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174期：中国民主的优势在哪里

“中国民主制度来源本土，有高度的独立性，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政党没有足够独立性。”

“中国的民主，可以自力更生，不会出现对内民主对外霸权，这就是我们中国民主优于西方民主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在东方卫视2月6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74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再次讲述中国民主的特色优势，同时进行中西方民主制度的对比。

范勇鹏：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不少被称作民主的国家，但是“民主”这个词的含义却大不相同。在今天，世界上主要有两种自定义为民主的制度模式，一种是西方主导的所谓“自由民主”，一种就是我们中国为代表的人民民主。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比较一下这两种模式的异同，并且分析一下我们中国民主的优势何在。

首先，中国的民主是一个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民主。说起“民主”这个词，人们第一印象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没错，代表多数是民主的首要含义。一切以制约多数为目的的制度设计，不管你是好是坏，是强是弱，你首先不能叫做一个民主制度。一切不以实现多数人意志和利益为宗旨的所谓的“民主”都是“耍流氓”。

我们党的文献很早就指出了这一点，社会主义之前的民主形态本质上都是少数人的统治，只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形态。这句话怎么理解？我们首先回头看一看西方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主”：不管是人们称“民主之父”的古代雅典，还是欧洲中世纪民主典范的威尼斯、佛罗伦萨这些共和国，还是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被视为“议会制民主”源头的英国，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极少数的人口享有的所谓的“民主”。美国同样如此。美国建国和立宪都是极少数有产者的事业，与广大人民几乎无关。正如当时美国建国者之一的麦迪逊所说，美国政府的真正特征就是“完全排除了作为集体身份的人民，丝毫不让他们染指”。

中国的民主相反，我们是一个人民革命的结晶，是千千万万中国人以不同的形式参与了人民民主革命，选择了这个制度。新中国所有重大历史发展、制度改革和政策制定的背后，也都有全国人民普遍参与的身影。中国制度的力量就是来自于多数，也只有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意志才能够生存发展。因而中国的民主必须是一个多数的民主，必须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

这个最大多数怎么来体现呢？首先我们都很熟悉，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不同于西方的是，这个立法和行政机关的选举不是中国民主唯一的形式，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制度，包括各种各样的协商制度、基层自治、民族区域自治，以及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制度。

按照西方的教条，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民主机制。实际上，党员和干部的吸纳选拔机制本身就是中国一个最大的民主机制，全国人民里边的优秀分子组成了这样一个以“服务人民”为宗旨、坚持群众路线的党，保障了人民的意志凌驾于一切特殊利益集团之上。靠着这些制度，我们最终实现了多数的统治，体现了多数的意志，保障了多数的权利。

如果我们理解了民主代表多数这一点，就能够理解很多现象。比如说美国高居全球价值链顶端、从全世界吸取财富，但是美国人民的可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吸毒、滥用药物、自杀还有监禁率、暴力犯罪率等等指标都非常糟糕。但是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较低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实现了人民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的飞速提升。在世界减贫事业空转，西方劳动阶级开始普遍陷入贫困的同时，我们在过去几年却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全面脱贫。在西方社会动乱上升、暴力活动频发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治安却一路向好。在西方很多城市日益贫富分化、形成一片片贫穷“孤岛”的时期，中国的公路、高铁、电网、网络则在不断地促进全国地理空间的均等化。所有这些细节，看起来虽然没有四年一次的大选那么热闹，却在扎扎实实地实现人民的利益。如果这不叫民主，那什么叫民主呢？毕竟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而不仅仅是一个选秀式的娱乐狂欢。这是第一点。

2023年新年第一个月，美国枪击案创纪录。图自新华社

第二点中国的民主是导向团结和谐的。西方文明自古大多是以小国形态存在，所以缺乏大规模政治的经验，因而它的政治文化中长期存在两个重要的传统，一个是广场政治传统，一个是贵族政治传统。广场政治就像我们的居委会或者村委会一样，大家跑出来一起来参政。那么它必然是以修演讲、辩论和表演为特征，接近于一种娱乐选秀。而欧洲贵族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拉帮结派，搞党派斗争，这也是今天西方多党制的一个重要渊源。这两种制度传统都有一个共性：不管对错、“派性”先行。所以批评和反对成了政治生活里面的一个利器。

今天西方的两党轮流坐庄制度、三权分立的“否决制”、还有利益集团博弈的所谓“多元民主”以及以现在流行的“白左”价值观为典型的“文化多元主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加剧不负责任的批评、为反对而反对的恶习。政治凝聚、社会团结和人民整体利益都在这些党派和媒体的骂战中、在候选人互相泼脏水的“游戏”里边、在议会冗长辩论中，在民众的街头政治里被消解掉。我们看到自由的极端其实就是另一种不自由。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在2016年和2020年两次大选里边甚至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有一些选民，他不敢公开支持某个候选人，不敢公开表达。

中国自古有超大规模制度实践的经验和统一政治传统，所以我们对于派系和党争这样的现象格外警惕，历代制度建设都注意克服政治生活中的派系性。像中国这样的大规模、多民族国家中，如果我们任由党派竞争，采取票决制、让多数压倒少数，结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中国当然不缺乏批评，中国发展出了古代世界最发达的监察制度，涌现出了很多不惜一死也要批评皇权和权贵的言官谏官。相反西方各国大多都是到19世纪才开始出现类似的制度。但是中国文化同时也强调，你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更不能为了党争的私利而发出批评。任何不以促进改良和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批评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的传统就是要讲求实际，把事做成，实现目标，实现人民的利益，以此为宗旨才能够提出积极的批评和反对。

列宁主义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其实跟我刚才讲到的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有很多共通之处。所以我们是在吸收古今中外政治智慧的基础上，我们党和国家建立起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制度。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把民主和集中给对立起来，也不是把民主和反对等同起来，而是追求民主与集中的统一。集中不是一句空话，也不能生硬要求，集中的实现要求在政治生活的任何领域都要坚持群众路线；立法和决策的任何环节都要坚持充分协商，让意见和诉求充分表达；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在兼顾整体和个体利益的基础上来实现集中。好的民主，绝不是乱哄哄的党争，而是一种和谐生动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