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少华：“华盛顿形象”与清末革命话语的建构

作者：顾少华

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4期

摘  要：19世纪末，中国先进分子接触西方近代历史著述后，在美国建国历史的激励下，将“华盛顿建国”与中国“汤武革命”对接，试图开辟一条政治革新和国家富强之路，并塑造了以古代君主比附“华盛顿”的“英雄华盛顿”形象。20世纪初年，为纠正“英雄华盛顿”形象中的封建专制因素及其引发的民众对革命的误解，革命派借助西方民权思想和历史叙事塑造出“国民华盛顿”形象，以伸张民权思想。然而“国民华盛顿”形象，多被革命派用于阐发“排满反清”思想而非民主共和思想，这一差谬体现了革命派知识分子认为推翻清政府即可实现民主共和的简单认知。“国民华盛顿”形象反倒成为袁世凯用以窃取革命果实的伪装。

关键词：辛亥革命 美国建国 三民主义 华盛顿

1900年前后，“革命”一词突然流行于中国，旋即成为一个时代话语，深刻影响此后中国政治的表达与实践。清末中国革命话语的兴起过程，是重要的研究课题。目前学界主要聚焦于概念本身，探究传统思想和文化语境中的“（汤武）革命”与西方“revolution”的关系问题。应该注意到，近代中国知识界是通过域外革命的历史叙事来接触和认识“革命”的。在这类历史叙事中，知识的选择、组织和陈述，带有深刻的主观性。不同的情节和表述方式，表现了不同的革命含义。美国独立战争与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是时人用以表达革命理念的重要载体。学界对华盛顿在近代中国的被接受情况已多有研究，但甚少细究华盛顿在美国建国历史叙事中的形象转变及其与清末革命话语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本文以美国建国历史叙事中的华盛顿形象为线索，探讨清末革命话语建构过程及其历史内涵，进而省思清末革命的历史局限。

一、19世纪末“华盛顿建国”说渐成主流

19世纪，传教士是向中国传播西方史地知识的主要群体，他们对于美国建国历史的叙事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集体建国”和“华盛顿建国”。

所谓“集体建国”，即以“集体”作为美国建国历史的叙事主体。较早的中文记载是刊印于1819年的《地理便童略传》，在该书关于北美殖民地独立过程的描写中，北美十余个“小国”被当作抗击英国殖民统治的主体，并未出现华盛顿这一具体人物。与之相似，1821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刊登的《全地万国纪略》则说，北美“十三省”因不愿接受英国殖民统治而自立为国。无论是十余个“小国”还是“十三省”，都是集体性概念。此外，“民”也是在这类叙事中常见的指称。如《亚美理驾会邦国纪略》以“会邦之人（民）”作为美国独立故事主角。可以看到，虽然华盛顿是美国建立的关键人物，但这些文本是以集体性概念为叙事主体呈现这段历史。另外，也有部分文本细节涉及华盛顿，但整体故事仍围绕“民”来展开。以刊行于19世纪30年代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为例，该书专设一节讲述美国独立，名为《百姓自脱英国之制》，章节名称已显示，这里塑造的是“百姓”建国的故事。该文多以“新国之民”或“衿耆”作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主体，仅有一处提到“衿耆”推举华盛顿为将帅。19世纪60年代，作者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出版此书修订本，措辞、内容更加雅致清晰。《百姓自脱英国之制》改为《民脱英轭》，“新国之民”多改为“新民”，“衿耆”则改为“绅董”，但“新民”与“绅董”仍是叙事主体。所以，裨治文塑造的，美国开国史，虽谈及华盛顿，但仅将其作为细节元素，而不是推动整个故事发展的主角。

所谓“华盛顿建国”，即以华盛顿为美国建国历史的叙事主体。例如，1838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登的《华盛顿言行最略》，讲述华盛顿领兵战胜英军并赢得国家独立，同时强调华盛顿所为是开基创业。另外，当时传教士主办的报刊也刊登过类似文章，更为直白地称华盛顿是美国的开国之君。如1879年，《小孩月报》登载的《华盛顿传略》所谓“华盛顿者，创立美国之第一皇帝也”；《万国公报》刊出的《华盛顿肇立美国》称，华盛顿“以己肇国”，是“肇国之君”。

需要注意的是，19世纪中国知识界对这两种美国建国叙事的接受状况明显不同。相较而言，19世纪中后期尤其19世纪末，“华盛顿建国”逐渐成为中国知识界关于美国建国历史的主流叙事，相关著述可分为三类讨论。

第一，史地著述类，如《合省国说》《瀛寰志略》。如上所述，《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关于美国建国历史的叙事主体是民众，该书是梁廷枏撰写《合省国说》的重要参考，但《合省国说》侧重凸显华盛顿的英雄形象，将其塑造为美国建国历史的叙事主体。梁廷枏不仅在描写华盛顿被推举为统帅的情节中凸显其民心所归，同时将发布《独立宣言》的主角设定为华盛顿。该书写道：“七月初四日，华盛顿乃榜晓居民曰：‘凡不遵王法而自创邦国者，叛逆所为，岂欲冒此不韪名哉？奈王加征，又非法苦我。始设新政，自守疆域，非得已也。’随详举其再三请命不得，非复可忍，今议立首领，永不受英吉利节制之故，分诉远近诸国，使知其万不得已。”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这原是“新国衿耆”发布《独立宣言》的情节，反映的是美国“新民”集体建国。梁廷枏并未照搬裨治文塑造的美国建国故事，而是调整叙事主体，凸显华盛顿的主导作用。徐继畬《瀛寰志略》对华盛顿英雄领袖形象的刻画更加明确，“有华盛顿者（一作兀兴腾，又作瓦乘敦），据地起兵，英人以大众攻之，八年不克。佛郎西与英世仇，举倾国之师助华盛顿，英不能支，乾隆四十七年与华盛顿和，听其自立为米利坚国（亚墨利加之转音，即花旗国）”。

第二，人物传记类。本土知识分子创作华盛顿传记时，多倾向采信“华盛顿建国”说。如蒋敦复《华盛顿》说道，“华盛顿起兵，自为大将，登坛誓众，驰檄背英”。又如1886年刊印、黎汝谦和蔡国昭合译的《华盛顿全传》，黎汝谦在其撰写的“叙”中说道，“华盛顿者，合众国开创之君也”，又在“凡例”中指出，该书叙述“美利坚全国开创事实”“无不备具”，可称为“美国开国史略”。

第三，日记与笔记类。19世纪中后期，不少中国士绅赴欧美游历，得以闻见更多关于美国建国历史的信息。这些士绅在日记、笔记中基本以“华盛顿建国”展开叙述。例如，1877年李圭谈道：“顿，美之别部人，尝事英立有战功，不见赏，乃退闲于此，为美人夙信服。迨举境群推，顿见势有不能却，遂统其众以抗命。英举兵来征，血战七八年不胜，乃与顿盟，听其自立为国。”他称华盛顿是“美开国祖”，并将美国国庆日描述为“华盛顿有国首日”。另外，张德彝、张荫桓、傅云龙、崔国因、薛福成等也有类似认识。

此外，19世纪末“华盛顿建国”说已常见于报刊文章。如《申报》所谓“华盛顿崛起，与英人抗，再蹶复振，遂听其为自主之国”；“北美为英人所隶，华盛顿崛起为雄而合众成国”。当时的官方文书也有类似表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刊和官方文书的语境，大多不是在专门讲述美国历史，但描述美国建国历史的语句基本都呈现“华盛顿建国”说。应该说，19世纪末，“华盛顿建国”已是中国知识界、舆论界关于美国建国乃至美国历史的重要话语和常识性认识。

二、异国“汤武”的思想意涵

19世纪中后期，受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刺激，中国知识精英试图发掘本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民本”等理念的近代价值，以实现文化自新和救亡图存。保留湖南时务学堂师生政治议论的《湖南时务学堂遗编》，即展现出这一思想面貌。其中，汤武革命常被学堂师生阐释论说。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汤武革命的评价存在较大分歧。时务学堂师生对汤武革命多持肯定态度，例如，教习韩文举指出，周武王以救民为心，伐商的正义性无可辩驳，汤武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在这里，“民心”是韩文举赞扬汤武革命的主要依据。学生陈其殷则谈到，暴君夏桀和纣王，致使生灵涂炭，汤武二人为救民于水火，发动“义战”。汤武革命的核心意涵是，若统治者残暴不仁，诸如汤武这类民心所归的英雄，可揭竿而起推翻暴政。因此，中国古代统治者在异姓鼎革后，常对汤武革命讳莫如深。19世纪末年思想激进的时务学堂师生，一再肯定汤武革命，并非单纯探讨学理，而具有现实革命倾向。梁启超回忆，学堂师生“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时务学堂甚至被视为“革命造反之巢窟”。

时务学堂所谓“革命”具有怎样的内涵？1922年梁启超回顾说这是“民权革命论”。但实际上，当时革命一词还囿于传统语意和用法，“革命”与“revolution” 尚未真正确立对译关系。汤武革命是由民心所向的英雄领袖主导革命的故事，在此典故中，汤武是得民心的英雄领袖，也是革命成功的关键。对于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读书人而言，这都是熟知的。可以说，认可汤武革命并借以表达民心为本的举动，实际已暗含言说者对该故事基本情节的默认；或者说他们头脑中的革命，便是以这样的基本情节展开的。所以，在被称为“造反巢穴”的时务学堂中，知识精英对暴力革命的思考，实际依托的是汤武革命的故事情节。时务学堂师生对汤武革命肯定的阐释，并未停留于中学范围，也向外寻求相关例证。在欧风美雨压迫的时代环境中，本土文化不如外来资源、前者需取法后者是较为常见的观念。时务学堂的“学约”，就强调这一理念。作为总教习的梁启超不仅安排时务学堂诸生参看中外书籍，还提出中西历史比对的思考方式——“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梁启超希望时务学堂学生，以关联中学与西学的方式，发明时局所需的“新义”。在这种治学旨趣的驱动下，学生周镇藩对汤武与华盛顿产生微妙的联想：

盖伐人之国，必其君有桀纣之暴，时君如汤武之贤，而后可吊民伐罪，为苍生请命……英人得花旗，不为设法以治之，而奴仆其人民，攘夺其生计。故华盛顿以草野匹夫，乘众怒，因民愤，揭竿起义，血战数年，卒平大乱而挫强敌，变美州之草昧为极乐世界。……如华盛顿者，固亦千古人杰哉。

在周镇藩看来，“英人”残暴无道，英雄领袖华盛顿率民众揭竿而起，推翻暴政，与汤武革命的基本情节若合符契。周镇藩笔下的美国建国历史叙事，是典型的英雄领袖开国故事。如前所述，“华盛顿建国”的说法在当时已颇为流行。为践行“证以西国近史”的治学理念，周镇藩撷取这一异国事例，与汤武革命并列言说，梁启超则认为“比例恰当”。1898年唐才常在《浏阳兴算记》中引用其师欧阳中鹄之语，称“华盛顿为尧、舜、汤、武合为一人，皭然西方之圣者”。虽然这是转述他人之说，但唐才常对此也表示认可。作为时务学堂骨干，唐才常对汤武与华盛顿关系的理解，应已超出欧阳中鹄的原意，而与梁启超等人的想法相近。换言之，他很可能借此萌生革命的观念，甚至更为激进。1899年唐才常提出在“勤王”计划中加入“南方自立”的主张，正反映了他激进的思想。

因此，如果不以后来的革命概念作为观察基点，19世纪末年时务学堂师生的革命憧憬，是英雄领袖揭竿而起，而非梁启超总结的“民权革命”。当时，民权与革命尚未形成直接关联。美国建国历史被纳入汤武革命的故事框架，作为同类叙事中的相似符号，华盛顿甚至被视作“汤武”，这就是他们对于中西革命关系及革命话语形态的最初思考。

将华盛顿视为“汤武”，时务学堂群体并不是个案，孙中山也表达过类似观念。1896年11月，在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谈论撰写自传时，孙中山展露出革命的宏图远志——“心伤鞑虏苛残、生民憔悴，遂甘赴汤火，不让当仁，纠合英雄，建旗倡义”，并且表示“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由英雄领袖主导的革命模式，频繁出现于孙中山的早期革命论述。1902年8月，在为《三十三年之梦》所作的序言中，孙中山以唐太宗自况，并肯定唐太宗的功绩，“后世民起义师，除隋乱，果兴唐室，称为太宗”。同年，孙中山嘱托刘成禺编著太平天国史这段“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对于这段历史，1903年他概述说：“洪以一介书生，贫无立锥，毫无势位，然一以除虏朝、复汉国提倡汉人，则登高一呼，万谷皆应，云集雾涌，裹粮竞从。一年之内，连举数省，破武昌，取金陵，雄据十余年。”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对这种革命模式的认可，不仅体现在肯定历史上的革命领袖，还明确表示自己要身体力行。1897年8月，孙中山在与宫崎寅藏的交谈中讲到，自己短才浅智，不足以担任大事，但当千钧一发之秋，他将不得不“自进为革命之先驱”，“自奋以任大事”。另据冯自由的说法，19世纪末孙中山在最初选用“革命”一词时曾对陈少白讲道：“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冯说在时间等细节方面有误，但联系孙中山的言论，汤武革命是当初孙中山等人竖起革命大旗的主要参照，应可采信。同时，“华盛顿建国”说在19世纪末国内知识界的流行，为孙中山提供了一个与汤武具有类似形象且可供效法的域外领袖。1900年孙中山对黄乃裳说，华盛顿“起以十三州拒英，竟令美人脱英羁轭”可为榜样。因此，孙中山所谓“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中的汤武与华盛顿，属于同类的革命象征符号。

当人们最初遭遇异域文化或陌生事物时，通常借助已知的事物或经验，以类比的逻辑认识对方。19世纪中后期，面对涌入国内的西方知识和文化，中国知识界常以本土思想资源中的某一“套式”，解读名词概念或事件人物。华盛顿被视为中国古代革命故事中的同类英雄领袖，并非始自时务学堂师生和孙中山等人的论述。在此之前，徐继畬《瀛寰志略》已指出，华盛顿“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提三尺剑，开疆万里”。廖平《知圣篇》也讲道：“平大灾，御大难，与夫开辟疆宇，如华盛顿之类，中国古之帝王，实亦如此。”徐继畬和廖平都将华盛顿类比为中国古代开创新朝、平定天下的君主。但与徐继畬等人不同，思想激进的时务学堂师生和孙中山等人言说本国的汤武和作为异国“汤武”的华盛顿时，实已具有现实革命的指向。

三、“英雄革命”与“国民革命”的分道

19世纪末，以汤武革命为原型的英雄领袖揭竿而起，是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头脑中最初的革命类型。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深入和政治形势变化，孙中山等人从时间和空间层面再次定位自身革命，构造了以“英雄”与“国民”为革命主体的两类系谱，并将华盛顿从与汤武比附的话语结构中分离，表明他们是效法“国民华盛顿”进行“国民革命”，不是以当皇帝为目的的“英雄革命”。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汤武革命虽然体现了“顺天应人”的正义性，但其“革命”实质是改朝换代，并不包含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意涵。在20世纪初西方民主思想的刺激下，君主专制遭受舆论抨击，汤武革命的局限性更加凸显。其一，孙中山等人倡导的革命，容易被误解为古代“马上得天下”的现实翻版。1907年吴稚晖说到，时人“一闻革命两字，便认作攘夺权位，定是孙逸仙要做皇帝。凡革命党，都是小说中所谓张飞、赵云、秦叔宝、程咬金一流，抓住龙腿吃蟹脚的人物”。其二，古代英雄豪杰们“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得偿所愿，也被反对势力作为攻击革命派的武器。正如1902年康有为所言：“中国枭雄积于心脑者，人人有汉高、明太之心，吾见亦多矣。”其三，当时的所谓革命派鱼龙混杂，20世纪初孙中山意识到有人“怀帝王之思想”，尤其担忧起事后有人割据称雄。1924年孙中山回忆说：“当我提倡革命之初，其来赞成者，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一种皇帝思想的。”这就迫使孙中山等人必须重新界定革命话语，尤其要与中国传统的“革命”话语相区别。

孙中山等人切断中国“古代革命”与其所主张之“革命”在思想内涵上的关联，并对“英雄革命”和“国民革命”两个概念作出严格区分。1906年《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强调，“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 二者虽都有“革命”一词，但内涵不同，“惟原用此革命二字者为汤武，彼时之道理，与今时之道理，大有不同”。对于两种“革命”的区别，陈天华有如下总结：

有国民之革命，有英雄之革命。革命而出于国民也，革命之后，宣布自由，设立共和，其幸福较之未革命之前，增进万倍，如近日泰西诸国之革命是也。革命而出于英雄也，一专制去而一专制来，虽或有去旧更新之实，究之出于权术者多，出于真自由者少。或则群雄角逐，战争无已，相持至数十百年，而后始底于一，幸福之得，不足以偿其痛苦，中国历来之革命是也。

陈天华明确指出，所谓“中国历来之革命”，无非是用“一专制”代替另“一专制”，其目标并非出于推动社会进步，不过是围绕权力的政治斗争而已，其结果是群雄纷争，生灵涂炭，即便“分久必合”，但对于民众而言则得不偿失。西方诸国的革命则真正出于建立自由共和制度之目的，革命成功后，民众幸福会“增进万倍”。吴稚晖也表示，如果知晓“西文革命”的含义，人们便不会再将革命派视作“谋皇篡位”之徒，并强调他们使用的革命概念属于“西文革命”范畴，革命派则是“文明世界之革命党”。

为明确自身所为是“国民革命”而不是“英雄革命”，革命派作了多方面努力。第一，革命派对中国古代类似汤武革命的事件和人物展开批评，尤以民众熟知的刘邦等人为批评对象，借此表明自己不是欲取天子而代之的当代刘邦。第二，革命派努力从整体层面区分古今革命者的本质不同，以维护革命群体的声誉。在1906年的《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指出，“凡是革命的人”都应清除想当皇帝的思想，呼吁全体“革命家”在此问题上形成共识。第三，在国内外舆论界，革命派尝试将“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的说法，塑造为一种更为深广的认识。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有不少文章在宣扬这种观念，这些舆论强调，古代中国的“英雄革命”以当皇帝为根本目的，因此君主专制无法通过“英雄革命”根治；但今日的“国民革命”已进入历史“新纪元”，革命主旨已彻底改变，不可再将古今革命混为一谈。为给读者营造“国民革命”的切实观感，《新世纪》报馆建议对徐锡麟的追念活动，应努力回避个人英雄形象的塑造，着意于普及革命是国民应尽义务的认识。1907年1月10日，宋教仁在与日本《国民新闻》记者的论说中表示，中国当前革命与古代革命不同，是“国民的革命”，也是“国民的事业”，“贵纸”不应再给予负面评价。

在革命派极力辩白“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的同时，反对革命的群体却更强调革命的开展须符合汤武革命的道理，保皇派更是强化汤武革命与近代欧美革命的一致性。1906年，康有为特意从《法兰西游记》中摘出专论法国大革命的部分，冠以《法国革命史论》之名刊于《新民丛报》。梁启超在该文登出时专门写了一篇导读，点明其“最博深切明”的地方，是“末段论法国不得不革命之原因”。所谓“最博深切明”，实际是康有为通过重新解释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将之定性为一场发生在法国的“汤武革命”，以表明“此吾国故事，最古而最多”。保皇派在新加坡的舆论阵地《南洋总汇新报》主笔唐璆亦作如是说——“在昔我祖国，汤武行之，孔子与之”，“至于秦汉以下，至于本朝”，“不足以尽革命之能事”；外国能称革命的事件，则只有华盛顿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此外皆不足道者”，甚至污蔑革命派为“愤恨派”、“野心派”、“邪僻派”、“盲从派”以及“虚伪派”的组合。保皇派如此作为的根本目的，是为争夺“革命”的解释权和话语权，进而夺取政治运动的领导权。他们试图通过重新定义“革命”和“革命者”，来剥夺孙中山等革命派人士的“革命”资格。

对于唐璆以“人民归心”来统合“汤武”与“华盛顿”的做法，孙中山批评“真不通之极也”，华盛顿只是“十三州国民之一分子”，出任统帅也只是履行国民义务，不存在“谁归心于谁”的问题。陶成章也指出，唐璆“误以革命之事业，属之所谓圣人英雄之个体，而不以属之国民之全体，于是遂强加汤武、华盛顿以圣人英雄之名号”，所谓汤武与华盛顿归属“圣人英雄”的说法，实属牵强附会。

四、“国民革命”的话语塑造与内在局限

“英雄革命”与“国民革命”的区别，最直观的表现是革命主体不同。“国民革命”话语建构的一项核心任务，正是围绕“国民”这一新的革命主体展开。“国民华盛顿”是革命派塑造革命主体常用的象征符号，具体表现为如下方面。

第一，革命是国民的职责和义务，革命的成功须依靠全体国民而非英雄领袖的个人力量。正如1903年邹容《革命军》所言，“革命者，国民之天职也”，华盛顿虽被“推尊为大豪杰”，但若只有一个华盛顿，“而无百千万亿兆华盛顿”响应，“十三洲之独立”显然无法成功。第二，革命派致力于打造千千万万个“国民华盛顿”。邹容表示，“今日之中国”，必须出现数量众多的无名“华盛顿”，并且呼吁“黄帝子孙皆华盛顿”，以革命为“人人应有之义务”和“日日不可缺之饮食”。1905年2月6日，宋教仁于日本“购得华盛顿肖像一张”，计划将其作为《二十世纪之支那》的配图。该杂志主旨是提高“国民程度”， 杂志配图理应符合这一旨趣。所以，宋教仁此举意在配合杂志内容，塑造类如华盛顿的国民。在致欧阳俊民、曹德民的信件中，宋教仁还指导他们如何成为“华盛顿”—— “愿为华盛顿”则“政治、军事不可不学”。第三，针对当时有人只当表面国民的现象，革命派还将华盛顿塑造成实行国民理念的“志士”。在1902年刊印的《自由生产国生产日略述》中，杨毓麟认为民众应学习华盛顿，内化国民理念，成为真国民而不是假国民。杨文声明，美国成功建立，不是因为有一个英雄领袖华盛顿，而是因为有千千万万的国民，“华盛顿亦必援旗击鼓于自由民族”。同时，杨毓麟强调华盛顿不是徒有其表的国民，更着意塑造华盛顿作为践行国民内涵的“志士”形象——“生死食息于自由独立者”，借以批评那些仅会“手民约论、口自由书”的假国民。第四，革命派还将“孙中山”比作“华盛顿”，呼吁人人既要当美国的“华盛顿”，更要当中国的“孙中山”。在1905年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演说中，孙中山强调革命是四万万国民共同事业，需要四万万国民一起承担革命责任。继孙中山演讲后，有留日学生发言说，因为美国先有无数个无名“华盛顿”，因此那个为人所熟知的“华盛顿”才“能奏其功”；中国革命若要成功，应先有无数个“孙中山”，“人人志孙君之志，为孙君之为，中国庶克有济”。

在革命主体的话语构造中，“国民华盛顿”的形象向民众展现了革命者不必有“汤武之圣”，无疑使革命宣传更具动员力量。但此类革命话语在反对专制政治层面的思想效力如何，还应从具体论述中加以理解。

大致从19世纪末始，有关国民的论述逐渐流行，“国民”一词甚至成为时人描述世界的基础性概念之一。美国建国历史叙事也受其左右，并经国民镜面折射而重新呈现。整体而言，20世纪初年，中国知识界有关美国建国历史的主流表达，已由“华盛顿建国”转变为“国民建国”。孙宝瑄日记反映了这一转向。1898年3月3日，他在日记中谈到“美国合众世界创于华盛顿一人”但他在1902年3月9日的日记中表示，华盛顿的功业实由国民为之基础。这并非个案，而是20世纪初年较为普遍的现象。当时即使不是旨在鼓动革命的舆论，也会强调华盛顿的国民属性以及华盛顿成功背后的国民基础——“实赖有活泼特达之国民，各鼓其精神，各殚其才力”。

清末“国民”概念寄托了时人的民主诉求，是与君主专制相抗衡的权力主体。1901年《国民报》刊文明确表示，驯服于专制政体的人，是“佣役”、“奴隶”而非国民；与之相反，“其民有完全无缺之人权，可表而异之曰国民”。从表面看，以“国民华盛顿”为代表的革命主体的话语塑造，同样表达了打破专制统治的愿望。正如邹容所言：“今试问吾侪何为而革命？必有障碍吾国民天赋权利之恶魔焉，吾侪得而扫除之，以复我天赋之权利。”但应追问的是，国民到底代表谁。1904年林白水表示，国民是聚居于一定“国土”内的“同种同族”者。有学者总结说，清末国民论述诞生于群体性的危机时刻，实质是“国族主义”。

在革命派看来，群体性危机主要来自国外和国内两方面，“我同胞处今之世，立今之日，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国之驱迫，内患外辱，两相刺激”。因此，以国民概念为基础构造的“国民华盛顿”和革命话语，同样具有应对群体性危机的特征，而其蕴含的反压迫诉求，也指向内外两面。

其一，就外部而言，在帝国主义侵略导致的亡国危机，以及世界处于弱肉强食的“民族帝国主义”的时局判断中，“国民华盛顿”进一步被用于国家救亡的论述，即从国家整体层面表征追求国家独立之义。在《革命军》正文开篇，邹容表示要争当“华盛顿”，随后说道：“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

其二，就内部而言，在清末“驱除鞑虏”的语境中，“国民华盛顿”被转化为鼓动“排满革命”的象征符号。在邹容《革命军》和陈天华《狮子吼》中尤为典型。邹容认为，能成为“华盛顿”的人是“黄帝子孙”和“四万万同胞”。当时“黄帝”和“四万万”两个概念常被革命者用以凝聚民众，进而鼓吹“排满革命”。邹容从谁是“华盛顿”的角度确定了该符号发挥意义的层面。陈天华的相关著述同样存在类似现象，他曾批评当时“公使随员”、“出洋学生”未能将“卢骚的《民约论》”和“美国的《独立史》”所蕴含的民主理念，用以“喊醒祖国同胞的迷梦”。但他同时在《狮子吼》中虚构了一个名为“民权村”的世外桃源，该村所处社会环境，具有“反清复明”的历史记忆，还有以“排满”为主旨的始祖遗言，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是“念祖”，意为不忘祖训。可以发现，陈天华建构的“民权村”，实则具有浓厚的“排满革命”色彩。因此，所谓“卢骚的《民约论》”和“美国的《独立史》”等语词元素，看似是被陈天华用作表达民主观念的象征符号，但它们的内核呈现出“我群”反抗“他群”压迫的鲜明特质。

所以，尽管革命派表面力图塑造“国民华盛顿”的形象，来彰显其反抗清政府专制统治、伸张民权，进而建立民主国家、实现独立自强的政治理想，但在清末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国民”一词更多被作为国家和民族的群体象征，“国民华盛顿”更多被用于国家独立及“排满革命”的论述。实际上，除“国民华盛顿”外，诸如“不自由，毋宁死”、“法国大革命”、“卢梭”等反对专制统治的典型话语元素，在清末革命语境中，同样被转化成以国家和民族为主体的反压迫符号。

由思想现象入手，可进一步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性。1906年孙中山公开表示，“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层次分明，各具特定的革命目标。“政治革命”的提出，是因“民族革命”无法将“恶劣政治的根本”一扫而净，因此必须以政治革命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在孙中山的计划里，“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但实际情况却是，清末革命派人士的论述和实践呈现的核心面貌是“民族主义”，甚至已简化为“民族革命”。究其原因，一方面，为了动员更多的民众尤其是会党势力参与革命活动，革命派的宣传动员以“排满革命”为主，而在这一“最大公约数”的统合之下，“排满革命”观念自然被进一步强化，正如孙中山后来回忆，“当日革命党员多注重于民族主义，而鲜留心于民权主义”。另一方面，建构“民权主义”所借助的“国民华盛顿”等象征符号本身就存在问题——就当时而言，“国民华盛顿”中的国家、民族意涵已压过民权、民主意涵。清末满汉矛盾的激化，其根源在于封建制度的腐朽而非真正意义的民族压迫，中国真正的民族矛盾实则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推翻封建专制、实现民主共和——即“政治革命”才应该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然而，正如蔡元培指出，作为反对“少数特权”及追求民权的“政略”，却与“种族之争”混为一谈。为此1903年他甚至专门撰写《释“仇满”》以求纠偏，但“当时注意者甚鲜”。

思想理论的局限必然带来实践上的问题。如前所述，革命派倾力打造的“国民华盛顿”革命符号，除了“革命者不做皇帝”这一颇具感召力的标志性因素之外，并没有丰富完善的民主内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袁世凯对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窃取，正是在“中国之华盛顿”的舆论鼓噪声中完成的。1911年12月南北议和之际，舆论作出两种预测，袁世凯或挟天子以令诸侯，或成为中国之“华盛顿”。蓝天蔚致电袁世凯：“时事日非，惟公任之；曹操、王莽、华盛顿，惟公择之”。袁世凯如愿当上临时大总统后，顺势对外表态自己只愿当中国的“华盛顿”。一时之间，甚至有人产生幻觉：袁世凯真的成为中国之“华盛顿”。但袁世凯渐露称帝野心，还请汪荣宝为其站台背书，但后者答复“愿公为华盛顿，不愿公为拿坡仑”之语令他大失所望。最终，袁世凯一意孤行，撕掉“华盛顿”这块遮羞布，不仅没有成为时人幻想中的“世界第二华盛顿”，反而当了“中国第一拿破仑”， 逆流而行、复辟帝制。

结     语

清末中国革命话语兴起与建构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末，中国先进分子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接触到西方近代历史，在美国建国历史叙事的激励下，他们试图将“华盛顿建国”与“汤武革命”对接，从而为中国开辟一条政治革新和国家富强之路。于是，以“汤武革命—华盛顿建国”为标志的革命话语开始在中国兴起，但此时中国知识界尚未完全认识二者的迥异内涵。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以汤武革命为文化背景的“英雄华盛顿”形象加以批判，借助西方民权思想和历史叙事塑造出“国民华盛顿”形象。然而，尽管孙中山等强调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但“国民华盛顿”形象多被用于阐发“排满反清”思想而不是民主共和思想，与塑造这一形象的初衷相去甚远，体现出革命派知识分子认为推翻“满清”即可实现民主共和的简单认知。

民国肇造，“民意”是政治权力的表面来源，标榜效法“国民华盛顿”正是高举“民意”旗帜的一项措施。但实际情况是，“得军权者得天下”的武力强权才是当时真正的政治逻辑，缺乏民主内涵和制度支撑的“国民华盛顿”话语符号，容易被强权者用以装点门面。袁世凯借助“排满”之“功”，扮演“众望所归”的“国民华盛顿”，最终撕破“国民”伪装，尽显“英雄”本色。革命派千呼万唤的“国民华盛顿”没能横空出世，反倒是“中国第一拿破仑”在“汤武革命”的旧剧中粉墨登场。

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国民华盛顿”形象的出现，既有革命派宣传策略的因素，也有现代政治话语的流行作为思想基础，在民众的现代国家意识及民主思想的启蒙层面，实有一定裨益。但清末革命话语中的“国民华盛顿”及类似思想符号，并未触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源。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不断对其革命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民族主义方面，更加明确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强调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厘清当时中国真正的民族矛盾；民权主义方面，在俄国革命及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重新阐释和丰富民权主义内容。然而，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等“并未真正按孙中山的遗教办事”， 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谓“国民革命”的内涵离中国人民的实际需求渐行渐远，最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爆发，宣告“国民革命”如同“国民华盛顿”一样，彻底沦为反革命者粉饰装扮的“外衣”。

（作者顾少华，系苏州科技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