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人饮酒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商周时期，古云：“杜康造秫酒”，杜康作为夏王朝的五世国王，亲自造酒，可见当时人们对酒的重视程度。在士大夫阶层产生之前，酒主要有两大功用：其一为商代将酒作为宴饮助兴享乐之用，在《史记• 殷本纪》中曾记载：“以酒为池……为长夜之饮。”其二为周代所传的“酒祭文化”，即将酒礼视为最严格的礼节，所谓“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乡饮酒义》) 亦将酒视为传统节日活动以及宗庙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屠苏酒，雄黄酒，椒花酒等都与传统习俗、节日密不可分。而祓楔沐浴，饮酒赋诗这一传统文人活动，也是经由上巳节的祭祀仪式所派生出的传统文人游乐形式。酒在这一活动中，不仅仅作为宴饮助兴之用，更成为了文人们激扬文思的最佳催化剂。

曲水流觞，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据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昔周公卜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流波’。”其具体形式为：人们在举行祓楔仪式后，按一定秩序分坐于蜿蜒盘旋的溪水两侧，上游一人取盛满酒的羽觞浮于水上，任其顺流而下，羽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即取饮，吟诗作赋，彼此相乐，故名为“曲水流觞”。在整个过程中，因羽觞停留的位置无法估测，故而有着游戏般的刺激感与紧张感；而又因其来源于上巳节后的修禊活动，为古代一种除灾祛邪、祓除不祥的祭祀仪式，人们可以通过沐浴春日之水来涤净身上的不祥之气及祸根疾患，故而更充斥着祭祀般的庄重感与仪式感。

觞，系古代盛酒器具，即酒杯。通常为木制，小而体轻，底部有托，可浮于水中。也有陶制的，两边有耳，又称“羽觞”，因其比木杯重，玩时则放在荷叶上，使其浮水而行，顺流而下。

在由古至今的众多祓楔仪式中，因为王羲之的书法名篇《兰亭集序》，那次的兰亭雅集也成为了古典中国最为著名的文人雅集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共有十一人各成诗两篇，十五人各成诗一篇，以及十六人作不出诗各罚酒三觥。借助酒的力量，文人们“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不仅观赏到了自然风物之美好壮阔，更体会到了超脱于庸碌日常生活的精神自由感与愉悦感。而自由驰骋之精神状态，也必然激发了文人们关于人生境遇，生命存在等的哲学性思考。

如参与此次集会的谢安曾赋诗曰：“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裳。薄云罗阳景,微风翼轻航。醇醑陶丹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他认为万事万物虽于外在方面各有不同，但追其本源，却同在发展变化之中，受着统一的“理”即“道”的约束，在这一方面完全相同，故而生命长久永恒亦或是短暂无常又有什么关系呢？谢安这一思考虽明显受到了魏晋时期老庄玄学“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影响，但亦可视为作者之神志在受到酒的麻痹后，所肆意释放的平日积累的种种所思所感。而王羲之也在其所做的兰亭诗中言道：“合散固其常，脩短定无始。造新不暂停，一往不再起。”同样蕴含着“世事流云，人生飞絮”般，因不能把握自身命运而生的飘无定感。

而面对这些文人们在酒的催化下所生发的有关个人命运的思考，王羲之则在之后的《兰亭集序》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即“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既然生命短暂，人事变幻无常没有定准，为何不用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变数，趁合适的时候及时行乐呢？这种乐观旷达的态度及观点，诗人唯有借助酒的力量，才能“放诞”地吐出口，现于世，只因酒会将“情感”与“人性”放至最大化，使饮酒之人进入一种极为兴奋、至情至性的境界中。在似醉非醉的玄妙状态下，文人们妙语连珠，文思泉涌，得以将平日里的点点思考汇聚成流。一旦麻痹理智的闸门，这些珠玑之语便会势不可挡的蜂拥而出。而因作诗之人其各自的人生经历，社会地位都不尽相同，故而其饮酒后所“释放”的情感也不尽相似。无怪苏轼曾言道“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

曲水流觞这类文人雅集，绵延至近代而不绝，正是因为其寓情于酒的独特魅力。借用王羲之的话来说，与挚友围坐水畔，比拼诗情，畅快饮酒，“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酒与诗文相结合，不仅让悠久而灿烂的古典中国文化散发出一股悠长的酒香，更成为了激发历代文人创作的思想之源，灵感之土，孕育了无数辉煌而灿烂的文化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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