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书评】国家安全视域下的美国语言政策

《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与战略规划》封面图

    2022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鞍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李艳红的新作《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与战略规划》（以下简称《政策与规划》）。本书的研究主题是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和战略，以国家安全为视角，重点论述演变路径、战略规划和关键语言培养的措施。本书特别关注语言政策中的“国家安全”因素，深入挖掘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和战略中的国家安全考量，是国内学界第一部以国家安全视角讨论美国语言政策的学术专著。

　　本书围绕关键语言战略、国家语言能力和美国国家安全之间的关联这一主题，对美国关键教育语言政策和战略的导向、演变、实施体系、成效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表示，美国的关键语言教育政策和战略是1958年至2010年间，美国政府通过出台和修改多部法律确立的语言规划。这项计划服务于美国的科技、经济、国防以及全球竞争力，支撑美国的国家安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作为美国外语教育的代名词，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和战略是在冷战的背景下制定和实施的。其目标是提升美国公民的外语能力、情报分析能力和公共外交能力。

　　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和战略是在冷战背景下制定和实施的，和美国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冷战时期，东西阵营两级对抗和意识形态对立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安全威胁。美国政府为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建立了系统的国家安全体制。美国的国家安全是指，防卫美国本土及其盟友的国土安全、维持经济增长、维护和推广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巩固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美国的国家安全体制是指，二战后美国通过1947年7月《国家安全法》的实施，建立的基于广泛国家安全概念的体制，名为《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成文的国家安全战略，其核心是旨在巩固资本主义阵营、封锁社会主义阵营的“遏制战略”。195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是有关美国国家安全的纲领性文件，号召建立一个旨在建立举国动员和协调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提升美国国家利益的举国冷战体制。1950年至1980年间，美国的冷战体制将国家安全置于核心地位。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这是一份重要的国家安全法案。几乎每年，美国总统都向国会提交《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是美国国家安全体制的要件。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为关键语言在教育领域的实施起到了制度化作用。美国的关键语言教育政策在实施的最初，就和冷战期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相关。迄今，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自1958年《国防教育法》出台后已实施六十多年，其内容涵盖阿拉伯语、汉语、日语、俄语等多种世界主要语言。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对提升美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外交领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推动美国在全球推广美式价值观。换言之，关键语言教育政策的实施构建了美国的国家语言能力。美国的国家语言能力意即美国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时对语言需求的应对能力，是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在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保持全球竞争力等领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起源于美国，但至今美国法律对国家安全缺乏明确的定义。1947年美国出台《国家安全法》后，美国多次针对本法做出修订。该法案中，对情报、反情报等概念予以界定，但并未对国家安全加以界定，也未发现其内容含有涉及语言的问题。美国之后推出的《史密斯法》、《间谍法》、《国土安全法》等多种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对国家安全的解释也比较宽泛。相较而言，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却是十分完备的。为维护国家安全，美国建立了严密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在政治、经济、国防、情报等领域防控来自外国的威胁。法律体系中有关政治安全的法律禁止暴力颠覆到防控政治渗透；国防安全的法律起到对内反谍报、对外扩充情报的作用；经济安全法律涉及管制进出口和外国投资。

　　《政策与规划》一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第一，语言政策研究处理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等深层次社会关系。考察语言政策和规划对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环境下，我国亟需把外语教育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同时，我国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要求我国制定出符合时代发展的语言教育政策，为我国实现经济、文化、外交等国家战略目标创造条件。第二，语言政策研究中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具有重要的国际传播意义和价值。美国语言的现实问题，也可能和我国在参与国际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语言问题相类似。研究美国的语言政策，有助于我国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立足中国语言的现实问题，从我国语言政策的实践总结出适应我国国情的语言政策，向世界展示中国语言政策研究的学术成就，为世界语言政策研究提供中国经验。

　　《政策与规划》在内容上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本书围绕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和战略展开论述，从“政策”和“战略”两个层面分别进行深入分析。本书先从政策层面入手，阐述美国关键语言教育的概况、美国关键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国家安全考量、二战后至今美国关键语言政策的历史沿革；再从战略层面探讨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的布局、人才培养体系和运营机制。本书从教育政策的历史沿革、制定、实施和评价的角度，对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和战略进行综合性、全面性地考察，这种典型的政策研究方法有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和战略整体发展和演变的脉络。

　　第二，本书面向专业人士，几乎每页都有引用和注释，同时，本书也兼顾一般读者的需要，语言风格平易，通俗易懂。作者在文献挖掘方面颇下功夫，亲赴美国的研究机构收集和整理了多种国内不易找到的原始资料。本书使用的文献超过三百种，其中既有美国政府公布的政策性文件，又有涉及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的经典理论著作。丰富的文献资料为本书的论证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第三，作者把美国国家安全中的语言安全因素置于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语境中进行考察，向读者提供了理解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和战略的独特视角。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上高度对立，这使国家安全成为美国制定关键语言教育政策和战略的政策导向。换言之，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和政略的目标是构建强大的国家语言能力，以此来维系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家安全威胁从“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转向抵御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该时期的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的目标是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国家语言能力，以此应对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本书以国际地缘政治视角作为切入点探讨美国的关键语言教育政策，为我们研究语言政策提供了新思路。

　　第四，本书明确了国家语言能力和美国国家安全的关系。作者表示，美国的国家语言能力和美国的国防安全、经济安全、价值观、国际秩序四个美国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密切相关。美国的关键语言教育政策是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关键一环。这种用国家安全的视角考察语言政策的做法，加深了我们对美国语言政策的理解。

　　本书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本书的写作模式采用传统的政策研究套路，从政策的历史演变、实施和评价等结构性问题入手详细地剖析美国的语言教育政策，但缺乏对语言教育政策和国际关系、国家安全之间关系的宏观性分析。由于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本质上是国家安全导向的，因此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该政策展开政治学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有关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议题在书中虽有涉及，但大多在历史背景语境下进行单独考察，而非将其和关键语言教育政策和战略整合后进行全景式的论证。同时，本书未提供详细的个案研究，说明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的成效。例如书中未详细说明汉语、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等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的主要语言项目，在关键语言政策中的地位如何，以及和美国构建国家安全之间的具体联系是怎样的等重大问题。此外，书末未附有关键词索引以便读者参阅，实为憾事。

　　笔者认为，尽管本书有上述瑕疵，但仍无损其学术价值，特别是书中有关美国国家安全的分析框架颇具见地。近年来，语言安全已经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语言安全包含三个核心含义：第一是国家语言资源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和损失；第二，国家言语行为主体（国家言语行为主体可以是个体或群体）在语言知识、语言能力、语言使用、语言认同、语言生活等方面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和损失；第三，国家言语行为后果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和损失。

　　在此背景下，《政策与规划》作为语言安全的研究领域中较为详尽的个案研究，具备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本书堪称国内学界近年来出版的有关美国语言政策的研究佳作，今后也将成为研究美国国家安全和语言战略问题的必备工具书。

　　（作者系鞍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