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谈论博雅教育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编者按：

北师港浸大（UIC）倡导博雅教育理念，在实践和探索中发展独具特色的博雅教育，这也是许多年轻学子对UIC心生向往的原因。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什么是博雅教育，它的魅力何在，以及如何回应这个时代的需求。

分享嘉宾是UIC通识教育学院的陈湛博士，他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硕士却转向哲学和宗教研究，在比利时的鲁汶大学、德国的图宾根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了七年，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研究文献学的课题。他比较了犹太经典《以赛亚书》的不同语言（包括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叙利亚文等）版本，找到之间的谱系依赖关系。毕业后曾在哈佛大学的希腊中心从事技术类工作，2021年成为UIC和北京师范大学双聘教师，教授西方古代历史和语言课程。

陈湛博士

UIC通识教育学院助理教授

什么是博雅教育

定义就是难处！不过我可以诗意地开个头。记得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有一个比喻，说一个初次离家的少年，踏上了学习的征途。他有几年的时间去探索，身后是平庸又闭塞的家乡，而前方则是乏味的工作生活。在这几年时间里，他有充分的自由和时间汲取养分，然后，重新回到没有文化的世界。换言之，这四年时间是他“接触文化的唯一机会”；他像一只骆驼：假如在这片绿洲里汲取了足够的营养，这些营养能支撑着他穿过平凡的生活，文化的沙漠。布鲁姆所阐述的乌托邦式的大学生活，显然不仅仅在描述专业知识的训练和考证，而是一种更大、更整全的“文化”造就。

我知道这样的论述会让人有一丝不安甚至反感。什么是文明呢？学院有何资格用文化（culture）这样的大词睥睨百业（civilization）呢？在技术化、专业化日盛的现代社会，难道职业化诉求不是更迫在眉睫吗？

大学教育的发展

其实博雅教育是不仅限于人文教育的，或者说，不尽然和“自然科学”相对，而更多是和“职业教育”相对。人们说博雅教育，通常从古典时代开始说起。随手打开维基百科“博雅教育”的页面，就可以看见中世纪插画《哲学与自由七艺》。画中，哲学女王的座下，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正在写些什么。环绕他们周围的，从十二点方向顺时针分别是代表初阶三艺（trivium，语法、逻辑和修辞，大致对应于今天的文科）和高阶四术（quadrivium，算术、几何、音乐及天文，大致对应于理科）的七位女神。这一沿袭自希腊和罗马的中世纪传统，旨在给人以“周全的教育”（Enkyklios Paideia）。七艺，或者广义上的哲学，不同于职业教育（指医治人灵魂的神学、医治人身体的医学和医治国家的法学——中世纪乃至于今天西方社会最核心的职业），是为后者奠定基础和铺路的学科。

Philosophia et septem artes liberales，“哲学与七艺”，摘自中世纪手稿Hortus deliciarum

说到这，哲学与七艺究竟是低于（在负面意义上）还是先于（在正面意义上）职业教育，我们在康德时代还能感受到两者间的地位暧昧。在《系科之争》中，康德重拾了一个中世纪的老说法：philosophia ancilla theologiae（哲学是神学的使女），但是颇有深意地提问道：哲学（世俗学科）究竟是为神学点灯引路的使女，还是为神学掂着裙裾、亦步亦趋的使女呢？言下之意，世俗的哲学学科虽然在学程上是初级科目，但是就对人类知识的探索而言，却是高于职业学科的。

其时（1798），牛顿已经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百余年，拉瓦锡已经提出了第一版虽然错误百出的元素周期表，而新一代数学家高斯已经发现了十七边形的尺规作图法和展开了对素数定理的研究（虽然康德对此一无所知）。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随着洪堡教育改革在十九世纪的成功和科技一日千里的发展，文理理论学科再也不会在神学或者法学等职业学科面前抬不起头，或者觉得需要自我辩护。然而，在美国，教育的改革却走向另一条路：同样是反对以实用和职业化为目的课程日益深入学院，著名的《耶鲁报告》（1828）所构想的“田园牧歌”式教育图景，完全是反专业化（某种意义上也是反洪堡）的：根据耶鲁报告，学院教育的本质不是专业知识，而是奠定学生完整的心智基础。所以，本科教育不应过早专业化，而应该大而化之地用陶冶型课程，熏染陶铸学生人格。在这一过程中，耶鲁学院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课程作为古典文化的基石，得到了报告的特别辩护。

对培育“全人”的理解

其实，不同时代和身份对于什么内容属于“全人”并需要什么样的造就，理解完全不一。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平民对于自己的身体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感知完全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由大学来承当全人教育的义务，逻辑上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它的潜台词，是一个十八岁背井离乡的成年人，并没有完整的人格和心灵，而需要借助这四年或者更多时间，不仅取得一些专业知识，也取得专业知识之外的科普、陶冶和磨练。但如果人们在海德堡或者斯特拉斯堡这样的欧洲大学提全人教育，可能要遭人嘲笑：学习击剑和阅读世界名著，这不是高中生和社区协会做的事吗？怎么变成大学的一门课了？其实，这更像是一种妥协：我们在中学训练出基础过硬的阅读和书写能力，但却没有系统阅读经典文献；有引以为傲的数理计算训练，但却没有养成寻找问题和建模的嗅觉；十年外语训练给人分析句法的能力，却对阅读实用外文资料帮助甚微……美国的一般大学入校生在很大程度上共享中国高中生的这些短板，所以，双方在通识教育的操作上有更多共识，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耶鲁报告》之后，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高教就涌现出了留欧壮游（Grand Tour）的新一代教育者，如C. W. Eliot（哈佛大学校长）、J. B. Angell（密歇根大学校长）、D. C. Gilman（毕业于耶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A. D. White（康奈尔大学校长），他们归国后在美国积极推行研究生教育，以及开设更加专业的课程、发展科学。1850-1950年是美国精英大学迅速欧洲化并超越欧洲的时期。美国这一时期的专业化虽是主流，却时刻伴随着一百年前《耶鲁报告》代表的古典情怀。最著名地，从1920年代开始，J. Erskine在哥伦比亚学院（今哥大）推行的“General Honors”课程。这一课程极大激发了芝加哥大学在哈钦斯主政时期推行“Great Books”计划。今天我们在美国大学中见到的通识课程，很大程度上是哥大和芝大“阅读经典”传统的滥觞。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人文学者在这些大学留学并对这一机制多有引进，就不多介绍了。

但是中国没有太多关注和探讨独立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这样的致力于博雅教育的学院建制。即便是对著名的麻省大学五校、七姐妹学院（美国东北部七所传统的精英文理学院），大家也所知甚少。其实大学教育发展到今日，文理学院中的课程和综合性大学的课程，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综合性大学的量子力学和微分方程课程，文理学院的物理专业一样要学；文理学院的希腊文和波斯文课程，综合性大学一样开设。但是规模更小的文理学院维持着高师生比、更自由灵活的课程选择和总体宽松的思考和学习环境，客观上给学生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也是综合性大学无法比拟的。所以，从文理学院这种特殊的学院形态来思考UIC的未来状态，是重要的背景资讯。

结语

那么，如何审视UIC和前述的通识教育历史的关系呢？

在“Liberal Arts”的大旗之下，既有欧洲从中世纪到十八、九世纪境中的泛哲学学科的专业化、科学化的洪堡背景，又有美国语境中十九世纪上半叶中提供灵魂造就、阅读古典文字的反专业化的耶鲁背景。在美国二十世纪以降，既有在综合性大学内的“Great Books”运动，带来各种丰富的通识选修课的演化背景，也有在建制上推进精英化、平行于综合性大学系统的独立文理学院中兴的制度背景。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和地域的博雅教育传统甚至是互相拮抗的。我们今天说到博雅教育，需要区分这几个不同源流，这对站在几个不同博雅教育源流之间的UIC，作为中国本土的创新践行者，意味深远。

文字 | 陈湛

图片 | 作者提供

编辑 | 陈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