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群体或阶层：中产的中国问题

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社会传统和环境中，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要发挥出国家权力和社会公众期待的稳压、维序的作用，首先需要对之进行政治脱敏，将作为政治概念的中产阶层转变为一个社会概念。进而建构促使中产阶层理性发声和提出合理诉求的呼吁政治，让社会控制的中产阶层管理模式转变为讨价还价的商议模式，真正让中产阶层在国家权力培育橄榄型社会的尝试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任剑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政治学系 教授

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社会传统和环境中，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要发挥出国家权力和社会公众期待的稳压、维序的作用，首先需要对之进行政治脱敏，将作为政治概念的中产阶层转变为一个社会概念。进而建构促使中产阶层理性发声和提出合理诉求的呼吁政治，让社会控制的中产阶层管理模式转变为讨价还价的商议模式，真正让中产阶层在国家权力培育橄榄型社会的尝试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产：群体抑或阶层？

中产问题涉及到执政党的阶级分析问题，所以它属于敏感的话题。在官方的用词中，中产已经完全不与阶级进行词汇配对，一般使用群体这个词汇来界定中产的社会政治属性。而且中产的财产属性，也被换成了“中等收入”的描述性概念。于是，“中产阶层”就转换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有论者对这二者差异性进行了甄别：后者是仅就收入情况对社会人群进行的区分；而前者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除了收入之外，还有职业、受教育水平、声望、消费能力等诸多因素都是定义‘中产阶层’的重要参考标准”。使用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确实存在回避政治矛盾的意图。在中国情境中，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相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言的概念，是一个学理上说不清、政治上惹麻烦的概念。

从学理上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急遽变迁，促使人们按照社会阶层收入差距重新划分社会阶层，阶级阶层论说成为一个断裂性的话题。但由于中国社会的疾速变化仍然在进行中，在学理上对之做出概括，需要待以时日。而且需要在学理上做出突破，才能做出与社会变迁实际相一致的阶级阶层变化的创新性学理贡献。

从政治上讲，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主要呈现在社会的中层结构即运行结构上，社会政治的基本结构即国家基本制度并未发生人们想象的那种改变。因此，曾经被认为是废弃了的阶级斗争国家理念，并没有退出国家政治生活场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阶级的定义还明显地深刻作用于基本政策的制定方面。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归纳起来就是三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言说，对中国而言所具有的高度严峻性，在此鲜明凸显出来。

中产阶层是一个后革命社会或现代社会的多元阶级划分标准的产物，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阶级概念，而是一个政治上已经脱敏的概念。校正这一点，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讨论中产阶层的问题，既让其得到准确的社会定位，又避免它的政治定位掩盖住它的社会定位，从而让中产阶层发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

 中产阶层：社会的而非政治的概念

如果自觉地用社会学关于阶级、阶层的社会定位替代革命化时期对阶级的政治定位，那么中国对中产阶层重要的社会功能就能够肯定下来、加以培育、积极推动，促使中产阶层走向成熟，让他们担负起建构现代国家的社会政治使命。

社会学或社会理论意义上的中产阶层，是一个社会相对宁静化条件下的阶级或阶层划分结果。就大型复杂社会而言，社会高层和社会底层都具有高度分散性，很难有效控制住。社会控制的关键群体，正是中产阶层，其社会品性让他们足以成为社会的稳压器。中国未来的道路，唯有兴起中的中产阶层最希望维护中国的稳定发展。但毋庸讳言，今天中国的中产阶层既没有能力也没有阵地、或表达途径向整个社会显示自己的意愿与能量。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以一个政治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对付社会理论上的中产阶层，缺乏积极应对中产阶层发挥社会政治功能的谋划，也是因为其自身的孱弱，以及展示自己社会政治功用上的幼稚与乏力，造成官民双方对其缺乏信心。改变这一状态，需要跨越双重关隘：在国家权力部门方面，需要过中产阶层疾速成长造成社会政治风险的政治心理关；在社会公众方面，需要过中产阶层变革不足、保守有余，无法发挥整合作用的社会心理关。

对社会学或社会理论意义上的中产阶层这类社会分层问题，最重要的应对举措，就是要从非此即彼的革命思维进入讨价还价的治理思维。面对中产阶层、以及高层社会与底层社会的不同社会群体逻辑，需要相应转变权力习性，从全面管控转向适应面对种种社会压力的执政局面。同时，掌权者需要要求掌握国家权力的权势集团具备一种高超的平衡能力。

 中产的呼吁政治

中国中产阶层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顺生产物，也是在各种外部因素的挤压下顽强求存的。国家权力方面需要给中产层级适当的社会位置和政治安排，以便让他们的紧张可以释放、要求可以表达、愿望能够实现、诉求不致落空。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大力促进社会的平行流动，更需要尽力促成其向上流动。一个由中产阶层担负起来的个人责任、相互关爱和彼此信任的社会机制，便是所谓“好社会”的重要标志。

中国中产阶层的发育与成长是缓慢的，由于对中产阶层的政治警觉促成的限制措施，不仅让他们既难以发出理性的社会政治声音，而且也让他们的社会政治能量被遮蔽起来。为此，解决前一问题，需要国家权力方面对中产阶层可以实现政治脱敏；解决后一问题，需要国家权力方面提供给中产阶层合法发声的渠道。这其实就是建立中产阶层的呼吁政治机制，提供给他们合法发声的制度机制。建立这一机制的同时，就会逐步实现中产阶层维护社会稳定与政治秩序的目标。

当下中国，中产阶层发声的主要平台，无论是网络还是传统媒体，都显得缺乏代言其集群利益的意愿。客观地讲，这对国家的利害关联性值得慎思。

 在商议中助长成熟中产

在中国现代转型进程中产生并成长的中产阶层，是地位极不稳固、作用尚待呈现、分化极为明显、走势仍不清楚的一个阶层。国家权力与社会公众希望中产阶层发挥其规范意义上的积极作用，就必须营造一个有利于中产阶层成长的环境，让他们在走向自律、成熟的过程中，有效发挥稳定社会秩序、提升社会理性程度、升级现代的合作意愿、促进中国现代化向纵深发展。

中国中产阶层的总体状态，需要在社会政治的视角，进行一个深层次的概观：

第一，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地位既不明晰、也不稳固。第二，中国的分配收入结构需要进行深度改革，以便中产阶层的稳定阶层结构不致处于一种明显的波动状态。第三，中产阶层社会身份的不确定以及危机感。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国家权力一直在努力做大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并尽力让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忠诚度得到强化。这种意识，在近几年有增无减。但由于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家权力方面必然表现出的迟疑、踌躇，让本来就没有完全脱敏的中产阶层问题，变得更为敏感。

从中国的长远发展来看，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是有益的。不能仅仅在消费社会的建构上重视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视其为撑起中国消费的中坚力量；而应当重视他们的社会政治功能，致力发挥其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的作用，让悖谬组合起来的中产阶层之“消费前卫”与“政治后卫”群体特性，能够在消费世界与政治领域之间平衡定位。如此，中国才可能以更小的代价渡过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才可能真正收到因扶持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而培育成一个现代橄榄型社会的效果，并进一步支持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让中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立国家权力与中产阶层之间的商议机制，一方面需要稳定确立双方平等相处的政治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应当尽力为中产阶层的成长开拓空间；再一方面，国家应当开放中产阶层的言论空间，尤其是应当开放社会事务的言论空间；最后，国家权力应当积极任用中产阶层群体的优秀分子，让其在执掌权力的机遇中理解权力运作的艰难困苦，从而内生一种促进社会各方与国家权力积极互动的健康机制。

       本文原载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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