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侃理：在中心读书的第一年

事情是这样的。保研报名时只填方向，导师是谁，理论上要等入校以后由教研室安排。我曾电话联系过阎老师，表达过想跟他读书，但报到以后却没再找阎老师，只是一味静候教研室通知。魏晋方向的三位导师，我都觉得很好。阎老师，不用说，是高中时就闻名的大家，投考北大魏晋方向很大程度上是受他的感召；陈老师，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中心网页上的介绍，但读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后，觉得路数与自己的兴趣最合；罗老师，散文写得浪漫恣肆，让我幻想能跟着他驱车旷野，考古察今，而且面试时一直笑眯眯的，看起来很和蔼。如此一想，要主动选择就困难了。那又何必选择呢，听凭安排，怎样都很好嘛！结果，没等到教研室的通知，正军就来了。

这下我紧张了。运了几个钟头气，等到晚上，拿起电话，给阎老师拨过去。道歉、解释一番之后，我说：“还是想请您做导师。”阎老师介绍说，魏晋方向有三位导师，他自己的兴趣主要在官僚政治制度史方面，问我将来是不是也准备研究官制。这时，我支支吾吾起来。我在官制史方面基础薄弱，何况连将来要不要做研究都没有定见，一开始就明确选定具体方向，未免压力太大，下不了决心。阎老师感觉到我的迟疑，说：“没关系，那么陈老师、罗老师，你想跟哪位呢？”我又接不上话。阎老师稍一停顿，说：“我跟陈老师打个电话，看他愿不愿带你吧。”挂下电话，我意识到失去了跟阎老师做论文的机会，同时又感到一阵轻松，终于可以不用自己做这个困难的选择了。

问题迅速解决。我很快跟陈老师联系上，并且约了见面，地点就在中心的研究室。

与陈苏镇老师合影（2007年6月）

印象中，第一次见面还是相当严肃的。陈老师介绍了魏晋方向的传统，周一良先生、田余庆先生、祝总斌先生指导学生不分彼此，现在几位老师也同样如此。他说，你是中心的学生，不是某个导师的学生，应该转益多师，学到每位老师的长处。他对学生选课、读书没有特别的限定，只有两个要求必须做到，第一是研一要读一年《通鉴》，第二是每学期末要交一篇文章。

02

读《通鉴》

读《通鉴》，是几十年来中心魏晋、隋唐史方向培养学生的传统入门项目。众所周知，《资治通鉴》唐纪以下部分及其考异保存了一些不见于正史的资料，但读魏晋南北朝部分的意义则主要不在其史料价值，而是比“二史八书”更加简练，便于初学者入门。陈老师说得很清楚：本科生一般只读过今人写作的通史、断代史，而《通鉴》则是古人根据各家史书整理改编的，大部分采用史料原有的语句，可以帮助读者建立对文言文史料的基本感觉。另外，《通鉴》是编年的，囊括了政治史、制度史方面的大事，有助于我们在头脑里建立起历史变化的时间框架。他还强调了两点读法，一是一定要读注，二是要勤查。陈老师说“查”字，特意加重语气，拖了长音。他说，碰到不认识的字，不知道什么意思的专有名词，不要怕麻烦，站起来，查工具书，查正史，一定要弄明白为止，决不轻易放过。显然，这是一种帮助学生入门、打下基础的训练方式。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要教学生读《通鉴》，其实是由于没有分清研究和训练的差别。当然，接受训练的我，当时也不完全理解。

魏晋方向读《通鉴》，传统上是从东汉末年读起，每周四卷，两个学期可以读到《陈纪》结束。我脑子里却冒出了一个新花样，既然陈老师正研究汉代，跟着他不读《汉纪》太可惜了；如果读了《汉纪》，前面《周纪》《秦纪》一共只有八卷，何不索性从头开始呢？这样，要读的篇幅增加三分之二，势必无法一年读完，可以每周三卷，读两年。我一味贪多求全，全不考虑这么做会给老师增加近一倍的工作量。但陈老师略带疑惑地听完之后，微微颔首，说：“我们先这样试试。”结果，此后好几届学生都延续了这个模式。

当时，魏晋方向的研究生少，《通鉴》课常常是老师跟学生一对二、一对一地教学。那年，徐冲和正军也想补读秦汉，正好跟我搭伙，陈老师的《通鉴》读书课才有了三个学生。上课的办法是大家先分头自己读六卷，碰到问题记下来，两周上一次课，提问、讨论。每次课三小时，如果我们提不出问题，陈老师一般不主动说话，只是默默翻书，有时会冷场几分钟，弄得我们压力颇大。这时候，个别字词的读音、解释这些本该自己解决的问题，当然是说不出口的，势必要想几个稍有广度和深度的问题出来才行。为此，读书时也就不得不上联下系、左顾右盼，寻找有分量的话题。翻看当时书中笺条、笔记，大多是些不着调的评论或大而无当的猜想，遍地是蹒跚学步的脚印。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跟不放过每个字、脚踏实地读书的要求实在相去甚远。不过，或许这两方面相互结合，才是《通鉴》课指示给初学者的门径吧？

顺便一提，读《通鉴》用的是中华书局1956年版的胡注、汇校标点本。上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的前5年间，恰是新中国以来学术出版最不景气的时候，书籍装帧印刷质量之差堪比三年困难时期：纸张糙黄且脆，平装书放弃锁线，纯用胶装，而背胶的质量低下，极易老化断裂，书往往还没读完就已散架。因此，我的《通鉴》没有买定价280多元的平装20册本，而是“斥巨资”买了10册的精装本，定价432元，汉学书店打八折后也将近350元，相当于一个月的饭钱了。之所以下此“血本”，一是想要激励自己好好读书，二是因为读书课买书的钱可以找导师“报销”。

精装本《资治通鉴》，两年读了六本

03

第一学期

因为对读《通鉴》有所预期，第一学期选的课很少。陈老师确实没有给我任何限定，即便是他本人开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我也没选。具体原因记不真切了，一是可能不太了解选课规则还允许补选，二是听说主要是讲《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书中的内容，我已经读过书，就不觉得急切，自己导师的课，以后什么时候再选也不晚。如此一来，这学期就只选了“二外日语（上）”、“中国古代史研究”和“唐长安研究”三门课。

北大的“二外日语（上）”用自编教材，内容非常简单，加之我本科时已经学过一点，所以通常不去上课。“中国古代史研究”是本专业唯一的必修课，当时由张希清老师主持，请各个断代的老师分别来讲一两次，期末作业要求写一篇研究综述。我选的题目是“党锢之祸”，回想起来，当时看到的高水平研究很少，自己的文献检索也不得法，综述写得既轻松又难受。

选“唐长安研究”，则完全是慕荣新江老师之名，结果也确实大开眼界。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还有一种叫做“习明纳”（seminar）的上课方式，而荣老师的长安课绝对是高水平的“习明纳”。此课已经开设有年，有成熟的模式。选课同学各从唐长安城的108坊中挑一个此前尚未研读过的，在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的基础上网罗史料，补充坊中的建筑、人物活动并扩展到相关的议题。唐代史料不像魏晋那样单纯，同学准备的材料中，碑志、文集、方志、考古报告等层出不穷，让我眼花缭乱。课上还有不少已经上过一次甚至更多次课的高年级同学，甚至有已经毕业工作的青年学者、国外来的访问学者，好像日本的长安学专家妹尾达彦教授也来客串讲过课。高年级同学在讨论中表现出对史料、史事的熟稔，每每使我瞠目。瞠目之余不知如何跟上，于是讨论一深入具体，我就不免神游天外去了。所幸，出于谨慎和懒惰，我在开学初就选定了僻处东南角的敦化坊。此坊人烟稀少，记载寥寥。既然没有多少工作可做，报告时捉襟见肘，草草收场，学到手的自然也就很有限了。对我而言，上这门课意义恐怕首先在于“观”，其次才是“摹”。

第一学期的选课和上课状态，恰反映出我还懵懂无知，远远没有找到做研究生的节奏。不过，生活的节奏倒是相当不错。每天上午或者中午到学校，除了上课，就是在中心看书。一般是在陈老师屋读《通鉴》，读累了就到旁边的图书馆“扫书架”。一开学，图书馆馆长臧健老师就召集所有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同学，讲了一堂介绍图书馆的课。她带我们走进图书馆，一架一架地介绍其中的藏书，讲解如何进门换卡，期刊、工具书、电脑怎么用，阅览有哪些注意事项，还给我们引荐了神通广大的马老师（就是李鸣飞写的“马爷爷”）。这样一来，我们跟中心图书馆之间的距离感就消除了。那一年，在馆里乱翻书的时间可能并不少于正经读《通鉴》。

每天下午4点45分，闭馆提示响起，我也匆忙背上包，快步到学一食堂吃饭，赶傍晚人最少的第一班校车返回万柳。北京的昼夜长短变得很快。深秋时节，5点不到，太阳已经西斜，湖畔的垂柳、“一体”的白墙，还有博雅塔，都被洒上一片金光；而到了冬天，从中心出来时已经天色灰黄，寒风萧瑟，老树昏鸦。

就这样到了期末。该交学期论文了，怎么办？

读了一学期《通鉴》，“想法”倒是挺多，但任何一个想法，要充分论证却都不容易。写研究综述时，我发现大多数文章不过是用“学术语言”组织起来的陈词滥调。与其多制造一篇“假论文”，倒不如把某个不成熟的真想法理出个头绪来。我这样想着，便将读《通鉴》和陈老师、阎老师书所得的感想，与《剑桥中国秦汉史》中介绍的海外学者对《史记》记事真实性的看法结合起来，写了一篇札记，名曰《秦汉政治文化史二题》。大意是说，秦始皇不用水德，五德终始说首次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是在汉武帝时云云。我对文章的主旨颇有信心，但也自知内容单薄，担心显得过于草率，又修改了一篇本科习作，在寒假回家前一并发到陈老师的电子信箱。

再见陈老师，已是新学期伊始。陈老师把稿子打印出来还给我，上面用红笔写了不少批注。稍稍翻看，就发现全是批评和质疑。文末空白处有一段总评：

这样的理解，主观色彩太重，浮在面上分析来分析去，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对某个问题有了想法，不要急于下结论。深入下去研究问题，从史实层面扎扎实实地校，若能在这个方面有所发现，研究才能有所突破。想从现有的知识中分析出东西来，多半不会成功。

如此劈头盖脸的一瓢冷水，真是平生未遇。再看本科习作的总评：

写文章应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告诉读者你从史料中看到了什么。结论、观点等等都是从史料中自然地、合乎逻辑地产生出来的。这方面的论述应该把握好分寸，不可有强加于人的感觉。而你写文章的思路似乎正好相反，主观色彩过重，观点似乎是预设的，史料只是为了证明观点。这种文章在本科生中是常见的，说明作者还处在学习阶段，而没有进入研究状态。希望你尽快完成这一转变。

那时候我是什么感觉，说实话，是不服气的。回宿舍认真看过评语后，我在文稿旁边加了自己的批注，下决心再单独约陈老师见一次面，再具体听听他的意见，然后答辩一番。

这次“主动出击”约谈导师，前后说了什么，记忆已经模糊，但最终效果似乎不错。在我的方面，至少认识到学术论文写作目的是要创造新知识，以理服人，形成新的共识，因此心里要时刻想着读者，不能只顾自己开心、自说自话。此外，研究的问题有难易，而且总是受到史料的制约。陈老师有一条针对否定秦用水德的批语，说：“司马迁是公认的史学家，说他为了某种目的而编造史实，必须有过硬的证据。”那么，如果还想论证自己的观点，不仅要在理论上突破“司马迁是史学家”的成见，说明历史“真实性”的复杂面相，而且还要在材料上超过司马迁，拿出能够推翻《史记》记载的坚实证据来。这当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做到的。我意识到，明智的选择是暂时放下。

陈老师似乎觉得我虽顽劣，但还有进步的空间。记得谈话最后，他问我是不是准备读博，我不假思索地说“还没想好”。但过一阵再回想，却不知哪来的自信，认定问话中应该暗含着某种肯定。既然评语中提出了希望，希望我尽快从学习阶段转到研究阶段，那么，就努力学做研究吧！

04

学做研究

研一下学期，我的课选得可就有点多了。

王铿老师的“日本汉学名著研读”课，要求各自试译日文版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然后集中会读，作用相当于中古史研究生的专业日语课，与“二外日语（下）”同修，有事半功倍之效。这学期的二外日语课难度陡增，我仍很少去上课，期末临时抱佛脚，考得相当吃力，多亏从王老师的课上学到了一点读学术专著的窍门。

阎老师的“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度研究”不时地根据正在研究课题的更新内容，那一学期的重点在舆服制度。课程讲授的问题很具体，而概念和方法相当系统并且适用范围比较广，颇有社会科学的味道。初学者从中能够获得一套概念、方法，用来解决尚未厘清的疑难问题，便于模仿，对研究入门是很有帮助的。我在课上提交了一篇作业《汉代君臣乘车驾马数的制度与实际》，问题完全来自于课程，材料搜集基本属于顺藤摸瓜，只是我更关心越出制度之外的实际情况，旨趣有所不同。尽管如此，作业还是得到了肯定，让人大为窃喜。

阎老师讲课设计十分系统，深入浅出，注意跟学生互动；桥本秀美老师上课的风格恰恰相反。他的“学术史原著选读”课，基本上是全程为我们表演自己如何读书。桥本老师2004年秋辞去东文研的工作，正式来北大任教，2005年春季学期是他第一次开课。此前他来北大访学时，王珊与他多有交往，跟我说不少他的岐嶷之状。我半是受王珊鼓动，半是被“学术史”三字吸引，而选了课。

万没想到，所谓的“学术史原著”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在我当时的概念里，《说文》是一部字典，段注是详细版的字典，跟学术史简直毫无瓜葛。桥本老师也并不理睬《说文》的体系，没头没尾地从中间开始讲起，原因是他刚好读到那儿。每堂课前，他都会散发若干页复印的讲义，繁体、直行、手写，字小如粒，体例谨严，但我基本看不懂。后来才明白，这是桥本老师给段注做的疏证。在他看来，段玉裁并非孤立、客观地解释字义，而是在清代学术的背景下，与前贤、时人对话，表达自己的经学观点。因此，他要找出段注每一句话的来源，厘清它的学术史语境，进而理解段玉裁的经学诠释方法和思想。当然，这是我很晚才形成的理解，上课时只感觉桥本老师自言自语，讲了一些听不懂的话，但这里头学问很大，真可谓“不明觉厉”。听众中当然也有行家。我注意到有位老先生时常一声不响地坐在后排，后来才知道那是吴荣曾先生。据说吴先生听说中古史中心聘了一个“洋人”来教课，颇为震惊，很不放心，但他听过课后却大加赞赏，说：“这个日本人请得好！”的确，桥本老师带来了一种不同的学术风格，为我们打开了全新的视野，并且逐渐在中心带起一股关注经学的潮流，而我自认为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与桥本秀美老师合影（2006年4月）

陈老师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是我在那个学期的重头课，下了决心必须学好。陈老师讲课很有计划，前三周介绍史料，接下来大致每两三周讲一个专题，从核心史料到学界的主要观点，体系完整，条分缕析，明明白白。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借由这门课的引导，把主要历史问题的代表性研究过一遍，初步入门，接下来就要靠自己修行了。

这门课期末要交一篇论文，我把很早就爱读的《世说新语》跟课程介绍的魏晋南北朝史料学联系起来，在志人小说的背景下来谈它的史料价值，实际上仍是在探究历史叙述和真实之间的关系。文中认为，东晋人记载中朝人物、史事多不属实，但那些夸张、虚构的成分却真实地反映出记载形成时代的思想面貌。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关键还在于论证。那个学期，我把有关志人小说和《世说新语》的主要论著都找来浏览了一遍，又通读《世说新语笺疏》，从中辑录史料。虽然工作做得不够全面也说不上细致，但在史料和史实层面有所推进，大致做到了论从史出。陈老师的评语说：“文章写得不错，有一定深度，文字也流畅。”接着指出若干不足后，又说：“建议你仔细修改后送去发表。”

从尚未进入研究状态，到文章可以修改后发表，可以说是一个飞跃。我大受鼓舞，几个月后修改了文章再次交上去。这次，陈老师看得更细，在文稿上用铅笔改得密密麻麻，评价标准也提高了。他在文末列出了三点总体意见：

1. 文章有内容，考证有深度，分析也不错。

2. 但文字不够讲究，有待斟酌推敲处甚多。田先生说：“写文章要像制作艺术品，精雕细琢。”我随手做了改动，仅供参考。如何改，你自己决定。

3. 结尾处的一些议论不很稳妥，也有点离题，删去为好。开头语和内容提要也应改写。

他用田余庆先生的话提出了“艺术品”的高标准，但又说他的修改“仅供参考”，具体怎么改，还是要我“自己决定”。在陈老师看来，学生应该有能力举一反三，在主动思考和不断试错中成长。

2006年初，我把反复修改后的这篇习作投给了一个知名刊物。几个月后，回信来了——是退稿信，还盖着红章。当然，对此不应该意外，也不记得有过什么懊恼。相反，很感谢刊物及时给了这么正式的回复，让我一下子觉得名刊似乎也不是无法触及的空中楼阁，并且越来越感到不必依靠刊物来评价他人和自我。那篇文章没有再修改投稿，但退稿信我收藏起来了。

05

千里之行

研一下学期临近期末，徐冲和正军告诉我，罗老师安排我们暑假去西北考察。考察路线已经规划好，先坐火车到银川，然后换汽车一路向南，参观一百零八塔、同心大清真寺和须弥山石窟，当晚到达固原。在固原看过博物馆后返回银川，那里有西夏王陵、拜寺口双塔，还有宁夏考古所的罗丰所长等着我们。说来也怪，这次旅行留给我的印象竟如此之深，连三个人在卧铺包厢外围着小桌板打牌的情景也历历在目。

那年一月，罗老师就组织过一次考察，他带队，同行的还有几位老师和魏晋方向的几乎所有研究生。考察范围在河北境内，南到赵县，北至定兴，路途不远，又有包车，比较轻松。记得刚到石家庄落脚，罗老师分配任务，塞给我一个信封，说：“你来管钱。”我大惊失色——我一个研一新生，毫无集体考察经验，怎么担得起这样重要的任务呢？连忙推脱。罗老师见实在扶不起，便把任务交给徐冲。他显然沉稳得多，每到一处，收齐大家的证件，独自在酒店前台办入住，退房时又落在最后，结账记账，毫不出错。我看着他，既庆幸，又惭愧。

暑假的西北之行没有老师带队，依旧是徐冲管钱，正军对路线操心比较多。我呢，更关心拍照。当时，数码单反还是天价奢侈品，我用的是胶卷，每拍一张，都要反复取景测光，浪费不少时间，有时为了找角度还得绕点路，不免拖行程的后腿。我带了一个很重的三脚架，经常被徐冲接过去背着。

江南人到大西北，一切都是新鲜的：高爽的天气、深阔的河谷、沟壑纵横的高原、肥美的羊肉和吃不完的面食……我们离开银川，又一路向东，穿行陕北高原。从靖边统万城到榆林，经过重重矿山，超过一队又一队运煤的大卡车，达到府谷，过黄河大桥，进入山西境内。到了保德，我们突然无比想念米饭，结果第一次吃到了大米跟小米混搭的“二米饭”。那天疲惫已极，晚上又停电，热得睡不着。次日起晚了，错过了早上去河曲的中巴，只好沿着黄河峡谷步行一路往北，一边步行一边找搭车的机会。煤车不时呼啸而过，几个小时后，我的T恤就再也洗不白了。

在右玉城墙上，徐冲背着三脚架，

正军背着跟我一起买的同款旅行包

到河曲，再出偏关，北上呼和浩特，看蒙牛总部对面的盛乐故城，又南下杀虎口，再入山西，站在拖拉机车斗上开进右卫旧城，又经右玉，到大同，参观云冈石窟、华严寺、方山永固陵……

这趟旅行往返大约三千公里，历时十二天，说实话学术含量并不算高。但饱览山川壮丽，略识风土人情，不由对这片土地的历史产生出好奇心，也培养了亲切感和想象力。而伙伴，也让旅途和读书变得不那么孤单。

结束旅行回到北京，某些悄然发生着的变化渐渐清晰起来。

也许从那时起，“中心”对我来说已经有了固定的所指：“去中心读书”，“来中心上课”，“我们中心”……

不知不觉中，交错纵横的小径已经隐没在眼前日益清晰的道路之中。下次，再谈起将来的选择，我会前所未有地笃定。

工作以后，研究室在人文学苑，来中心反倒不像研一时那样频繁了。不过，每年秋天，前院的鹅掌楸变黄，我都会在某个午后散步过去，凝神欣赏，或是在满地落叶中，踩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回想2004年，那时，它应该才种下不久，仿佛只要踮踮脚，目光就能超过它的树梢，落在报告厅的屋脊上。屋脊之上，是蔚蓝而高的天空。

从中心毕业，与答辩委员会合影（2010年6月）

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特此致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