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中国》解说词文本18 第二季第六集  季风

借助商业化，明朝的出版业创造了历史的高峰，普通人有了著书立说的机会，各个阶层都成了书籍的消费者。图书传播着四海八方的讯息，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坚守中绵延不绝，中国人也在一点点打开面向世界的窗口。

第二季第六集  季风——书籍勾勒的波澜壮阔的明朝时代图景  

南京城薄雾氤氲，这座六朝古都，也是明朝立国之初的都城。

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已经轮番上演了一千多年。及至公元1639年，这里的水流街巷正四处弥漫着墨香和书香。

书生陈子龙来过南京多次，但此行无关风月，是有一件特别的事要办。他用6年时间，整理修订了老师徐光启的一部遗著。

南京是江南书坊的中心。陈子龙前来筹备出版的这部著作，名为《农政全书》。

在明朝，图书出版的手续极为简单，书籍税和笔墨税也取消了，坊间刻书蔚然成风。每一个普通人都有了著书立说的机会，市井商贾、乡野村夫都成了书籍的消费者。

这些书，在民间创作，在民间刻印，在民间流传，如同风拂过原野，传播着四海八方的讯息。那些带着鲜活气息的新知的涌动，几乎贯穿了大明王朝的整个历史。

陆 季风

【明洪武十一年】

4月的江南，春雨霏霏。杭州曾是南宋的国都，繁盛一时。元朝时，这里依然是国家的贸易中心。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惊叹它为“天城”，“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

改朝换代的伤痛，在几度春风中，被时间一点点治愈。公元1378年，明帝国统一中国后的第11个春天，新的希望正在孕育。

5年前，徐一夔被任命为杭州府教授。当时，教授是个低阶官职，从九品，一府学官之首。

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

他着力建起一套由下而上的学校体系，国家层面称为国子学，后又被改称国子监，在地方则设有府、州、县三级学校。这套教育体系直接与科举制度连接，教学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

徐一夔的家乡在台州府天台县。他自幼跟随父亲读书，成年后在嘉兴、杭州一带游学。因为身体不好，特别是患有脚疾，这次来到杭州后，就很少离开了。

这一年，徐一夔接到一个任务：编修杭州府志。为了写好这本书，他决定走出书斋，认真看看这座城市。徐一夔知道，透过杭州城的景象，可以窥见国家发展的一个侧影。

出身寒微但强势专制的开国皇帝有自己的治国理念。朱元璋说过：“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

他全力恢复农业生产，并要求农田中要有相当的比例，用来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于是，全国棉花的产量大幅增长。

这直接促进了纺织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手工业基础比较好的松江、杭州、苏州一带，杭州逐渐成为一个纺织工业中心。

距离徐一夔家不远，就有一间作坊，纺织机的声响时常引起他的兴趣。

明朝以前，平民所穿布衣的“布”多是麻布，棉布直到宋末还是很珍贵的物品。现在，棉布的逐渐普及，不仅增加了帝国的税收，也让作坊主拥有了更多财富。

朱元璋并不喜欢商人，他在《资世通训》中曾这样写道：“经商之人，唯利是图，贪婪诈取者居多，公平交易者甚少。”

但毕竟商人也是庶民。是庶民，就应该受到应有的保护。秩序要不断完善，国家要形成规范而高效的运行体系，最终官员廉洁勤政，百姓安居乐业。

这是帝王高高在上的理想，而真实的社会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徐一夔决定自己直接去观察，去体验。身为一个行走在民间的低级官员，书写是格外郑重的事。

徐一夔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资料的搜集和考证是辛苦的，编撰志书是严谨而枯燥的。他用了8个月时间，勤奋不辍，最终完成了长达60卷的《洪武杭州府志》。

但这份洪武年间的官方文献遗憾地失传了。后人广为知晓的，是徐一夔在同一时期撰写的一部私人书稿——《始丰稿》，那是他将自己的297篇文章以及7首诗汇编而成的一套书。

始丰，是他家乡天台县的旧名。这些文字，是他本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其中有一篇名叫《织工对》的文章，最为著名，那是一份采访笔记。

那个时候，我租的房子在杭州钱塘相安里，这里的有钱人会雇佣工人们织布。

每天深夜，就会听到一个人领唱，其他人也都跟着唱。歌声很欢快，唱歌的人都是织工。我常常会想，他们很快乐啊。

白天，当我路过他们织布的工场时，可以看到老房子里坐满了工人。四五具织布用的杼机，南北方向摆着。十多个工人手脚并用，在杼机上织布。看得出他们很专注，脸上没什么多余的表情。

我走进去，问其中一个说：我看你们工作很辛苦，做这些辛苦的工作，又有什么乐趣呢？

这个工人对我说：我的工作虽然辛苦卑贱，但是我在这做一天工，就可以拿到佣金二百缗。工场主管我吃穿用度，那我每天挣的钱就可以用来养家。这点钱虽然不够丰衣足食，但也不会饿肚子。我们一直都这样过的，也没想过别的，只知道认真做出好看的织品，大家也都喜欢。雇主把我们喊到一起干活，给我们差不多的佣金，我们就是雇佣关系，各取所需。下班后，我们一起放松一下，唱唱歌，似乎疲劳都少了很多。

徐一夔的这次采访，有人说记录的是丝织业发展，又有人说是对刚兴起的棉织业的实录，还有人说它透露出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有新风吹来时，知识分子的视线不再只停留于庙堂之高，也开始触达江湖之远。

徐一夔为杭州，也为商业社会，保存了一份独特的样本。它充满细节，琐碎而生动。一本书，让后人得以真切感受到一段活生生的历史。

之后他再没有离开过杭州，继续教书传道、授业解惑。他希望学生们一生都能把道德作为形事的标准，而不仅仅是科举、做官、玩弄权术。那些，不是读书人应有的大志。

徐一夔对学生的殷殷期待，或许和明朝越来越死板的科举制度有关。

和前朝不同，明朝将科考范围限定在四书五经，文体规定为八股文，所述观点必须遵循朱熹的《四书集注》，不能有自己的见解。许多读书人为求功名而逐渐放弃思考，脱离实际。

但在远离权力体系的另一端，如同徐一夔一样，行走在市井坊间、体察着世事变迁的人，却一直没有放弃过个体的书写和表达。

他们的文字和思想，借由书籍流转传承，丰富了大明王朝多元并存的文化图谱。

徐一夔晚年的情况没有明确记载，有传说，他因为呈给皇上贺表中的一个字有歧义，被朱元璋杀了。

但人们更愿意相信，徐一夔就是这样，在江南温暖滋润的似水流年里，往来于教室与街市之间，日复一日，渐渐老去。而这世界的每一天，万物都在更新。

【明永乐十一年】

总有人会第一个感知季风和潮汐传递的讯息。15世纪到来的时候，有人开始创造新的历史。

公元1413年，距离明帝国大陆一千多公里外的南方海面上，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正在平稳地向前航行。

冬去春来，他们离开陆地已经数月，这是长期生活在内陆的人们从未抵达过的远方。壮阔、瑰丽、多变的海洋，让人惊叹，并深深地敬畏。

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出海。这个年轻人叫马欢，因为通晓阿拉伯语，他被招募为翻译。

明帝国的庞大舰队由40艘宝船组成，率队的是朝廷内官监太监郑和。这是他的第四次远洋航行。

之前三次中，他带领船队一路南下，足迹遍及今天的越南、泰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地。这些地方，在当时被统称为“西洋”。这一次，他们决定走得更远。

有传闻称，这支舰队被明成祖朱棣赋予了秘密使命，前往海外寻找被朱棣夺位的建文皇帝。

但这只是传闻。可以确定的是，舰队完成了宣扬明朝国威的使命，加深了与西洋各国间的了解。

明帝国的造船术和航海知识都领先于世界，足以支撑远距离、长时间的航行。郑和的船队载满了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物资，以换取西洋盛产的香料、染料、珠宝等产品。

翻译官马欢产生了一个念头，他觉得有必要记述下这“千载之奇遇”。虽然他只是“一介微氓”，但是，他的背后却是威名赫赫的大明王朝。

这是郑和下西洋中航程最远的一次。他们绕过阿拉伯半岛，把航线一直延伸到了非洲海岸。此后，马欢又跟随郑和第六次和第七次“下西洋”。

如此前无古人的壮举。在明朝的官方档案中却几乎没有记载留下来，郑和本人也没有著述。幸而有马欢用心记下的点滴，才让中国人在这个海洋世界的开篇所写下的浓重一笔，没有被淹没在历史的汪洋中。

马欢将沿途见闻和感受草创成书，记述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人文、物产、风俗等情状，取名《瀛涯胜览》，并用了三十多年时间修改定稿。

“瀛”指大海，马欢想要把这些奇妙的经历讲述给那些没有见过海外世界的人听。很多年以后，年迈的马欢还会时常忆起下西洋的经历。

“高山巨浪岂曾观，异宝奇珍今始见。俯仰堪舆无有垠，际天极地皆王臣。”

用明朝白话写成的《瀛涯胜览》浅白易读，背后却是一个新时代的惊涛骇浪。

1405年起，郑和奉朝廷之命，先后组织了七次远航，平均每次航时约为一年半。他们巧妙地利用海洋季风的规律，冬季出行，夏季返航，抵达了非洲东海岸以及红海沿岸，甚至更远。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航行范围之广，在全世界前所未有。他们所经过的海域，直到很多年后，才有了西方航海家的身影。

郑和下西洋，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3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线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

这是全球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也是明帝国向外部世界发起的一次勇敢探寻。

1433年4月，郑和在第七次航行途中去世，明朝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戛然而止，但海洋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深刻连接的纽带。

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伟大的事迹，被一个小人物记了下来。

世界正在变化，马欢记忆中永不磨灭的鲸波浩渺，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发展成为繁忙的新航线。在海上丝路的那一头，众多西方传教士即将启程。

【明万历十七年】

意大利人利马窦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一位涉猎广泛、知识渊博的学者。受耶稣会委派，他来到中国传教。他先到达澳门，之后到了广东肇庆。

肇庆知府王泮被利马窦的学问打动，他印刷了利马窦绘制的世界地图，送给高官朋友，但对于传教却始终心存芥蒂。

利马窦来中国7年了，这是他在肇庆的最后一天。因为种种原因，他必须离开，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刚好就在这一天，广东南雄府有人前来拜访，他叫瞿太素。

利马窦后来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瞿太素：他是一个高官的儿子，受过良好教育，他是天才，但他放弃了学习，变成一个败家子。

瞿太素是来请教炼金术的，见到身着僧袍的洋人时，他毫不掩饰地笑起来。

这是利马窦为自己设计的行头。他以为，中国人既然可以接受佛陀，那也应该可以接受同样来自西方的上帝。显然这是个失败的创意。

瞿太素给出了一个方法，正是这个方法，让利马窦敲开了东方的大门。

瞿太素告诉他，士大夫在中国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想在中国立足，就要得到他们的认可。为此，首先要了解儒学。

利马窦听明白了，他不仅在外形上僧袍换儒服，甚至修改了教规，默认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更以《圣经》附会四书五经。

利马窦研读儒家经典，熟悉到倒背如流的程度，同时遍访名士，向他们求教。

他对儒学的认知令士大夫们惊讶，尊称他为西儒“利氏”。加之他还具备对方不懂的天文、西医、算术知识，很快就有了一批拥趸。

利马窦逐渐把佛教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合儒斥佛”成为他在中国的传教战略。

他还不能透彻理解的是，中国人早已不把佛教视为外来宗教，儒释道融合已经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所以，士大夫们对利马窦和佛教高僧的辩论并不赞同。

这大大出乎利马窦的意料。他意识到，自己和这个国家最深层的文化还隔着一道屏障。

在此期间，有很多中国学者都慕名前来拜访，其中一个支持他观点的上海籍学者徐光启给他留下了印象。不过，这次见面的意义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逐渐显现。

公元1595年，利马窦撰写了第一本中文著作《交友论》。他把西方思想家交友的格言和十个小故事译成中文，加以点评，集结成册。

没有想到《交友论》竟在士大夫中备受青睐，为利马窦赢得了来到中国之后最大的信任和赞赏。

《交友论》的成功让他觉察到，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完整而且自成体系的，外来思想只有经过本土化才能融入中国。

把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汉语，用“中国化”的书籍去影响更多的人，或许是一条路径。

他曾经用一幅地图打动了王泮，现在他用一本书打动了士大夫。他相信，一定也能找到一个打动中国皇帝的方法。

几经波折，利马窦在公元1601年再次踏上进京之旅。他已经有了策略，但还需要一些帮助。他想到了那个睿智而热情的人——徐光启。

【明万历三十二年】

徐光启，松江府上海县人，43岁中进士，被选拔为庶吉士。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但这并不影响他埋头苦读圣贤书。

于那时的文人而言，科举和功名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唯一选择。但这条路，徐光启走得很艰难。

几年前，38岁仍屡试不中的徐光启游学南京。在朋友家里，他见到了那幅著名的地图——《山海舆地图》。

一个满心都是“天圆地方”理念的人，第一次看到类似今天所见的世界地图，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表。

陆地与大海竟然同在一个球形上，世界之大竟然如此无边无际，徐光启的世界观在那一刻被改写了。

不久之后，他在京城见到了地图的绘制者——利玛窦。

考虑到中国人一向将自己的国家视为天下之中，聪明的利玛窦把中国放在了世界地图上靠近中央的位置，他懂得入乡随俗。

太多前所未闻的信息涌到徐光启的面前。利马窦带来的自然科学知识，如同汹涌的浪潮，冲击着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徐光启得知，利马窦来北京这3年并不顺利。他想尽快呈上有趣的礼物觐见皇帝，但他几乎没有能力突破宦官构成的封锁线。两百多年时间，让大明王朝的上层建筑越来越僵化。

与此同时，明帝国的市民社会却自成一派图景。明朝中叶以后，商人和商帮十分活跃，商品经济繁荣。

科举制度的严苛，也让很多长期失落的读书人改变了志向和目标，他们开始在世俗社会里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

1604年和利马豆的再次相见，让徐光启找到了新的人生意义，那是属于他自己的人生。

两人的交流范围很广，从上帝到天文、地理、历法乃至军事火器，无所不谈，话题渐渐集中到了数学。

早在公元一世纪前后，中国就有了数学专著《九章算法》，其中勾股定理、方程式等等算法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能力。

但是，在儒家文化中，这只是“技”，不是“道”。而在欧洲学者眼中，数学所代表的内在逻辑是哲学的思辨，是一切学科的基础。

徐光启和利玛窦决定联合翻译欧几里德的一本数学著作，他们将这本书命名《几何原本》。

如同一切思想著作的翻译，这一次，他们一起创造了很多沿用至今的中文词汇：几何、点、线、平面、四边形、多边形、平行线、对角线、直角、钝角等等。

翻译工作进行到一年后，徐光启突然收到父亲去世的噩耗。按照礼制，他必须回家乡守孝3年。15卷的《几何原本》，才刚刚译完6卷。

在上海丁忧期间，徐光启意外接触到了一种新传入中国的农作物——甘薯，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红薯、白薯或者叫地瓜。它原产于美洲大陆，产量巨大，可以果腹。

徐光启觉得，如果这种农作物能在长江流域种植成功，那么就能解决水患之年粮食不足的问题。他请福建莆田的商人前后三次从千里外引种上海，最终取得了成功。

为了在更多区域推广，他把种植心得写成了《甘薯疏》。书生徐光启相信，写一本让更多人能吃饱肚子的书，比起不切实际的理学空谈，比起写一篇八股文章，要有价值得多。

3年后，就在徐光启准备回京继续翻译之际，忽然得到消息：利玛窦病逝了。

利玛窦可能是最早把“中国”这个名词介绍到欧洲的人，机缘巧合，他也成为第一个把西方的现代科技推广到中国的人。他有个愿望，死后可以葬在北京。

有人上书朝廷，恳请实现这个已成为儒学学者的外国人的遗愿。内阁首辅说，不论其他，仅翻译《几何原本》一书，就应该赐他一块墓地。于是，皇帝批准了这一特殊请求。

1610年10月，在利玛窦去世5个月后，他如愿，被安葬在北京阜成门外的二里沟。那一天，文武百官都来参加了葬礼，这是他生前求而未得的殊荣。

利玛窦的墓前，立有一架他亲自监制的中国古代计时器——石晷。底座上刻了一段铭文：“美日寸影，忽尔空过，所见万品，与时并流。”

徐光启听闻此讯，感慨万千。物换星移，亘古如此，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距离郑和船队远航两百年后，世界正在发生更加激烈的变动，徐光启已经看到了。

他先于这个时代走过了激荡起伏的精神之旅。43岁考取进士之前，徐光启是一个正统儒学培育下的文人，倾心科举，立志“学圣学贤”。

他经历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最终位极人臣，但他毕生的心血和智慧却都倾注在了朝堂之外。

与利玛窦的相遇，打开了徐光启放眼天下的视野。他想用《几何原本》来填补逻辑思维的不足，用科学与理性对抗迷茫。他认为“实学”是晚明的希望所在，而一切的根本在于“农”。

他将中国历代的农学智慧，明朝先进的生产经验，以及西方科技融为一体，编撰了《农政全书》，还翻译了中国第一部介绍欧洲农田水利技术的专业著作《泰西水法》。

通过引进西方的知识和技术，徐光启开启了明末“西学东渐”的序幕。

他主编了被称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他让中国人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也不是一家独大。在天朝上国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广袤、璀璨的星空。

过往的中国历史，沉淀在这无数的典籍之中，一代代人的智慧就这样传承下来。但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思考和书写。

【明崇祯十二年】

徐光启的门生陈子龙带着60卷的《农政全书》来到南京刻印之际，明朝人享受出版业的繁荣和开放已有多时，一批足以比肩世界的专业著述先后问世。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划时代的药物学宝典，还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博物学巨著。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被誉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吴有性的《瘟疫论》，开创了中国传染病研究的先河。

潘季驯的《河防一览》，标志着中国16世纪河道治理的最高水平。

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水产动物志。

借助商业化的出版方式，那一时期最为杰出的成就得以保存和传播，也让明帝国在世界科技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迹。

承继宋代刻书业的明代书坊，经由市场，将出版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产业。晚明时节，无论是图书的品类、数量，还是印刷的品质，都创造了历史的高峰。

各种文本的出现，突破了宋代以来只以道德伦理和政事为学问的藩篱。读书人不再满足于阅读少数经典，转而寻求广览博采。

万千百姓通过廉价的蒙学读物、日用指南，获取基本的阅读能力和生活常识。寒门子弟通过浅显的经典注释，取得进身之阶。

商贾旅人通过通俗小说、休闲小品，打发寂寞的旅途时光。田间地头的农夫也可以看着插画，理解和学习实用技术。

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时期，有这么多阶层的人，可以看到这么多种类的书。

那是晚明阴郁的天空里最后的霞光。人人都可以立言，使普通人的价值得以被发现和高扬。文化的共享，让独擅学术的贵族门第再无产生的可能。价值尺度的转换和自我的觉醒，引发了人生态度和社会观念的变异。

明朝，几乎站在了近代化社会的入口。

又是一年季风来临。亚洲大陆上农耕文明的形成，有赖于季风的周而复始。风如约而来，土地就会如期孕育生命，明帝国也如此这般持续运行着。

这是个非常特殊的朝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坚守中绵延不绝，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在一点点打开面向世界的窗口。历史会留下每一个人的价值。

在众多立言者中，有一个人显得尤为特别。他的书，既是系统考察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风景资源的鸿篇巨制。

1608年，22岁的徐霞客，戴上老母亲亲手缝制的远游冠，离开家乡，开始他渴望的旅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但徐霞客有所不同。从地质地理的视角，考察自己所在的国度，他是第一人。

他行走在山川大地上，步履不停，看日出日落，听微风掠过，风霜雨雪都是他的背景。在某个万籁俱寂的美丽夜色中，他发出了这样一声感叹：“此一宵胜人生千百宵。”

56年光阴，浓缩在他的游记里，成为一部中国版的大地之书。

公元1641年，临终前的徐霞客说：“我只是一介布衣，拿着竹杖，穿着草鞋，凭一己之力游历天下。虽死，无憾。”

那个为许多普通人探索和记录下的时代，如同一阵季风，忽然来了，很快又去了。大明帝国，就这样走到了它的尾声。下一次季风的到来，还要再等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