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1933年苏联饥荒发生的基本情况

　　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发生的这次饥荒持续了两年。这场饥荒波及范围广，规模大，从苏联西部的主要产粮区乌克兰、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区、伏尔加流域到东部的非主要产粮区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远东等都被卷入了饥荒。从人群分布上来说，农村居民受到的打击最大，同时城市居民也未能幸免。　　

饥荒的序幕（1928～1932年春）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量变达到质变的结果。同样1932～1933年的苏联饥荒也不是一夜之间就爆发的，在大规模的饥荒发生之前的1928～1932年春天，苏联各地一直存在粮食供应困难，并且随着苏联农村各种政策的实施，粮食供应困难的局面越来越严峻。

　　实际上，自1928年实行农业集体化以来，苏联的很多地方就出现了粮食供应困难。从1929年1月1日到3月15日，《农民报》主编收到了276封来自全苏各地农民反映农村中粮食短缺和价格过高情况的信件。[1]斯大林在1930年6月份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也承认在1928年初就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困难。[2]

　　从资料来看，此时的粮食供应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粮食困难不是某个地区特有的现象，而是存在于苏联广大的农村。从西部的主要产粮区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中央黑土区、北高加索、列宁格勒区、特维尔省、雅罗斯拉夫省、斯摩棱斯克省、梁赞省、白俄罗斯到东部的非主要产粮区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远东地区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粮食困难。[3]1929年10月份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收到的地方党委电报中多次提到了相关的情况。据乌拉尔的地方统计局的数字，截止10月10日当地的粮食缺口达到了2千万普特。[4]

　　（二）伴随着农村粮食供应紧张，很多地区粮价上涨。1929年3月3日来自列宁格勒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这里现在40%的农民没有粮食，到7月份的时候这一比例将会达到80%。市场上面粉每普特涨到了11卢布50戈比，燕麦4卢布……有一个农民卖掉了家里最后一头牛，得到了35卢布，但是却只买到了3普特的粮食。很多农民扔掉最后的一点点家底逃荒去了，甚至于有的人都饿死了。”[5]另一封来自俄罗斯维亚特卡省的信中写道：“两周前市场上面粉的价格还是1卢布30戈比，现在涨到了4卢布50戈比，黑麦从1卢布10戈比涨到了4卢布。我们从早到晚都在找粮食。”[6]

　　（三）不仅个体农民，参加集体农庄的庄员也陷入了粮食危机，并影响到了农业生产。在有的地方，人们在集体农庄辛辛苦苦劳作了一天，但是得到的食物却少的可怜，只有50克的肉和100克的粮食。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有的庄员在田里劳动的时候晕倒并被送到了医院。“还会有更多的人病倒，到时候就没有人劳动了。”[7]

　　（四）随着农村粮食局势越来越严重，城市中的粮食供应也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工人的状况更为糟糕。1930年3月份在白俄罗斯的维贴布斯克，“城市里尤其是工人的粮食状况特别糟糕……1月份每个人只能领到500克小麦面粉，3、4月则完全没有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向人们供应碎米，每个工人一个月可以领到1～1.5千克，而剩下的人一个月只有1千克……牛油只发给病人和小孩，一个月200克，大人则完全没有供应。牛奶只发给三岁以上的孩子，每天1/4升，而这些都是远远不够的……全年都严重缺乏皮鞋、靴子、布、香皂、植物油、糖、烟卷、罐头、香肠、鱼等等东西。”[8] 买粮食、肉、黄油等东西都要排队，并且有时候排队也买不上，黑市上粮价不断飙升，这些都激起了工人极大的不满。他们抱怨道：“我们又回到1918～1920年了……三年前什么都有，而现在什么都没有，不久我们就要喝西北风了。”[9] 工人们为了排队买面包而不得不旷工，饿着肚子上班，工业生产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930年4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斯克地区分局就已经做出了《关于出现饥荒征兆的报告》。报告中描述了当地粮食紧张的一系列现象和人们的恐慌言论。一个女教师在和集体农庄庄员交谈时说道：“农业合作社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向教师供应粮食了，不管走到哪里，哪里都没有粮食。已经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茶和糖。难道还能在这种情况下去学校工作吗？老师们不得不罢课，他们不能饿着肚子给学生上课。”[10]

　　面对这些严峻的情况，苏联不得不缩减国家粮食储备，并降低了一些社会群体的粮食供应量。1931年6月份的粮食过渡储备从6220万降到了4220万普特，缩减了32%；军事部门的粮食供应从2140万缩减到1640万普特，缩减23%;粮食和牲畜收购工作者的供应分别减少400万和200万普特；取消粮食联合100万普特的粮食储备；暂不缩减制糖、通心粉、酒精等工业企业的粮食供应。[11]

　　与此同时，1931年3月份到6月份，中央陆续向地方调拨粮食作为春播的种子和人们的口粮以缓解地方的困境，确保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下伏尔加、乌拉尔、哈萨克斯坦、巴什基里、中伏尔加、西西伯利亚、乌克兰、远东、摩尔多瓦、北高加索等地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援助，其中，仅3月8日中央政治局决议中就决定向粮食歉收的地区发放1385万普特的援助。[12]

　　虽然苏联政府向一些粮食困难的地区实施了援助，但是对这种困难的局面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所做的政策调整也没有彻底缓解粮食危机的困境。总之，从1928～1932年初，苏联广大农村和城市的粮食供应困难局面越来越严峻，人民生活日益困苦。随着1932年夏天的来临，粮食供应困难终于演变成了大规模的饥荒。

饥荒来临（1932年夏～1934年夏）

　　可以说，1928～1932年春天的粮食困难是饥荒的潜伏期，到了1932夏天，国内局势急转直下，饥荒终于爆发，在苏联的农业和非农业地区开始大规模蔓延。从1933年1月份开始，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和其他地区农村的饥荒加剧了，死亡率急剧攀升，终于在1933年6月新的收获期之前达到了高潮。至于饥荒消退的时间，农村和城市的情况并不一致。1933年收获期的到来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饥荒，较高的死亡率到1933年9月份开始降低。但是由于城市并不直接生产粮食，直到1934年6、7月份，城市的死亡率才开始走低。

　　与此同时，当饥荒发生的时候，苏联的报纸上不得出现任何此类消息，甚至于在党的国家领导机关内部也不愿意讨论农村发生的饥荒。他们都在忙于整治富农、镇压反革命势力、收购粮食。哈塔耶维奇后来说道：“直到2月中旬（1933年）由于饥荒引起的浮肿和死亡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重视，而且通报这些事件被认为是反党的，会批受到评。”[13]

　　一、农村地区的饥荒

　　在灾难面前，社会弱势群体总是最先受到打击。当饥荒来临的时候，苏维埃农村广大的粮食生产者——农民成了最先受到影响、受冲击面最广、受打击最严重的社会群体。这场席卷全苏的饥荒在农村地区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1932～1933年的苏联饥荒是全国性的，但是由于各地具体情况以及粮食缺口程度的差别，饥荒在主要产粮区、非产粮区的表现有时间、程度上的差别。在这场饥荒中，首先受到打击，同时损失也最严重的是苏联最大的产粮区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等地区，出现了粮食生产者却没有粮食吃的局面。

　　苏联最大的产粮区乌克兰比其他地方更早遭遇到饥荒。从1932～1934年乌克兰人口变化统计表中能够直观地看到饥荒在乌克兰从发生到消退的过程。统计表显示，早在1932年10月份开始，乌克兰农村地区就已经出现了比较高的人口死亡率，并且一直处于负增长阶段，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3年2月份。从2月份开始死亡率急剧攀升，到5、6、7月份达到高峰，此后开始有所回落，甚至于在10、11两个月份人口负增长停止。但是到12月份死亡率又开始上升并一直持续到了1934年5月份，3、4月份也出现了一个小高峰，相应的这一阶段人口也处于负增长阶段。从1934年6月份开始死亡率稳定下降，负增长消失，饥荒渐渐消退。[14]饥荒中的乌克兰是一副可怕的景象。1933年3月份，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的35个区中，有6436户家庭在挨饿，其中浮肿的有16211人，饿死的1700人。同时很多人也在同疟疾、伤寒等流行病做斗争。[15]

　　苏联其他产粮区的饥荒也有各自不同的时间。北高加索农村地区大规模的饥荒是1933年2月到来的，并且持续了整个春天和夏初——一直到收割运动为止。[16]沿伏尔加地区的饥荒是1933年1月底2月初来临的。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农民和工人浮肿的现象，但是边区政府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7]到1933年3月份，终于发展成了大规模的饥荒，最严重的是下伏尔加。[18]中央黑土区农村饿死人的信息最初出现在3月份，饥荒的中心是南部的产粮区，因为他们在粮食收购中遭到了最大程度的打击。[19]

　　在其他非产粮区，如乌拉尔、西伯利亚、中亚和远东等地的饥荒没有产粮区严重，时间上也比较晚。例如，在巴什基尔，到1933年5月份的时候粮食危机还没有达到饿死人的地步。[20]但是到了1933年6月初农民的粮食储备消耗殆尽了，在开始的播种运动中出现了农民大量浮肿，死亡的情况。[21]饥荒在乌拉尔的表现是特殊的流行病。它出现于1933年6月份并且在乌拉尔州19个区125个居民点蔓延。[22]1933年上半年，西伯利亚也经历着严重的饥荒，在城市和农村的一些地区出现了伤寒、疟疾、天花。很多地方的农民浮肿，吃各种糠秕、野菜。[23]1933年春天在远东地区也出现了农民和工人饿死的事例，例如阿穆尔州的扎维经斯基、塔姆鲍夫斯基。

　　（二）农民家里的粮食储备吃完之后，出现了很多吃粮食替代品的现象。在饥饿面前，人们已经顾不得道德和尊严了。人们逮着什么吃什么，甚至开始吃狗、猫、马皮、动物尸体。饥饿的人们在疫畜埋葬场为了马匹尸体上的残留物而争斗，成千的人在田地里徘徊，寻找一年前没有捡干净的麦穗，吃野菜和其他草类植物。中毒事件也时有发生。在中伏尔加的一个村庄，由于吃了一种带刺的野草有54人中毒，其中11人死亡。[24]不仅农民吃其他代替物和死狗，农村教师也吃。[25]

　　（三）在饥荒中出现了很多偷盗集体农庄粮食的行为。集体农庄庄员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分享农庄里的粮食。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报告，农村中偷盗粮食的行为很普遍。不但集体农庄庄员偷，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拖拉机站等领导人也经常参与其中。在乌拉尔的报告中，仅1932年8月和9月份就发生了1630起偷盗粮食案件，涉及3796人。[26]乌克兰的几个妇女在偷盗粮食的时候被当场抓住，逃跑的时候粮仓保卫人员开枪了，一个妇女被打死，一个受了重伤。[27]在下伏尔加，有的地方整个村庄都在偷粮，党员也不例外。有的人将偷来的粮食拿到黑市上出售。[28]在下伏尔加，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在偷盗粮食时被看守的警察杀死了。[29]为了引领舆论，《真理报》还大肆宣扬盗窃粮食造成的危害，建议严厉惩处这种破坏社会主义财产的行为。[30]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派人到农民家里搜查被偷盗的粮食，但是往往连农民自己本来的口粮和来年的种子储备也一起被没收。[31]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能制止住偷盗粮食的行为，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原因只有一个——生存。

　　（四）在饥荒的基础上各种流行病高发。据报告，在哈萨克斯坦仅1933年3月上旬记录在册的流行病例就有1636起，其中1349人为斑疹伤寒、194人肠伤寒、93人天花。在一个有4300多人的儿童福利院里，孩子们非常虚弱，并且得了肠胃病，每天都有42-45个死亡的。[32]在西西伯利亚，五月份患流行病的人数急剧增加，大部分人为伤寒、疟疾。在西西伯利亚的工业区和大城市也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流行病患者，四月份登记的人数为396人，5月份为618人，可见饥荒局势依然在加剧[33]其他地方由饥荒引起的流行病也非常严重。

　　（五）在主要产粮区出现了大规模的逃荒。1933年1月份，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地区自发的移民迅速发展起来了。逃亡的大部分是个体农民家庭，留下的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死亡。然而，当饥饿的农民逃离家乡之后，发现其他地方也处于饥荒之中。他们被迫到城市乞讨，但是在城市里他们还是没有面包，一方面，城市中的粮食危机也很严重，另一方面，他们被国家污蔑为“富农分子”，是阶级敌人。[34]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33年2月的报告中统计了仅1932年12月到1933年1月份乌克兰的逃荒人数。[35]在乌克兰仅两个月之内逃跑人数就有8.5万，9千多户。其中个体农民人数最多，占比47.9%，其次为集体农庄庄员——33%，富农——7%，集体农庄积极分子只占0.9%。

　　但是，针对农民的大规模逃荒，苏联政府采取了“封锁”政策，这种政策再很大程度上又加剧了苏联主要产粮区的饥荒。在“封锁”政策下，没有政府的允许农民不许私自离开村庄。乌克兰、北高加索、下伏尔加、中央黑土区、白俄罗斯、和西部地区重要的铁路线都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警察局的工作人员设置了屏障和哨卡，只有那些具有特殊证明和工作出差的农民才可以通行。[36]侦察小组和警察局还在城市的街道和住宅进行突击检查，逮捕那些没有出差证明的农民。[37]在基辅区也进行了内部封锁，1933年4月9日乌克兰通过了《关于为了减轻基辅市粮食供应压力禁止无家可归者进入市区》的决议。[38]不仅在城市和铁路沿线与逃荒者做斗争，而且在人口最密集的农村居民点也实行封锁。集体农庄积极分子和共青团员昼夜不分地监视着他们所管辖村庄的动态。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和警察也密切配合着这项工作。[39]

　　大量文件证明，中央所采取的措施在制止农民逃荒的行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乌克兰、北高加索、下伏尔加地区大规模的逃荒停止了。[40]逃荒中的大部分是个体农民家庭，在乌克兰，那些被押解回原居住地的农民发现在他们逃荒期间自己的土地被集体农庄吞并了，重新划分给他们的是面积最小、最不适宜庄稼存活的地段。[41]

　　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33年4月22日的报告，在全苏联总共逮捕的农民达到了258401人，被送回原籍的230633人。其中乌克兰相应的人数为37924和34433人，北高加索为47317和36611人，中央黑土区为52334人，并全部被遣返。[42]但是不管逃荒还是被送回原籍，很多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

　　毫无疑问，“封锁政策”加剧了农村的饥荒，但是如果1933年在饥荒席卷全国的情况下没有采取措施制止主要产粮区的农民逃荒的话，那会是怎么的情景呢？一方面，大量饥饿的农民散布于全国，而农村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缺乏。只有将农民控制在农村才可以在危机条件下保存集体农庄组织，保障一定的农业生产秩序。危机的加深不管是对农民，还是对国家来说都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唯一可选择的就是控制混乱局面，防止农业崩溃。另一方面，散布于全国的饥民对社会秩序形成了危害。这段时期，国内的刑事案件高发，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者变成了“大道上的强盗。”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的地方发现了大量携带家属的逃亡的乌克兰富农，他们隐藏在森林里，武装抢劫、勒索、残害过路者，并且偷盗和烧毁集体农庄的粮食和财产。[43]

　　（六）在哈萨克斯坦，由于饥荒出现了大量的人口迁移。早在粮食困难还没有演变成大规模的饥荒之时，已经有哈萨克斯坦牧民越境迁移。在哈萨克斯坦边区委员会的报告中，“仅1932年1月份就发生了7次大规模的迁移，其中5次被阻止。成功逃亡中国的170户中，30户为大地主，剩下的都是贫农和中农……在迁移的人群中还有5个共产党员和9个共青团员。”[44]到1932年12月份，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很多人也死于迁移途中，儿童死亡尤其严重。1933年，成千上万的哈萨克人迁移到了同样也经历着饥荒的西部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为了争得生存机会，他们与当地人爆发了不少冲突，但至少他们在集体农庄和当地的工业企业找到了工作。

　　（七）在饥荒中因为缺少饲料，牲畜也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乌克兰、下伏尔加、中央黑土区、乌拉尔、莫斯科区等地损失最为惨重。在北高加索，畜力数量一直在下降。1932年6月的时候集体农庄里的牲畜还有548258头，到1933年4月份时已经减少了462800头，占比84%。仅四月上旬，登记的畜力损失就有5800头。[45]

　　二、城市的遭遇

　　当饥荒在农村肆虐的时候，城市同样也经受着饥荒的折磨。那些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城市居民中间也出现了粮食危机。

　　到1933年初，城市的粮食供应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很多城市的市场上已经没有了粮食，即使有，粮价也是高的离奇。在中伏尔加地区，从1932年2月份下旬开始市场上几乎没有面粉了，燕麦的价格涨到了每普特120卢布，小麦180卢布！[46]而当1928年燕麦涨到每普特4卢布的时候贫农和中农就已经买不起了。城市生活中一直持续的现象就是为面包而战，在粮食货摊前总是排很长很长的队。“尽管粮食的价格非常高，并且数量很少，但排队买粮食的人还是有1000多。”[47]斯大林的私人翻译也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1932-1933年冬天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情况。他说道“市场已经被封起来了，因为没有人，也没有东西可卖了。市场周围平时挤满了流浪的人们。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忘记，当时不得不跨过一具具已经冻僵的尸体。早晨，警察会来收尸…这些被冻僵的一堆堆尸体和破烂的衣衫令人毛骨悚然。”[48]

　　与官方宣传的一样，粮食收购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工人阶级”的口粮，是为了让他们和“工农联盟”中的农民一起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斗争。但是工人阶级的口粮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乌拉尔一家机械厂的工人从1932年的11月、12月、到33年的1月完全没有领到过粮食。[49]有的地方直接取消了工人及其家属的口粮，只有被认为比较重要的工种才按照正常定额发放粮食，成人每天300克面包、满12岁的儿童150克。[50]下面这份表格显示了位于俄罗斯西部布良斯克州克林齐市1933年6月份发放给工厂工人的全部口粮：

表2.1 1933年6月份克林齐市发给工厂工人的全部口粮

食物种类

ОРС呢绒厂

ОРС捷尔任斯基工厂

工人

家属

突击手

工人

家属

突击手

面包

400克

150克

—

490克

150克

—

鲱鱼

2000克

—

3000克

1000克

—

—

奶渣

1000克

500克

—

1000克

—

1000克

糖果制品

600克

1100克

500克

500克

500克

—

碎米

500克

800克

—

500克

800克

—

植物油

—

—

—

—

—

500克

面包补充物

—

1000克

—

—

1000克

—

牛奶

—

7升

—

—

—

7升

　　资料来源：Редакция Кондрашин. В. В.. И. д.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493.

　　我们看到，在1933年6月份饥荒的高峰期，工人的粮食供应情况非常糟糕，整个6月份工人面包的供应量最多只有490克，只有鱼类、糖果制品供应相对来说稍微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中伤寒、浮肿、虚弱的人相当多。下面的表格中显示了克林齐部分企业登记的工人浮肿数字：

表2.2 1933年6月份克林齐部分企业工人浮肿数量

企业名称

1933年6月16日

1933年6月28日

列宁工厂

50

100

共产国际工厂

35

48

诺金工厂

30

60

十月革命工厂

20

35

捷尔任斯基工厂

53

84

红色伟人皮革厂

20

35

革命浪潮工厂

—

25

革命道路工厂

—

23

总计

208

410

　　资料来源：Редакция Кондрашин. В. В.. И. д.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493.

　　我们看到，6月末的浮肿人数几乎是6月中旬的2倍，这说明饥荒不但没有消退的趋势，反而在继续加剧。所有地区都缩减了工人和其家属的粮食供应，以至于发生了外国人从苏联的工业企业逃跑的现象。在中央黑土区赫列夫诺耶地区的统计中，1933年3月1日到7月1日四个月之间死亡总计527人，而7月1日到7月10日十天之内死亡人数就达到了473人。[51]在工业企业里，工人在工作期间由于饥饿而晕倒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导致了机器的故障和残次品的出现。[52]

　　粮食危机不仅发生在工人身上，也发生在那些“特殊人群”中间。[53]从地方到中央都降低了对教师、学生、邮递员、医务工作者、农业工作者、红军家属、警察、国内战争伤残人员、工人家属、农业苏维埃代表的粮食供应。[54]这些措施威胁到了小企业、区执行委员会职员的工作，正常的办公、行政秩序受到打扰。甚至在红军部队里也出现了饥荒，当然挨饿的还有他们的家属。[55]由于食物不足，在警察队伍里也出现了浮肿。[56]1933年3月份，中央发给高级红军军官及其家属的粮食补贴也被取消。[57]

　　城市居民最悲惨的境遇发生在1933年4月到6月。根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数字，这段时期城市中由饥荒引起的死亡迅速增加，并且出现了很多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在很多城市出现了“市场上出售人肉并以此为目的的袭击。”[58]人们在严重超负荷的医院里因为消毒室以及食物的严重不足而死于伤寒。[59]此时国家的卫生系统已经无力和饥荒做斗争，负责救治他们的医生也被饿死了。[60]

　　甚至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两个苏联最大和最重要的城市也面临着粮食危机。1932年12月1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决定从1933年1月份开始，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12月份的基础上分别取消10万和8万人的粮食定额供应。[61]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情况都是如此，其他城市就可想而知了。

　　苏联的城市到处都笼罩着饥荒的阴影。从下面这份1927～1934年俄罗斯联邦十个城市中人口净增长率的统计表格中可以直观的看到城市中饥荒从逐渐加剧到消退的过程：

表2.3 1927-1934年俄罗斯联邦十个城市中人口净增长数资料来源：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В 3 томах. Т. 1. Кн. 2. М.: МФД, 2011. Стр. 376-377.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阿尔汉格尔斯克

1479

1377

1378

-1152

656

-213

-3049

-1629

沃罗涅日

1185

1136

1082

926

918

1062

-1899

-776

高尔基

3949

4740

4715

3864

2072

4177

-702

3462

古比雪夫

2058

2018

511

1507

-757

-1467

-8501

-5426

新西伯利亚

2726

2390

2120

1132

203

-2629

-2764

-993

萨拉托夫

2141

1760

1326

532

-599

-4614

-20127

-2539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2082

2508

2296

1170

-629

-588

-4984

2113

斯大林格勒

2768

2955

2252

990

1412

-1746

-9922

329

图拉

2282

1735

1732

1199

1368

1530

-1237

-1379

车里雅宾斯克

1062

1073

882

-90

-86

1683

-6635

-506

　　上面表格显示，1927～1929年，城市人口净增长数大体平稳；1930年净增长数开始下降，部分城市下降明显，有两个城市出现负增长；1931年净增长数大幅下降，4个城市出现负增长；1932年负增长城市达到了6个，负增长数增加；1933年不但十个城市人口净增长数全部负增长，且负增长数大幅上升，部分城市负增长数数倍于1927～1929年的正常水平，如阿尔汉格尔斯克、沃罗涅日、古比雪夫、萨拉托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斯大林格勒、以及车里雅宾斯克等7个城市；1934年仍然有7个城市负增长，负增长数开始回落。[62]

　　在这场饥荒中苏联大地一片萧条，到处都笼罩着饥荒的阴影。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主要产粮区还是非主要产粮区，都无一幸免，这场饥荒是全苏联人民共同的悲剧。在这场饥荒中，作为主要产粮区的乌克兰、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区、伏尔加河流域等地都成了重灾区。饥荒逝去之后，由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推动，这场全国范围的饥荒长期被当做乌克兰饥荒，并且被乌克兰和西方的反苏、反俄人士作为苏联高层领导人专门针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来大力宣传。通过对饥荒的过程、范围、规模的解读，可以明确的说，饥荒没有任何民族色彩，更谈不上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如果非要说饥荒具有某种色彩，那也是阶级色彩，而非民族色彩。

　　此外，饥荒不是突然爆发的。1928～1932年春这段时间的粮食困难可以说是饥荒的潜伏期，饥荒的高峰期发生在1932年夏到1933年秋，即从1932年收获之后的粮食收购开始到下一个收获期，完全结束则到了1934年的夏天。在粮食困难时期，农民的处境已经非常艰难，但是国家没有看到可能的危机并忽视农民的利益，继续执行错误的农业政策，最终在各种矛盾不可调和之时危机爆发，使苏联农业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广大的苏联社会则陷入了饥荒的梦魇。

　　注释：

　　[1]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первый. 1929－июль1932. Документ № 2.

　　[2]《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245页。

　　[3]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первый. 1929－июль1932. Документ № 2.

　　[4] 同上№ 30.

　　[5]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первый. 1929－июль1932. Документ № 2.

　　[6] 同上 № 2.

　　[7] 同上№ 92.

　　[8] 同上№ 104.

　　[9] 同上№ 106.

　　[10] 同上№ 92.

　　[11]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первый. 1929－июль1932. Документ №244.

　　[12] 同上№ 571.

　　[13]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p214.

　　[14] Редакция Кондрашин. В. В.И. Д.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В 3 томах. Т. 1. Кн. 2. М.: МФД, 2011. С. 360～365.

　　[15]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532.

　　[16] 同上№ 336,38,339,343,353.

　　[17] 同上№369～371.

　　[18] 同上№ 375.

　　[19] 同上 № 420-421.

　　[20] 同上№ 444.

　　[21] 同上№ 448.

　　[22]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460.

　　[23] 同上 № 474.

　　[24] 同上 № 386.

　　[25] 同上№ 402.

　　[26] 同上№ 155.

　　[27]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p170.

　　[28] 同上。

　　[29]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410.

　　[30]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p177.

　　[31]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p178.

　　[32]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315.

　　[33] 同上№ 474.

　　[34] 同上№ 323.

　　[35] 同上№ 265.

　　[36] 同上№ 267.

　　[37] 同上№ 269.

　　[38] 同上№ 272.

　　[39] 同上 № 262.264.

　　[40] 同上 № 268.

　　[41]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270.

　　[42] Сталин и Каганович. Пересписка.1931-1936гг. 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 2001.с160

　　[43]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273.

　　[44]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первый. 1929－июль1932. Документ № 513.

　　[45]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323.

　　[46]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313.

　　[47] 同上№ 313.

　　[48]（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薛福岐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169～170页。

　　[49]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313.

　　[50] 同上№ 313.

　　[51]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442.

　　[52] 同上 № 320.

　　[53]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73.

　　[54] 同上№ 70,75.

　　[55] 同上№ 326～330.

　　[56] 同上№ 393.

　　[57] 同上 № 327.

　　[58] 同上№ 317.

　　[59] 同上№ 315.

　　[60] 同上№ 324.

　　[61] 同上 № 76..

　　[62]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третий. Лето 1933 – 1934.C376～377.

　　作者简介：张丽娟，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