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D: Ideas change everything

一直以來，有兩個謎團困擾着我。我無法理解它們，而且說實話，我害怕深究它們。

第一個謎團是，我40歲了，在我一生中，年復一年，嚴重的抑鬱和焦慮症狀在美國、英國等國家不斷浮現出來，橫掃整個西方世界。我想要搞清楚為什么。為什么這開始發生在我們身上？為什么過去的每一年里，我們越來越多人發現越發難以度過每一天？還有一個謎團是很私人的。

當我還是十來歲時，我記得有一次去看醫生，說我有一種感覺，仿佛疼痛不停地從我的身體里溢出來。我不能控制它，也不理解為什么會這樣，并且感到非常羞恥。

醫生給了我一個說法，現在我意識到他是出於好意，也不算全錯，但是過於簡單化。我的醫生說，「我們知道人們為什么會這樣，有些人的大腦很自然地會發生一些化學失衡，你顯然是其中一個。我們要做的就是給你開一些藥，它會把你的化學平衡恢復正常。」

所以我開始服用帕羅西汀，或者賽爾特，在不同的國家它有不同的名字。然后我感覺好了很多，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但隨后不久，這種痛苦的感覺回來了。所以我服用的劑量越來越高，之后的13年里，我都在服用法律允許的最高劑量。在這13年的大部分時候，我仍然很痛苦，尤其是在后面几年，痛苦無時無刻地伴隨着我。

我開始問自己：這是怎么一回事？你做了所有主流文化告訴你該做的事，為什么還是這樣難受？

所以為了揭開這兩個謎團的謎底，我寫了一本書，并為此進行了一場環球旅行，旅途超過四萬英里。我想跟世界一流的專家坐在一起，討論是什么引發了抑鬱和焦慮，并且最重要的是：有什么治愈方法？那些經曆過抑鬱和焦慮的人，是如何以各種方式走出來的？

我一路走來，從我結識的那些了不起的人身上學到了很多。

但我所學到的最核心的是，目前為止，科學依據能夠證明有九種引發抑鬱和焦慮的原因。其中兩個確實是由於生理因素。你的基因會讓你對這些問題更敏感，雖然它們不能決定你的命運。當你變得抑鬱時，你的大腦會發生實質的變化，讓你更難擺脫出來。

但絕大部分被證實，引發抑鬱和焦慮的因素跟我們的生理因素無關，而主要取決於我們的生活方式。一旦你理解了它們，就能開啟一套非常不同的解決方案，應該和化學抗抑鬱藥一起提供給人們。

比如，如果你很孤獨，你很可能會變得抑鬱。當你工作時，如果你對自己的工作沒有控制權，你得按照吩咐去做，你就更可能變得抑鬱。如果你很少接觸自然世界，你更可能變得抑鬱。

有一樣東西把很多導致抑鬱和焦慮的原因串在了一起。

這里每個人都知道，我們都有自然的生理需求，對吧？顯然。你需要食物，你需要水，你需要住所，你需要干淨的空氣。如果我拿走那些東西，你們都會很快就陷入巨大的困境。但同時，每個人也有自然的心理需求，你需要有歸屬感，你需要感到你的生活有意義和目的，你需要感到人們關注你并重視你，你需要感覺自己有一個有意義的未來。

我們建立的這種文化擅長很多事情，很多事情比過去好多了，我很高興生活在今天，但我們對滿足這些深層次的心理需求卻越來越不擅長了。我認為這是這場危機不斷升級的關鍵原因，雖然不是唯一的原因。

這真的很難理解。我的抑鬱症從一個單單由我自己大腦造成的問題，變成一個有很多成因的問題，其中包括我們的生活方式。我掙扎着重新理解這一切。

直到有一天，我釆訪了一位名叫德里克·薩莫菲爾德的南非精神科醫生，我才真正明白了這一點。

2001年，薩莫菲爾德在柬埔寨，當時他們首次在那個國家為人們引入化學抗抑鬱藥。當地的柬埔寨醫生從沒聽過這些藥物，他們問：「這些是什么？」他解釋了一下。然后他們告訴他：「我們不需要它們，我們已經有抗抑鬱藥了。」 他問：「你指的是什么？」 他以為他們會談及某種草藥，比如聖約翰草、銀杏葉之類的。但是，他們告訴他一個故事。他們社區有個農民在稻田里干活，有天，他踩到了抗美戰爭時留下的地雷，他的腿被炸掉了，所以他們給他裝了一個假肢，不久之后他就回到稻田干活。但顯然，你戴着假肢在水中干活非常疼，而且我猜他回到腿被炸掉的地方干活一定很痛苦。這個人開始整天哭泣，拒絕下床，他出現了所有典型的抑鬱症症狀。

柬埔寨醫生說：「就在這時，我們給他開了抗抑鬱藥。」 薩莫菲爾德醫生問：「是什么藥？」

他們解釋說，他們去跟他坐在一起，傾聽他，他們認識到他的痛苦是合理的，雖然身處劇痛中的他本人很難看出這一點，但確實，他生活中里有導致他痛苦的顯著因素。其中一個醫生和社區里的人交談后想到，「如果我們給這人買一頭奶牛，他就可以變成一個奶農了，他就不會處在這種境地，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狽了，他也不用去稻田里干活了。」 於是他們給他買了一頭奶牛。

沒過几周，他停止了哭泣，不到1個月，他的抑鬱症消失了。

他們跟薩莫菲爾德醫生說：「所以你看，醫生，那頭奶牛，就是抗抑鬱藥，那是你說的藥吧？」

如果你打小就像我和在座大多數人那樣思考抑鬱症，這聽起來就像是一個糟糕的笑話，對嗎？ 「我找醫生開抗抑鬱藥，她給了我一頭奶牛。」 但那些柬埔寨人從這樁個體的、不太科學的軼事里，本能地得出世界領先的醫療機搆，世界衛生組織，多年來基於最好的科學證據，一直在試圖告訴我們的結論。

如果你抑鬱，如果你很焦慮，你不是脆弱，你沒有瘋，你不是一台零部件壞了的機器。你是個需求未被滿足的人。

思考一下柬埔寨醫生和世界衛生組織沒說的話也同樣重要。他們沒跟這個農民說：「嘿，伙計，你需要振作起來，你得自己解決和修復這個問題。」 相反，他們說的是：「我們作為一個團隊來和你一起努力，在一起，我們可以解決和修復這個問題。」 這是每一個抑鬱的人需要的，并且也是每一個抑鬱的人應得的。

這就是為什么一位聯合國的頂尖醫生，在2017年世界衛生日的官方宣言中寫到：我們要少談化學失衡，多談談我們生活方式的失衡。

藥物對有些人有真正的緩解作用，它們也曾對我起過一陣子作用，但是因為這個問題比生物學能觸及到的更深入，所以解決方案也得更深入。

當我第一次了解這一點的時候，我的想法是，「好，我看到了科學證據，我閱讀了大量的研究文獻，我釆訪了很多專家，他們都做出了這一解釋，但是我們怎么解決問題呢？」 讓我們抑鬱的事情，往往比那名柬埔寨農民的更復雜。有了理論之后，我們該從哪里下手呢？

然而后來，在我寫書的漫長旅途中，在全球旅行中，我不斷遇到正在那樣做的人，從悉尼，到舊金山，到聖保羅。我不斷遇見理解抑鬱和焦慮的深層原因并作為群體去修復它們的人。我無法在這里一一列舉，因為那將會變成一個10小時的TED演講。但我想在這里主要提兩個原因，和對應的兩個解決方案。

第一個是，我們處於人類歷史上最孤獨的社會。最近研究有一項研究，詢問美國人「你感覺不再跟任何人親近了嗎？」 39%的人承認符合描述。「不再跟任何人親近」，在國際孤獨測量評估中，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僅次於美國。

我花了很多時間就孤獨問題和世界一流的專家交流。約翰·卡奇奧波教授在芝加哥，他提出的一個問題引發了我許多思考。卡奇奧波教授問到：「我們為什么存在？我們為什么在這兒，我們為什么活着？」

一個關鍵原因是，我們非洲大草原上的祖先真的非常擅長一件事情。他們不比他們放倒的許多動物高大，他們不比他們放倒的許多動物跑得更快，但他們更擅長抱團與協作。這是我們作為一個物種的超能力。

我們聚集在一起，就像蜜蜂進化成住在蜂巢中一樣，人類進化成部落聚居，而我們是第一批解散部落的人類。這讓我們感到糟糕，但事情不一定非得如此。

我書中，提到一位叫山姆·艾佛林頓的醫生，在現實生活中，也是我心目中的一個英雄。他是東倫敦貧民區的一名全科醫生，我在那生活過好多年。山姆真的很不容易，因為很多病人都帶着嚴重的抑鬱和焦慮來找他。

和我一樣，他不反對使用抗抑鬱藥，他認為藥物對一些人有緩解作用。但他可以看到兩件事情：

第一，他的病人很多時候是因為完全可以理解的理由而抑鬱和焦慮，比如說孤獨。第二，盡管藥物能給部分人帶來一些緩解，對多數人而言，它們無法解決問題，無法解決根本性的問題。

山姆決定開創一種不同的方法。

一位女性來到他的醫療中心，她叫麗莎·坎寧安。我后來認識了她。麗莎因為非常嚴重的抑鬱和焦慮而隔離家中，長達七年。當她來到山姆的中心時，她被告知，「不要擔心，我們會繼續給你這些藥，但我們也會開一些其它東西。你需要每周來這個中心兩次，去見其他抑鬱和焦慮的人們，不是來說你有多么不幸，而是找出一些你們可以一起做的有意義的事情，這樣你就不會感到孤獨，或是覺得生活沒有意義。」

這些人第一次見面時，麗莎焦慮到開始嘔吐，因為這對她而言壓力非常大。

不過人們開始給她按摩，這群人開始聊天，「我們能做什么？」 這些都是和我一樣住在倫敦東部貧民區的人，他們不懂園藝。「為什么我們不學習園藝呢？」 醫生辦公室后面有塊區域是個灌木叢。「我們為什么不把它改造成花園呢？」 於是他們開始從圖書館借書，開始看YouTube視頻，他們開始把手伸進土里他，們開始熟悉四季的節律。

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接觸自然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抗抑鬱藥。接着他們開始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他們開始形成部落，他們開始形成團隊，他們開始關心彼此。如果其中有個人沒出現，其他人會去找 —— 「你還好嗎？」還會幫助這個人解決那天遇到的麻煩。就像麗莎對我說的，「隨着園中花朵的綻放，我們也開始綻放。」

這個方法被稱為「社會處方」，它正在整個歐洲蔓延。有一個小的但不斷增長的證據表明，它可以真正且有意義地緩解抑鬱和焦慮。

有一天，我站在麗莎和她那些一度抑鬱的朋友建造的花園中，那真是個美麗的花園啊！然后我產生了一個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澳大利亞的休·麥凱教授的啟發。我想的是，當人們在我們的文化中感到沮喪時，我們是怎么跟他們說的？我確信這里每個人這么說過，我也說過 —— 「你只需要做自己，做你自己就好。」

我意識到，其實，我們應該跟人們說的是 —— 「別自己一個人，不要做自己，做『我們』，我們一起來，成為團隊的一員。」

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并不在於把更多的資源看作孤立個體，這恰恰是導致我們陷入這場危機的原因之一 ，而在於和比我們更大的東西重新連接。

這正是我想和你們說的，另一個和抑鬱及焦慮有關的成因。

每個人都知道，垃圾食品已經占據了我們的飲食，讓我們身體不適。我說這話并不是帶着優越感在說，我來做演講之前剛去過麥當勞。我看到你們都在吃那種健康的TED早餐，我是不會吃的。

不過就像垃圾食品占據我們的飲食，并讓我們身體不適一樣，有一類垃圾價值觀也占據了我們的頭腦，并使我們精神染病。几千年來，哲學家們說過，如果你認為生活是關於金錢、地位和炫耀，你就會覺得自己像個廢物。這不是叔本華的原話，但這是他所說的要點。

但奇怪的是，几乎沒有人對此進行過研究，直到我認識了伊利諾伊州諾克斯學院的提姆·卡塞爾教授，他現在已經研究這個課題超過30年了。他的研究揭示了几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首先，你越相信你可以通過購物和炫耀來擺脫悲傷，過上美好的生活，你越有可能變得抑鬱和焦慮。

其次，作為一個社會，我們越來越被這些信念驅動。

我的一生，都處在廣告、社交媒體和類似東西的重壓之下。當我想到這個的時候，我意識到，這就像我們的靈魂一出生就被喂了肯德基之類的東西。我們被訓練在錯誤的地方尋找幸福，這就像垃圾食品非但不能滿足你的營養需求，還讓你感到糟糕一樣，垃圾價值觀也不能滿足你的精神需求，反而會奪走了你的美好生活。

當我第一次和卡塞爾碰面時，我學到了這些，讓我真是百感交集。

因為一方面，我覺得這真的很有挑戰性。我時常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中，每當我跌倒，我試着用一些炫耀的、宏大的外部解決方案來修補它。我可以看到，為什么那樣做對我并不怎么見效。我也想到，這不是很明顯嗎？這不是老生常談嗎？

如果我跟在座各位說，你們誰也不會在臨終的病榻之上，想着自己買了多少雙鞋，收到了多少條轉發，而是會想起你生命中那些富有愛、意義和聯系的瞬間，似乎是在說陳詞濫調。我和卡塞爾教授聊到這一點，我問：「為什么會有這種奇怪的雙重感覺呢？」 他說：「我們多多少少都明白這些，但在這種文化中，我們并不靠它們過活。」

我們對它們實在太清楚了，於是變得了陳詞濫調，但我們卻又不靠它們活。我一直在問自己為什么，為什么我們知道有些東西很重要，但不靠它們而活？過了一會兒，卡塞爾博士告訴我：「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台機器中，它被設計成讓我們忽略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 我真得好好想想。「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台機器中，它被設計成讓我們忽略生命中最重要東西。」

卡塞爾教授想要搞清楚，我們能否打敗那台機器。他為此做了很多研究。我會告訴你們一個例子，我真的很迫切鼓勵這里每個人跟朋友和家人也試試。

奈森.頓肯成立了一個小組，讓一群青少年和成年人在一段時間里一起參加一系列會面，試圖讓人們回想他們生命中真切地感到有意義的瞬間。不同的人想到的是不同的東西。對有些人，是演奏音樂、寫作、幫助別人，我相信這里每一位都能想起一些，對吧？

這個小組的目的是激發人們去思考，「怎么才能把生命中更多的時間用來追求這些有意義的時刻，并且少買一些你不需要的垃圾，把它們發到社交媒體上，好讓別人說，『天吶，我好妒忌啊！』」 有點像互助戒酒會吧？但是戒的是消費主義。

他們的發現是，只是通過讓人們參與這些會面，闡明這些價值觀，并決定釆取行動，互相監督，就會引發人們價值觀的顯著轉變，把人們從產生抑鬱的颶風中帶走，向着更有意義、更有營養的價值觀前進。

我無法在這里一一列舉，我看到和寫過的所有解決方案。我一直在思考，為什么我花了那么長時間才看到這些洞見？我們已經知道這些東西，為什么還是仿佛它們很難理解一樣？我認為這里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是我們得改變我們對抑鬱和焦慮的認識。

抑鬱和焦慮有非常真實的生物學原因，但是我們的文化讓生物學成為唯一的解釋，然后我們含蓄地告訴人們，「你的疼痛不意味着什么。它只是個故障。就像電腦程序的一個小故障，它只是你頭腦中的線路問題。」 但直到我意識到抑鬱并不是一種故障，我才能夠開始改變我的生活。它是個信號。你的抑鬱是個信號。它在告訴你一些東西。我們產生這樣的感受是有原因的，雖然在抑鬱的痛苦中很難看清。從我個人經驗出發，我非常理解。但有了正確的幫助，我們能夠理解并共同修復這些問題。

但要做到這一點，第一步是我們要停止侮辱這些信號，停止說它們是軟弱的、瘋狂的或純粹生理的信號。我們需要傾聽這些信號，因為它在告訴我們真的值得留心的事情。

只有當我們真正傾聽這些信號，重視這些信號，尊重這些信號時，我們才會看到解放、滋養、深入的解決方案。「奶牛」一直在周圍等着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