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佶祺

“30岁以后不是问自己该不该在这个行业，而是问，怎样在这个行业里做到最好的自己。”他是慢热的，就如这次访问一样，循序渐进，渐入佳境。“虽然出生医生家庭，从小在瑞金长大，但最初的梦想是一个金融家，我对数字有过人的敏感。而现在这种敏感，转移到了这双手，刀客的一双手。”

瑞金医院普外科甲状腺血管外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严佶祺， 擅于各类复杂良恶性病变的甲状腺手术，包括功能性颈淋巴结清扫术，胸骨后甲状腺肿切除，甲亢甲状腺切除，达芬奇机器人技术在甲状腺微创手术中的应用。

他估计，今年甲状腺癌手术将超过3000台，甲状腺手术3700台左右，“已经拦住了许多不该做的手术，有病人来了会发急，手术不给做，药也不给配。我说，做手术的决定容易，手术只有对我有好处，但对你就是过度医疗。病人想想有理，顿时心安理得起来。”

他的刀法师承瑞金医院的外科大家李宏为教授，兼容百家，他说，四十五岁之后，才能悟出刀法中的“道”，能够听到“刀丛中的小诗”。他对学生说，要善于发现顶尖刀客的破绽，“即使最好的手术医生，刀法中总有可以改进之处，要是被你发现了，无异于一次对自己的奖励。”

他去德国进修，惊讶于手术中所有的细节管理，高效，清晰，似乎一切都计划好了，没有太多任由发挥的空间，“在严谨近似刻板的规定动作下，术中绝大多数的风险都是可以控制的，这也许是对病人最大的受益。”

他也做达芬奇手术，他说绝对不是为了做而做，一切要看是否有必要，他坦言，这是战略性的手术，将来人与机器人的合作空间会极其巨大，“外科医生对新科技的运用是终身的挑战，不可以抵触，而就目前来看，达芬奇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开放性手术。”他说很庆幸，如果晚生几十年，很可能给智能机器人夺去了饭碗，“忧患意识也好，杞人忧天也好，倒逼着你拼命学，而且一定要把现有的手术做到极致。”

他的枕边是一部《中国历史地理政治十六讲》，我诧异他愿意阅读如此艰涩的著作，他说，作者周振鹤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奠基人谭其骧教授的弟子。“枯燥的东西，一旦注入干货，其实也不枯燥，土地是历史的舞台，舞台上的人来来去去，舞台上的演出从开幕到谢幕反复交织。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直接反应出舞台上演出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则大体是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了。”

他的确爱看舞台剧，很长一段时间，他和夫人把安福路话剧中心当做心灵驿站，《立秋》《暗恋桃花源》《向左转向右转》《无人生还》《长恨歌》，一场接一场的看，他非常迷恋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在固定的时间，有限的道具和场景下，可以做到天遂人和，云蒸霞蔚。

“有没有觉得，这就像一台外科医生的手术呢？”他笑道。

1

从医之路

“其实，我高考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金融系。如果发挥正常的话，坐在你面前的也许是一位银行家。”严佶祺笑道。

严佶祺是上海人，应该说从小就在医生的圈子里长大——母亲是瑞金医院的麻醉科医生，舅舅是新华医院的骨科医生，姨妈是一名内科大夫，外婆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助产师。“坦率说，我从小的生活圈就在瑞金医院这一带，因为太熟识了，就想以后走得远一点，但没想到最终上天还是帮我做出了决定。”

五年的本科生涯结束，摆在严佶祺面前的是两个选择，一是毕业分配，二是保研攻读研究生。若是毕业工作分配，似乎对他是最有利的，他会被分配到二医附属的瑞金医院，这是他从小到大最熟悉的氛围，并且今后又在母亲的身边工作，他的智慧和才华能够保证事业前途不会低走。“但我意识到，知识储备对于一个将要踏入工作岗位的临床医生来说，太过于浅薄了，只要有保研的机会，我一定会积极争取。”

1995年，本科毕业，严佶祺继续一路读将下来，直到2000年时获得了博士学位。“读完博士一看，将近30岁了，此时家庭的责任需要你去分担，虽然不考虑与同龄人的对比，但完全不考虑收入也是不现实的。”好在最终还是咬咬牙坚持读完了，一边同住院医师在瑞金医院一起培训，一边完成博士课题，那段日子对他来说，艰苦却值得。

严佶祺留在了瑞金医院普外科。当年的瑞金医院普外科十分庞大，病房有固定的医生，四大病区有值班医生轮换——一班是刚毕业的住院医生、研究生；二班是住院总医生；三班是高年主治医师和副主任一级的医师；四班是则备班。急诊手术一班是负责本病区的，二班是负责两个病区，三班和四班是负责整个普外科，根据排班上不停的轮换交叉，青年医生会有许多学习的机会，可以接触各式各样的医生，与他们共事取长补短，收益颇丰。

严佶祺在普外科的学习，多是综合的掌握，他特别喜欢观察别人的手术，乐此不疲。“技术想要提高就要综合的学习，我善于发现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哪怕他是一位名冠中华的医学家，也有值得提升的瑕疵，哪怕他是一位技术还不扎实的新手，也有你值得学习的个人特色。”

2

张弛有度

外科手术，有时候天堂和地狱就只有一步之遥。

在严佶祺看来，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要懂得知进退。好比手术突发大出血应当如何处理？一种情况，医生镇定自若，明白之后每一步要做什么，继续完成操作；另一种情况，医生会搬兵求救。“如果一直求助他人，势必无法成长。所以，合格的医生一定要对自己的技术和能力做出准确的估计，我的手术特点便是时刻关心出血量，2000毫升是我的底线，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血压会降到零。外科医生到最后练的是心态，这都是一台台手术打磨出来的。”

他坦言，无一例外，新人外科医生刚刚开始参与临床工作，获得资源有限，手术时间可能排到较晚开始，助手配置也许不如有资历的大夫，血库的存量可能不会很充足——所有种种状况都在督促着新人，他们必须成长。“这是有两面性的，事业的开始就这么艰苦，只要你可以在较弱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压力有多么大，技术的提升就有多么长远。”

严佶祺有两次比较长时间的留学访问经验，第一次是2002年在匹兹堡大学移植中心，第二次是2004年在德国汉诺威移植中心，都享有盛名。那里的手术模式以及手术思维使他对外科有了颠覆式的理解。

“一台肝移植手术，汉诺威中心的最快纪录，从切皮到关皮全手术流程共95分钟。时间比我们短，他们的能力不可小觑，我们需要正视95分钟背后的故事，提升的空间叫做熟练度。德国一例肾移植最快只要35分钟，可以熟练至此，他们不会轻易改变手术操作流程。举例来说，全院所有医生的切皮、关皮的步骤流程要求完全一致，包括出血后的操作和判断，完全相同。如果需要修改，则全院一起改进。医生个体的自由度和随意性非常小，对病人来说也更加放心。“我坚信90%的手术都是提前计划好的，当不断地训练，把每一步固定确认，熟练度自然提升，这是我在德国收获最大的——成熟的规范与体制。”严佶祺表示。

3

保持创新

2015年，严佶祺把重心放在甲状腺领域上，这也是瑞金医院源于内分泌科全国强势地位的一项战略性调整。他作为一个甲状腺血管外科的临时集合人，开始组队。

一年以后，瑞金医院完成的甲状腺手术例数是3500台，甲状腺癌2668台。2017年，甲状腺癌会超过3100台，总手术量将超过3700台。在编10位医生，四十几张病床，他本人除了一周二十余台的手术量，还要看门诊，工作的强度常人无法想象。

严佶祺解释，甲状腺的常规手术大体有两类，一类是传统的开放式手术，另一类是涵盖达芬奇机器人的微创手术。“最近有一个25岁未婚的女病人，200多斤重的患者，双侧甲状腺癌需要动手术。如果直接使用腔镜手术，手术过程会遇到极大的难关。经过评估，这个病人使用达芬奇手术，在双侧乳晕和双侧腋下做了四个1cm隐蔽切口，比起在脖子上留下7厘米切口要美观的多；而术后次日早上就可以喝水，说话声音也没有改变。可以说，达芬奇手术比起腔镜手术更加精细，创伤更小，病人能得到更好的治疗。”

达芬奇手术目前占手术量的25%，从2015年医院引进了达芬奇手术的机器人，这可以算是院里的一种远见，“我会与患者沟通我的评估方案，让病人自己斟酌，如果觉得机器人手术方法可行，那么我当仁不让。我们可以从此想象，二三十年后外科医生的手术方式会和现在完全不同，我们目前在做的，一方面是战术上的要求，另一方面更有战略上的储备。”

严佶祺坦言，对于达芬奇手术，绝不是为了利益或者猎奇而做，“外科医生要对技术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而去尝试。过去没有办法看到那么微观的技术，如今我同时可以操作三个机器人的臂，而过去开发手术是我的两只手加上两位助手的四只手，我思考的是，如何再去运用好机械臂，放大解剖结构，空间张力，找到恰当的解剖途径。通过微创手术来反思开放手术，相辅相成。”

口述实录

唐晔

听说您在成为一名医生之前，一直想要报考的是金融系，有什么原因吗？

严佶祺

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金融行业是十分热门的。我对金融抱有很大的热情，原因是我对数字很敏感，有一点天赋（笑）。

唐晔

您在瑞金医院周围长大，有没有想过，毕业后居然直接就到瑞金医院工作呢？

严佶祺

真没有考虑过，身边熟知的事物并不容易发掘它的美好。就像我一个在这一片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看到那么多人在思南公馆拍照留念——这番景象我从小看到大，从未变过，司空见惯，找不出让我拍照的冲动。但从一个游人的眼中，那就是一栋景色优美，典雅朴素的建筑，值得欣赏与惊叹。有时候走的远一点，离开一段时间，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就会发现当初不察觉的美丽了。

唐晔

当初是老天帮您选择了医学院，如今对于这样一个工作，兴趣如何？

严佶祺

自然，应该说必须是激发兴趣了，兴趣是干这份职业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到了30岁了，就不该再思考该不该走这条路，而是怎么将这条路走的更好。我说外科医生算比较幸运的，是可以终生从事的一份职业，无法完全被人工智能所代替，即使医学被人工智能全部攻陷了，外科医生也是被人工智能攻克的最后一道堡垒。所以，在这条路上，只有津津有味地走下去。

唐晔

选择甲状腺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之前有一段曲折的经历是吗？

严佶祺

是的，这个说起来是挺复杂的。博士毕业后一开始是完成肝移植手术，医院希望把这项手术做的更好，李院长和彭主任就去国外把技术引进过来。当肝移植手术发展很辉煌时，我转攻门静脉高压手术。2015年，普外科进入专科化阶段，我又来到甲状腺与血管外科专攻甲状腺。

唐晔

有些医生现在拒绝去使用新型科技，您是怎么想的？

严佶祺

不行的。一个外科医生的生命是从45岁开始算，经过这么多年经验累积，成功与失败，从这个年龄开始，你才可以总结超越自己，别人也会愿意听取你的建议。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不能故步自封，你应该去改写，去创造。一个卓越的外科医生，总是将自己的手术当做自己的作品，希望自己的手术越来越完美。

唐晔

您在组建科室的时候，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严佶祺

瑞金医院能人很多，科室还在发展我只是个临时召集人，业绩是大家闯出来的，不能总揽在我自己身上。病人该不该做手术，做什么手术，这些关乎病人权利的，我会去把控，其他的事不能无端干涉每个医生的自由。科室有问题我会和同事多交流，不论多优秀的医生，能和别人多交流，多一个人来帮你思考，就会少一分犯错的可能。我的内心一直很平静，我始终定位自己是一位为科室勇于奉献的临时召集人，科室得到长足发展，我随时退下来都没关系。我不太计较顶上的头衔，不然如何大步迈前，去做想做的事呢？

唐晔

有没有您的底线和准则呢？

严佶祺

做医生，善良，发自内心对病人好是最基本的，这不是流于天花乱坠的说辞。有病人在门诊的时候质问我，你为什么不配一些药给我，我说，明明知道目前没有药对你的病情有效，干嘛你要多花冤枉钱？我有些时候会像堂吉柯德一样挑战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也蛮累的。

现在甲状腺过度治疗很严重，我诊断下来说不用开刀，病人反驳其它医生让我开刀，我只能说，该不该开刀这是底线了。让一个不需要手术的病人去动刀子是不仗义的。每年被我拦住手术的病人就好几百，哪怕需要手术的病人，我们都要去交流，询问他愿不愿意动手术，因为人与人不同。我们必须尊重病人的犹豫，尊重他的逻辑和信仰，这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唐晔

这么多年，工作和生活上有遗憾和失落吗？

严佶祺

时间上极不自由，我很少有照顾家庭的时间，但家人都理解。

唐晔

您空余的时间还有吗？会去做些什么事呢？

严佶祺

很少，工作肯定是会带回家做的，偶然看一些杂书，比如《国学史纲》等。我很喜欢历史作品，历史的真相通常是在辩驳中才会明晰的，我们之前接受的教育缺乏培养辨证思维。通过读野史可以发现很多历史的隐藏面，比如有本书《三国配角演义》，作者从历史的破绽中深挖其结果，做出推翻三国志的推论，虽然有点荒诞，但至少可以自圆其说。这就好比找出名医大家完美的手术中的微小破绽，用批判性的思维看待事物，眼界就宽泛一些。

唐晔

您觉得医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严佶祺

一方面是治病救人，另一方面是，给人一种心灵的慰籍。如果医生无法在治愈疾病上给予病人自信心，那么病人自然也没有痊愈的信心了。

唐晔

病人都听您的吗？有什么是您经常与病人说的忠告呢？

严佶祺

我希望病人都能听我的（笑），我会忠告病人，顺其自然，心情平静，得肿瘤的几率就会更少一点，疾病喜欢缠上烦躁而浮夸的人。但医生也要学会倾听，这点我做的还不够，特别是在中国病人数量太多的大环境下。

采访/唐晔 编辑/宣颖

或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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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使用请注明：“来源［晔问仁医］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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