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古代小说中“一语成谶”的故事

余舒艺

（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说文解字》中对“谶”的解释很简单“验也”，也就是说，“谶”就是之后会被验证的话。清代段玉裁的注中附加说明说“谶，纤也。其义纤微也。”意思是说，这样的之后会被验证的语言意义是细小微妙的。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包含谶言的故事数不胜数，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左传》这样中国小说的源头上。《左传》在记叙虢国灭亡时曾经出现了五次谶言：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预言：“虢其亡乎！”；闵公二年虢公败犬戎于渭，舟之侨曰：“无德而禄，殃也，殃将至矣。”；僖公五年虢公败戎于桑田，晋卜偃曰：“虢必亡矣！”；僖公五年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这五句话在后来都不幸得到验证，僖公五年虢国终于灭亡。这样的故事情节可以说开启了中国古代小说的“预言情节”。

在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中，这样的情节就出现得更多了；唐传奇中也出现过谶言的情节，比如说《霍小玉传》；明代的记录谶言的拟话本也有，例如《施润泽滩阙遇友》《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等。收入谶言类的小说最多的也是最著名的当属《太平广记》，它为“谶应类”的小说单独列出了一卷，而在“报应”“神仙”“定数”等的卷章中也有相关的故事收入。到了清代，不论是在《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中，还是在《阅微草堂笔记》这样的笔记体小说中都有记录。在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红楼梦》的判词、《水浒传》的预言偈都属于一种谶言。可见，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谶言内容丰富且源远流长。

从中国古代小说的情节中我们不难看出谶言所带有的独特的魔力，一句话就能说尽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在西方的创世神话中，是语言创造了世界，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同西方一样，中国人的命运在谶言小说中也是被语言主宰的。《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三中说，孙权挖井挖到一个碑上书：“汉六年，颍阴侯开此井。卜云，三百年当塞，塞后不度百年，当为应运者所开。”随后孙权也果真得运成了吴主。那么，中国人为何倾向于采用语言这种方式来告知未来？在笔者看来，这是出于中国古人对语言文字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敬畏感。

《淮南子·本经训》中记载仓颉造字时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而《平阳府志》的记载则更为传奇和详细：“上古仓颉为黄帝古史，生而四目有德，见灵龟负图，书丹甲青文，遂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圆曲之变，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文字既成，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且不论文字是否真的是仓颉所造，但从上文的两则记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两点：第一，在中国古代被认为创造了文字的人绝非常人，他“四目有德”，将仓颉异化为神人一般的存在，无疑也是在歌颂文字的伟大。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有“将人神化”的传统，这样的人物形象的提升和升华，似乎是意在突出文字这样能将人区别于鸟兽的创造，是神圣的，是神赐予人的。第二，在文字创造的传说中，都极其夸张地描绘了文字创造之后天地万物为之动容的场景。“天上下起了粟如雨，夜晚鬼魂哭泣”，这样宏大的描绘我们在开天辟地、女娲补天造人这样的传说中也能够看到。这也暗示着造字与造人、开天辟地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因为对文字的崇拜，中国人从来有“敬惜字纸”的说法。仓颉完成了造字的使命，文字可以记录历史、传承思想。为了纪念这种伟大的发明，最好的办法就是珍惜汉字，因为字是神造的，那么这就是对神的敬重。古人甚至认为，文字给了人们传递文明的可能，只有真理才配书写于白纸之上。儒家说“正言”排斥“花言巧语”，这样的语言观赋予了语言文字严肃性；道家说“道可道非常道”，这样的语言观看似是消极的，但其实将古人对语言的敬畏演绎到了极点。对文字敬畏和崇拜的观念在古人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非礼勿言”的他们对自己的一字一句、一言一行必然是相当谨慎的。反过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谶言的出现，不就是“泄漏天机”吗？所以，这也使得谶言在小说中产生了模糊性、隐喻性和多解性的特征。而文字的崇高地位则决定了谶言不可能是一个无端的玩笑，而必然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的民间更是对语言的魔力深信不疑。人们认为，说了就会变成现实，要是好端端地出现了什么不吉利的话，那么这恐怕是要成为现实的。这种对语言崇敬到恐怖的感觉，都反映了人们将语言看作是一种神秘的支配人生的力量。

中国古代的命运观从来都是有神的，古代人的希望和恐惧、幻想和幻灭、空想和梦想等意识形成了他们的世界观。在汉以前，中国人是接受儒家的“天命论”的。从《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对于命运的态度，他们认为命是老天给人间安排的绝对性命运，而他们对于这种宿命论是接受而不反抗的。在《论语·颜渊》中有句非常著名的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正好阐释了这个观点。所以，有些谶言表现出了不可逆的特点。在《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三中有个故事说在唐太宗的年代有秘记说：“唐三代之后，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于是太宗找李淳风商议，结果李淳风告诉唐太宗：“天之所命，不可废也。王者不死，虽求恐不可得。且据占已长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四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其余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壮严毒，杀之为血仇，即陛下子孙无遗类矣。”意思是说，这个女人现在已经出现了，如果杀了四十年后再生，那么年轻力壮一定将李氏子孙杀尽，还不如不杀她，四十年后等她年老了，心地会仁慈些，也不至于将李氏一脉赶尽杀绝。李淳风的那句“天之所命，不可废也”体现的正是儒家“安于天命”的观点。

东汉年间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传入中国时本身就与占卜、图谶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佛教与佛法相结合，民众在寺庙求签许愿时，佛教就被披上了神通广大的外衣。中国人开始相信佛寺中的高僧是异于常人而对未来有着奇特的感悟能力的。我们在阅读谶言故事的时候会发现，许多的谶言都出自高僧之口。比如在《水浒传》中预言鲁智深“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的正是五台山的智真长老。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玄学相因，将中国人的命运观从对“天命论”的单一注释，转向了“因果报应”。在《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二中讲有个叫王虚之的人，十三岁时父母双亡。从那以后二十年的时间，他一口食盐和醋都没有吃。后他得了重病，忽然来了一个人对他说：“你的病很快就会好。”晚上他住的屋里发出了奇异的光芒，院子里的橘子树在严冬结了三个果实，他的病也好了。这些都是他孝敬父母的结果。

到了唐代，根据前代的种种观点，中国人的命运观理论达到了巅峰，形成了一门有系统的学问也就是“命理学”。在此后的历朝历代中，中国人对命理的好奇从未消退过，并且不断地通过文学把他们对命运的关切形象化。

《聊斋志异》中的《医术》，讲的就是一介贫民遇见了一位道士，告诉他从医才能脱贫致富，但是他自己大字不识一个。恰巧他与太守同时患上了咳嗽，太守张榜求良医，他自觉无能就往野外走，走到半道上口渴就喝了一位村妇的洗菜水，咳嗽居然好了，于是就又回城用这种方法治好了太守并从此名声大噪。这是一个典型的凭借谶言来改变命运的故事。古人对未知命运的渴望变成了他们对谶言的迷信，“人的命运”成了叙述的焦点。动荡的朝代变迁让他们对命运的脆弱坚信不移，对将来的无知而引发的恐惧让他们急切地想要了解命运中的那些“问题”，因为只有了解症结所在，才能够试图去解决问题。

美国民俗学者德森（R.M.Dorson）认为，传说追求历史性和事实性，并要求说者和听者都相信它的真实性。“传说”这样的创作追求就让它与历史有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在中国古代，这句话得到了另一番验证。干宝在写作《搜神记》时认为，他写的只是不能被写进正史的历史，是“补史之阙”的。并且在中国那个人们相信万物有灵的时代，这样的故事是与历史画等号的。而在这样的故事中再添加上历史名人的奇闻异事，就会愈发令人深信不疑。

“假实证幻”的笔法就是借故事中可靠的地方证明虚幻的地方也是可以相信的，这样的笔法常用于史书中。《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三中记录了一条关于骆宾王的谶语，说骆宾王在他著名的《帝京篇》中曾经写到“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而这句诗对于他后来的死正好是一语成谶的，他后来和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失败后跳到江中淹死。这则故事因为《帝京篇》的流传而看起来颇为可信。虽然这样的事件现在看来仅仅是巧合而已，但在那个时候无疑是谶言背后的“超自然力”的铁证。

这种将艺术真实无限逼近历史真实的手法，为读者提供了既奇幻又真实的阅读体验。

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存在着圆形叙述的传统，许多小说总是头尾相合。这样的写作手法，同中国人崇尚佛教中的轮回、因果报应有很大的关系。

在许多“一语成谶”的小说中更是如此，文章开头说出的谶言常常与结果相同，虽然在故事中间，有的有反抗的曲折历程，有的没有，但是总逃不出圆形的框架。《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六中蔡微远的故事讲的就是一个人从蔡微远那里得到谶言说他今年俸禄即将完结，宜辞官回乡，那人得到一个京官的职位之后，不愿结束官运没有辞官，于是他在当年秋天就不幸死了。《聊斋志异》中的小翠的情节就更为曲折，王太常因为在雷雨天救了一只狐狸，他的哥哥在开篇就预言“弟必大贵”，随后经历了痴儿、狐媳、去政敌等一系列的波折后，终于小翠与太常之子重修旧好，也算印证了王太常哥哥的那番话。

传统小说中圆形叙事模式强调因果和逻辑的严密性，因果报应情节在这样的谶言小说中受佛教的影响一路沿袭下来，陈陈相因、环环相扣下也为整个小说的叙述构成了严密的逻辑链。在不断产生矛盾和克服矛盾之后，最后能够让结尾与开始表现出一种巧合般的吻合，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高超的叙述技巧。

此外，在谶言小说中圆形叙述的手法能够让读者在一开始就对接下来将要展开的情节抱有强烈的好奇心，蕴藏在细节中的悬念不会让故事因为在开始的时候就揭示结局而失去张力，反而会让读者的期待加强。

“一语成谶”的谶言类小说只是中国古代小说丰富的内容形式中的一种，但是因为其特殊的情节内容，勾连起了儒释道三家的众多文化内涵，长久以来中国的有神论让相似的故事至今依然在民间口头流传着。但是，正是这样的“迷信”却为中国漫长的小说史增添了才子佳人、王侯将相之外别样的色彩。

[1]赵奉蓉.《左传》预言对小说创作的影响[J].胜利油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4）：8-10.

[2]朴美爱.《太平广记》“预知未来”故事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113-114.

[3]孟庆粉.魅力魔圈——论康拉德小说的“圆形”艺术[J].宿州学院学报，2009，（1）：43.79-81.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