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小霞：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东方

此时的中东地区，二里头文化尚未到达这一地区，甚至在较早的新砦期，这一地区仍属于王湾三期文化的延续［14］。而远东地区，主要是海岱龙山文化的延续。

据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的分布格局，结合新砦期遗存的分布，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特征，即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尤其是一期晚段遗存的分布和新砦期遗存的分布空间高度重合。二者均主要分布于两个小的地理单元区域，其一是嵩山北侧的伊洛平原和郑州地区，其二是嵩山南侧的颍汝流域。当然相比较而言，新砦期遗存分布范围要大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分布的密集程度也大于二里头文化一期。近年不少学者指出二里头中心聚落在伊洛平原的出现并非是当地聚落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具有突发性，并进而强调其背后是周边地区，或具体强调就是来自嵩山东南对洛阳盆地进行的人口迁徙［15］。前述两种遗存高度重合的特征不仅仅是对于这一人口迁徙的最好注解，而且还反映了一种文化发展和扩张的模式。具体来说，二里头、稍柴遗址二里头一期文化的出现很可能就是以新砦期遗存为主体的族群向洛阳盆地的大举迁徙或移民。在这两个遗址逐步发展形成地区中心聚落的同时，该文化在其最早的一期向外的扩张方向主要选择了其文化来源的地域。这种扩张方向的选择显然和其对于这两个区域地理知识的熟悉及对当地族群的心理认同密不可分，或言很可能是地理认同和族群认同的结果。同时需要说明的是，随着近年蒲城店、花地嘴［16］等富含新砦期遗存遗址的发掘，加深了对新砦期一类遗存的认识。基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相对统一的文化格局瓦解分崩的背景，在缺乏强有力核心的束缚下，各个小的地理区域内，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化面貌并不一致的新砦期遗存纷纷出现，如颍汝中上游以蒲城店遗址为代表，颍水的支流溱洧（今双洎河）流域以新砦遗址为代表，伊洛平原以花地嘴遗址为代表。我们认为正是这几个小区域的新砦类遗存互相整合，其背后代表的人群相互迁徙流动，以此为主体才最终形成了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并进而出现有一定分布范围的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此现象相合的是学者在对龙山晚期、新砦期及二里头文化一期三类遗存的主要陶器特征分析比较中，均指出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和新砦期遗存之间的近似度更高［17］。因而陶器所体现的文化面貌说明二里头文化一期主要来源于嵩山南北本地文化传统。需要说明的是，原来文化较统一的中原龙山文化控制下的边缘地区，如开封以东的豫东、南阳盆地、信阳地区在相当于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一期时段则更多是当地龙山文化的自然延续，或仅仅受到核心地区影响而出现一些新砦期、二里头一期的文化因素而已。

此外，过去我们在探讨二里头文化的来源或形成时常常用鼎盛时期的二里头文化的内涵来追溯，以致分歧巨大。其实从近年的材料和研究看，二里头文化一期和二期不仅文化内涵有重大变化，可能在社会体制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学者指出广域王权国家的出现就是在二里头文化二期［18］。因此探讨二里头文化为何在洛阳盆地形成，二里头文化一期及新砦期要特别关注。新砦期延续时间不长，一般认为大概百年。正如许宏先生所言“新砦期是解开二里头崛起之谜的一把钥匙，一个送走了风云激荡的龙山时代并孕育着此后辉煌的二里头时代的存在”［19］。

要探索二里头文化如何形成并崛起于洛阳盆地，还要有宏观视野，在考古学的类型学上也要脱离单线思维模式。王立新先生指出，仅仅从王湾三期—新砦期—二里头或者王湾三期—二里头的思维模式来看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是僵化单线的，他指出要从嵩山南北矛盾冲突整合中看二里头文化的形成，并且从具体陶器特征、宏观聚落形态、古史文献几个方面来尝试复原夏王朝出现的图景［20］。这种探索现在看来仍是很重要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夏文化探索研究。

此外，从年代上看，新砦期是二里头文化形成的关键期。除了关注嵩山南北本区域内关键期的遗存，还应考虑中原地区以外因素对二里头文化造成的影响，其西部的齐家文化、西北的石峁文化、江汉平原的肖家屋脊文化等，上述这几类遗存和新砦期及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之间有何关系都值得深入分析和探讨。

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的分布格局还可以看出二里头文化在嵩山南、北区域扩张的态势和力度是不同的，明显地在嵩山南麓的颍汝流域似乎着力更重，或曰受到的阻力更小，甚至突破了原来新砦期遗存所在的遗址。而二里头文化在东方地区的扩张，空间上仅到达郑州的西郊，花地嘴、竖河是原来新砦期经营的旧地。我们认为这个时期，基于对资源的需求而进行扩张的动机尚不迫切和巨大，向东方地区扩张缓慢的原因更可能还是来自东方族群的阻力较大。

二、二里头文化二、三期的东方

二里头文化在二、三期时是其发展的强盛期，遗址分布呈现以伊洛平原为中心向四面扩张的格局。就东方地区而言，分布范围最东已达杞县—太康—淮阳—沈丘一线；东北方向越过黄河，分布达沁河及其相邻一带。尤其在近东区域，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分布呈密集状态，几乎所有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存的遗址都有这个时期的遗存，文化面貌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类型十分接近，可归属二里头类型。最近的调查显示，仅虎牢关以东的索、须、枯河流域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就有27处［21］。如果加上郑州市区、双洎河以北新郑、新密部分地区及黄河以北、沁河以东区域，则近东区域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应该有四五十处。而已经发掘且资料公开发表的遗址则至少有近20处，如郑州东赵、新密新砦和荥阳大师姑［22］，郑州洛达庙、大河村、荥阳上街、荥阳西史村、荥阳岔河、荥阳竖河、黄寨和曲梁［23］，郑州黄委会青年公寓［24］、新郑望京楼［25］、荥阳娘娘寨［26］、荥阳薛村［27］和荥阳东柏朵［28］，以及温县林村［29］等遗址。十分重要的是，在郑州西郊、虎牢关外黄河南岸的丘陵地带，索河、须水河旁分别夯筑了两座二里头文化城址——大师姑与东赵；在双洎河流域下游，二里头都城通向东南的门户区域则建造了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址。

大师姑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城址呈东西长、南北窄的横长方形，面积约51万平方米。城垣的始建年代是该遗址二里头文化的第一段，此段年代与二里头文化二期相当或略晚。发现的第一段遗存虽然与二、三段相比较少，但是有地层堆积和数量较多的遗迹单位，夯5层和夯4层中出土的陶器和第一段陶器相同，所以城垣的始建年代为第一段。由此，大师姑城址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就已经建造城墙，这与二里头文化在此期已经扩展至荥阳一带是相一致的，也说明大师姑城址并非如有学者所言是由于商人在二里头三期来到郑州，出于防御商人而建［3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师姑城垣还发现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夯7层，因为未发现包含物暂时不能判定年代。报告根据城垣残存的宽度和高度推测似为寨墙一类遗存。这说明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扩展至此之前，这里可能已经是当地的聚落中心。

近年，在大师姑遗址东南6千米发现另一座二里头文化城址——东赵城。东赵城址位于遗址中部，大致呈梯形，面积7.2万平方米，称为“中城”。中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废弃于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城内外分布大量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三期早段的遗存，可知中城兴盛于这两段之间［31］。

东赵和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均在二期始建，四期废弃，但是具体时间有所不同。东赵城可能二期早段已经建立，其主要兴盛于二期晚、三期早，具体废弃于四期早或晚，材料有限，尚不明确；大师姑城址则二期晚始建，繁盛期为三期，四期晚段或稍晚毁弃。两座城址至少在二期晚至四期早段之间是并存的。

为什么二里头国家在相距仅仅五六千米的索须河流域同时设置两座城址呢？可以从地理位置的重要、不同功能等角度作以阐释。首先，两座城址均在二里头国家势力渐强的二期开始出现，这与二里头国家对东方的重视有一定关系。二里头文化二期东扩之时，出虎牢关，不再有山川地势之险所依恃，再东更是广阔平原，面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地形地貌，而荥阳的丘陵过渡地带却似乎成了最有利的屏障。东赵和大师姑所在的小区域正位于此丘陵过渡地带，地处虎牢关东，黄河以南，扼东西交通要冲，这里同时也是古代南北交通要道，向东南是进入郑州的入口，往北渡河即进入河沁之间并可向北向东扩张。该区域历代皆为兵家必争之地，商代重镇或都城的小双桥遗址，建都于此的东虢，汉霸二王城等都反映了这一点。二里头国家在此建城的目的绝非仅仅是防御东方和拱卫二里头都城，它更是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是连接二里头都城和东方的桥头堡。因此建立两个据点互为依傍。

其次，东赵二里头城的中偏东区域分布大量圆形地穴式遗存，呈袋状，残存下部，现口径2～3.5米，周壁、坑底较规整，坑底基本处于同一水平面上，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城北部发现有祭祀遗存，部分遗存内发现有猪骨架、人骨架和龟壳等，因此发掘者判断为祭祀类遗存［32］。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城址面积不大，仅7.2万平方米，但是上述大量地穴灰坑遗存和祭祀坑遗存的发现表明这座城址有特定性质，很可能是具有仓城、祭祀等功能。目前大师姑城内布局功能尚不太清楚，而两座城址面积悬殊，据此点推测二者建立之初可能即有规划，将城址不同功能分开。若果真如此，则两座城址同时出现同一小的区域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这两个城址都是在原有城址或聚落中心基础上扩建而成，显然节省了资源。东赵遗址东北部还发现一座始建年代为龙山文化晚期的小城，边长150米，面积2.2万平方米［33］。前已述大师姑城垣建立之前，还有更早的夯土城垣存在，说明大师姑城址建立时这里也已经是当地的聚落中心。遗憾的是因发掘有限，未见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存。

望京楼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市新村镇望京楼水库的东侧，发现的二里头城址面积约160万平方米，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早，二里头文化四期最为兴盛。可见望京楼、东赵和大师姑三座城址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是并存的，四期早段或许也同时存在。

对于为何在此设置二里头文化城址，刘绪先生认为应该和郑州大师姑、平顶山蒲城店二里头文化城址综合起来，将其放入整个大时代背景中观察。有夏一代，夏王朝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东夷，该城和郑州大师姑一样，均属于夏王朝的东部重镇，防范东夷是主要目的，此外还是通往南方的重要枢纽［34］。

笔者同意刘绪先生的观点，在此具体分析二里头文化二、三期近东地区的政治形势和背景，以便理解二里头国家在近东地区人文地理分布的深层含义。望京楼城址的始建年代是二里头文化三期，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城址西南部除少许区域发现有仰韶时期地层外，其余区域城垣之下直接为生土，说明在早于二里头时期很长时间城址所在区域并无人类活动踪迹。因此，望京楼城址的建造正是二里头人的有意规划设置，是对于近东地区复杂的政治形势和整个洛阳盆地及东方政治地理格局综合研判后的审慎之举。具体来看，二里头文化三期偏晚或曰三、四期之交，郑州地区已经发现了一些先商文化因素的遗存［35］，主要以南关外下层遗存的早期单位以及化工三厂H1及电力学校H6的早期堆积为代表［36］。南关外下层遗存是指该遗址T84、T87、T95、T96内灰沟的底部的第4层遗存，笔者认为第四层的形成也需要一个过程，可能早至三期之末，这类遗存已在郑州地区出现。而化工三厂H1及电力学校H6则都是深窖穴，形成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早有学者指出这两处窖穴中有部分遗物和南关外下层年代相当，这种认识很有道理［37］。与此同时，以郑州洛达庙遗址二期（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为代表的分布于郑州地区的一类遗存也开始出现一些下七垣及岳石文化因素［38］。而上述洛达庙二期及南关外下层这类遗存所呈现的复杂面貌或许有土著模仿和外来迁徙等多种解释，但是郑州地区在约当二里头文化三期后显然已经不再是二里头势力一统天下，很可能多种势力开始在此交汇、冲突和融合。本来就在此地的二里头人群为防御潜在的威胁而建设新的城址理所当然。

此外，二里头政权选择在新郑一带建城还有地理位置的考虑。这里在地理位置上和大师姑、东赵可以形成掎角之势，从防守角度来说是最好的军事位置。与此同时，这里还是从东南进入伊洛盆地的门户和重要交通通道，扼守此处也即控制了东南势力通过颍水的支流溱洧水系进入登封的通道。东南势力进入登封后，便可沿着古伊水及其山间谷道进入洛阳盆地。其实二里头文化自一期甚至更早的形成之时，颍汝上游地区进出洛阳盆地也是主要通过古颍水、汝水、伊水等水系及山间谷道。而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向东南方的扩张也主要是沿古伊水进而再经其支流入颍水和汝水，向南可达南阳盆地，东南到达驻马店一带杨庄类型的分布范围。当然进入平顶山、南阳的二里头文化也不排除是东出洛阳盆地经郑州地区再转而南向发展的。总之新郑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址正处于遏控东南方和南方的战略要冲，可以说是向外扩张发展的中转站，也是战争时期拱卫都城东南防线的重要碉堡。

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时，中东地区即传统的豫东地区，这一带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几种文化交错分布其中。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到达此地区，之后下七垣文化与岳石文化接踵而至。虽为交汇地带，三种文化却各自有着相对集中的分布区。目前在杞县的段岗［39］、牛角岗［40］和朱岗［41］，杞县西伯牛岗、尉氏要庄和西王村［42］，以及尉氏新庄遗址［43］等均发现有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晚阶段遗存，二里头文化这一时期已经到达豫东。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中东地区偏西部的杞县、尉氏境内，根据以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44］，商丘境内至今尚未有确凿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周口地区经调查发现了一些二里头文化的遗址［45］。惠济河流域的民权、睢县一带主要为下七垣文化集中分布区，西可至杞县。主要遗址有杞县鹿台岗［46］，民权牛牧岗和李岗［47］，鹿邑栾台［48］，夏邑清凉山［49］、三里堌堆［50］，商丘坞墙［51］，以及柘城山台寺［52］等。而惠济河与沱河流域之间，豫东地区偏东南部的今柘城、商丘、鹿邑、虞城一带主要为岳石文化分布区域。总之，三种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恰与三者分别西来、北来、东来的方向一致。

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时，远东地区属于岳石文化分布范围，尽管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晚已经来到和岳石文化接壤的豫东地区。但即使在二里头文化最强盛期，在岳石文化分布的东部及东南部的照格庄类型、沂沭流域的下庙墩类型甚至潍弥河流域的郝家庄类型中都较少见到二里头文化因素。

三、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东方

二里头文化四期，尤其该期晚段，东方地区的人文地理分布格局有了重大变化。黄河北岸的沁河以东地区几乎不见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的遗存，二里头文化在东北部可能已经退回至黄河以南地区。

近东的郑州地区，东赵二里头城基槽因被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灰沟打破，则其四期应该已经废弃［53］。大师姑报告认为二里头城在二里头文化的四期晚段至二里冈下层之间废弃，实际上报告仅是根据城内早商环壕的建立时间及城内相当于二里头四期晚段的第五段遗存较少等推测是这个时间废弃的。关键之处是，并没有发现二里冈遗存打破或叠压大师姑城垣或基槽的遗迹现象。而值得注意的是，大师姑二里冈壕沟的G1④、⑤、⑥为淤土，土质较硬，结构紧密，④、⑤出土少量陶片判定年代为二里冈下层C1H9时期。此外城内已经发掘的属于这个时期的遗存还有不少灰坑。这些迹象表明二里冈下层C1H9时期，早商壕沟已经在使用中，其开挖或许更早，而与壕沟相配套使用的二里冈时期的城墙目前并未发现。由于大师姑二里头城址废弃时间并不能肯定在二里头四期晚段，所以笔者大胆推测，不排除大师姑二里头城址和早商壕沟配套继续为商人使用。

二里头文化四期，郑州地区和东夷族群有关的岳石文化、和商人有关的下七垣文化、和夏有关的二里头文化同时共存。在南关外遗址，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结合形成的南关外下层一类遗存特征更鲜明，有学者将这一遗存和南关外中层合并称为先商文化的南关外型［54］，郑州地区与之类似的遗存还有郑州化工三厂H1、郑州电力学校H6等，但是文化面貌各有特色，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在各个遗址融合程度并不完全相同。而郑州地区众多典型的二里头遗址中出现了不少下七垣、岳石文化因素。尤其以洛达庙遗址为代表，其第三期文化，先商文化因素大大增加，同时岳石文化也有发现。以致也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先商文化的一个类型——洛达庙类型［55］。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单纯的辉卫型——老坟岗类遗存也已经在郑州地区出现［56］。郑州地区在二里头四期夷、夏、商三种势力彼此渗透，错杂分布的格局，正反映了灭夏之前三种势力在此冲突融合的结果，而多个遗址所见的下七垣和岳石文化的高度融合也正是夷商联盟的反映［57］。

望京楼城址的废弃时间报告认为：“望京楼二里头城址由内城和外城组成，内城包括城墙和城壕，外城仅有城壕。内城城垣被二里冈城垣几乎破坏殆尽，二里冈城址城壕直接打破二里头城址城墙，因此二里头城垣仅残存少许，此打破关系也证明了二里头城址毁弃于二里冈城址始建之时。”［58］因此，问题的关键落在了二里冈城址的始建时间，发掘报告认为二里冈城址的建造年代是较为清楚的，“我们在发掘东一城门时，发现一座二里冈下层二期墓葬（M8）打破城墙，其又向下打破二里头城址城墙，这组打破关系将城墙始建年代固定在二里冈下层二期。”［59］二里冈下层二期的墓葬打破城墙，只能证明城墙的始建不晚于下层二期M8时期，甚至据此可推测城址或被毁坏废弃，因为一般正常使用的城墙上不可能有墓葬出现，但是并不能说明始建年代的上限。墓葬出现在城墙上，打破城墙主体和一部分护坡，而且这样打破城墙的墓葬不止一座，还有同样属于下层二期的M16及二里冈上层一期的M18，这类墓葬似乎不是建造城墙的奠基仪式，为何在城墙建造之时和使用期间城墙上出现打破城墙主体的墓葬？此种现象颇为费解，值得深思。回到望京楼二里头城址的废弃问题，既然二里冈城址始建年代即是二里头城址的废弃年代，而二里冈城址始建年代下限不晚于其下层二期，那么始建的上限在哪个阶段呢？根据二里头四期郑州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推测，由于望京楼二里头城址的建立就是为抵御商人，二里头城址废弃应该就是二里头势力退出望京楼一带，二里头四期郑州地区最大的政治背景就是夏、商更替。因此望京楼二里头城址的废弃年代的上限应不早于商人灭夏的时间，约当二里头四期晚段或曰二里冈下层一期偏早阶段。

二里头四期晚段的郑州地区，伴随着夏商更替的大背景，旧的二里头城址或废弃或继续被商人沿用，同时商文化城址和城内大型建筑建立，郑州商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大师姑尽管未发现新建的商代城址，但有新的商代环壕开挖。在东赵则有大型宫室类夯土建筑开始修建，望京楼则有新的商代城址和环壕建立。

关于豫东地区，尽管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仍在不少遗址中存在，但是几乎每个遗址的四期遗存均没有三期丰富，明显呈衰落之势，靠近东北部的朱岗遗址则没有四期遗存，或许说明二里头文化在向西退缩。此期岳石文化分布则进一步扩大。下七垣文化三期或已进入豫东地区，四期时更有了发展。下七垣文化与岳石文化在豫东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汇区。杞县鹿台岗遗址就发现了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共存于同一个遗址的现象，在民权也发现了类似现象［60］。而距离鹿台岗遗址西部十多里就是属于二里头文化的牛角岗遗址。呈现这种分布格局的背景是，一方面下七垣文化三期在郑州地区的渗透受到二里头人群的强烈抵抗，其势力在郑州地区向南向西均不能推进，于是只有联合东部的岳石文化从东部寻找突破。上述现象背后的含义已有学者指出这正是灭夏之前的东方地区夷商联盟伐夏的体现［61］。

二里头文化四期，远东的海岱地区属于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尽管临近中原地区的岳石文化不断西进，和代表商人的下七垣文化关系紧密。但是由于岳石文化各个类型之间是一种松散的组合模式［62］，属于海岱地区腹地的岳石文化族群可能并没有直接参与商夷联盟。

总而言之，二里头时期的东方是一个相对的“东方”，与二里头文化向东方的扩张以及与周邻文化势力的消长密切相关。二里头文化鼎盛时期，原属于其一期的“近东”成了文化的腹地和防御的重点地区，而“中东”却成了文化边缘的“近东”；二里头文化四期，随着二里头文化实力的削弱，各方势力角逐的郑州及其邻近地区似乎又成了“近东”。四期晚段，二里头的“近东”很大程度上已属“商”。作为“远东”，海岱地区二里头国家的势力从头到尾并未进入其典型文化分布区，成为一直的“远东”，这和之后商文化逐步东进并占据大部分的海岱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此外，二里头国家对东方的经略有这样一个特点，着力东进中却又处处设“防”，在重要地理位置和交通要道上修建城池。嵩山南北的龙山晚期遗存以及新砦期遗存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来源，源于嵩山南麓的族群深知其东方存在着持续欲取中原的“东夷”族群，甚至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该族群竟然深入中原腹地形成“颍水类型”［63］。这些悠久的深厚的甚至是迁徙中的“社会记忆”使得二里头国家一旦足够强大就会着力解决其所谓的历史烙印与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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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的海岱文化区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域范围，其在西周以前是一个以今天山东省为中心，周边时有延伸扩展的一个动态区域。具体关于各种概念和解说参看本人博士后出站报告：《夏商时期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历史地理研究》，北京：北京大学，2009.

［2］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巩县稍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2）.

［4］陈星灿，刘莉.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003，（2）.

［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荥阳竖河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0集）.上海：地质出版社，1996.

［6］a.张家强，郝红星.沧海遗珠—郑州东赵城发现记.大众考古，2015，（8）.

b. 张家强.郑州高新区东赵龙山晚期至西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19，220.

c.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高新区东赵遗址小城发掘简报.考古，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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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洛阳地区文物处.伊川白元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3）.

［9］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登封南洼：2004～2006.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10］a.洛阳博物馆.河南临汝煤山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5，（5）.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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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蒲城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8，（5）.

［1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西平县上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4，（4）.

［13］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14］魏兴涛.试论豫东西部地区龙山时代文化遗存.华夏考古，1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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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a.庞小霞.试论新砦文化.郑州：郑州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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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19］许宏.嵩山南北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演进过程管窥//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12～222.

［20］同［15］a.

［21］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郑州市索、须、枯河流域考古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301～375.

［22］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师姑：2002—2003.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23］限于篇幅，此处洛达庙等8个遗址的注释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84，85.

［2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黄委会青年公寓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25］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望京楼：2010—2012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26］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荥阳娘娘寨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4，（1）.

［2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荥阳市薛村遗址2005年度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7，（3）.

［2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荥阳东柏朵遗址夏商遗存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1，（3）.

［29］武志江.温县林村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21.

［30］袁广阔.郑州大师姑二里头城址发现的意义.中国文物报，2005-03-27（07）.

［31］同［6］a.

［32］同［6］a.

［33］这座小城发掘者认为属于新砦期，笔者认为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另文专门论述。

［34］同［25］：序1~4.

［35］此处先商文化主要是指早于早商文化存在的一些文化，以下七垣文化为主，以及郑州地区形成的一些下七垣、二里头和岳石混合类文化。

［36］关于南关外下层，学术界分歧很大，本文认为南关外下层和中层不宜合并，赞同南关外下层遗存是郑州地区形成的岳石文化与下七垣文化融合的结果。参见：王震中.先商的文化与年代.中原文物，2005，（1/2）.

［37］李维明.南关外期（型）遗存平议.中原文物，2013，（2）.

［38］a.李丽娜.关于郑州洛达庙期与南关外期文化性质的讨论.华夏考古，2008，（4）.

b.李维明.试探郑州市及郊区二里头文化分期特征//郑州青铜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31～36.

［39］郑州大学文博学院.豫东杞县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91～238.

［40］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开封市博物馆考古部，杞县文物保管所.河南杞县牛角岗遗址试掘报告.华夏考古，1994，（2）.

［41］郑州大学考古专业，开封市博物馆，杞县文物保管所.河南杞县朱岗遗址试掘报告.华夏考古，1992，（1）.

［42］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民权牛牧岗与豫东考古.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234～240.

［43］张小虎.尉氏县新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305～306.

［44］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77年豫东考古纪要.考古，1981，（5）.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队.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1）.

c. 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商丘县坞墙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2）.

d. 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南夏邑县清凉山遗址1988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11）.

e.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豫东商丘地区考古调查简报.华夏考古，2005，（2）.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周口地区考古调查简报//考古学集刊（第4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46］a.郑州大学考古专业.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8）.

b.同［39］.

［47］a.同［44］a.

c.同［42］.

［48］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鹿邑栾台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1）.

b.同［45］.

［49］a.同［44］d.

b.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南夏邑清凉山遗址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研究（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50］张志清.夏邑县三里堌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51］a.同［44］a.

b.同［44］c.

［5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豫东考古报告：“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野外勘察与发掘.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53］具体废弃于四期的早段还是晚段，等待详细材料的发表，参见：［6］a.

［54］以邹衡先生为代表，参见：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07，108.

［55］袁广阔.先商文化新探.中原文物，2002，（2）.

［56］李宏飞.二里冈文化形成之际郑州商城诸遗存分析//考古学集刊（第20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57］张国硕.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58］同［25］：716.

［59］同［25］：719.

［60］民权县的李岗、吴岗、牛牧岗遗址都发现了典型的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遗物，由于是调查材料是否确证有两种文化的地层和具体的遗迹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参见：［44］e.

［61］a.宋豫秦.论杞县与郑州新发现的先商文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133～148.

b.同［57］.

［62］庞小霞.岳石文化衰变原因新探//夏商都邑与文化（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514～523.

［63］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考古，1992，（2）.

（作者：庞小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华夏考古》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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