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国考虑实施的四天工作制，离我们有多远？

　　最近，英国的70家公司的3300名员工开始试行一周四天工作制：在工作量和薪水不减的前提下，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间从40小时变为32小时。

　　在此之前，世界上一些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试验，甚至已经实施。在国内，也有不少有关四天工作制的呼声。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在《2017-2018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中建议，2030年起实行“做四休三”。 

　　只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根据统计，在2020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每周要工作整整47个小时。这意味着，如果按每天工作8小时换算，大家每周平均要工作将近6天。

　　加班最久的行业，不是互联网

　　如今，提起企业把加班当文化的问题时，我们立马想到的是互联网公司。

　　伴随着加班话题的不断讨论，大家已将加班的重灾区和大厂画上了等号。但如果你去翻翻“为什么加班只提互联网公司，其他行业没有吗？”，这类知乎提问下的上千个回答后就会发现，受加班问题困扰的行业，有很多很多。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2020年，过度劳动情况最严重的五个行业，分别是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采矿业。这些行业有超过四成的从业者，每周要工作至少48个小时。

　　相比之下，频繁因加班问题成为社会焦点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过度劳动的问题却不是最严重的——有63.4%的人每周工作时间没超过40个小时。

　　有从事建筑业的网友在微博上这样解释自己天天满负荷工作的原因：合同是按自然日算的，休一天就少拿一天钱，而且超了工期还要扣钱。所以只要不生病，他就不休息。

　　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在2014年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中就指出，虽然国内的法定劳动时间已和国际接轨，但仍有九成行业，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都超过了40小时。专家据此呼吁：“提倡适度劳动，实现体面就业”。

　　如今，距离这份报告发布已过去了8年，尽管国内周平均工作时间不降反升，但职场人对加班问题的讨论日益频繁，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过度劳动的弊端。

　　越来越多的人都在问：每天在工作上耗这么久，除了保住饭碗，还有别的意义吗？

　　双休，何时成为天经地义？

　　在经济水平较低的古代，多数人都没有假期的概念，“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是常态。而工业革命后，随着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跳跃式发展，让很多劳动者即使每周休息一两天，也依然能养活自己和家人。

　　有意思的是，法定周末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却是经济危机的产物。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企业并不乐意员工享受双休，直到1929年大萧条爆发后。为应对失业问题，许多地方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做五休二制度——只要每个人都少做点，就能让更多人有活可做。

　　可以说，法定周末是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反内卷措施。但归根结底，这是生产力提升带来的结果。

　　近50年的数据也向我们展示了相似的情况：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人均产值越来越高，劳动者需要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所以你很难想象，现在每周上35小时班都嫌多的法国人，在1950年时，一周的人均工作时长能达到44.8小时，其勤奋程度和今天的国人不分伯仲。

　　这也是为什么在五天工作制出现的90多年后，随着生产力水平、办公形态的变化，一些国家和公司开始考虑是不是该实行一周四天工作制了。

　　在英国测试四天制之前，全球最大规模的这类试验是在冰岛。它从2015年开始，持续到了2019年。

　　占冰岛1.3%的就业人口参与了这项一周只用工作36小时的试验，涵盖了办公室、医院、幼儿园等100多类工作场所。这5年间，他们最大的工作调整就是压缩工作时间，而工作内容和薪酬都保持不变。

　　为了能在4天时间完成原本需要5天才干完的活，试验者压缩了会议时间、减少了茶歇时间。最终的试验结果显示，在大多数工作场所，实验者的生产力都保持不变，甚至有所提高。与此同时，员工的幸福感还显著提升。

　　但冰岛试验的成功，并不代表所有人做好了迎接这种新工作节奏的准备。

　　挤掉无效时长后，我们还要上多久的班？

　　如今聊起四天工作制在中国的可行性，很容易让人想起20多年前的五天工作制在中国施行前的情景。

　　彼时，很多人也觉得一周只工作5天不可行，理由是一周干6天的生产力尚且不高，只工作5天的话，活会更加干不完。

　　而推动五天工作制改革的原国家科委的“缩短工时课题组”，在1987年年底提交的调查报告显示，虽然中国当时的工作时间长，但并未被有效利用。相关课题组用抽样的方式，调查了全国299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和223个商业企业后得出结论，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迟到早退、开溜买菜、接孩子都是常事，大部分单位的有效工时只占制度工时的40%到60%。

　　《不会尘封的记忆：百姓生活30年》一书记载，在未实行五天工作制之前，中国是世界上劳动时间规定最复杂的国家之一：

　　夏天可以提前两小时下班；气温超过38摄氏度便放假；每个月可以请三天病事假，工资照拿；一年除去七天节假日以外，还可有十几天带薪休假；女职工的产假一个单位一个规定；连续歇假半年之内，只扣奖金而工资照发；随意让工人加班而不算违法……

　　正是为了让大家提高工作效率、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以及休息，五天工作制被定于从1995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如今20多年过去，关于无效工作时间太多的讨论再次多了起来。脉脉在2021年的一项调查就显示，有效工作时长占比能超过75%的人，只有三分之一。

　　诸如虽然工作已完成，但就因为领导不走，所以干熬着加班的情况在职场屡见不鲜。而加班时间的增多，又让摸鱼文化盛行，不断拉长无效工作时间，并最终侵占着我们的个人生活时间。

　　在万物皆可卷的当下，四天工作制看起来反倒是“格格不入”。

　　所以难怪目前为止，唯一成功做到让我们慢下来的，只有病毒。2020年3月，国家统计局在报告中指出：2020年2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0.2小时。”这或许是我们离一周只工作40小时，最近的一次。

　　延伸阅读

　　一些欧洲国家四天工作制，一场“乌托邦式”试验？（环球时报）

　　编者的话：进入6月以来，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进行每周四天工作制试点的报道颇引人关注。“能不能工作更少的时间，却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个问题不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两年多人们才提出来的。一个世纪前，美国汽车制造商就开始尝试双休日，让汽车工人成为“有钱有闲”的中产消费者，以此拉动美国经济；英国制药企业也选择周六和周日关闭厂房，来解决产能过剩和避免裁员的问题。如今，数字化技术的提高和居家远程办公等灵活模式的推广，使每周工作5天的“惯例”率先在西方国家中出现松动。“上四休三”的大规模试验2018年从新西兰悄然开始，几年来，欧美日等多国不同类型的企业也纷纷参与。有的国家为此专门举办国际研讨会，甚至计划拨款对参与企业进行补贴。有的企业和员工为“变革成功”叫好，有的则因“操作过于复杂、焦虑感增多”而放弃。《环球时报》记者对几个欧洲国家的调查显示，对不同国情的国家以及不同性质的企业来说，“能否最终推动每周四天工作制”的问题短期内还难有明确答案。

　　“成功了，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从6月初开始，英国近70家企业共3300多名员工开始参与“全球最大规模”的每周四天工作制试验。参与企业涉及软件开发、金融、咨询、招聘等行业，此外还包括慈善机构、教育机构、零售商和餐馆等。参与测试员工工资不降，试验时间为半年。参与试验的慈善银行负责人西格尔表示，五天工作制不再是21世纪企业的最佳选择，“在工资和福利不变的情况下，四天工作制将创造更快乐的员工队伍，并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去年11月，数字银行“原子银行”就在招聘时自诩是“英国四天工作制的最大雇主”，结果应聘者数量比以往增加了5倍。此前，推行每周四天工作制也被英国工党等纳入竞选承诺。

　　英国的四天工作制试点只是西方国家同类试验的最新例证。2018年，在新西兰成立的营利性组织“全球四天工作制”率先拉开试验的序幕。该组织创始人、经营一家资产管理企业的巴恩斯在自家企业尝试每周四天工作制。为期2个月的试验取得成功后，他决定公司正式推行每周四天工作制，并成立组织向欧美国家推广。“全球四天工作制”的大量研究表明，四天工作制可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公司开支和提升员工幸福感。其中，78%的员工表示快乐感提升、压力降低，63%的企业发现更容易吸引和留住人才。该组织负责人奥康诺尔表示：“疫情期间，大家早已对居家办公习以为常。越来越多的企业已意识到，员工的生活质量同企业的竞争力直接相关。只有减少工时、提高效率，才能使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西班牙，“太阳软件”公司2020年1月起实施每周四天工作制，成为这个南欧国家第一家采用四天工作制且不减薪水的中小型企业。该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阿罗约介绍：“我们有180多名员工，自采用四天工作制以来，营业额增加了，缺勤率降低近28%。我们收到很多求职简历，说明这很有诱惑力。当然，就我们而言是成功了，但这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字营销咨询公司 Good Rebels的140名员工去年夏天尝试了3个月从周一至周四工作的模式，并在当年取得30% 的业绩增长。公司首席执行官波洛分享的经验是：“疫情之下可以远程办公，但每位参与者都必须提高工作效率。以前社会或许不太接受这样的工作模式，但这股浪潮已无法阻挡。通过我们的企业文化，给予员工很大的自主权，希望大家有更多自由空间，但也承担起相应责任，实现个人和集体的共同承诺。”

　　批发企业BigBuy的首席执行官埃斯特韦表示：“尽管由于公司特性，外界一直认为我们实施四天工作制是不可行的，但我们灵活地让每位员工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选择是为期4天的密集工作还是将工作分散在5天完成。”马德里拉弗兰卡切拉餐厅也尝试了四天工作制，厨师塞斯梅说：“上班的那4天确实更忙了，但随后有3天的空闲时间来休息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北欧，人口只有37万的冰岛，尝试的结果是已有86%的员工每周工作35小时，而且正朝着每周四天工作制的方向转变。2019年8月，微软日本公司成为日本第一家实行四天工作制的跨国公司，2300名员工连续5个周五放假，反馈的效果是“效率提高40%”。

　　“对不创造价值的时间不感兴趣”

　　西班牙《先锋报》6月12日报道说，该国工业部为有意加入创新工作制的150至200家公司制订1000万欧元的补贴计划，如果需要，未来几年政府的补贴额将达到5000万欧元。据马德里地方议员埃克托尔介绍，关于补助的具体落实有望在今年9月开始，申请的企业需要提出技术创新计划或对原工作团队进行重组以便减少工作时间。依照企业的不同规模，企业收到的总补贴额最高可达20万欧元，每名员工每年最多可以获得2000或3000欧元的补助，这相当于很多人一个月的收入甚至更多。瓦伦西亚自治区政府宣布的补助更高，每名工人每年最高5500欧元。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2021年10月，西班牙电信股份公司成为该国第一家实施每周四天工作制试点的大公司，但公司降低了那些想休息3天的员工的薪水。如果政府补贴到位，那些被减薪的员工还可以从电信公司“找回”20%左右。

　　西班牙真的可以做到缩短每周工作时间，还是在进行一场“乌托邦式”的试验？今年5月27日至28日，西班牙举行了一场有关每周四天工作制的国际研讨会，与会的工会组织“劳动者大联盟”秘书长阿尔瓦雷斯兴奋地表示：“每周四天工作制的实施速度将比想象的还要快。”致力于改善人力资源调配的胡玛基金会主任弗内斯说，“缩短工作时间可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西班牙副首相兼劳工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也对实施缩减工作时间和灵活分配人力资源表示支持。

　　瓦伦西亚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桑奇斯认为，缩短每周工作时间不仅可行，而且是必要的，原因之一是西班牙是欧盟成员国中工作时间最长、但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2019年西班牙人平均每年工作1686小时，平均生产率为48欧元/小时。相比之下，德国人的年平均工作时间为1386小时，平均生产率接近61欧元/小时。桑奇斯坦言，减少工作时间在短期内并不容易实现，因为需要改变的不仅有工作习惯和企业文化，还要在提高效率与缩短工时之间做好平衡，“这就是公共政策可以帮助测试的方面，观察其如何运作，是否对社会、经济和环境有益”。他还强调：“任何人对于不创造价值的时间不感兴趣，优化工作时间对雇员和企业都有好处。”

　　巴塞罗那“为健康社会合理运用时间”项目协调人玛尔塔认为：“随着数字化和自动化的推广，重新设计工作制度时重要的是灵活性。关键在于减少工作时间，而不在于每周具体工作几天。工作4天只是一种选择，其设计也未必是最佳的。”在玛尔塔看来，人们要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更好的休息、更好的睡眠、更少的病假、更少的压力、更少的工作事故、更少的旷工，最终提高绩效。他表示：“更多的空闲时间还可以提高社会和家庭的共同责任，体验更多的运动和爱好，更好地照顾自己……从环境的角度来看，这将有助于节省能源、减少出行，推动可持续发展。”

　　西班牙等国的试验已引起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在墨西哥，每周工作4天有多遥远？”墨西哥《拓展报》近日在报道欧美四天工作制试验时称，一项针对9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民调显示，44%的工人认为雇主永远不会愿意实施减少工作日的措施。人力资本公司万宝盛华拉丁美洲总裁莫妮卡认为，四天工作制和其他任何劳动计划都不可能适合所有人，因为个人的关切是由环境、态度和愿望共同决定的，“这也取决于你所从事的行业以及每个职位的功能”。

　　“与领导和同事接触减少不是好事”

　　确实，任何一项新生的制度都会遭到质疑或反对的声音。在英国，参与试验的企业并非对四天工作制齐声叫好。一家派出800名员工参与试验但最终选择放弃四天工作制的医药企业反馈说，“操作过于复杂”，后勤、技术、财务、人力等行政部门很难进行协调。美国咨询公司盖洛普的一项研究发现，工作日减少会增加员工与企业的疏离感。部分员工也不希望将5天的工作量压缩到4天完成，特别是当最后一天没有完成任务时焦虑感和挫败感就会增多。英国亚当·斯密经济研究所则警告称，强迫人们减少工作时间的最终结果就是收入也会减少，“如果实行四天工作制，英国将对投资和创业者失去吸引力”。

　　四天工作制能在多少行业推广仍是个未知数。即使是在政府鼓励企业推广每周四天工作制的新西兰，一些商业协会和组织也提出反对意见。比如有涉及乳业的行业组织表示，农业部门员工不适合这种工作模式，原因是“牛羊不会说我们只工作4天，然后休息3天的”。

　　《环球时报》记者关注到的一些个体故事也表明四天工作制在实践中会出现很多变数。伊林沃思当上爸爸后不久应聘到伦敦一家公关公司工作，合同中有“每周工作4天但多休息的那天也要随时待命”的选项。在干了半年且有晋升机会时，他和公司都决定将合同恢复为每周工作5天。伊林沃思说，工作时间减少，让自己在团队中的定位变得模糊不清，与领导和同事接触减少不是什么好事。

　　对政府要以补贴换企业减少员工工作时间并提高效率的做法，有马德里民众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身处一个仍有债务无法偿还的国家，如此下去养老金发放或许都将难以为继。”西班牙经济学家总理事会金融委员会主席佩德拉萨也告诉记者，在西班牙广泛实施每周四天工作制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该国小企业的比例很高。西班牙储蓄银行基金会的高级经济学家玛丽亚也在接受本国媒体采访时直言：“西班牙的经济结构特征，是不适合推行每周四天工作制的国家。”她认为，在某些“经济非常有活力的国家”才有可能，新技术在工业和服务业都应有重要运用，但在西班牙占比并不明显。

　　四天工作制还会带来哪些风险隐患？西班牙胡玛基金会的专家认为，“坏消息是劳动力市场将分裂，员工之间的不平等会更明显，获得补贴的员工可享受工作福利并有很大的谈判空间，但许多人由于所在企业条件限制无法获得任何改变”。桑奇斯教授也认为，西班牙劳动力市场已两极分化，有长期雇员和临时雇员，后者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四天工作制将加大他们遭受不平等对待的风险。

　　自2020年这场辩论开始加强以来，西班牙“劳动者大联盟”等工会组织持赞成态度，并相信试行期间的设计方案会越来越成熟。马德里地方议员埃克托尔也提醒那些反对者说：“正如每周5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也不是一夜之间普及的，而是在很多企业实施后，再由工会逐渐扩展到其他企业。四天工作制同样需要这样的过程。”Good Rebels的首席执行官波洛也作出呼应说：“我们相信世界将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就像100年前一点一点地开始思考也许我们不应该在周六工作一样。”

责任编辑：宋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