳定的破坏。同时提出不承认美国在国际法律框架之外行使司法管辖权，保留对不友好行为采取强硬回击的权利［11］。俄罗斯在外交政策构想层面的这一表述明确表明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感正在增强，这种不信任感在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和政治精英层面表现得非常明显。

第三，俄罗斯正在努力构建起作为亚太地区国家一员的角色定位，从而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间的合作。2012年普京政府明确提出“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中心持续向亚太地区转移，俄罗斯应当致力于参加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从而利用其所带来的各种机遇”。而在2016年俄罗斯更是明确了其作为亚太国家的身份，提出俄罗斯加强在亚太地区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俄罗斯本身“就属于这一发展迅速的地缘政治区域”。在与西方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加强其亚太国家角色地位而构建既是其应对外部安全挑战的重要手段，也是其拓展外交空间的必然选择。

除此之外，俄罗斯对外能源战略的演变也在塑造着俄罗斯在能源外交领域的角色定位。而从21世纪俄罗斯能源战略的目标设定来看，亚太地区在其能源战略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在《2035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草案》中，俄罗斯政府认为未来欧洲地区的能源消费空间增长不大，其能源合作的重点应该转向亚太地区，将石油产品出口比重由12%增加到23%，将天然气产品出口比重由6%增加到31%。同时开展与亚太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能源伙伴对话机制。将自身打造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能源市场的“可靠供应者”［12］。与之前俄罗斯发布的能源战略构想相比，俄罗斯的这一战略决策使得其自身的角色定位开始由之前的“被动参与者”向“主动参与者”转变。这一角色定位的转化促进了俄罗斯更加理性和实用的看待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能源需求，从而促使其在国内政治层面作出更加合理的决策。

从总体上看，俄罗斯外交战略构想与其能源战略构想的演变塑造了俄罗斯在能源外交领域的角色定位。在能源外交方面，这一角色定位的认知在2012年普京第三次担任俄罗斯总统之后可以定位为三个要件，即国际体系内大国地位、外交战略中欧亚主义倾向以及能源领域（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可靠供应者身份。这三个要素作为基础性因素，与国内政治以及国际政治的要素发生互动，塑造出的角色身份与角色预期共同影响着其能源外交的决策。

3角色身份：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决策中的国内政治要素

在角色理论的视角下，角色定位构成了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决策的基础性要素。这一基础性要素通过在国内政治层面的传导，构成了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的角色身份。而传导的载体则是国内决策的主要参与者。这些决策者与执行者是角色身份形成的能动力量。在俄罗斯的能源外交当中，这些国内决策的参与者主要包括：俄罗斯总统、中央官僚机构、大型国有能源公司以及地方政府。

（一）俄罗斯总统

俄罗斯总统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者，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中享有核心地位［13］。而俄罗斯总统在塑造俄罗斯能源外交的角色身份方面，其能动作用主要有两个传导途径：

首先，俄罗斯总统的个人威望与影响力是俄罗斯能源外交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普京一方面是中俄能源合作的长期参与者与执行者，其参与了21世纪中俄能源谈判的全过程，这种经历使得普京总统对于中俄能源合作有着丰富和全面的理解。普京对于谈判议程的了解增强了克里姆林宫对于谈判进程的影响力。而另一方面，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为代表的俄主要能源公司的领导人均是统一俄罗斯党的成员和普京总统长期的政治盟友。这有利于克里姆林宫更好地控制能源巨头对外合作的方向，确保减少能源公司的利益与莫斯科外交政策冲突的可能性。

其次,俄罗斯总统个人对外部世界以及周边环境的认知与理解也深刻影响着俄罗斯能源外交的走向。2004年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总体上处于下行通道。普京总统对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不信任感。尽管普京总统承认俄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在现行国际体系内的霸主地位,但对于美国支持独联体地区color revolution和北约东扩表示出了强烈的反感。普京认为美国的行为意在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与俄罗斯维持全球战略影响力的意图相抵触。与此相对应的是，随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入，以及普京总统与中国领导人建立的良好个人关系，普京总统对于中国的信任感却在相对加强。在这种情况下，能源外交一方面成为克里姆林宫警告西方反俄国家的手段，另一方面成为其加强与中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途径。

需要注意的是，普京总统所奉行的外交实用主义理念也深刻影响着俄罗斯对华的能源外交。这体现在俄罗斯对与中方的能源合作秉承欢迎的态度的同时，也对于维护俄罗斯的国家能源安全以及能源利益十分敏感。比如俄罗斯对于中国在中亚地区能源领域影响力的扩展就一直抱有着警惕的态度［14］。同时在俄罗斯遭遇金融危机和乌克兰危机之前，俄罗斯对于中国资本进入其能源行业上游也持消极态度。

（二）俄罗斯中央官僚集团

俄罗斯联邦中央官僚集团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官僚体系。其主要的功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向最高领导层提供所需的信息，帮助最高决策者完成决策。另一方面是将最高政治精英的意见转变为专业性的政策文件并加以合理化实施。在这一集团中，传导俄罗斯角色定位的载体主要有三个：能源部、外交部以及主管能源事务的副总理。

能源部是对于俄罗斯能源外交角色身份塑造最重要因素。其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人格主义（personalism）和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两个层面：首先，在人格主义层面，能源部最高负责人——部长亚历山大·诺瓦克既是俄罗斯大型燃料综合体的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中俄能源对话机制的主要参与者。这种双重角色使得这一位置成为协调中俄政府与企业间能源合作的关键。其次，在制度主义层面，能源部是俄罗斯能源战略制定的参与者与执行者，这一特殊身份使得其对于俄罗斯能源外交的影响极为重大，在其所制定的能源发展战略中亚太地区的地位一直在不断提高，这恰恰是俄中能源合作发展的重要国内政治基础。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是这一体系中最熟悉对华事务的机构。但在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的决策中的作用却是相对次要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前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外交事务的掌控力极强，外交部更多扮演的是一个技术性角色。同时，能源外交所需要的技术专业性知识也是外交部所缺乏的。这一缺陷导致外交部难以对莫斯科的能源决策提出专业性的建议。

主管能源事务副总理这一职位集中了对华能源谈判的重要权力，是中俄能源对话机制的俄方最高领导。但在俄罗斯的国内政治结构中，这一职位的实际权力还与其担任者的个人背景有关。在伊戈尔·谢钦担任这一职位时，谢钦与普京紧密的个人关系以及在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强大影响力使得其成为影响中俄能源合作进程的关键性人物。谢钦个人的影响力在2009年推动中俄达成石油换贷款协议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与中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反过来也加强了谢钦在俄罗斯国内政治中的地位［15］。与此相比，谢钦的继任者德沃尔科维奇则更多扮演技术性角色，其位置本身对于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的日程安排的能力与谢钦时期相比有了明显的下降。

（三）大型国有能源公司大型

国有能源公司——主要是天然气工业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是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的具体执行者。但其强大的政府背景以及资源开发能力使得它们同时成为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的决策因素。这是俄罗斯能源外交区别于其他国家能源外交的重大特点。大型国有能源公司在塑造俄罗斯能源外交的角色身份上主要途径有两个：

一是通过自身的商业开发来塑造俄罗斯政府的能源政策偏好。21世纪初以来，俄罗斯大型国有能源公司所开发的新的大型油气田主要位于东西伯利亚以及远东地区，主要包括伊尔库茨克州的萨沃斯基亚诺夫和利索夫斯基油田，以及鄂霍次克海的尤日诺沃—基林斯科耶气田［16］。大型国有能源公司在俄罗斯东部地区新油气田的商业开发使得俄罗斯向中国乃至亚太地区大规模提供能源成为可能，同时也缩减了资源运输成本，加速了俄罗斯整体能源战略的东移步伐。

二是通过与中国方面的合作来强化俄罗斯作为中国主要战略协作伙伴的角色定位。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国达成了价值250亿美元的石油换贷款协议，这一方面缓解了俄罗斯石油公司所面临的资金紧张的状况，另一方面极大推进了俄罗斯与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而在2014年因为乌克兰危机欧洲再次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之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在2014年5月与中国达成了价值4000亿美元、为期20年的天然气购销合同，这一方面是为了缓解俄罗斯能源公司因为美欧制裁带来的困境，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巩固了中俄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关系。俄罗斯大型国有能源公司与中方的成功合作使得俄罗斯作为中国主要战略协作伙伴，尤其是能源领域伙伴的角色定位进一步增强，加强了中俄在这一领域的互信度。

（四）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对于俄罗斯角色定位的国内政治传导途径主要是负责具体实践远东—东西伯利亚地区发展的战略目标。亚太地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莫斯科希望利用其资金实施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大型国际能源开发项目［17］。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由于人口稀疏以及自然条件恶劣，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十分有限，而能源项目的投资则可以为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以及就业机会。此外，地方政府在角色身份上的另一塑造机制就是通过具体的能源合作项目将其实施效果反馈给决策者，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决策者的角色身份。

但从实际效果上来看，地方政府参与俄罗斯能源外交决策的程度还是极低的。这主要是由于克里姆林宫领导的垂直权力体系不断加强，俄罗斯地方政府对于资源控制能力一直在下降，有俄罗斯学者认为，缺少能源决策参与渠道导致远东和西伯利亚地方政府难以进入能源收入分配的合理化进程［18］。这与俄罗斯政府制定的以能源为手段，促进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开发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是相矛盾的。即使是莫斯科批准的项目，地方官员和政府因为对其缺乏了解和参与而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管理。《2013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涉及项目完成程度不佳很大程度上就是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管理造成的［19］。而如何确定和巩固地方政府参与俄罗斯能源外交的路径，是未来俄罗斯开展与中国能源合作需要解决的问题。

4角色预期：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的决策中的国际政治要素

塑造俄罗斯能源外交决策的另一个变量是角色预期。其形成机制则是通过国家定位在国际政治层面的传导形成对国家角色定位的能动构建。因此，其能动要素主要是来自国际政治层面。而在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的决策领域,这些能动要素主要有三个：一是中俄能源对话机制对于俄罗斯角色预期的塑造；二是东北亚能源需求结构的塑造；三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演变的塑造。

（一）中俄能源对话机制

国际关系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有效的双边合作机制可以通过提供充足信息的方式促进国家之间的互信并且塑造国家的政策偏好［20］。而中俄能源对话机制则主要在两个方面有力塑造了俄罗斯的角色预期：

首先是中俄能源对话机制为俄罗斯制定长远的对华能源政策提供了保障。在对话机制建立之后，中俄就能源合作重点领域上进行了多次沟通。包括中国积极参与俄罗斯油气资源上游产业，该建议始于2012年中国领导人在中俄能源对话上的倡议。之后，中石油在2014年购买了诺瓦泰克公司亚马尔天然气项目20%的股份，2015年“丝路基金”则购买了该项目9%的股份［21］。同时中国也允许俄罗斯参加中国能源下游产业的发展，中俄共建了天津东方石化公司。此外，中俄能源对话机制使得俄罗斯更加了解中国方面的能源需求。2000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得其对于石油需求量极为巨大，因此在中俄能源对话的早期谈判中，石油合作是双方谈判的主要方面。2012年之后，中国对于清洁能源以及环保更加重视，中俄天然气谈判的进程明显加速。而随着中国领导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在2015~2017年的中俄能源对话中，“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成为了双方探讨的重要内容［22］。

其次，中俄能源对话机制增进了中俄在能源合作领域的互信，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俄罗斯视中国作为可靠能源合作伙伴的角色预期。例如，在2008年之前，俄罗斯在天然气价格方面一直希望沿用欧洲的定价，即每千立方米超过400美元，这一估价明显高于中国的预期，因而在2008年之前，中俄在天然气价格方面的谈判很难达成协议。而随着能源对话机制的建立，更多来自中国官方的直接信息使得莫斯科将要价变得更加务实。同时在谈判中，中国政府也通过向俄罗斯企业开放能源产业下游以及与莫斯科政治精英的直接沟通来消解普京政府对于中国能源企业进军俄罗斯能源工业的上游以及扩大地缘政治影响的担心。在该制度的影响下，中国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二）俄罗斯对东北亚能源结构的认知

与俄罗斯能源的另一个主要消费地区——欧洲相比，东北亚地区的能源外交环境更加复杂。东北亚地区缺乏如欧盟一样能协调各国能源政策的多边框架，使得这一地区的能源外交主要是在双边层面进行［23］。因此，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东北亚各国都希望利用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来获得能源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在21世纪初，俄罗斯曾希望通过加强中日韩三国对于俄罗斯能源的竞争来使其在能源外交领域获益更多。但这一角色预期被东北亚能源结构的现实所修正：

首先，日本的能源需求表现得并不稳定。自2000年以来日本的石油消耗量下降了22%。其天然气的消耗量尽管一直在增长，但俄罗斯在日本液化天然气的进口比例中只占有10%左右［24］。俄罗斯与日本在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争端是影响俄罗斯与日本能源合作进一步开展的主要阻碍。在领土争端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俄罗斯很难在与日本的能源合作中取得重大突破。

其次，虽然韩国的能源需求增长明显，但地缘政治因素严重影响韩国对俄罗斯的能源需求。俄罗斯只占韩国原油进口比例的4%和液化天然气进口比例的5%。朝鲜核问题所导致的半岛局势不稳定使得俄韩能源合作难以大规模展开。虽然俄罗斯曾经提议修建通过俄—朝—韩三国的天然气管道，然而由于朝鲜半岛的安全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因此这一提议的真正实现至今仍然遥遥无期。

这一东北亚能源结构的现实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重新塑造了俄罗斯在能源外交上的角色预期，使得中国成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能源出口的最重要伙伴：

首先，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长稳定。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2005~2015年间中国的石油消耗量增长将近40%，天然气消耗量增长了4倍。中国能源需求的稳定增长巩固了俄罗斯视中国为东亚地区最重要能源合作伙伴的认知。

其次，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发展为中俄能源合作提供了基础性保障。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就表示中俄之间稳定的能源合作已经使得两国建立起了“能源联盟”［25］。东北亚地区所存在的这种现实能源结构使得俄罗斯不断调整着其对中国能源外交的角色预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俄罗斯能源合作最重要伙伴的身份得到了巩固，这成为近年来促进中俄能源合作的重要深层次原因。

（三）俄罗斯与西方能源关系的变化

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的变化也是影响俄罗斯能源外交角色预期的重要因素。而这一要素影响俄罗斯对华能源外交角色预期传导路径主要有以下三个：

首先，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地缘政治矛盾的深化迫使普京政府更加重视中国在其能源外交中的地位。俄罗斯与美国在北约东扩以及独联体地区颜色革命等问题上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使得俄罗斯政治精英内部的欧亚主义倾向不断加强。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更使得这一倾向进一步扩大。而由乌克兰危机所造成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全面恶化迫使俄罗斯将其外交政策的角色预期由“以西方为主的东西方平衡”转向了“向东转”。而加强与中国的能源合作不但可以巩固俄罗斯的战略环境，也可以改善因与西方交恶而面临冲击的能源经济。

其次，欧洲能源需求结构的变化推动了俄罗斯能源外交决策的合理化。长期以来，欧洲市场的稳定需求以及欧洲地区发达的管线系统使得与欧洲的能源合作一直是俄罗斯政府能源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随着近年来欧洲经济发展的放缓以及能源需求的饱和，欧洲地区对于俄罗斯能源的需求的增长率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无疑对于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安全提出了挑战。因此，在俄罗斯能源部的战略规划当中，俄罗斯面向东亚，尤其是中国的能源出口比重不断增加，到2035年，俄罗斯计划将石油出口的32%和天然气出口的31%销往亚洲，这将占到俄罗斯总体能源出口的28%［26］。

第三,美欧能源关系的走近使俄罗斯在欧洲能源结构中主要提供者的角色也在面临着挑战。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成功以及能源出口管制的放松，欧洲多家能源公司已经与美国能源企业签订了页岩气购销合同。虽然由于地缘和成本原因，美国的液化天然气难以在短期内大范围影响欧洲市场，但是欧洲寻求能源进口渠道多样化的努力无疑对于俄罗斯的能源安全具有不利的影响，为此，俄罗斯需要加强与中国的能源合作来彰显其可靠能源提供者的角色。在此基础之上，俄罗斯也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来进一步拓展其在东亚地区的能源市场，巩固俄罗斯在世界能源领域的超级大国地位。

5角色理论视域下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的决策逻辑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能源外交的决策是由国内政治影响下的“角色身份”与国际政治影响下的“角色预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而这两个变量所产生的共同基础是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尤其是国际能源领域的角色定位。俄罗斯国家的角色定位通过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层次进行传导，由国内要素和国际要素的互动形成角色表现，国内政治的角色表现与国际政治的角色表现分别形成能源外交的角色身份与角色预期。角色身份与角色预期的互动则促成了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其形成过程可见下图：

在以往的有关俄罗斯对中国的能源外交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更加关注国际政治要素对于俄罗斯能源外交政策的影响，而角色理论的解释路径可以将国内政治要素和国际政治要素相结合，勾勒出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决策的完整路径。同时，这一逻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何近年来中俄能源合作取得了相比之前丰硕得多的成果：

首先，在角色身份方面，以普京总统为代表的俄罗斯政治精英集团的“欧亚主义”倾向不断加强。这使得俄罗斯在能源外交领域的“角色身份”从以欧洲为中心开始全面转向平衡发展在欧亚大陆的能源合作，尤其注重强化面向亚太地区国家的能源政策。而随着北约东扩以及独联体地区颜色革命的不断发生，俄罗斯国内对于西方国家的负面看法不断加剧。在2016年版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当中，普京政府明确指出“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北约与欧盟大肆进行地缘政治扩张而不是落实有关构建全欧安全与合作体系的政治声明，让欧洲大西洋地区累积了诸多系统性问题，并进而引发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严重危机”［27］。同时，俄罗斯也指责美国对俄罗斯所实施的遏制政策破坏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与西方关系的严重危机使得俄罗斯更倾向于将自己塑造成欧亚大陆内的独立地缘政治力量，同时注重加强与东方国家的合作来平衡西方的战略压力。2016年6月普京又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来维护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空间。俄罗斯国内兴起了有关俄罗斯外交政策“向东转”的讨论热潮。这一系列情况都表明，俄罗斯在对外关系领域的角色身份正在发生悄然变化。虽然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因素，欧洲仍然是俄罗斯开展外交活动的最重要舞台，但其角色身份的“欧亚属性”也在不断加强。

其次，在角色身份方面，俄罗斯政治精英集团对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合作方针。这使得俄罗斯在面向中国能源外交决策时由能源领域的“垄断权力拥有者”逐步转变为“平等的合作方”。普京在2012年第三次出任俄罗斯总统时就提出要用“中国风”吹动俄罗斯的“经济之帆”［28］。明确指出中国是最重要的全球经济中心，俄罗斯需要利用中国的经济潜力来提升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经济。而重新再担任总统期间,普京多次强调中国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为重要的战略伙伴，俄罗斯致力于积极发展与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合作。尽管部分俄罗斯精英对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并不完全放心，强调要关注两国商业利益的分歧、不平衡的贸易结构以及来自中国的移民潮，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俄罗斯需要与中国建立稳固的双边关系，其中能源合作无疑是双方进行经济合作的优先领域。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其天然气市场也将超过欧盟。到204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29］。中国对于能源快速增长的需求使得俄罗斯政府将其视为未来最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

第三，中俄能源对话机制的建立有效塑造了俄罗斯对华能源政策的角色预期。在这一制度建立之前，中俄能源合作由于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互信缺失曾面临诸多挫折。包括中国石油公司收购尤科斯失败以及中俄石油管线改线问题都是受此影响才出现的。中俄能源对话机制的建立扩大了中俄在能源合作上的沟通渠道，在扩大俄罗斯对中国能源需求了解的基础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俄罗斯的战略担忧。其典型例证就是在这一机制成立之后,俄罗斯与中国的能源合作的进程明显加快。1年后双方就签订了总价为250亿美元的“石油换贷款”的协议。中俄有关在石油、天然气、煤炭等领域的重要合作几乎都是在这一机制的推动下形成的。

第四，东亚地区的现实存在的能源结构和俄罗斯与西方能源关系的变化也使得俄罗斯不断调整着其能源外交的角色预期。俄罗斯一直希望能够形成地区主要能源消费国中国、日本、韩国对俄罗斯资源的相互竞争的格局，从而在东亚能源市场谈判中获得优势地位［30］。2005~2006年中日俄三方的石油管线建设的争议就是俄罗斯这一目标的直接反应。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尽管日本和韩国都在油气方面严重依赖进口，但日本不愿意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购买来自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油气［31］。而韩国则由于市场规模较小以及受朝鲜核问题等地缘政治因素影响难以成为比肩中国和日本的俄罗斯能源消费者。因此，俄罗斯所希望的能源格局并没有出现。中国仍然扮演了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主要能源合作对象。这一现实存在的地缘结构使得俄罗斯对中国的能源外交决策更趋理性化、合理化。

另一方面，俄罗斯与西方在能源关系上的演变也在修正其对华能源外交的角色预期。俄罗斯的理想的能源外交战略是在确保有可靠欧洲市场的同时提高在亚洲市场的份额。然而随着俄美地缘政治矛盾的加剧、欧洲能源市场结构性变化的加强，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被迫加快了其开拓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步伐。虽然这一行为具有一定的战术性特点，但无疑是近年来中俄能源合作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

6结 论

本文力图通过角色理论的视角还原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的决策过程以及解释中俄能源合作取得突破的原因。角色理论作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分析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范式，不仅能够为我们揭示影响俄罗斯能源外交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其影响路径。同时，角色理论所兼具的多层次分析路径也能够使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到中俄现有能源合作的优势与不足。

笔者认为，中俄能源合作能够取得重大的突破和成果，其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角色身份的与角色预期的变化。其角色身份变化的原因在于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角色定位通过国内政治角色表现的传导，形成了对能源外交的决策机制的影响。而角色预期的变化则来源于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角色定位通过国际政治因素的传导形成了对于俄罗斯能源政策预期的影响。角色身份与角色预期的共同基础在于俄罗斯在国际体系内以及国际能源领域内的角色定位。自2012年普京重新担任俄罗斯总统后，这一定位主要包含三个要素：国际体系内大国地位、外交战略中欧亚主义倾向，以及能源领域（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可靠供应者身份。在角色定位的基础之上，角色身份和角色预期的互动使得加强对中国的能源外交成为俄罗斯精英在分析地缘政治形势和国际能源格局的基础之上的理性选择，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决策的目标在于巩固俄罗斯在国际体系内的大国地位以及塑造其在国际能源领域“可靠供应者”的身份，同时，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俄罗斯对于中国的能源外交也拓展了其能源出口的市场，有利于巩固其自身的国家经济安全。由此可见，中俄能源关系的加强过程本身就是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决策不断制度化与合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以俄罗斯国家角色定位为基础，国内政治因素影响下的角色身份以及国际政治因素影响下的角色预期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然，通过角色理论分析俄罗斯对中国的能源外交决策，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首先，角色理论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中层理论，其对于国家对外经济行为的解释力仍然需要探索。其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演变，国家的“角色身份”也正在日趋多元化，而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在角色演变方面的研究仍然相对缺乏。第三，角色理论本身是一个跨学科、处在发展中阶段，并且具有演化潜力的理论范式［32］，其所涉及的概念和方法十分多样。限于本文的篇幅，笔者无法将所有变量一一纳入考察范围。这也是未来通过角色理论视角考察俄罗斯能源外交研究需要完善的方向。（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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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4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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