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院

　　凡是通史著作或带有部分通史特性的史著（如各种专门史、断代史），都需要把漫长的历史过程划分成若干个时期来叙述。表面上看，这似乎并未带有任何历史观或价值观的预设。但事实上，无论史家做何种历史分期，都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某种衡量、筛选历史的尺度或标准，都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历史观，也就有可能蕴含后现代理论家所说的对某种权力、秩序的认同。因此，所谓历史分期，就是史家以不同理论范式为尺度，在历史记录中置入时间或时代的分割点，以划分世界历史时段的做法。

　　历史分期有其实际功用，它能帮助史家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并使读者更易理解世界历史的变化和连续性。有学者将其形象地比喻作“分析棱镜”，通过它可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各种有意义的集合，以更好地揭示事件或趋势发生的原因。但20世纪以来，国内外世界历史领域出现了多种历史分期观，所以，近年来围绕世界历史分期观展开的讨论亦算比较热烈。这场讨论揭示出，历史分期虽然是个“老”话题，但仍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包括各种分期依据的理论范式是什么，分歧何在，哪些问题随着讨论的深入已得到初步解决，哪些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等等。故有必要对这场讨论进行认真总结。

　　本文拟在总结和讨论20世纪以来，中外学界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历史分期方案的基础上，对怎样在唯物史观指引下，构建科学的世界历史分期体系做一些探索，以供学界同仁批评、讨论。

　　一、“模糊”的“克里奥酒店”：不断变化的历史分期

　　在世界历史分期的相关讨论中，有一个形容词出现的次数最多，那就是“模糊”。如彭慕兰以“朝向模糊的分期”为文章的节标题，如美国《世界历史》杂志编辑杰里·本特利则认为有种巨大的模糊性包围着世界历史，又如劳伦斯·贝斯曼认为分期具有双重模糊性，一方面，因为其模糊，才好用；另一方面，又因为其模糊，才什么都不是。

　　历史分期的“模糊性”及争议性是近现代历史学面临的一个老问题，这似乎与史家多少有些轻视对“时代”的研究有关。1895年阿克顿勋爵在剑桥大学的就职演讲中，就提出“研究问题比研究时代（periods）更重要”，但矛盾的是，他的论述中又不断使用诸如“中世纪”这样的“时代”概念。这表明历史学家无法在离开“时代”划分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历史认识。尽管如此，1940年代，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仍赞成阿克顿的观点，认为那些“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家们全都是在研究时代；他们对于某类一定范围的事件收集了全部现存的证词，并枉然希望着从其中会产生出某些东西来”。

　　虽然存在因历史分期“模糊”或轻视“时代”研究，而导致主张放弃探讨历史分期的声音，但当代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历史分期仍有重要作用。第一，它将历史过程概念化，并赋予其特定历史意义，还为“历史研究、教育学和学术提供足够的学术真实性”。史家选择某些事件作为标志，以建立时间框架，并为历史变化赋予基本主题。第二，分期仍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数据排序和分析方法，通过对时段的划分，可定义同类事件。

　　1970年代后，历史分期讨论受到了西方史学后现代“历史叙事”转向的影响。叙事理论认为，世界历史分期与宏大叙事有密切关系，它是宏大叙事在时间维度上的“框架”和“结构”。后现代历史叙事基于“线性”与“复线”两种不同的世界历史宏大叙事框架，将历史分期分为两类：线性叙事的观点认为，世界历史整体上是一个线性、连续的事件系列，表现的是世界历史起源的关键事件A如何通过一系列关键事件或步骤B、C，到达故事的终点D的。所以，历史分期就是寻找合适的标志性“事件”来断代，并阐明其关键意义。而复线叙事的观点则认为，世界历史并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由过渡和转换组成。每一个都有特定的时间结构和动态、独特的转折点与空间位置——后者可以称之为地方时间”，因而，历史分期是多样性的甚至是断裂的。“复线”与“线性”世界历史分期的主要区别在于：（1）“多个时间尺度”与“单一线性时间尺度”。（2）“更复杂的推测”与“简单的时间重合或连续”。（3）“强调偶然性、互动关系、多样时间的解释框架”与“简单解释发生了什么、按时间排序的动作和事件”等。

　　大部分史家虽承认历史分期很重要，但对如何“分期”，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正如大卫·布莱克本所说，分期是历史学家建构的产物，他们总被此前历史学的分期所包围，但这个分期的整体框架总在变化，“旧的未去，新的又来”。他将这种现象形象地比喻为“历史女神克里奥开设的酒店”：“我们应该想象一个大酒店，新客人不断入住，老客人却从不离开。”

　　二、西方学界的世界史分期

　　1.“古代—中世纪—现代”的“现代性”三段论分期

　　在20世纪的历史分期中，“古代—中世纪—现代”的“现代性”三段论分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种分期方案。它萌芽于文艺复兴，奠基于18、19世纪史学的专业化，至今仍然发挥着较大影响。

　　14世纪的彼得拉克认为，410年罗马沦陷后的这段历史时期是黑暗且邪恶的。因此，他把欧洲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古罗马与古希腊时期，另一个是“黑暗时期”。15世纪的人文主义学者比昂多则将后者命名为“中世纪”，并在16世纪得到乔治·瓦萨里和让·波丹的支持。1666年，荷兰历史学家霍恩纽斯（Georg Hornius）首次在著作中采用了“古代—中世纪—现代”的三段论分期。1696年德国历史学家塞利留斯（Christophorus Cellarius）则通过他的《新历史》一书，让这种分期广为人知。此后，随着19世纪末欧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全球扩张，欧洲史学的“三段论”分期得以向全世界传播。

　　但20世纪初期以后，三段论分期受到很多西方学者的批评。对斯宾格勒来说，倘若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现代”，将成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空洞无物且又毫无意义的体系”，西欧成为一个坚实的“极”，其他“千万年来的伟大历史和遥远的强大文化”都围绕这个“极”旋转。汤因比认为，这种“竹节”式的“古代+中世纪+现代”的公式是错误的，完全是以地中海和欧洲的时空取代“世界”。科泽勒克认为，由“古代、中世纪和现代”构成的三位一体，让人们屈从于“一种神秘的模式”，并成为一些著作默认的结构。它对解释事件与持续的时间流没有任何直接用处。相反，造成了历史的“非同时性”或者“时代错乱”，故必须要从理论上澄清宏大叙事时间结构与具体地区、具体问题间的冲突。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历史学才会前进。叶杜泽夫则认为，现代性三段论反映的是欧洲历史经验，如果三段论分期是有限的和特殊的，那么如何能够基于它，设想一部世界历史？

　　正因三段论分期隐藏着某种欧洲历史经验偏好，故容易出现各种偏差，包括但不限于：

　　第一，“二元对立”倾向。通过三段论分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历史类型：一类是欧洲、西方、白人、男性和精英上层，另一类则是东方、非欧洲、“有色人种”、女性和庶民中下层。两类或者处在某个宏大叙事或比较的两端，譬如“专制”与“民主”、“野蛮”与“文明”；或者时代不同步，譬如“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但领先者总是落后者的发展目标和终极归宿。

　　第二，单方面的“遮蔽”。从新石器时代和古代文明，再到信息革命和全球经济，世界历史叙事往往由“起源”和“革命”驱动。三段论及其细分的各种时间表侧重于表达“西方”的各种“第一”，而有意淡化了其反面，如“暴政的奠基者、种族灭绝之父或生态破坏的始作俑者”等。世界历史由此显得像一幕节奏缓慢的“进步”喜剧。

　　第三，对“现代性”的偏好。世界历史似乎注定只会朝“现代”这唯一的方向前进。这是19世纪以后许多史家所共有的“旧黑格尔主义路线”。对黑格尔来说，历史不仅通过时间，而且通过空间，展现绝对精神从亚洲起源到欧洲结束的过程。自从他把世界历史的起源指定给了亚洲，把世界历史的实现指定给了欧洲，东方就变得静止或沉睡。

　　虽然“三段论”分期具有偏差，却仍像一件紧身衣一样，牢牢地裹住了西方学术界。它不但决定了历史学系结构、研究生培养方案、专业协会组建和专业期刊出版等，还决定了人们如何想象和感知事物的开始、中间和结束。“这是阴险的。其中既有强大的既得利益，也有纯粹的惰性。”因此，自197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各种替代与反思现代性三段论分期的世界史框架。

　　2.基于交往—联系的“世界体系”和“全球史”分期

　　二战之后，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现代性三段论历史分期被削弱。1970年代基于资本主义贸易和劳动分工的“世界体系论”和1990年代后强调全球互动联系日益紧密及相互依赖的“全球史”，先后两个波次推动“整体”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发展。二者的共同之处是，都侧重于从“交往、互动与联系”的“整体”（“体系”或“网络”）角度，来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并试图为当代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寻求一种新历史背景表述。故笔者将它们归为一类来分析。

　　（1）世界体系的历史分期

　　1974年以后的几十年里，世界体系论的开创者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主要关注的是，一个以西欧为核心区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是如何在16世纪以后实现全球主导地位的。沃勒斯坦认为，16世纪之前只有世界帝国，之后却以贸易和劳动分工为基础，形成了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基于这种理解，他初步将世界体系分为“四个主要时代”：1450—1640年，为“世界体系的起源和早期状态”；1640—1815年，为“世界体系的巩固”；1815—1917年，为“世界经济体转变为全球性事业”；1917年至今，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巩固以及这种巩固引发的特殊‘革命’的紧张局势”。

　　对沃勒斯坦的世界历史分期，西方学界的批评主要有两点：第一，学者们虽然支持沃勒斯坦用经济因素解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基本逻辑，但认为这种“以贸易和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在前现代的非欧洲地区也曾有过。其中虽有军事、文化力量的作用，但主要是经济因素。第二，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里，欧洲国家及其代理人始终是动态和主动的，而被世界体系卷入的非西方社会则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因而，西方核心区与非西方的半边缘、边缘区之间的交流是单向的。非西方地区被简化为遥远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故仍有欧洲中心论之嫌。

　　此后，受沃勒斯坦影响，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Janet Lippman Abu-Lughod）于1989年出版了《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提出了另一个世界体系的版本。她认为欧洲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前，在1250—1350年的亚洲就曾存在一个亚洲贸易体系。但在解释亚洲贸易体系缘何会被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取代时，阿布－卢格霍德并不是从商业、经济和贸易角度出发，而认为是历史的偶然性，例如亚洲鼠疫的流行（欧洲称为“黑死病”）、蒙古贸易路线的崩溃和中国明代宫廷的政策等，造成了全球贸易体系的根本性转变。A.G.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巴里·吉尔斯（Barry Gills）则将世界体系的时限上推至距今5000年前，认为在两河流域、埃及和印度河等每个地区，都曾有一个霸权中心、内陆腹地和从属外围带的“世界体系”结构。中亚曾经是连接地中海世界和亚洲的三条贸易路线的中心，直到1500年之后，被西半球的世界体系取代。转化的原因则是来自于技术优势的转移。

　　对于沃勒斯坦开创并由其追随者不断阐释的世界体系而言，虽然通过强调1500年前非洲、亚洲等非欧洲地区就已存在世界体系，部分地摆脱了西方中心论，但仍然有其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过分重视“体系”和“结构”，却未能解释世界体系得以产生的历史原因。“沃勒斯坦拒绝认真对待文化、偶然性或人为因素，这意味着尽管他有宏观分析的雄心，但他对世界历史的结构性方法最终主要是描述性的，在解释方面却不令人满意……无论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当结构作为人类能动性的替代品时，历史背景和因果关系都变得无法理解。”第二，低估了本土力量在塑造世界体系中的作用。虽然地区贸易体系中的剩余产品交换，可能会有利于核心区的物质积累，但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相较于古代社会的其他变迁动力，贸易交流的重要性到底有多高？贸易带来的剩余产品积累在社会总体剩余积累中，到底能占多大比例？世界体系内的剩余产品交换，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本土力量的文化习惯、价值体系和宗教取向？

　　（2）强调互动联系的全球史分期

　　除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之外，二战之后特别是1990年代后，还出现了一种强调全球互动联系的“全球史”分期。林恩·亨特在《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中已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引者按：英语学界）书名中带有‘全球化’字样的书籍还是凤毛麟角；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该类书籍急剧增加，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头10年”。她认为，1985—1991年间苏联的解体以及1980年代兴起的信息产业经济，让“全球化”（以及后来的反恐战争）填补了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分裂所造成的意识形态真空，是新的“全球”世界历史兴起的原因。

　　在全球史分期方面，可以分为非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两种取向。

　　非西方中心论的分期，试图通过将全球互动联系的时间上推至“现代”以前，试图在历史变迁动力上，通过强调“多文明”“互动”以及“非西方”的作用，来达到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目的。如威廉·麦克尼尔强调文化、生物、通讯技术等在促进全球联系上的作用。他认为在第一个大阶段，公元前1700—公元前500年左右，一个中东世界体系发展起来，印度、希腊、中国三个外围文明也随之发展起来，此为变革扩散的古代时代。第二个大阶段，公元前500—公元1500年，欧亚文明处于均势，欧亚连接成为“生存圈”，此为区域间平衡的中世纪时代。第三个大阶段，西方统治的时代，从1500年至今，此为西方起飞和全球统一的动荡现代时代。而杰里·本特利则认为，世界历史“联系”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大规模移民、帝国扩张和长途贸易”三个关键过程，由六个主要时期组成：早期复杂社会时代（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古代文明时代（公元前2000—公元前500年）、古典文明时代（公元前500—公元500年）、后古典时代（500—1000年）、跨区域游牧帝国时代（1000—1500年）和现代时代（1500年至今）。大卫·诺斯拉普则把世界历史分为两个时代：1000年前是由分歧主导的时代，1000年以后则是趋同时代。安东尼·霍普金斯在其编著的《世界历史上的全球化》一书中，将全球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多区域中心的“古老全球化”时代，从古代一直延伸到16世纪。（2）欧洲“原始全球化”时代，16世纪到17世纪。（3）现代全球化时代，从工业革命至今。约翰·霍布森则将全球化区分为“东方全球化”（500—1830年）和“西方全球化”（1830—2000年）两大阶段。这两大阶段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原始全球化”（500—1450年）。这一阶段中，1100年以前，中东、北非为主导。第二阶段，早期全球化（1450/1492—1830年），由中国主导，但西方开始兴起。第三阶段，现代全球化（1830—2000年），由欧美主导，日本和中国复兴。第四阶段，后现代全球化（2000—？），中国和印度上升，欧美地位下降。

　　而基于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史分期，则偏好以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与19世纪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和“帝国扩张”等作为分期的标志和依据。此种分期观点认为，重大全球互动的例子应从15世纪末特别是1492年后建立的美洲和欧亚大陆划时代的相互联系开始算起。杰弗里·甘恩认为，“第一次全球化正是随着哥伦布和达·伽马航行后的欧洲扩张而开始的，此后非—欧—亚洲（Afroeurasian）内部的相互联系才日益加深”。而更细致的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史分期则几乎成了欧美历史的大事年表，如1492年、1521年、1571年、1648年、1789年、1848年、1873年、1913年、1929年、1945年或1973年。布鲁斯·马兹利则认为，“欧洲国家是探索与开发地球的主要机构……全球化的早期阶段是由民族国家这一形式实现的……新大陆的发现，麦哲伦随后在1517—1520年的环球航行以及后来的远东发现之旅”。汤姆·弗里德曼则用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和“个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竞争”等划分全球化的三个时代。

　　包含世界体系论在内的广义全球史与“现代性”三段论历史分期的不同在于，它从后者强调的由欧洲或西方推动世界历史的整体“进化”，转向重视不同民族的“互动”与“相遇”，试图通过强调“全球化”是一个由众多参与者“互动”创造“体系”或“网络”的全球进程，来摆脱西方中心论。但从其具体史学实践看，很难说这一目标已经达成。首先是其无法否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工业革命”“民族国家”等经济、政治要素在推动全球化中所起到的作用，因而在划分全球化分期节点时，仍无法脱离1500年和1800年等相应时间与事件节点，最终历史叙事上仍是在阐明“全球化”需追溯到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17世纪科学革命和启蒙哲学等。其次，即使是强调非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史历史分期，其总趋势也在证明，随着全球化的世界推进，欧美等“西方”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大，最终仍不得不以欧美为中心。

　　此外，在全球史的叙事分期中，还隐含着一种对“互动”和“联系”的偏好，并由此钟爱那些“互动”“联系”良好的社会、区域或者时段，这易导致历史评价上的偏差。例如它可能高度评价中国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而对于停止海上探险、停止与世界联系的中国其他时代，例如1793年乾隆皇帝对英国通商提议的拒绝，就评价较低。在这种重视“联系”的逻辑下，“排外”的中国很易被全球史叙事视为已偏离了世界历史的主要方向。作为这一逻辑的反例，日本倒是在19世纪加强了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却最终导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产生。

　　3.佩里·安德森的“过渡期”分期理论

　　西方虽然有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但将马克思主义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相结合，特别是提出不同于苏联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推动力的五种社会形态历史分期的分期理论并不多见。佩里·安德森是其中一位，他主要围绕着古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近代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现代资本主义向后现代资本主义三个“过渡时期”开展工作，并由此提出世界历史的相应分期。

　　安德森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演进僵化地理解为线性演进模式。“要想揭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出现的秘密，就必须坚决抛弃任何简单的进化概念，即认为一种较低的生产方式被一种较高的生产方式所包摄，一种生产方式完全是通过一种有机的内在连续过程而自发地产生并取代另一种生产方式。”

　　在能否使用“社会形态”划分世界历史的问题上，安德森的变化在于，他试图打破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间的固定呼应关系，而是强调某一具体社会形态下，可存在多种生产方式的组合。例如中世纪就仍存在古代和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中则有古代和封建生产方式。而在多种生产方式的并存与组合中，总有一种是压倒性和主导性的。“历史的实际运动绝不是从一种纯粹的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简单转变：它总是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形态，在其中又有若干种生产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尽管有一种占主导地位。”

　　无论是以社会形态还是以上层建筑为依据，安德森认为都很难找到一个世界历史所共同遵循、整齐划一的时间“分期”方案。历史分期“基本的统一性是真实而深刻的，但是这不是一条直线上的统一”。例如，就欧洲的绝对主义来讲，各绝对主义国家的“重大结构在时间上的巨大差异必然呼应着它们的构成和演变的深刻差异”。

　　在重视非西欧、非欧洲历史经验的前提下，安德森试图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历史学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并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既“一般地”又“具体地”考察欧洲历史与世界历史的“模式”以及各地区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从而克服苏联式的僵化“社会形态”分期。“欧洲大陆相对‘落后’地区（东欧）的发展向更‘先进’地区投射出不寻常的灯光，往往提出西欧内部的，被纯粹的西欧内省的局限所掩盖的新问题。”

　　但安德森在摆脱僵化社会形态分期的同时，又陷入一种新的西方中心论之中。

　　首先，就其研究的中心——“西方”历史而言，其历史分期的主线仍是基于“古代—中世纪—现代”的三段论。相应的基本叙事线索：在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时期，“奴隶制发展为有组织的生产方式，正如它在希腊一样，开创了罗马文明的、真正的古典模式，达到了其权力和文化发展的顶点”。此后，奴隶生产方式的瓦解与蛮族入侵后的原始生产方式混合，产生了封建生产方式。文艺复兴后，通过“古代”（antiquity，尤指希腊罗马时期）与封建主义的结合，诞生了资本主义。而后，到20世纪后期出现后现代主义。倘若只就西欧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西欧历史分期是能自圆其说的，但若考虑到作者常持有的，基于军事压力或殖民压迫征服，其他地区也会被裹挟入这一进程的文明扩散论调，就又回到了西方中心论的老路。

　　其次，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能在欧洲“独一无二”地出现，是源自“古代和封建主义的联结”。这本来是他反对僵化线性进化史观的立论之基，但在具体史实论证中常详于欧洲而疏于其他地区，且常从西欧历史经验去考察非西方，结果就演变成了一种“西欧（典型）与非西欧（变型）”的对比，并最终将这种欧洲经验的历史独特性，论证成某种“命定性”。“在这个关节点上（引者按：文艺复兴），由于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和新世界的发现，欧洲国家体系获得了一种彻底的独特性。”而这些“独特性”就“使欧洲有别于日本（更不用说伊斯兰或中国）的经历。”最终导致的是这样一种推论：只有欧洲才恰好有这种适合资本主义、适合绝对主义国家产生的“生产方式组合”，并进而发展出资本主义，而其他地区则不行。

　　4.解构“人为分期”和“复原野蛮人历史”的后现代分期观

　　1970年代，后现代历史叙事论兴起后，对现代性三段论和全球史历史分期框架均表示了质疑。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性三段论分期依赖的是18—19世纪，以“理性和科学”为基础的西方胜利主义，而包括世界体系在内的全球史在重构世界历史的时间和空间模式上也并不成功，它们仍然受到现代性世界叙事的深刻影响。基于这些认识，后现代主义着力解构现代性与全球史世界历史分期中，暗含的时间同质性和目的论等宏大叙事认识的前提和逻辑。

　　（1）历史分期是用“情节”弥补世界历史的异质性与混乱性

　　后现代主义将历史分期看作史家强加给世界历史的一种主观修辞结构。后现代主义认为，传统与现代史学“开头和结尾”的分期手法本质上建构了一种命名、选择和排斥的修辞，它成了一种对特定事件排序的预设结构，目的在于论证现代性启蒙的合法性。如福柯认为，当历史被划定为某些特定阶段时，这些阶段就具有了宏大叙事的功能。它决定了一种“总体历史的任务”，即发现某个具有“内聚力”的中心，以建立“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的全面描述。因此，后现代主义主张应打破现代性分期，赋予世界历史以开放性意义。

　　后现代主义认为，分期时间并非历史事件发生的真实“历史时间”，而是具有某种情节预设的“叙事时间”。真实历史时间的发生和体验原本是“不协调”的，但通过历史分期，历史学家可以“综合”各种“异质”，令“历史中的活动者、目的、手段、互动、环境、意想不到的结果”等不同元素在历史叙事中协调起来。如保罗·利科就将分期看作史家运用“时间”编排和设定历史叙事情节，为真实历史“塑形”如同“整容”的一种表现手法。史家“借助这些概念……来调整历史塑形的新方式”。海登·怀特也曾强调“历史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区别。“为了使一种对事件的记述能够被看作一种历史记述，仅仅将它们按最初发生的顺序记录下来是不够的。”事件还应该按照另一种“叙事顺序”进行重组。这样做的目的是“强加一种只有故事才具有的形式一致性，从而使实在成为一种称心如意的东西”。基思·詹金斯也认为，“过去从来就不是符合于某种演化的进程”，“线性的过去是一种幻觉”。“现代主义的历史学那样努力发现过去”，尝试“在干净、有序且‘进步’的形态下将整个世界存于心中”，并“将所有‘看似随意或灾难性的事件’”都一一剔除，从而形成一个“好像被一部巨型的、能够覆盖整个世界历史的照相机记录下来”的叙事，“不仅不可能而且完全不需要了”。

　　在后现代主义学者看来，现代性之所以用三段论世界历史分期遮蔽历史的差异、多样性和断裂，目的正是要通过世界历史分期这一时间情节，为过去赋予一种秩序感和连贯性，从而建构与维系某个西方宏大叙事的认同话语。“对叙事连贯性的渴望，给原本支离破碎的史料强加了秩序，而叙事正是在这些史料中形成的。”亦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的结束语中所说，西方文明对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勾勒，主要是出于一种恐惧：“是一种什么样的恐惧，能让人超越一切边界、断裂、转变和分裂，去寻求西方先验历史的伟大命运？”

　　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只有解构这些时间化的框架，才能够“打扫干净了屋”，才能够让人们在“过去”这片“神秘莫测的海上”自由航行，才能够让史家“站在船头面对新鲜的事物”，而非遵循一条既定的航道。

　　（2）历史分期背后是权力、秩序与认同

　　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分期背后有着深刻的权力机制。现代性三段论分期代表的是“白人、男性、西方和资产阶级”的历史观，是“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产生的历史秩序”。居于主导地位的知识理论和修辞就是一种专制政治权力，而基于启蒙思想的现代历史元叙事正是这一知识专制组织的基础。在史家寻找过去意义的同时，无形中也创造了一个包含知识和思想专制的总体框架。如保罗·利科的看法，代表“宏伟历史”的是“宏伟时间”，其反映的正是“官方时间”“威望和权力”，但这也恰是现实的“鲜活时间”的反面。“叙事中令人联想到宏伟历史……都与官方时间协调一致。这个宏伟历史又分泌出我斗胆称作的宏伟时间，顺时序时间只是其听得见的表现。威望和权力形象属于宏伟时间，它们构成……鲜活时间的反极。”利奥塔则认为，现代性的历史分期有助于形成宏大叙事的稳定性。“现代性不仅能在时间中自我超越，而且还能在其中分解成某种有很大限度的稳定性，比如追求某种乌托邦的计划，或者解放事业的大叙事中包含的简单的政治计划。”他还认为，当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分期时，建立的“时间政权……像部时间法规”，将“有可能发生的”“正在发生的”都安排得整整齐齐，从而体现现代性的基本主张。

　　后现代主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20世纪的现实变化已让欧美精英失去了对历史宏大叙事的控制权，也失去了对当前身份和未来方向的把握。西方现在面临着“野蛮人”回归的前景——西方曾经是“野蛮人”，如今又面临着在政治和法律上与自己平等的非西方“野蛮人”的包围。因此，后现代世界历史分期观不得不解决相应产生的两个问题。

　　第一，现代性宏大叙事瓦解后，还能否利用历史分期维系西方文明的认同？后现代的主张是无须再依靠那些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非西方“野蛮人”来充当“他者”，而是转向依靠西方文明“自身”的“过去”，通过凸显“过去”与“当下”的差异，来维系自我认同。“当我们失去了那些我们曾经利用过的地理和种族的‘他者’（那些跨越海峡或海洋的外来‘外国人’，那些奴隶和原始的‘被殖民者’，我们曾用他们来衡量自己的优越性），那么现在我们可能需要寻找时间上的‘他者’——过去的‘他者’，过去的人和价值观；与之形成对比，我们可以继续定义我们自己。”

　　第二，如何对待现代性宏大叙事瓦解后，世界历史叙事中出现的“不连续性”？后现代主义认为，当世界历史失去了统一分期、宏大“官方时间”或“时间法规”时，世界历史必然呈现不连续性，但史家无须为此感到困扰和不安，因为“不连续性”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如福柯就认为，“不连续性”在历史分析中可以发挥三种作用：一是它可以成为史家的“有意识行为”与“系统假设”，这“适合所有层次的历史分期”。二是“不连续性”可以是史家有意识的“描述结果”，“而不是必须通过史家的分析来消除的东西”，这有助于史家反思研究过程中的预设边界、转折点，或者用来打破某种循环的因果关系。三是“不连续性”并非两个数字之间的一段空白，而是成为史家的某种意识。史家可以利用它个性化自己的研究领域，在选择自己的研究范围时，可以有种种不同的非连续性认识。这就让不连续性不再是历史研究的消极因素，而成为设定研究对象和验证历史分析时的积极因素。

　　总体来看，如果按照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分期观来处理世界历史，最终的结果只有两个：或者走向“碎片化”，让局部和特定事物成为历史研究的适当主题；或者走向真实和虚构混杂的“时代错乱”，这在破坏史学元叙事的同时，也将颠覆历史的因果关系。

　　三、中国学界的世界历史分期  

　　一般而言，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学界才开始有“世界史”学科的，此前则多为“西洋史”或“外国史”。之所以是这样一种情况，“根本原因是中国在近代大大落后了……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似可称为世界史学科的萌芽时期。在这三四十年期间，我国实际只有外国史（更确切些说是西洋史），而无世界史”。“二战以后第三世界的崛起，亚、非、拉美国家的历史受到史学家广泛关注……世界史逐渐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学学科而得到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这样的一些判断，本文只关注新中国建立后，“独立的”“世界史学科”出现后，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世界历史分期。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大体可以分为苏联式的由阶级斗争推动的“社会形态”分期、重视“横向发展”“联系”的吴齐本分期和“一元多线”现代化—世界文明史分期三大类。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试图基于各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来克服世界历史分期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而三者之间的关系则在于，后两种世界历史分期皆是为解决第一种，即苏联式“社会形态更迭”分期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困境而来。

　　1.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前，以“社会形态”演进划分世界历史分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国内世界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第一种世界史体系是苏联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多卷本《世界通史》。它反映出当时马克思主义世界通史体系“开创性”的探索，也是苏联史学界此前几十年中“一项主要综合性成果”。此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后，对中国世界史学界影响很大。1960年代后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前，中国编写的世界史教材多是这个架构影响下的产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由中国学者周一良与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因此这里将二者归类论述。

　　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批判了欧洲中心论，认为它有三个缺陷：首先，“否认了社会的前进发展和世界史过程统一性的观念”。其次，“藐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反民主的倾向”。再次，用“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东方与西方的人为的、任意的对立”代替了“各个民族和文化对其过去历史上发生的真正相互作用”。

　　苏联《世界通史》认为世界历史存在规律，即阶级斗争推动的社会形态演进。“世界历史上最宏伟的变革——把对抗性的阶级社会转变为摆脱一切剥削的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这样一个时代，来观察一下有规律的把人类导至现在的发展阶段的全部路程，是特别有教益的。”这个有规律的世界历史“路程”被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五种社会形态。它演进的主要动力源自阶级斗争：“从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出现时候起，全部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社会发展的每个主要阶段都有一定的阶级矛盾”。“全部历史经验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只有通过了社会革命道路，摧毁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把政权转移到劳动者手里，才能消灭剥削者的统治。”相应地，苏联《世界通史》以重要革命作为界定社会形态开端和结束的标志和世界历史分期的重要依据。如“资产阶级革命（16世纪的尼德兰革命、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的胜利”，如“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等。

　　但这个分期方法也有自相龃龉之处。一方面，它想要实现“世界史过程的统一性和规律性”，并建立世界历史的“科学分期法”。但另一方面，它又承认“不排除每个社会形态和世界史各个时期界限以内极其参差不齐的具体的社会发展方式和途径”。而且其克服欧洲中心论的目标也没有实现。“苏联史学家……尽管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的划分原则，但是具体的划分法仍然保留着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以欧洲历史分期决定世界历史分期的浓厚色彩，旧观点的影响严重存在。” “实际上，苏联《世界通史》排列全世界历史的根据，仍然是西欧的模式……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不一定合适。”

　　在苏联十卷本《世界通史》的影响下，1962年，周一良和吴于廑先生也推出了中国版的世界通史。“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著作……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此书秉承了《苏联通史》的模式，将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矛盾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体现，阶级斗争、革命成为书写的重点。在分期上，此书同样主要是以革命作为标志。“世界中古史（或中世纪史）讲述封建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占统治地位时期的历史，上自5世纪后期罗马奴隶制帝国崩溃起，下迄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止……这两大事件对世界历史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世界中古史断限的标志。” “世界近代史开始于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于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但这个分期方案显然与苏联《世界通史》有着相同的缺陷，那就是在解释世界历史分期统一性与世界各地社会形态多样性的矛盾上，颇费气力。为了证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是世界历史必经的两个历史阶段，不得不将世界历史硬往这个框架上套。结果造成奴隶社会在世界各地呈现“千差万别的特点”：从公元前四千纪的古埃及开始，一直延续到3—5世纪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古代社会，却未能回答既然是普遍规律，为何时间差距却这么大的原因。其他存在的问题，如未能包含中国历史，只关注政治军事忽视其他领域，未能关注孤立的世界如何联系为一体等，也都有相关学术批评，这里不再赘言。

　　2.强调“横向发展”“联系”的吴齐本

　　1994年，基于“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的思路，吴于廑和齐世荣先生出版了《世界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以下简称“吴齐本”）。此书被认为集中体现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和教学的成果。这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中国世界史学界弱化苏联式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社会形态更迭分期”，转而强调基于各民族内部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基础上，通过“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观点下的产物。

　　吴齐本将人类历史发展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发展维度来理解。“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作为纵向发展的社会形态分期，在此前的世界史中，遭遇到困境：“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平衡，世界各不同地区进入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有早有迟，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很少看到绝对纯粹属于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很少看到绝对整齐的、单一发展的由低级社会经济形态逐层向高级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因此在世界史的分期断限问题上，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故吴齐本颇具创新性地转向依靠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来划分历史分期，其主要的逻辑和理论依据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从分散到整体”横向发展的世界历史分期，解决了此前苏联式“社会形态”世界历史分期不能尽纳世界各地社会发展进程多样性的不足。“在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人们对新地区的开拓，与相邻地区的交换和交往，必然不断扩大。这种扩大必然导致彼此之间闭塞状态的突破，彼此闭塞状态逐步突破的过程，也就是历史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尽管各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打破闭塞状态的程度和先后并不一致，历史的横向发展过程仍然具有理论上的普遍规律性的意义。”“横向”与“纵向”发展的关系在于，“历史从野蛮到文明、从低级社会阶段向高级社会阶段的纵向发展，制约着它从部落到国家、从分散的各地区到联结为一体的世界的横向发展”。而“横向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开民族之间的闭塞局面，而且加速了他们向先进……社会形态过渡”。

　　基于这样的思路，吴齐本的具体分期是古代史编“全面阐述人类起源至1500年的世界历史行程”，近代史编为1500—1900年，主要反映“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向全世界扩张并由之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反响的历史”以及如何导致“从地区隔绝向世界形成统一整体过渡的历史”。而现代史则因为一战、社会主义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推动的西方殖民格局的瓦解、美日的崛起等标志性事件，将“20世纪初作为世界现代史的上限……它的下限暂时定在本世纪之末”。

　　吴齐本重视“横向”发展的新世界历史分期方案，是1990年代中国世界史学界颇具创新性的一次尝试，也是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世界史编纂的新成果。但同样毋庸讳言，吴齐本仍然存在一些局限：一是它虽然摆脱了苏式僵化社会形态分期和现代性三段论式分期，但无论从叙事逻辑与写作篇幅来看，欧美部分仍然占据较大比重，仍难免有西方中心主义之嫌。“近代史部分（1500—1900年）中，只有183页（占910页总数的21%）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其余（79%）是关于欧洲和北美的。”第二，虽然从联系的角度来思考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史的思路是对的，但在具体的编纂实践中，常将“联系”因何而发起，又因何而起作用，等同为某种“冲击—反应”的线性逻辑。“只是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过去长期存在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间的相对隔绝状态才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打破，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才逐步形成为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一体。”这就将世界近代史的叙事线索，仍“归结为由西欧率先启动，独立推进的现代化进程，经济上建立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体系，还创造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等，而其他国家则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并根据自身的条件做出反应。依然是冲击一反应模式”。

　　3.现代化—文明史的世界历史分期

　　这里之所以将国内“现代化”与“文明史”这两个主题的世界史编纂归为一类来评述，是因为这二者的世界历史分期依据有颇多相似之处。如国内现代化理论在解释什么是现代化时，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一次转型，是“新的文明形式（工业文明）逐渐确立的过程”，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而文明史在划分时段时，也强调“主要可以划分为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这两大时代”。所以，当现代化理论将世界史分为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时，文明史亦将世界史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这几乎是同一个分期方案的同义反复。

　　（1）“现代化”分期

　　现代化理论的世界史观在出现伊始，是一种“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它同样是国内学界为了避免苏联式僵化的五种社会形态分期，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新性思考的产物。如罗荣渠先生认为：“长期以来，由于用五种生产方式循序演进的历史发展图式来阐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教科书中一直把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解释为单线式的。”但实际上，“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是多线式的而不是单线式的，至少他晚年的观点是明显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从宏观历史来看，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发展既不是划一的，也不是同步的”。

　　因为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现象”，所以国内的“现代化”理论有一个世界历史的整体认识和分期框架，以“从宏观上把握人类社会变迁的长过程所呈现的总趋势和一般特征”。它是这样划分世界历史发展的：人类历史先后经历了原始生产力、农业（包括畜牧业）生产力和工业生产力三大生产力形态的转换过程。“这三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力划分出人类宏观历史演进的最一般的大阶段”：前农业时代，即采集—渔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三大生产力形态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但又是有重叠而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农业—工业文明的演进上，又进一步地将细化为四个阶段：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500年的原始农业文明，生产力的物质基础是青铜器与新石器；约公元前500—公元1500年的古典农业文明，生产力的物质基础是铁器，约1500—1800年（由英国农业革命和欧洲商业革命开始）原始工业文明，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基础虽仍是铁器，但所用能源发生了从木材到煤的革命性转变；约1800年开始的发达工业文明（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生产力的物质基础是大机器生产体系。

　　在如何看待西欧、西方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对世界史分期造成的影响上，现代化论者秉承的是一种两分法，即以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十九世纪以来盛行的以希腊、罗马为古代世界的中心、以基督教文明为世界文明的主体的观点，是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的反映。这是不符合世界历史的实际的。”但19世纪之后，“资本主义欧洲崛起成为支配世界的‘中心’，而前资本主义的亚非拉则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上沦为依附于欧洲的从属地位。世界历史格局的大变化的最重要特征即在于此。因此，不能把以欧洲作为近代世界历史发展出发点的任何观点都不加分析地一概斥之为‘西欧中心论’……否定欧洲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的历史地位，也是非历史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也承认，现代生产力在通过“迅猛发展造成全球性的世界交往”的同时，也“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造成了农业社会从属于工业社会的巨大发展差距……这种压迫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觉的新意识，这是动员经济不发展和欠发展的国家（民族）奋起寻求发展新道路的强大内压力”。

　　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现代化理论似又有新变化，主要是改用“传统—现代”两分法，来重新解释“五形态”。“马克思又不断完善了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成这样几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无疑属于传统农业社会的范畴；而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可以纳入现代工业社会的范畴，它们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不同阶段。”在具体的世界历史分期上，也似更重视欧洲经验，如将世界现代化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离现在约六七百年。“现代化的产生要有合适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只在中世纪晚期的西欧才逐渐成熟”。“第二个阶段是现代化的起动阶段，即现代化过程在西方国家发起。”“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的成熟与发展阶段。”“经过种种的冲突与整合、调整与变革‘成熟的’现代社会逐渐在西方国家出现了，这个过程经历了大约两百年。”“第五个阶段是现代社会出现新的转型迹象。在这个阶段上，非西方国家仍在为实行现代化而伤透脑筋，西方国家则似乎已出现超越现代化的新动向。”

　　国内现代化学派的优点在于，它试图找到欧洲国家走向工业化的内生历史动力与因果规律，并为后发国家的发展战略服务。因此，在国内现代化学派的相关探讨中，既能深刻思考马克思所讲历史规律的普遍性与各国家具体发展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也能辩证地看待欧洲的事实崛起与欧洲中心论的区别。但与此同时，需注意到，现代化发展的叙事线索常集中于欧洲（以及晚近的美、日）历史：现代化在西欧酝酿、启动、起飞或发展，然后在全球扩张，而其他国家则被迫追随。在这个宏大叙事中，非西方国家仍旧是被动的、消极的，而西方文明则是积极的、扩散的。

　　（2）《世界文明史》的历史分期

　　就《世界文明史》中的“文明”而言，它“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史也就是世界通史”。

　　“分期”问题，同样是《世界文明史》编写体例上的重要议题。一方面，《世界文明史》对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论特别是苏联式的“五形态”历史分期，进行了反思。苏联学者“把生产方式的理论用之于全世界的历史，建立了五种生产方式说，于是成了一种单线发展的理论，有削足适履的毛病”。另一方面，《世界文明史》同样试图避免欧洲中心论。它总结了以往的世界文明史写作，认为20世纪中期以前的文明史“对不同文明的并列叙述则难以表现世界文明史的整体发展大势”，而20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1500年以后的世界文明史，虽然历史叙述的“着重点”转向了文明彼此之间的交流，却很容易表述为“西方文明、美国文明向全球的胜利大进军”，成为一种“（西方）扩散—（非西方）反应”的西方中心论论调。“于是和外面的接触就成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应该说，这些对苏联式的僵化五形态论与欧洲中心论倾向的世界历史分期批判，都是切中肯綮的。

　　基于以上对历史分期的反思和批评，《世界文明史》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根据生产力发展变化来划分文明的发展阶段依然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办法”，并将世界文明史分为“农业文明时代”与“工业文明时代”。

　　就“农业文明时代”而言，“各文明的共同特点是农业成为文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由于农业文明时代生产力发展缓慢，所以这一时代在世界各地都长达数千年”。同时，农业文明时代还可以进一步被划分为“初级农业文明阶段”和“发达的农业文明阶段”，“以生产工具的铜器和铁器为划分的标志”。

　　就“工业文明时代”而言，“生产力开始以蒸汽机的使用为标志……18世纪下半期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被认为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开始”。“工业文明时代”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扩展”两个阶段。就后者而言，到20世纪，欧洲实力有所削弱，美国文明强势崛起，俄罗斯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也“达到了和西方国家差不多的水平”。“在世界的所有地方，原来落后的农业文明，这时都在向工业文明过渡”。20世纪上半期以“电力、钢铁、化工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20世纪下半期则以“原子能、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极大提高了“人类的劳动生产率”。

　　通过结合当下如中西方学界围绕“原工业化”“大分流”等问题讨论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世界文明史》在避免西欧中心论导向的文明观方面的努力是明显的，认为“在世界上一些重要的文明中，潜藏着自主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但同时，《世界文明史》又承认“工业化是从西欧，主要是从英国开始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这可能和西欧文明的特殊性有关”。这就导致了一种既要反对西方中心论，又要承认西欧文明因具有“特殊性”才可以发展工业化，并因而领先世界历史的逻辑困境。由此导致在写作篇幅与比重上，特别是工业文明以来，仍不得不以西欧文明为重心，如“工业文明的兴起”部分共计557页，其中关于欧洲、北美的内容有315页，占57%；关于亚、非、拉的内容有242页，占43%。

　　对于解决世界文明如何从分散到一体这个问题，文明史秉持的仍是一种“文明—扩散”的逻辑思路，而“西方文明”在“历史事实”上的领先，也让这一逻辑思路成了“（领先的西方）文明—（向非西方文明）扩散”的具体实践。如非西方国家与地区，“在向工业化过渡的道路上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一困难一方面是文明本身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中必然会发生的，另一方面却是文明传播中所遇到的”。“西欧的工业文明已经以其强有力的姿态，以其带有侵略性的势头，开始向其他各地传播了”，但因为“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的“拒斥”和“西方文明国家并不愿意把他们的先进文明传播”，而“意在进行侵略”。所以，“传播也理所当然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冲突”。

　　四、怎样破解世界历史分期难题

　　在20世纪国内外围绕世界历史分期的讨论和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隐约的对应关系：如国内苏联通史模式与国外的安德森过渡期分期论，如国内强调联系的吴齐本世界史与国外的世界体系—全球史，如国内的“现代化—文明史”与国外的“现代性三段论”等。唯一对应不上的是后现代主义的分期观。但即使在国外学界，后现代主义的分期观也主要局限在理论探讨领域，还未真正深入史学的实践，所以也可理解这个不同。从20世纪中西方世界历史分期的讨论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如下共同趋势：（1）基于西方中心论的“古典（古代）—中世纪—现代”的三段论分期，已渐呈颓势。（2）承认世界历史存在一个从孤立、分散到日益联系紧密的趋势，因而从“互动”“联系”角度划分世界历史的做法呈上升势头，却仍需继续深入探讨“互动”“联系”发生的因果机制。（3）中西学界都存在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演进规律的论说、以分析反思苏联式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形态更迭分期的努力。（4）在世界历史分期上，如何正确区分欧洲在“历史事实”上的崛起，与将其崛起经验抽象化为某种信仰或普世价值的“西方中心论”，仍是中西学术界面临的共同的理论热点和难点。（5）认为分期是史家主观“情节”“结构”的后现代分期论，虽然有瓦解现代性三段论分期，为边缘群体在世界历史中“赋权”等客观作用，但其碎片化、任意性的主张，仍不为大多数从事世界历史实践研究的中外史家所接受。

　　但是，中西方学界在分期认识上也存在很大差异。第一，西方主要是通过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来解构现代化概念与分期，而中国学界则主要是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通过强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通过在世界古代史中加大对“非西方”、在现代史中加大对第三世界作用的实践研究，来反对欧洲中心论分期。第二，出于总结先进国家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发展经验的需要，国内学界对“现代化”经验仍比较重视，以现代化为主线的世界历史仍然是中国世界史领域的一个重要流派。而国外学界则开始着力摆脱民族—国家、文明—扩散的现代性叙事框架，转向强调“互动”“联系”的全球/世界史。

　　综合中西方各学派的看法，大致上可以得到一种世界历史分期整体认识的“理想类型”或“公约数”：（1）1500年之前以希腊罗马为中心当然是不对的，因为还有西亚、北非、东亚等多文明，所以它应该是多中心的。（2）1500年以后一直到二战，还应是以欧洲或西方为中心的，因为欧洲崛起或者西方领先于东方的大分流是事实，其他非西方国家被裹挟进入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也是事实。（3）二战之后，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打破殖民枷锁，赢得了独立，真正进入一个多极的世界。（4）整体上世界历史呈现出一个从分散到紧密联系为一体的发展趋势，通过重视各阶段各个文明、民族、地区、帝国/国家，甚至个人的相互“联系”，可以克服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反应”模式。

　　那么，这种世界历史分期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是否可以作为世界历史的跨文化分期来使用呢？

　　相较于“古典—中世纪—现代”的现代性三段论与苏联式阶级斗争推动的五形态世界历史分期而言，这种分期认识因其可以更多包含世界各地历史发展进程的多样性，故当然是一种积极成果，对此应予以肯定。但它仍有如下问题没有解决：第一，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究竟是趋同还是趋异？世界历史的融为一体，究竟是一种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还是只是一种“史学假设”？也就是说，世界历史逐渐从孤立、分散到日趋联系紧密的因果必然性到底在哪里？第二，这种理想类型在历史分期上的一种常见做法，是在“历史事实”上承认，渐趋紧密联系的“现代世界”的发起者与奠基人是欧洲或西方，因而相应地在历史分期上，使用一系列西方或者欧美事件来划分近现代世界历史，就变得顺理成章。那么，在这种时间框架内，怎样正确区分欧洲或西方的“事实”崛起与将其历史道路抽象化为某种普遍历史规律的“西方中心论”，就成了一个必须要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第三，以上两个问题，实际上可以归于一点，就是由历史分期时间框架所反映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到底是否存在一种普遍的因果必然性规律在起作用？欧洲历史是这种规律的个案，还是样板？这种规律是否能从因果必然性上解释世界历史从分散、孤立到日趋紧密成为一体的发展趋势？

　　这些疑问在国外学界也有讨论。一种意见认为，“世界”的“历史化”只有在人与时代和发展状况之间建立联系，才能更具说服力。而不仅仅是通过增加或者补充“他者”，改变时间上的“传统”与“现代”对立的二分法来实现。另一种意见认为，世界历史分期的建立，必须要关注普遍因素，并从因果上加以理解。而不是依赖某些文明内部的事件或政治改革来划分。同时，它必须兼容大众和精英的活动。

　　显然，合理的世界历史分期方案的制订，仍需要与“世界”何以为“世界”、“世界历史”何以为“世界历史”的因果机制探寻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将西方崛起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经历，都转变为可以为普遍因果必然性规律所解释的个案，才能真正地反思西方中心论，才能真正地为世界历史找到合适的分期方案和时间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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