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中庸”解的实学思想

《中庸》自北宋开始而大受重视。二程（程颢、程颐）对《中庸》的解读，成为宋代理学之典范。南宋朱子继二程而来，其对《中庸》的诠释也较多来自二程。然而，朱子所面对的学术问题，较百年前二程时代已有所不同，因而其对《中庸》的诠释也有所变化。对于朱子与二程的关系，以往学术界多考虑其相同之处，并以程朱并称；而他们之间的异处，则关注不够，以致不能清晰明了朱子对于二程的独特之处和思想发展。朱子《中庸章句》在题解《中庸》时指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同时，又引二程所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1]]、“《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2]]、“《中庸》之言，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3]]，并指出：“其味无穷，皆实学也。”需要指出的是，朱子对于《中庸》的解说，虽然是对二程所述的综合，但实际上又包含了对于二程思想的发展；而这一发展正是出于朱子以“实学”对“中庸”的解读。

一、“中庸”解实学思想的形成

一般认为，“实学”主要是指明清时期经世致用思潮兴起而形成的实用学问。然而在宋代，这个概念要宽泛得多。程颐曾说：“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髙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诸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4]]这里既讲“治经，实学也”，又讲《中庸》中的“国家有九经”等，“莫非实学也”。而且，二程还在对《中庸》“诚者自成也”进行解读时指出：“夫诚者，实而已矣。实有是理，故实有是物；实有是物，故实有是用；实有是用，故实有是心；实有是心，故实有是事。是皆原始要终而言也。”[[5]]这里讲“实理”、“实物”、“实用”、“实心”、“实事”，显然均指“实学”。可见，在二程那里，“实学”泛指务实的学问，其中的“实”与“虚”相对。

朱子思想大致自二程而来，他讲《中庸》“其味无穷，皆实学也”，明显是源自程颐所谓《中庸》“莫非实学也”。正是出于对《中庸》的这种“实学”解读，朱子在解“中庸”时也贯穿了这样的实学思想。因此，朱子“中庸”解的实学思想，实际上来自二程对《中庸》的“实学”解读。

朱子“中庸”解的实学思想，不仅来自二程，而且又形成于朱子对二程后学有关《中庸》传注的批评。二程虽以“实学”诠释《中庸》，但并没有留下诠释《中庸》的完整文本（所传程颢《中庸解》实为二程门人吕大临所作；程颐曾作《中庸解》，后因自己不满意而焚之），所留下的一些论述并不能完全表达其真正的思想。这就为二程后学传注《中庸》留下了很大空间。对于二程后学所传注的《中庸》，朱子的评价是：“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6]]朱子还在评价二程门人游酢、杨时、吕大临、侯仲良时说：“游、杨、吕、侯诸先生解《中庸》，只说他所见一面道理，却不将圣人言语折衷，所以多失。”[[7]]这也是朱子作《中庸章句》的原因之所在。

二程门人吕大临（字与叔）的《中庸解》对后世影响颇大。朱子起初读《中庸》，读的就是吕大临的《中庸解》。他曾说：“某年十五六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见吕与叔解得此段痛快，读之未尝不竦然警厉奋发！”[[8]]后来，朱子《中庸章句》也吸收了吕大临的许多思想。但是，程颐并不同意吕大临对《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解读。吕大临曾说：“圣人之学，以中为大本，虽尧、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执厥中’。中者，无过不及之谓也。何所准则而知过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动，出入无时，何从而守之乎？求之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而已。”[[9]]他认为要把握“中”，就必须求之于“心”，求之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对此，程颐予以反对，并说：“既思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才发便谓之和，不可谓之中也。……若言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则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不可。”[[10]]朱子赞同程颐对吕大临的批评，并且指出：

当其未发，此心至虚，如镜之明，如水之止，则但当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于事物之来，此心发见，喜怒哀乐各有攸当，则又当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说也。且曰未发之前，则宜其不待着意推求，而了然心目之间矣；一有求之之心，则是便为己发，固已不得而见之，况欲从而执之，则其为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发已发，日用之间，固有自然之机，不假人力。方其未发，本自寂然，固无所事于执；及其当发，则又当即事即物，随感而应，亦安得块然不动，而执此未发之中耶？此为义理之根本，于此有差，则无所不差矣。此吕氏之说，所以条理紊乱，援引乖刺，而不胜其可疑也。程子讥之，以为不识大本，岂不信哉？[[11]]

朱子认为，人为地追逐“未发”而求“中”，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有求之之心，即是“己发”；而只能是“未发”时“敬以存之”，“已发”时“敬以察之”；当事物之来而当“发”时，“即事即物，随感而应”，又怎么能够“块然不动”去求“未发之中”呢？显然，朱子将“敬”贯穿于“未发”、“已发”之中，要比吕大临一味追逐喜怒哀乐未发，在寂然至虚中求“中”，更为务实。

二程之学，经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南传而有道南之学，又经罗从彦、李侗而传朱子。杨时对于《中庸》最感兴趣的是所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他说：“《中庸》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发必中节矣。”[[12]]又说：“夫中者，不偏之谓也。一物不该焉，则偏矣。《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但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以心验之，时中之义自见。”[[13]]杨时认为，只要在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体验“中”，就能够“发必中节”，这就是他所谓的“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能体所谓中，于喜怒哀乐之后能得所谓和”。[[14]]至于如何体验“中”，杨时指出：“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此盖某所为者如此。”[[15]]他要求在“幽闲静一”中体验“中”。

杨时门人罗从彦（字仲素，世称豫章先生），“尽得龟山不传之秘，筑室罗浮山中，绝意仕进，终日危坐，以体验天地万物之理。……盖以寂然不动之中，而天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由是而出。故必操存涵养，以为应事接物之本。”[[16]]他的另一门人李侗（字愿中，世称延平先生），也热衷于静中体验《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李侗推崇《中庸》，称之为“圣门之传”，并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是《中庸》之指要，而且他反对单纯的记诵，要求“体之于身，实见是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所以，讲诵之余，他“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17]]朱子也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18]]

对于杨时一脉所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发必中节”，朱子予以了批评，并且指出：“杨氏所谓‘未发之时，以心验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则发必中节矣’，又曰‘须于未发之际，能体所谓中’，其曰验之、体之、执之，则亦吕氏之失也。”[[19]]朱子认为，杨时要求在“未发”之时，以“心”体验“中”，并消除人欲，以为这样就能够发必中节，是犯了与吕大临同样的错误。

从朱子对吕大临、杨时解读《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批评可以看出，朱子反对他们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寂然至虚之“心”求“中”，而主张以“敬”贯穿于“未发”、“已发”，正体现出源自二程且又有所发挥的以“实学”诠释《中庸》的务实精神。也正是在这样的批评中，朱子形成了自己的“中庸”解的实学思想。

二、“中庸”之“中”的实学

对于“中庸”之“中”的解释，历来有所不同。按照朱子《中庸章句序》所说，在儒学的道统中，先是尧以“允执厥中”授舜，舜在“允执厥中”前增加了三句，授禹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所谓“十六字心传”。此后，“圣圣相承”，经过了成汤、文、武、皋陶、伊、傅、周、召，皆以“十六字心传”接道统之传。孔子则“继往圣、开来学”，并传道统于颜子、曾子，又由曾子传于孔子之孙子思。关于“十六字心传”，西汉孔安国注、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大禹谟》有注曰：“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又疏曰：“民心惟甚危险，道心惟甚幽微，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汝当精心，惟当一意，信执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20]]在这里，“十六字心传”中的“中”，被注释为“中正”。东汉郑玄《三礼目录》解“中庸”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21]]在这里，“中庸”之“中”，即“中和”。

程颢解“中庸”之“中”说：“中则不偏。”[[22]]程颐也说：“中者，只是不偏，偏则不是中。”[[23]]因而提出“不偏之谓中”。但是，二程并不满意吕大临所谓“不倚之谓中”。据《朱文公文集》记载：程颐门人王苹（字信伯）曾说：“昔伊川亲批吕与叔《中庸说》曰：‘不倚之谓中，其言未莹。’吾亲问伊川，伊川曰：‘中无倚着。’”王苹解释说：“若说不倚，须是有四旁方言不倚得，不倚者，中立不倚也。”对此，朱子说：“不偏者，明道体之自然，即无所倚着之意也。不倚则以人而言，乃见其不倚于物耳。故程子以不偏名中，而谓不倚者为未莹。”[[24]]此外，二程还区分了“中之道”与“在中之义”。二程说：“不偏之谓中。道无不中，故以中形道。”[[25]]又据《程氏遗书》载：苏季明问：“中之道与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同否？”二程曰：“非也。喜怒哀乐未发是言在中之义，只一个中字，但用不同。”[[26]]认为“中庸”之“中”，讲“不偏”，讲的是“中之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讲的是“在中之义”。二者是不同的。

二程门人吕大临起初师从张载。张载曾说：“今闻说到中道，无去处，不守定，又上面更求，则过中也，过则犹不及也。”[[27]]又说：“极善者，须以中道方谓极善，故大中谓之皇极，盖过则便非善，不及亦非善。”[[28]]吕大临明确以“无过不及”解说“中庸”之“中”，他说：“圣人之学，以中为大本。虽尧、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执其中’。中者，无过不及之谓也。”[[29]]

朱子很早就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解“中庸”之“中”。乾道五年（1169），朱子作《已发未发说》，指出：“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时，即是心体流行，寂然不动之处，而天命之性，体段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30]]显然，这时的朱子已经将“无过不及”与“不偏不倚”并列，界定“中”。乾道八年（1172），朱子《答张敬夫》指出：“程子所云‘只一个中字，但用不同’，此语更可玩味。夫所谓‘只一个中字’者，中字之义未尝不同，亦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则有所谓‘在中之义’者，有所谓‘中之道’者是也。盖所谓‘在中之义’者，言喜怒哀乐之未发，浑然在中，亭亭当当，未有个偏倚过不及处。其谓之中者，盖所以状性之体段也。有所谓‘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个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其谓之中者，则所以形道之实也。”[[31]]淳熙四年（1177），朱子《中庸或问》则明确用“不偏不倚”解释二程的“在中之义”，即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中”；用“无过不及”解释二程的“中之道”，即已发得其“中”。他指出：“中，一名而有二义，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说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谓在中之义，未发之前无所偏倚之名也；无过不及者，程子所谓中之道也，见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32]]同时，《中庸或问》还认为，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解“中庸”之“中”是综合了二程所谓“不偏”和吕大临所谓“无过不及”，因而并不完全同于二程。

关于朱子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解“中庸”之“中”，据朱子《中庸或问》所述：

或问：“名篇之义，程子专以不偏为言，吕氏专以无过不及为说，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盖不偏不倚，犹立而不近四旁，心之体、地之中也。无过不及，犹行而不先不后，理之当、事之中也。故于未发之大本，则取不偏不倚之名；于已发而时中，则取无过不及之义，语固各有当也。然方其未发，虽未有无过不及之可名，而所以为无过不及之本体，实在于是；及其发而得中也，虽其所主不能不偏于一事，然其所以无过不及者，是乃无偏倚者之所为，而于一事之中，亦未尝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则中在其中；言中，则含喜怒哀乐在其中。’而吕氏亦云：‘当其未发，此心至虚，无所偏倚，故谓之中；以此心而应万事之变，无往而非中矣。’是则二义虽殊，而实相为体用，此愚于名篇之义，所以不得取此而遗彼也。”[[33]]

在朱子看来，“不偏不倚”是就“心”而言，是指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心的无所偏倚，也就是“中和”之“中”；“无过不及”是就“行”而言，是指已发时见诸行事各得其“中”，随时以处“中”，即所谓“时中”，也就是“中和”之“和”。同时朱子又认为，“不偏不倚”与“无过不及”不可分离。未发之前的“不偏不倚”是已发时的“无过不及”之本体；已发时之所以能够“无过不及”是由于未发之前的“不偏不倚”。所以，“不偏不倚”与“无过不及”，“二义虽殊，而实相为体用”。由此可见，朱子在二程“不偏之谓中”中加入“无过不及”，明显是为了强调“时中”，以免只是停留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

朱子强调“时中”，还可从《朱子语类》中得到证明。据《朱子语类》载：

问：“《中庸》名篇之义，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兼此二义，包括方尽。就道理上看，固是有未发之中；就经文上看，亦先言‘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又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先生曰：“他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时中’之‘中’。然所以能时中者，盖有那未发之中在。所以先开说未发之中，然后又说‘君子之时中’。”

至之问：“‘中’含二义，有未发之中，有随时之中。”曰：“《中庸》一书，本只是说随时之中。然本其所以有此随时之中，缘是有那未发之中，后面方说‘时中’去。”

“‘中庸’之‘中’，本是无过无不及之中，大旨在时中上。若推其中，则自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而为‘时中’之‘中’。未发之中是体，‘时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34]]

可见，朱子特别强调“时中”，甚至认为《中庸》大旨在于“时中”。

二程解“中庸”之“中”为“不偏”，朱子则在二程“不偏之谓中”中加入“无过不及”，这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增加词义、丰富内涵，而是为了强调“已发”时的“无过不及”，并以此抵制二程后学热衷于“未发”以求“中”，从而体现出朱子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想。

三、“中庸”之“庸”的实学

关于“中庸”之“庸”，东汉郑玄《三礼目录》云：“庸，用也。”[[35]]然而，郑玄注《中庸》“君子中庸”曰：“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36]]又注《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曰：“庸，犹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谨也。”[[37]]可见，在郑玄注《中庸》中，“庸”既可解为“用”，亦可解为“常”。

程颢解“中庸”之“庸”，是接着郑玄“庸，常也”而说，他指出：“常则不易。”[[38]]程颐则说：“庸只是常。……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经也。”[[39]]因而他们提出“不易之谓庸”。

朱子《中庸章句》以“平常”解“中庸”之“庸”，并指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他的解说明显不同于二程以“不易”解“庸”，因为不易的东西并非完全都是平常的东西。当然，对于朱子解“中庸”与二程的不同，朱子自有自己的解释。据朱子《中庸或问》所述：

曰：“庸字之义，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为平常，何也？”曰：“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惊世骇俗之事，则可暂而不得为常矣。二说虽殊，其致一也。但谓之不易，则必要于久而后见，不若谓之平常，则直验于今之无所诡异，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举也。况《中庸》之云，上与高明为对，而下与无忌惮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又以见夫虽细微而不敢忽，则其名篇之义，以不易而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为切乎！”曰：“然则所谓平常，将不为浅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谓平常，亦曰事理之当然，而无所诡异云尔，是固非有甚高难行之事，而亦岂同流合污之谓哉！既曰当然，则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于尧、舜之禅授，汤、武之放伐，其变无穷，亦无适而非平常矣。[[40]]

在这里，朱子大致从五个方面来论证把“中庸”之“庸”解为“平常”要比解为“不易”更为妥当：

第一，“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惊世骇俗之事，则可暂而不得为常矣。”这里有三个概念：一是郑玄的“常”，即恒常；二是二程的“不易”；三是朱子的“平常”。朱子认为，只有平常的，才是恒常的，才是不可易的；而那些惊世骇俗之事，即不平常的，可能是不可易的，但却不是恒常的。朱子还说：“惟其平常，故不可易；若非常，则不得久矣。譬如饮食，如五谷是常，自不可易。若是珍羞异味不常得之物，则暂一食之可也，焉能久乎！庸，固是定理，若以为定理，则却不见那平常底意思。今以平常言，则不易之定理自在其中矣。”[[41]]

第二，“谓之不易，则必要于久而后见，不若谓之平常，则直验于今之无所诡异，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举也。”朱子认为，是不是不可易的，要过很久才可知道；而是不是平常，当下就可验证。而且，平常则恒常，因此能长久而不可易。朱子还说：“言常，则不易在其中矣。惟其常也，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则是事之已然者。自后观之，则见此理之不可易。若庸，则日用常行者便是。”[[42]]

第三，“《中庸》之云，上与高明为对，而下与无忌惮者相反。”《中庸》讲“极高明而道中庸”，显然，“中庸”与“高明”相对。朱子还说：“‘极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言学底事。立心超乎万物之表，而不为物所累，是高明；及行事则恁地细密，无过不及，是中庸。”[[43]]所以，“中庸”是平常事。而且，朱子特别强调要“道中庸”。他说：“‘极高明’须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则将流入于佛老之学。且如儒者远庖厨；佛老则好高之过，遂至戒杀食素。儒者‘不迩声色，不殖货利’；他是过于高明，遂至绝人伦，及欲割己惠人之属。”[[44]]对于杨时所谓“高明则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体；中庸者，高明之用”，朱子说：“龟山有功于学者。然就他说，据他自有做工夫处。高明，释氏诚有之，只缘其无‘道中庸’一截。又一般人宗族称其孝，乡党称其弟，故十项事其八九可称。若一向拘挛，又做得甚事！要知中庸、高明二者皆不可废。”[[45]]从这里亦可以看出朱子以“平常”解“中庸”之“庸”的原因。《中庸》又讲“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显然，“中庸”与“无忌惮”相反。朱子《中庸章句》说：“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所以，“中庸”是平常之理。

第四，“‘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又以见夫虽细微而不敢忽。”《中庸》讲“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如前所述，郑玄注曰：“德常行也，言常谨也。”以“常”释“庸”。朱子注曰：“庸，平常也。行者，践其实。谨者，择其可。德不足而勉，则行益力；言有余而讱，则谨益至。”朱子门人陈淳注曰：“虽平常之行，亦必践其实；平常之言，亦必致其谨。”[[46]]二程以“不易”释“庸”，但并没有运用于解说《中庸》所谓“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朱子以“平常”释“庸”，不仅可以运用于解说“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而且还认为，实实在在地践履平常的德行，谨慎小心地对待平常的言语，正体现出《中庸》“虽细微而不敢忽”的思想，而这是二程以“不易”释“庸”所无法表达的。

第五，“所谓平常，亦曰事理之当然，而无所诡异云尔，是固非有甚高难行之事，而亦岂同流合污之谓哉。”据《朱子语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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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庸’之‘庸’，平常也。所谓平常者，事理当然而无诡异也。《或问》言：‘既曰当然，则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以至尧舜之禅授，汤武之放伐，无适而非平常矣。’窃谓尧舜禅授，汤武放伐，皆圣人非常之变，而谓之平常，何也？”曰：“尧舜禅授，汤武放伐，虽事异常，然皆是合当如此，便只是常事。如伊川说‘经、权’字，‘合权处，即便是经’。”铢曰：“程《易》说《大过》，以为‘大过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过于理也。圣人尽人道，非过于理’。是此意否？”曰：“正是如此。”[[47]]

所以，在朱子看来，是不是属于平常事，关键要看是不是理所当然事。那种“过于理”的高难行之事以及“不及于理”的同流合污之事，即使是平时可以看到，也不属于平常事；与之相反，理所当然之事，即使是平时少有看到，也属于平常事。

从朱子以“平常”解“中庸”之“庸”取代二程以“不易”解“庸”并为此做出辨析可以看出，他强调“平常”，讲究“践其实”，反对“好高之过”，抵制“过于理”，这充分体现出他的平常是真的实学思想。当然，他强调“平常”，又不流于平庸；反对“过于理”，也反对“不及于理”。这就把“中庸”之“中”的“无过不及”与“中庸”之“庸”中的“平常”统一起来，把“中”与“庸”统一起来。朱子说：

中、庸只是一个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谓之“中”；以其不差异可常行，故谓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尧授舜，舜授禹，都是当其时合如此做，做得来恰好，所谓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汤武之事亦然。又如当盛夏极暑时，须用饮冷，就凉处，衣葛，挥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当隆冬盛寒时，须用饮汤，就密室，重裘，拥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极暑时重裘拥火，盛寒时衣葛挥扇，便是差异，便是失其中矣。[[48]]

在朱子看来，“中”就是“平常”，非“中”就不是“平常”，“平常”就是“中”。他还说：“中则直上直下，庸是平常不差异。中如一物竖置之，常如一物横置之。唯中而后常，不中则不能常。……中而后能常，此以自然之理而言；常而后能有中，此以人而言。”[[49]]朱子门人陈淳对朱子的这一“中庸”解颇有领会，他指出：“文公（朱子）解庸为平常。非于中之外复有所谓庸，只是这中底发出于外，无过不及，便是日用道理。……凡日用间人所常行而不可废者，便是平常道理。惟平常，故万古常行而不可易。”又说：“程子谓‘不易之谓庸’，说得固好，然于义未尽，不若文公平常之说为明备。盖平常字包得不易字意，不易字包不得平常字意，其实则一个道理而已。”[[50]]

朱子之后，对于以“平常”解“中庸”之“庸”，既有赞同者，亦有反对者。有趣的是，朱子论敌陆九渊门人杨简也以“平常”解“中庸”之“庸”，他认为：“大戴记孔子之言，谓忠信为大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51]]又解“中庸”曰：“中庸，不偏不倚之谓。……尧、舜‘允执厥中’，亦不过不偏不倚耳。意微动则偏倚，即谓不中。既曰中矣，而又曰庸，何也？至哉！圣言，可谓深切着明矣。庸，常也。中道初不深远，不过庸常而已。而智者自过之，愚者又自不及；贤者自过之，不肖者又自不及。切实言之曰庸常而已矣。”[[52]]显然，这里的“平常”，讲得是“平常心”，当然与朱子所讲的“平常”大相径庭。

四、结语

诚如朱子《中庸章句序》所言，朱子诠释《中庸》旨在接续二程的《中庸》思想，以传儒学道统，“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而二程门人“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53]]所以，朱子作《中庸章句》所要面对的是二程门人的佛老倾向。他反对吕大临、杨时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寂然至虚之“心”求“中”，主张以“实”的“敬”取代“虚”的“静”，以“实”的涵养取代“虚”的“静坐”；重视“未发”时心的“不偏不倚”，但更强调“已发”时的“无过不及”而处于“中”。同时，他又反对佛老的“好高之过”以及杨时对于“高明”的倾向，因而强调“平常”，以为只有平常的才是恒常的，才是不可易的。正是在解决这样的学术问题中，朱子的“中庸”解以“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发展了二程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从而体现了朱子从二程那里继承而来的以“实学”诠释《中庸》的思想。当然，朱子《中庸章句》对于“中庸”诠释，只是提出了在道德修养过程中所应采取的务实态度和原则，并不能期望运用于解决一切社会实际问题。但是，这种务实精神，对于后来明清讲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形成，无疑是有促进意义的。

【注释】

[1][2][3][4][5][9][10][22][23][25][26][29][38][39]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0、140、130、2、1160、608、200、122、160、606、200、608、122、160页。

[6][53]朱熹：《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3-4、3-4页。

[7][8][34][41][42][43][44][45][47][48][49]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85、66、1480、1481、1481、1585、1586、1483、1484、1483-1484、1483页。

[11][19][32][33][40]朱熹：《四书或问·中庸或问》，《朱子全书》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63、563、548、548、549页。

[12][13][14][15]杨时：《龟山集》，卷二十一《答学者其一》、卷二十《答胡康侯其一》、卷十二《语录三》、卷十二《语录三》，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

[16]张伯行：《罗豫章集原序》，《罗豫章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17][18][24][30][3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延平先生李公行状》、卷四十《答何叔京》（二）、卷七十《记疑》、卷六十七《已发未发说》、卷三十一《答张敬夫》（十九），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20][21][35][36][3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6、1625、1625、1625、1627页。

[27][28]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66、332页。

[46]赵顺孙：《四书纂疏·中庸纂疏》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

[50]陈淳：《北溪字义》卷下《中庸》，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8-49页。

[51]杨简：《（陆九渊集）序》，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35页。

[52]杨简：《慈湖遗书》卷十三《家记七》，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