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汉代文化史家对汉家“音乐”所体现文化内质的理解,往往超越了艺术范畴。《史记》卷二四《乐书》写道:“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强调“音乐”有“正心”的作用。《乐书》最后又有“太史公”明确的表态:“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

秦文化虽然与中原存在距离,但秦人很早就接受了东方“音乐”的影响。秦公钟、秦公镈以及秦景公陵墓出土编磬等文物的发现就是证明。李斯《谏逐客书》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中原文化对“音乐”的欣赏与喜好,在秦统一之后影响了帝国上层。如:“魏勃父以善鼓琴见秦皇帝。”又有高渐离故事:“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而“音乐”文化在汉代文化中有更突出的显现。不仅皇家对“音乐”有狂热的爱重,达官贵族乃至整个上流社会,亦尤多喜好“音乐”者。汉武帝、司马相如、李延年等人物的表现,都成为音乐史的重要迹象。“音乐”文化的时代特点,于是出现了可以说以长安为中心的繁荣。《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王者当日听音乐声色。”《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田蚡)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鲁恭王刘余》:“(刘光)好音乐舆马。”《汉书》卷六六《车千秋传》:“(劝上)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汉书》卷八二《史丹传》:“建昭之间,元帝被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所谓“好音乐”“日听音乐”“玩听音乐”成为一时文化气象。

东汉时代仍然继承了这一文化趋势。《后汉书》卷七《桓帝纪》:“论曰: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后汉书》卷一四《宗室四王三侯传·北海靖王兴》:“(刘)睦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齐王芳》裴松之注引《魏书》:“帝日在后园,倡优音乐自若,不数往定省。”《三国志》卷一五《魏书·张既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游)楚不学问,而性好游遨音乐。乃畜歌者,琵琶、筝、箫,每行来将以自随。所在樗蒲、投壶,欢欣自娱。”《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周瑜传》:“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社会上层人士每多喜好“音乐”。而文化人如“曲有误,周郎顾”故事,被看作“精意于音乐”的典型表现。如“桓谭、蔡邕善音乐”等,亦成为文化品级的标志。

“音乐声色”“音乐狗马”“音乐舆马”以及“倡优音乐”“游遨音乐”并说的情形,说明“音乐”是上层社会享乐生活中的重要构成内容。而包括诸多知识人在内的有为之士亦“好音乐”“善音乐”“精意于音乐”的情形,也体现“音乐”作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优雅构成,充实、丰富并提升了汉代文化的品质。

2.“乐”的文化“和”“同”功用

汉代社会意识中,“乐”有“和”“同”的文化功用,已经受到普遍的认可。除前引太史公曰“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之外,《史记》卷二四《乐书》也特别强调了“乐”的这种文化意义——“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处于“治世”的时代背景下,“乐”有“安”的效能。其“正”“音”则以“和”为主旋律。

《史记》卷二四《乐书》又反复说到“乐”与“礼”作用有别且层次不同的文化品质: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

乐统同,礼别异,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

“礼”主要是区别等级秩序的“别”与“异”的,而“乐”则主要是促进“民声”“和”“同”,实现“相亲”的。

当时敏锐的文化学者已经认识到,实现这种“和”“同”的空间规模,可以衍扩至于“四海之内”。《史记》卷二四《乐书》就此有明确的表达: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

张守节《正义》就此有所解说:

言行礼同节,故四海合敬矣。乐同和,故四海同爱矣。

所谓“乐同和,故四海同爱矣”,说“乐”促成“同和”的作用,可以超越地域和民族的差异,以求实现“四海同爱”的境界。

秦史记录有秦穆公对敌戎王,曾经借用包括“乐”的文化艺术征服力。因“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试图“遗其女乐,以夺其志”。后来“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果然“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于是“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看来,“乐”是可以与军力结合,并力实现“四海合”“四海同”的。而秦穆公克服戎王之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也是以“乐”宣示政治认同的。与秦穆公的策略类似,汉初贾谊有相关论说。

3.贾谊“五饵”战略设计中“音乐”的意义

贾谊曾经为汉王朝设计制服匈奴的“三表五饵”策略。《汉书》卷四八《贾谊传》:“施五饵三表以系匈奴”,颜师古注:“《贾谊书》谓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常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将必至:此三表也。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关于所谓“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贾谊《新书·匈奴》中还可以看到比较具体的说明:

降者之杰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识,胡人之欲观者勿禁。令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为其胡戏以相饭。上使乐府幸假之倡乐,吹箫鼓鞀,倒絜面者更进,舞者蹈者时作。少间击鼓舞其偶人,昔时乃为戎乐,携手胥彊上客之后,妇人先后扶侍之者固十余人,令使者、降者时或得此而乐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忣忣唯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其耳。一饵。……

这是除了令“妇人”妆饰美好,又“先后扶侍之”之外,以包括“乐”“舞”等形式满足匈奴“使者、降者”欲望以“乐之”,诱以怀柔,并进而使得“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忣忣唯恐其后来至也”的策略。关于其中“倡乐”,刘师培指出:“《琴操·怨旷思惟歌》云:‘后单于遣使朝贺,元帝陈设倡乐,乃令后宫妆出。’此汉以倡乐晏胡之证也。”认为汉元帝接待匈奴单于“陈设倡乐”的方式,可以证明这一设想确实实行。

此“倡乐”与“戎乐”对照,应是贾谊比较熟悉的中原乐舞。匈奴人可以“乐之”,且“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忣忣唯恐其后来至也”,说明这种艺术形式对于草原民族形成显著文化影响。

4.汉武帝的“天马”“西极”之歌

在汉武帝瞩目西北,并致力于西域交通线路的保障之后,曾经为改良马种,提升交通动力水准,谋求在向远方进取的同时寻访良马,并就此亲自创作以“神马”“天马”为主题的“歌诗”。对于汉武帝此“诗以为歌”,汲黯称之为“作乐”,指出了这种艺术形式中文学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史记》卷二四《乐书》:

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

前称“歌曲”,后称“歌诗”。所谓“从西极”“涉流沙”“跇万里”“经万里”,都记述了丝绸之路交通形势。《汉书》卷二二《礼乐志》载《郊祀歌》十九章有“《天马》十”:

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沬流赭。志俶傥,精权奇,籋浮云,晻上驰。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

这是汉武帝这位对丝绸之路开通有重要贡献的帝王直接关于“万里”丝路文化交往的“歌曲”“歌诗”。其中“天马下”“迣万里”“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都是以“音乐”形式表现的丝绸之路史料。其中所谓“涉流沙”“历无草”,体现作者对于丝绸之路走向及通行条件是具备基本的交通地理知识的。

汲黯的批评,以为“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不符合“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的政治文化原则。公孙弘简单以所谓“诽谤圣制,当族”严厉斥责。其实,汲黯和公孙弘都没有体会汉武帝并非仅仅只是“得马”“为歌”,而是宣示了对于“有德”“灵威”的政治自信,表达了“降外国”“四夷服”的视界高远的政治追求。据汲黯所说,“诗以为歌”,也是“作乐”。其中“四夷服”及“九夷服”都涉及西域民族。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乐”即“歌曲”“歌诗”是否曾经传布到“四夷”“九夷”地方。

5.龟兹热心接受长安“钟鼓”“歌吹”

龟兹在西域交通格局中居于重要地位。龟兹与汉王朝的文化联系有特别的情势。《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有这样的记载:

宣帝时,长罗侯常惠使乌孙还,便宜发诸国兵,合五万人攻龟兹,责以前杀校尉赖丹。龟兹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我无罪。”执姑翼诣惠,惠斩之。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主许之。后公主上书,愿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驘也。”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

“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是西域国度学习长安“音乐”的明确历史记录。而龟兹王得乌孙公主女,“元康元年,遂来朝贺”,“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则又保留了长安“音乐”传入西域的重要信息。

龟兹王夫人曾经“来至京师学鼓琴”,亲自到长安接受“鼓琴”表演艺术方面的训练。此后“朝贺”又来到长安,得“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之赐。“旗鼓”应包括仪仗用“鼓”。而“歌吹数十人”的表演队伍,可以理解为一个乐团。“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此所谓“制度”应当是包括“乐”的制度的。回龟兹后所居“宫室”与出行仪仗,应当都模仿长安形制与汉地风格。所谓“撞钟鼓,如汉家仪”,说“音乐”方面已经全面承袭了“汉家仪”的影响,于是受到“外国胡人”“驴非驴,马非马”“所谓驘也”的讥讽。大概“外国胡人”们是比较看重“音乐”方面的民族个性的。可能龟兹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比较全面。而如长安“音乐”等汉文化的西传,其他西域“外国”也都或多或少有所接受。

有学者注意到文物发现与龟兹接受长安“音乐”史事的关系,指出(龟兹)石窟早期壁画出现了排箫、阮咸等中原乐器,当与此段历史有关。”

6.“胡空侯”与汉武帝“令乐人”“始造”“空侯”

历史进入东汉时期,洛阳取代长安的地位之后,我们看到包括“音乐”在内的较多西域文化因素影响中原文化生活的情景。如《续汉书·五行志一》可见宫廷生活中出现“驾”“驴”“驱驰”“以为大乐”情形的相关记载:

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仿效,至乘辎軿以为骑从,互相侵夺,贾与马齐。案《易》曰:“时乘六龙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如马。《诗》云:“四牡骙骙,载是常服。”“檀车煌煌,四牡彭彭。”夫驴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服之乎!迟钝之畜,而今贵之。天意若曰:国且大乱,贤愚倒植,凡执政者皆如驴也。其后董卓陵虐王室,多援边人以充本朝,胡夷异种,跨蹈中国。

驴引入中原,有较早的文化迹象。而自张骞“凿空”,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后,“驘驴馲駞,衔尾入塞”,成为“野人之所用”的重要的交通动力,被看作汉地接受西北方向草原民族文化影响的重要迹象。而以“驴”为“骖服”竟成为帝王“宫中”“大乐”形式,使我们联想到前说“音乐狗马”“音乐舆马”等“娱心自乐,快意恣欲”的表现。汉灵帝又有对于来自“胡”的乐舞的特殊喜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其中,“胡空侯、胡笛”应当都是来自西域的乐器。音乐考古学者对于包括“箜篌”的丝弦乐器的传入有所论说:“秦汉两朝,中原地区与西北各民族往来频繁。特别是西汉时期,中国和西亚各国的音乐文化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音乐考古方面,发现了一些来自古代两河流域和波斯的丝弦乐器图像。据文献记载,这一时期常见的西来丝弦乐器有琵琶、五弦、箜篌等,但至今出土实物仅见箜篌一种。”于“胡空侯、胡笛”之后说“胡舞”。《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李贤注引《昌言》:“为音乐则歌儿舞女,千曹而迭起。”可知西汉社会的一般认识,“歌”“舞”都被概括于“音乐”艺术形式之中。

《急就篇》:“竽瑟空侯琴筑筝。”颜师古注:“竽,笙类也,宫管在中央,三十六簧。瑟,庖牺氏所作也,长七尺二寸,二十七弦,今则二十四弦。大瑟谓之洒,长八尺一寸,广尺八寸者也。空侯,马上所弹也。一名坎侯。琴,神农所作也,长三尺六寸六分,五弦,曰宫、商、角、徵、羽。周文王增二弦,曰少宫、少商。大琴谓之离,二十七弦者也。筑,形如小瑟而细颈,以竹击之。筝,亦瑟类也,本十二弦,今则十三。”所说六种乐器,“瑟,庖牺氏所作也”,“琴,神农所作也”,应是中原人发明。其他“竽”“筑、筝”未作说明。而“空侯,马上所弹也”,所谓“马上所弹”的通常使用方式,似可理解为其最初源起和普遍使用与草原民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马上”民族发明和使用的以“胡”为名号标识的乐器“胡空侯、胡笛”等向东流传,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原“音乐”则向西传布,东西两个方向形成了活跃的文化对流。

虽《续汉书》有“胡空侯”之说,“胡”字标示明朗,然而史籍又可见“空侯”为长安“乐人”“始造”的记载。《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写道:

……其春,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赛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

效仿“民间祠”“有鼓舞乐”,“郊祀”亦设“乐”,是汉武帝时代礼祀制度的重要变化。所谓“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可以联系前引颜师古说“瑟,庖牺氏所作也”,理解其发明权的归属。其中“空侯”,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引录了东汉学者应劭的解说:“应劭云武帝令乐人侯调始造此器。”按照应劭的说法,此“空侯”为中原“乐人”承汉武帝指令“始造”。《风俗通义》卷六“空侯”条写道:“谨按《汉书》:孝武皇帝赛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人侯调依琴作坎坎之乐,言其坎坎应节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说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独坎侯耶,斯论是也。《诗》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宋书》卷一九《乐志一》:“八音五曰丝。丝,琴、瑟也,筑也,筝也,琵琶、空侯也。”“空侯,初名坎侯。汉武帝赛灭南越,祠太一后土用乐,令乐人侯晖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应节奏也。侯者,因工人姓尔。后言空,音讹也。古施郊庙雅乐,近世来专用于楚声。宋孝武帝大明中,吴兴沈怀远被徙广州,造绕梁,其器与空侯相似,怀远后亡,其器亦绝。”48所谓“空侯,初名坎侯”,“乐人侯晖依琴作坎侯”,也说“空侯”的发明情节。

7.“赐呼韩邪竽、瑟、空侯”

我们还看到,甚至有这种乐器由长安通过“赐”的方式流入匈奴的记载。《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载:“单于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竽、瑟、空侯皆败,愿复裁赐。”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竽、瑟、空侯”,词序竟然与《急就篇》“竽瑟空侯琴筑筝”之“竽瑟空侯”完全一致。是否可以理解,单于请求“复裁赐”的“竽、瑟、空侯”,是汉地乐器的一般通称呢?所谓“愿复裁赐”,李贤注:“言更请裁赐也。”这种“赐”,竟然是连续行为。可知汉地制作的“竽、瑟、空侯”等乐器受到草原民族爱重。

清人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三〇《杂述》写道:“沈约《宋书》云:汉武帝令乐人侯晖依琴作坎侯,即空侯也。《汉书·郊祀志》:‘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晋钮滔母孙氏《箜篌赋》:‘考兹器之所起,实侯氏之所营。’又杨方《赋序》:‘作兹器于汉代,犹拟《易》之《玄经》。’应劭曰:‘箜篌,汉武帝令乐人侯调依琴作。’《宋书》云‘侯晖’,恐字误也。惟刘熙《释名》以空侯为师延作,不知何据?《隋书·礼乐志》又云:‘箜篌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杜氏《通典》谓:‘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二弦。’又《后魏书》云:‘乌洛侯国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隋志》以为非华夏旧器,疑此类也。”或说“空侯”“实侯氏之所营”,或说“空侯为师延作”,都以为出自中原。所谓“箜篌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则发生较晚。

不过,“木槽革面而施九弦”,“木槽革面”的形制则与西域器物相似。但是,“施九弦”之“弦”,即“絃”,其字从“糸”,很可能来自出产丝的东土。《说文·弦部》:“弦,弓弦也。从弓,像丝轸之形。凡弦之属皆从弦。”段玉裁注:“弓弦以丝为之,张于弓。因之张于琴瑟者亦曰弦。俗别作絃,非也。”对于“像丝轸之形”,段玉裁注:“谓也。象古文丝而系于轸。轸者系弦之处。后人谓琴系弦者曰轸。胡田切。十二部。今字作弦。○按轸当作紾。从车者,讹也。紾者,转也。《方言》:轸,戾也。轸乃紾之叚借字。丝紾,言弦戾也。”所谓“弓弦以丝为之,张于弓”以及“张于琴瑟者亦曰弦”,而“俗别作絃”,“弦以丝为之”体现的与“丝”的关系,提示我们应当注意其“所起”“所营”的空间位置可能在“丝”的生产区。

8.北匈奴使团“请音乐”

可以看作长安“音乐”西渐历史延续的突出表现,见于东汉洛阳文化沿丝绸之路影响草原民族的历史记录。

东汉初年,北匈奴使团来到洛阳。使团的构成似乎有“西域诸国胡客”。《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记载:“(建武)二十七年,北单于遂遣使诣武威求和亲”,汉光武帝“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随后,北匈奴单于又进一步明确示好:

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

所谓“请音乐”,是北匈奴主动提出引进中原“音乐”的明确的历史记载。应当注意到,在“乞和亲”这一传统交好形式之外,“请音乐”,是此次出使洛阳的南匈奴使团向汉王朝提出的唯一的请求。

对于如何回复北匈奴使节,刘秀的态度是郑重谨慎的。史载“帝下三府议酬荅之宜”。据《资治通鉴》卷四四“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胡三省注:“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也。”《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记载,“司徒掾班彪奏曰:臣闻孝宣皇帝敕边守尉曰:‘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应对入其数,则反为轻欺。’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巿,重遣名王,多所贡献,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诞也。臣见其献益重,知其国益虚,归亲愈数,为惧愈多。然今既未获助南,则亦不宜绝北,羁縻之义,礼无不荅。谓可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明加晓告以前世呼韩邪、郅支行事。报荅之辞,令必有适。今立稿草并上,曰:‘单于不忘汉恩,追念先祖旧约,欲修和亲,以辅身安国,计议甚高,为单于嘉之。往者,匈奴数有乖乱,呼韩邪、郅支自相雠隙,并蒙孝宣皇帝垂恩救护,故各遣侍子称藩保塞。其后郅支忿戾,自绝皇泽,而呼韩附亲,忠孝弥著。及汉灭郅支,遂保国传嗣,子孙相继。今南单于携众南向,款塞归命。自以呼韩嫡长,次第当立,而侵夺失职,猜疑相背,数请兵将,归埽北庭,策谋纷纭,无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独听,又以北单于比年贡献,欲修和亲,故拒而未许,将以成单于忠孝之义。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疏,服顺者褒赏,畔逆者诛罚,善恶之效,呼韩、郅支是也。今单于欲修和亲,款诚已达,何嫌而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西域国属匈奴,与属汉何异?单于数连兵乱,国内虚耗,贡物裁以通礼,何必献马裘?今赍杂缯五百匹,弓鞬韥丸一,矢四发,遣遗单于。又赐献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杂缯各四百匹,斩马剑各一。单于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竽、瑟、空侯皆败,愿复裁赐。念单于国尚未安,方厉武节,以战攻为务,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剑,故未以赍。朕不爱小物于单于,便宜所欲,遣驿以闻。’帝悉纳从之。”班彪为回复北匈奴使节所“立稿草”得到汉光武帝认可。北匈奴“请音乐”的要求,以“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剑,故未以赍”予以严正拒绝。随后,“二十九年,赐南单于羊数万头。三十一年,北匈奴复遣使如前,乃玺书报荅,赐以彩缯,不遣使者。”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汉王朝与北匈奴这次交涉,“音乐”作为重要主题的意义值得重视。

宋人陈旸《乐书》卷一二五《乐图论·胡部》引录汉光武帝“诏报曰”至“朕不爱小物于匈奴也”,随后写道:“然则匈奴亦通用中国乐矣。用华音变胡俗可也,以胡音乱华如之何而可?”《后汉书》载汉光武帝“诏报”“朕不爱小物于单于”,陈旸引作“朕不爱小物于匈奴也”,文字有异,文意是一致的。又明人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卷一五引汉光武帝“诏报曰”至“朕不爱小物于单于也”后,也发表了这样的议论:“然则匈奴亦通用中国乐矣。后世失之耳。”

北匈奴使团至洛阳“请音乐”,说明“匈奴亦通用中国乐矣”,是大致合理的判断。陈旸这样的学者于是注意到丝绸之路史迹显现的与所谓“以胡音乱华”同时发生的“用华音变胡俗”现象。由此说明中原“音乐”作为特定的文化形式西传的情形,我们认为是必要的。通过对东西艺术沟通和交流的考察,可以深化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作用的理解。相关历史文化信息假若果真“后世失之”,当然是令人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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