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5

原文：《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14 Late Antiquity Empire and Successors, AD 425–600》的21b章

翻译：兰斯洛特

校对：Lisa

每日一思：思思思，今天还思你个嘛哈啊。

PS：机械神教简直帅炸！赞美欧姆尼赛亚！

PSS：我的中二病已经控制不住了！

PSSS：到最后还是新年前发出来了（捂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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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东岸及其内部是晚期古典时期帝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从地理的角度而言，显而易见地，这块地区从北到南被分割成一系列不同的气候带。地中海沿岸地区雨水充足，因而土地肥沃。北部的山口比较狭小，叙利亚山区和腓尼基·马里提玛（Phoenica Maritima）延伸至海岸。只有在少数几个地方——比如安条克的邻近地区和的黎波里的内陆地区——是沃土。在巴勒斯坦，良田更多一些，虽然南部的气候越来越干燥。群山间各有不同：第二叙利亚省的山脉与海岸并行，其间荒无人烟；往南走，腓尼基·马里提玛的高峰横亘在像贝利图斯（Berytus）的海岸城市和处于内陆的大马士革之间。换而言之，巴勒斯坦的山区相比于叙利亚的更显生命力，乡村、城镇在此扎根——圣城耶路撒冷便是其中一员。

内陆地区，发源于第一叙利亚行省的河谷从北延伸至南部的第三巴勒斯坦行省。奥朗底河（Orontes）贯穿北部，其河谷以多岩的山丘与东方毗邻，晚期古典时期这些山丘旁林立着数不胜数的城镇。再往南，环绕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巴勒贝克（Baalbek）的贝卡（Biqa）谷地与约旦（Jordan）河谷人烟繁密，它们还哺育了像提比利亚（Tiberias）和锡索波利斯（Scythopolis）这样的重要城市。拜占庭时期，即使在死海以南的福地阿拉伯的干燥地区也存在着重要的居住区。

河谷以东是一圈雨水充足的良田，这些地区人口密集，包括波斯特拉（Bostra）附近的奥兰尼提斯（Auranitis）和摩押（Moab，圣经译法）山丘地带。这一地区的东部边境就是200毫米降雨线，这是定居农业的最低要求。这条线南部在浩兰（Hauran）附近，北部包括整个幼发拉底河。在反金牛座山（anti-Taurus）的南部，幼发拉底河、奥斯若恩（Osrhoene）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谷物生产平原。这一地区极易遭到来自东方敌人的袭击，对于波斯而言，通往这一地区的大门一直敞开着，城市与乡村任他索取。

这一地区民族混杂，根据语言可分为说希腊语的、说叙利亚语的（北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版本的阿拉姆语方言，后发展为一种文学语言）与说阿拉伯语的人。这种划分方式也有其地理上的支持：说希腊语的人居住在地中海沿岸；说叙利亚语的广泛居住在内陆，尤其是叙利亚地区和东北部行省。不仅有地理因素的支持，社会因素上也有：大城市的居民更愿意讲希腊语，而叙利亚语的使用者一般来自乡村。除此之外，叙利亚语使用者也居住于城镇中，作为证据，我们曾发现一些含有用希腊语表达的闪米特名字的铭文。阿拉伯语使用者基本是游牧民，他们出没于沙漠边缘，但在六世纪末期他们的活动范围变得更大了。

晚期古典时期，一些主要的城市——诸如安条克与埃德萨——都有不少犹太人社区，但我们对他们从五世纪下半叶到六世纪的历史知之甚少。还有少部分犹太社区存在于加利利、戈兰（Golan）与巴勒斯坦南部的乡村城镇中。通过历史材料和宗教诗歌，我们可以一窥当地的宗教迫害和叛乱，但是考古学上的发现却告诉我们事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坏。“在那时以色列地区大概兴建了三百座教堂，但很少是犹太教教堂”，建造活动一直持续着，在三世纪末期、四世纪早期以及六世纪达到巅峰。大部分教堂建在城镇与乡村中，幸存教堂的数量证明乡村地区的犹太社区十分繁荣。

撒玛利亚人包括很多小型群体（smaller minority），他们主要存在于纳布卢斯【校对注：Neopolis，也作Nablus，如果直接用Neopolis翻译的话感觉不通，他的希腊语含义是新城市，所以决定用纳布卢斯作为译名方便理解。】地区，他们的古庙则在Gerazim（估计是作者手癌写错了，应该是Gerizim，盖里泽姆）山。三世纪，在巴巴·拉巴（Baba Rabba）的带领下他们一度十分繁荣，宗教也得以复兴。但他们的命运跟犹太人一样，自五世纪晚期和六世纪，他们越来越多的感受到基督教帝国给他们的压力。

晚期古典时期的叙利亚——至少是到六世纪中叶——处在一段黄金时期。这里虽存在饥荒与暴动，农民辛苦一年也不免背负债务，但这段时期的叙利亚确实比较和平与繁荣，在知识领域和建筑领域中甚至有不少成就。如果你问我要是去古代世界当个农民，应该选哪个地区。我可以告诉你，选择阿纳斯塔修斯时期的圣西米恩·斯泰莱特（Symeon Stylites）修道院的乡村吧，那里位于安条克和阿勒颇之间，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

该地区的行政区域划分源于戴克里先改革，虽然后来有所改动。整块区域囊括在东方大区（the diocese of Oriens）里，东方大区长官（comes Orientis,查士丁尼时期曾将其职能限制到仅作为第一叙利亚省民事长官）也对该区域负责，它们的基地都在安条克——理论上来说是官僚体系中最发达的一部分，不过到了六世纪，处于第一叙利亚行省的控制之下，该省份或多或少拥有些自治权。我们正聊的地区由一系列省份组成：从地中海沿岸北部到南方，依次是省城为安条克的第一叙利亚省、425年被分出，省城为阿帕梅亚（Apamea）的第二叙利亚省——偶尔下属于第一叙利亚省。529年，因为未知原因，查士丁尼进一步划分省份，创立了以劳迪西亚（Laodicea）为省城的较小的狄奥多利亚斯（Theodorias）省，它是由第一叙利亚和第二叙利亚行省的海岸城市帕托斯加巴拉（Paltos Gabala）与巴拉奈（Balaneai）组成的。

再往南是两个以菲尼基为名的行省：以推罗为省会的腓尼基·马里提玛和内陆的腓尼基·利巴恩西斯（Libanensis）行省——后者以大马士革为首府，地域甚至包括帕尔米拉在内叙利亚沙漠中央。从425年，巴勒斯坦被分为三个省份：以凯撒利亚为首府，包括最多海岸地带——其中有耶路撒冷和朱迪亚（Judaea）——的第一巴勒斯坦行省、以约旦河谷的锡索波利斯为首府，包括加利利和戈兰的第二巴勒斯坦行省、西起加沙港，东至内格夫（Negev），南抵伊多姆（Edom）山和河谷的第三巴勒斯坦行省——理论上他的首府在遥远的佩特拉,实际上五到六世纪中内格夫地区的埃卢萨（Elusa）发挥着首府作用。106年，图拉真建立的阿拉比亚行省南部被创立为第三巴勒斯坦行省，波斯特拉是其首府——实际上这个行省只有浩兰南部、格拉萨（Gerasa）周围的山地、安曼和莫阿布山脉。

第一叙利亚内陆紧邻着幼发拉底行省，它们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后者也以河为名。幼发拉底行省以古代教团中心赫拉波利斯（Hierapolis）为首府。跨过河往上即为奥斯若恩省，其以埃德萨为首府。它北至亚美尼亚南部，其旁便是以阿米达为首府的美索不达米亚行省。

大部分时间里帝国的东部防线是不清楚的。防线的最北部是根据约维安在363年的条约定下来的。北部防线起自向东南方向流淌的底格里斯河上游，紧贴伊赛拉（Izala）山——山区部分归拜占庭，而平原部分归波斯。这里的边界划分清晰，帝国在两个的要点上分别建立了一个堡垒，与对面的波斯堡垒互相观望。罗马的哈比迪翁（Rhabdion）堡垒俯视着离自己有五公里远的西绍拉农（Sisauranon）堡，再向西70公里，达拉紧密注视着尼西比斯城的动向。

再往南边，便是缺水区，而在缺水区维持大量部队无疑是个不明智的决定，所以这里没边界可言。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聊聊拜占庭最东部的前哨基地。在幼发拉底河与哈布尔河（Khabur）相交处，有一座名为塞斯希乌姆（Circesium）的前哨基地，其旁边是256年由沙普尔并入萨珊的杜拉-欧罗普斯（Dura Europas，应该是Europos，他拼错了估计。）防御主要由在比尔萨（Birtha，瞎拼的）和卡利尼古姆（Callinicum）的堡垒群负责。叙利亚沙漠内的边界也是非常模糊，但可以确定的是拜占庭控制的戴克里先要塞群，其自南方的卡利尼古姆起，经过塞尔吉波利斯（Sergiopolis）延至帕尔米拉，西南部分则延伸至大马士革。530s后，迦萨尼开始负责该地区道路安全后，应该只有部分要塞还驻有部队。大马士革往南，拜占庭的东部边疆是与聚居地同步的，其最南端应该是红海的埃拉（Aila）。在Lejjun（拼不出来我放弃了……）等地区建立的边境要塞，于六世纪荒废——帝国凭借着外交手段、津贴而不是军队来保卫这一地区。

东部军队均由坐镇安条克的东部元帅（magister militum per Orientem）指挥，在驻节地他拥有官邸（praetorium）。都督（duce，duke的拉丁变体）指挥地方部队——但是否每个行省都有一个都督那就不知道了。528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塞斯希乌姆和腓尼基·利巴恩西斯的帕尔米拉增加了额外的都督来防御那些常用的入侵路线。在其他地区的晚期罗马行政体系里，等级制度与职责的关系并不是很紧密。皇帝常与行省总督（provincial governoes）和都督直接对话，如有必要时——比如元帅正负责在安条克大兴修缮——皇帝会直接让东方大区长官负责帕尔米拉的戍卫和管理。527年，一名叫尤菲拉缪斯（Ephraemius）的东方大区长官甚至成了显贵（patriarch）。查士丁尼似乎非常在意让与都督平级的地方行政长官的地位高于前者。在533-6年，第一巴勒斯坦行省的行政长官成了行省总督（proconsul），而阿拉比亚和腓尼基·利巴恩西斯的则被授予了行省领袖（moderator，有具体说明的请告知一下.....）荣誉头衔。官僚的定时接替的局面至少到七世纪早期的波斯入侵才被打破，但有关于此的证据实在是太少，我们甚至不知道580年弗拉维乌斯·保卢斯（Paulus）离职后，谁来接替阿拉比亚都督的班。

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备战状态都是不同的。直接毗邻波斯帝国的美索不达米亚、奥斯若恩和幼发拉底省肯定有常备的名为边防卫队（numeri，边防军limitanei体系内的常规军团，一般300人左右）的帝国部队驻扎在像阿米达、埃德萨和塞斯希乌姆之类的要地。帕尔米拉在查士丁尼早期有边防卫队驻守过。在六世纪，主要的要塞在边境上的各个战略要地上修筑起来，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部分存世的要塞——达拉、幼发拉底河上的比尔萨和塞尔吉波利斯。

其他地区的常备军则少些：540年波斯入侵时，赫拉波利斯、贝罗亚（Beroea）(阿勒颇)、Aoanea（拼不出来……）都曾因没有足够的守军而向侵略者付过贡金。当安条克遭遇同样情况时，能参与防御的只有紧急从黎巴嫩调来的6000人和城内的志愿者。安条克城的努力是徒劳的，波斯人破城大抢特抢，大部分民众被他们赶往波斯境内。锡索波利斯和凯撒利亚的行政长官及都督同样没什么部队，以至于529年和556年撒玛利亚人暴乱时，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529年的暴乱平息后，锡索波利斯的行政长官巴苏斯（Bassus）被处决，都督狄奥多罗斯（Theodoros）革职下狱。

教会行政部门与民事行政部门差不了多少。本时期之初，这些地区所有的教会都由安条克牧首管理，如同当地的世俗行政机构由东方伯爵控制一样。每个行省都有一名都主教（metropolitan），他们驻节于省会，而主教驻节于各个主要的城镇。451年查尔西顿大公会议结束后，本来有序的体系因耶路撒冷成为新的牧首区而被打乱。新牧首区负责巴勒斯坦三省，还包括凯撒利亚都主教——他曾是新牧首区的上级。当查士丁尼新建狄奥多利亚斯行省时，并没有诞生新的都主教，劳迪西亚的主教依旧对安条克牧首负责。

一性论宗分裂后，给安条克牧首区的教会组织带来了极大的混乱——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平行于原有教会组织的牧首区。一性论信徒雅各布·巴拉达乌斯（Jacob Baradaeus）的传教活动促使双方互视为大敌——因为叙利亚一性论教会也被称为Jacobite（雅各布派）。在狄奥多拉皇后的赞助下，雅各布于542到578年间游历了叙利亚省和小亚行省，在此期间，他不断的提拔都主教、主教和牧师。一性论派很快占据了教会机构的各个职位——包括安条克牧首——但他们却很少呆在他们应驻节之处。他们中大多数出身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乡间修道院，他们要不在修道院中生活，要不做个托钵僧传教。迦萨尼也支持一性论派。阿拉比亚行省中有两个主教区，查尔西顿派的在城市，而一性论派的在迦萨尼的营地中。和解的尝试断断续续的进行着，但在六世纪晚期和七世纪早期，两派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大部分叙利亚语区的修道院和乡村忠于以古巴·巴拉亚（Gubba Barraya）修道院（阿勒颇以东）为基地的雅各布派。虽然没有一性论派群众鼓励、支持611年波斯入侵——这场入侵破坏了拜占庭的政治结构——的证据，但安条克的雅各布派牧首给他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同僚写道：“世界重享爱与和平，皆因黎明将至，查尔西顿之夜已尽”

这些行省及驻扎于此的军队只有一次在废立皇帝这个问题上发挥过主要作用——那就是来自邻近地区伊苏利亚行省的芝诺皇帝，他在474年即位前乃是东方元帅。在482-4年，敌对的伊苏利亚领袖伊路斯（Illus）以安条克为基地，尝试拥立莱昂提斯（Leontius）为帝。城市虽认可他的主张，但他的部队不堪一击，战败后他逃至伊苏利亚老家于488年被杀。这些小插曲大概只能正面叙利亚并不是个可以独立发展的基地吧。该地区的政治史也非常单调：城市暴乱、巴勒斯坦的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周期性的叛乱，然后驻扎于安条克的东方野战军（comites Orientis）出来平叛，平叛完回去。

425-600年间，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威胁来自于波斯。波斯军队从来不直接穿过沙漠攻击巴勒斯坦或阿拉伯语，他们常通过幼发拉底、奥斯若恩和美索不达米亚行省过来。可想而知，与这三省相邻的第一、第二叙利亚行省遭受最大的攻击。漫长的和平时期之后，战争在502-3年又爆发了，卡瓦德攻下阿米达并大肆屠杀其中居民，紧接着他又包围埃德萨蹂躏周边乡村。本事件的起因是阿纳斯塔修斯皇帝从483年起因波斯人不肯归还尼西比斯（根据363年约维安与波斯人的条约，这个城要在120年后还回）而拒绝提供给波斯人防御高加索道路的补贴。503、4年帝国军队进行反击，阿米达重回控制。在505年，一条七年和约宣告战争结束，阿纳斯塔修斯也着手准备修建直面尼西比斯的达拉大要塞，查士丁尼后来又加强了该要塞。527年查士丁一世去世后战争再度爆发并且蔓延至美索不达米亚。531年，东方元帅贝利撒留在卡利尼古姆遭遇失败。战争以532年，卡瓦德的逝世，库斯老一世即位告终。他们签订和平条约，要求罗马把之前欠的补贴一次性付清。库斯老在540年又打破和平，他瞅准查士丁尼专心西部的再征服，东线防御衰弱之时发动攻击。从库斯老的表现看来，他发动战争只为敛财。大部分城市，包括埃德萨、赫拉波利斯和阿帕梅亚都给了钱，安条克因为帝国许诺给予军事支援和内部分歧（尤菲拉缪斯牧首想要和平，但查士丁尼的专员阻止了他的求和），他们尝试抵抗。但他们的努力依旧没有改变城破的命运，安条克的陷落给予叙利亚地区极大的震惊。安条克城被焚毁，大部分市民被迁徙到伊拉克。

城落之后，战事渐息，库斯老的举措表示他对永久征服这里并没有兴趣。542年，罗马东部爆发瘟疫与544年埃德萨成功防御住进攻，促使545年查士丁尼与波斯签订条约，条约中查士丁尼答应支付年金。双方间的和平因波斯在亚美尼亚和尼西比斯地区的衰弱导致罗马于572年重开战事。不幸的是，罗马低估了敌人的力量，库斯老在573年洗劫了阿帕梅亚——第二叙利亚省的省会。同年，波斯人攻陷达拉。战争持续了二十年，即使在574-8年——条约所定的和平时期——也是如此。591年，库斯老二世请求莫里斯助他重回王座，并答应归还达拉和马泰洛波利斯（Martyropolis）——后者是因背叛而拱手让给波斯人的。

六世纪末的东部边境跟425年的差不太多。罗马人虽重获达拉，但尼西比斯再未回到他的怀抱中。与波斯的战争对国库而言是个负担，但除了503年阿米达陷落、549年安条克陷落和573年达拉及阿帕梅亚沦陷——还有对奥斯若恩及美索不达米亚两省乡间地区的劫掠，波斯人也没对这些行省做了什么毁灭性的破坏，这些地区在很多年间都感受到了和平条约的效力。

其他的外部威胁来自沙漠，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沙漠边境极难防御：边境堡垒在那些行动迅速的贝都因战帮面前跟没有一样。早在五世纪，帝国政府就认识到将贝都因人争取过来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于是他们诉诸外交和金钱，以一种比军队防守更有效和便宜的方式来防卫那些定居区域。在四世纪末期，萨利赫（Salih）部落的首领被帝国视作阿拉伯盟友的头领。到了五世纪末期，我们对萨利赫酋长们知之甚少，但却能清楚的看到两支新到此地的部落——迦萨尼和Kinda——挑战他们的权威。491年，埃梅萨（Emesa）被阿拉伯人洗劫；498年，迦萨尼掠夺巴勒斯坦地区，然后被罗曼努斯（Romanos）都督击败——但他们依旧是个威胁。大概在504年，萨利赫作为酋长的位置被迦萨尼和Kinda的酋长取代。从503-528，每个省的都督都有一位酋长协助。529年巴勒斯坦的都督在当地酋长的协助下成功镇压了撒玛利亚人的起义。

531年，查士丁尼任命迦萨尼酋长阿尔-哈里斯 b.贾巴拉（al-Harith b. Jabala）为大酋长，负责从幼发拉底河到红海的边境防御，他被授予的权利与地位相当于波斯那边的拉赫姆王。迦萨尼击败阿尔-希拉（al-Hira）的拉赫姆（比较著名的是551年在靠近查勒斯（Chaleis）的海尔玛（Hailma）发生的战役）并或多或少保护沙漠边境五十年的和平。不仅如此，他们还是对抗波斯人的帝国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正如531年在卡利尼古姆战役中表现的那样。当569年阿尔-哈里斯去世，他的儿子阿尔-穆迪尔（al-Mundhir）继承其位。581年，提比略皇帝下令逮捕阿尔-穆迪尔b.阿尔-哈里斯（al-Mundhir b. al –Harith）酋长，因为迦萨尼十分同情一性论，而且他觉得他们不可靠。迦萨尼体系就此崩溃，583年，他们的拥护者进攻阿拉比亚首府波斯特拉并大肆劫掠周边地区。沙漠地区的边防不复存在，原来依附此体系的部落也四散开来。帝国依旧和贝都因人保持着盟友关系，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南约旦的朱丹姆（Judham，顺便一提，这词儿在阿拉伯语好像是麻风病的意思……囧）——在第一次穆斯林入侵时活跃在前线。636年亚穆克战役时，一些迦萨尼王室成员还站在帝国这边，抗击穆斯林。但迦萨尼体系已经崩溃，自632年后叙利亚对穆斯林来说依然是千疮百孔。

这些地区的政治史的大新闻相对而言比较少，但宗教史方面的大新闻多得跟西方记者狂欢一样。基督教诞生于此地，因此这一地区的主教教区可以说是帝国中最老的教区了。同样的，这里的修道院和苦行僧的历史也只有埃及地区的堪可比肩。425年时，异教的公共典礼已被明令禁止，他们的主要神庙大多被捣毁，大部分城镇从名义上而言应是基督徒占主导地位。但异教却依然在某些地方十分活跃，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卡雷（Carrhae）地区的异教徒，从五世纪到六世纪末都非常活跃。埃德萨，这一叙利亚语区的基督教圣地，六世纪末期依旧存在着为芝诺皇帝献祭的礼仪。东方元帅Illus叛乱时曾向异教许诺恢复他们的地位，这也确实吸引了一些异教徒来支持他，但其广度如何就不得而知了。以弗所（Ephesus）的约翰说过，在赫利奥波利斯的基督徒是被压迫的少数群体，当一名帝国官员受命前来解决此问题时，他发现这帮异教徒牵连甚广，至少连埃德萨的堂区长代理（vicarius）和安条克牧首都跟他们有纠葛。乡间地区也存在异教徒，特别是偏远地区：对安条克东部山区间的基督教化，到了420年才结束；而在浩兰乡村地区的异教到六世纪晚期依然活跃。

五世纪末期和六世纪期间，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基督教当局的行为更是火上浇油。撒玛利亚人没有尚武的传统。但在484年，当基督徒尝试去掉从约瑟夫（Joseph）墓中获得的圣物时，叛乱爆发了。他们把建在圣盖里泽姆山上和纳布卢斯的教堂拆毁，拥立名为加斯特斯（Justus）或加斯塔萨斯（Justasas）的人为王。他们攻下凯撒利亚后杀害了许多基督徒，加斯塔萨斯还举行了胜利竞赛。芝诺皇帝迅速派出部队镇压叛乱，加斯塔萨斯被直接处决。529年这里又爆发了一场起义。锡索波利斯的撒玛利亚人、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六月暴乱，城市大部分被撒玛利亚人焚毁（马拉拉斯是这样记载的）。由于害怕皇帝降怒于他们，撒玛利亚人公然反叛，他们又拥立了一名叫尤里安的国王（messiah）。锡索波利斯被他们占领，其中的教堂都被焚毁。当查士丁尼重新控制这里时，大量撒玛利亚人被杀，据说迦萨尼将20000名童男童女充作奴隶向波斯和印度售出（应该是在阿拉比亚南部和埃塞俄比亚）。马拉拉斯说，有五万名撒玛利亚人被流放至波斯，他们劝说卡瓦德入侵帝国，答应将他们的土地——整个巴勒斯坦和其间圣所——都献给他。马拉拉斯的谴责应该不是真的，但这些谎言或事实都指出六世纪帝国内部局面越来越紧张。

犹太人在整个时期都是很顺从的，特别是在查士丁尼推出那些越来越有敌意的法律期间。但我们依然能观察到他们在六世纪晚期越来越倾向于诉诸武力。据说556年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趁着凯撒利亚的红蓝两党互相纠缠，向基督徒发动攻击。他们成功的干掉了地方长官，占领了他的府邸。有很多报告说犹太人曾在614年波斯人攻击基督徒时帮助波斯人。然后最近的学者指出，这些报告的证据都是基于早期伊斯兰时期的有争议的基督教文本，这些文本大概是想将基督徒失败的原因甩锅到犹太人身上。

与他们相对平静的政治生活相反，这一地区的教会生活充斥着互相问候亲属的争论。在本书其他章节我们将讨论一性论派崛起产生的神学问题，而在此我们将关注相关的政治和社会层面。一性论争端使得帝国所有的教会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响，但只有在安条克牧首区才会造成如此程度的暴力冲突。这大概是因为这一地区的教会问题与能引起当地人极大热情的社会、文化分歧问题大有关联。

451年查尔西顿大公会议关于正道（orthodoxy）的定义引起了对于核心问题——基督化身问题（incarnation）——极大分歧。二性派（Dyophysites）主张基督拥有人性（当然也有神性），而一性论派那边认为基督只有神性。

这其实也算是语言上的分歧（linguistic divide）。讲叙利亚语的演讲家或作家大多支持一性论。而完整的接受过传统的希腊教育的一性论思想家——比如安条克的塞维鲁斯（severus，538年去世)——他们的作品也只有叙利亚语版的存世。其他的人——比如塞维鲁斯的坚定盟友——赫拉波利斯的费罗萨努斯（Philoxenus，523年去世）和历史学家以弗所的约翰也只以叙利亚语写作。一般而言，查尔西顿派基督徒大多居住在城市中或是希腊化精英（Greek-speaking elite），耶路撒冷牧首区这种情况尤其明显。而支持一性论的——也就是说叙利亚语的——大多分布在的小城镇和乡村间——尤其是在内陆。

叙利亚的修道士（monks）是一性论派坚定的支持者。即使在查尔西顿大公会议之前，就有诸如不会讲希腊语的马尔·巴扫马（Mar Barsawma）（459年去世）公开反对主教们的权威（episcopal authority）。叙利亚的僧侣生活是个人化且无政府的，很多修道士都拒绝受人管辖——尤其是这个管他们的教会说着不同的语言，坚持不正确的神学观点。518年后一性论派社区的修道院性质更加明显——这时在帝国的施压下所有主教区的主教都是查尔西顿派。567年，在查士丁二世的命令下，贵族（patricius）约翰召集一性论派的修道士们——特别是在卡特明（Qartmin）（达拉附近）边境上的那些修道士——到卡利尼古姆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这一尝试以失败告终。

地区间的差异非常显著。到了六世纪中叶，一性论派的教会组织建立起来了。我们可以在第一叙利亚行省、幼发拉底行省、奥斯若恩行省和美索不达米亚行省看到大量且占主要地位的一性论派社区。相反，第二叙利亚行省和菲尼基地区是查尔西顿派占主导。迦萨尼是一性论派坚定的支持者。一性论派虽然时不时被迫害，但是除了一条谣言外——说503年阿米达沦陷是一性论派修道士干的好事——我们很难将这一运动视作反帝国运动或“民族主义”运动或分离运动：一性论派只是想取代查尔西顿派在帝国中的位置。

安条克牧首区社区间的势力平衡既反映了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变化又反映了当地人的想法。从451到518年，主要问题在于哪派掌握牧首之位——牧首可以指任主教，从而改变该区域教会组织的性质（查尔西顿或一性论）。到彼得the Fuller于488年去世为止，他一直都是安条克城内一性论派的关键人物。他至少担任过三次牧首，期间两次被流放。他在任期间，安条克市民越来越同情一性论派，479年，不幸的查尔西顿派牧首斯蒂芬甚至被他的牧师用锋利的芦苇笔刺杀。

482年，芝诺皇帝发布统一敕令（Henotikon）,给两派搁置争议，求同存异提供了一个框架，一时间因纠纷而爆发的暴力活动少了许多。阿纳斯塔修斯也继续这个宽容政策。然而512年，塞维鲁斯成功使阿纳斯塔修斯皇帝偏向于一性论并成为安条克的牧首,也许正因为如此，与此同时赫拉波利斯的费罗萨努斯在幼发拉底西斯（Euphratensis）也获得了胜利。512-518年间，一性论派在安条克占尽上风——虽然他在第二叙利亚行省的敌人和第二菲尼基行省的修道士写信给罗马寻求支持。518年，西部出身的查士丁一世即位，他尝试与罗马和解，并在宗教政策上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安条克的教会组织迅速发生了变化：塞维鲁斯被迫撤至一性论派的亚历山大里亚，被称为犹太人（the Jew）的新牧首保罗开始积极迫害一性论派，而他的迫害过火到让皇帝不得不将他撤换下去为止。在此期间一性论主教被撤换，一性论修道士被赶出他们的修道院，后者隐居至群山与沙漠中。

狄奥多拉皇后对一性论持支持态度的行为使得531-536年间的迫害行为告一段落，但查士丁尼迫切的想要获得罗马的查尔西顿派教会的支持，于是536年迫害行动再次开始。最终，一性论派的精神领袖塞维鲁斯明白了他们必须要像特利亚（Tella）的约翰（536年殉道）和雅各布·巴尔·阿达埃Jacob Bar Addai一样奋力斗争，于是一性论派教会机构正式成立，教会彻底分裂。在接下来整个世纪，安条克教区的北部行省中，查尔西顿派的城中主教与乡间那些一性论派的斗争将一直持续下去。

而在耶路撒冷牧首区，情况又有所不同。当时的主教乃是查尔西顿派的尤维纳利斯（英语写作Juvenal，但拉丁语写作Iuvenalis，通常都这么译），他曾因信仰一性论而在查尔西顿大公会议上背负罪名，但在被许诺成为新的独立的牧首后——他的前任不断尝试，却一直没有达成过——他转而投入了查尔西顿派的怀抱。一性论派的群众因其背叛而骂其叛徒，新牧首必须要在帝国卫队的保卫下才有人身安全可言——因为就在当时，锡索波利斯主教就因其持查尔西顿派观点而被谋杀。慢慢的，大众舆论逐渐转向查尔西顿派。这可能是当地基督教会自身的骄傲所导致的：如果查尔西顿派被污名化——这正是一性论派乐于见到的——那么好不容易达成的牧首之位的权威就可能被蔑视。不断抵达此地的海外朝圣者让君士坦丁堡和罗马方面对巴勒斯坦教会有巨大的影响力。部分海外朝圣者留在此地，成为修道士，他们构成朱迪亚姆（Judaeam）沙漠中修道院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这些修道院正是耶路撒冷牧首区宗教上的强大靠山——这点跟叙利亚不一样。叙利亚的修道院成员都是当地人，而朱迪安（Judaean）的修道院成员则来自五湖四海。朱迪安修道院中最大的且存世的几个修道院——尤西米乌斯（Euthymius）与马尔·萨巴（Mar Saba）——皆由同名的著名人士创建（前者473年，后者532年去世），它们都是坚定查尔西顿派。即使在516年，一性论派势力达到顶峰并将查尔西顿派牧首埃利亚斯（Elias）罢免时，耶路撒冷依然坚定的支持查尔西顿派，犹如埃及教会支持一性论派一般。

查尔西顿大分裂可以说由居留地的扩张和总体经济增长（其实也就是人口吧）所催生的。我们可从该地区特有的考古学发现中找到有关证据——说它特别是因为在这一时段中它的程度与范围以及这些现象难以解释的性质。在运用考古学发现评估该地区经济繁荣时，我们要注意很多问题。我们就以年表问题举例：我们很难根据瓷器判断五世纪到七世纪——甚至从拜占庭到早期伊斯兰时期——城市的地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拜占庭时期一段稳定发展的时期，而七世纪早期波斯人及阿拉伯的入侵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该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事实上，经济和社会变化要经过很长时间。有时我们可以确定那座建筑是什么时候修建的，但我们很难判断它们是什么时候荒废或成为废墟的。更进一步讲，考古学发现不一定能证明经济繁荣：比如修道院的建立，这可被解释为一种经济扩张的迹象——人民给予教会他们过剩的财富——也可以解释成修道院的扩张导致了周围乡村的贫瘠化和离散化（depopulated）。还有，公共空地上糟糕建筑的出现——比如六世纪时期，安条克、阿帕梅亚、锡索波利斯、格拉萨、马达巴（Madaba）与其他城市都出现了符合描述的街道和广场——可以解释为城市生活的普遍衰落或不断增加的商业需求使得城市中每一片土地都要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所以所有对这一时期经济史的归纳，我们都要小心看待。

五世纪和六世纪早期呈现出了这样的一幅图景：大城市中不断进行着建筑活动，聚居地（settlement）扩张至山区和半干旱地区等边缘地带。对建筑师而言，一个有规划的城市应有宽阔、平整且带着廊柱的街道。540年后，查士丁尼重建安条克，普罗柯比如是说“他建成廊柱与会场（stoas and agoras），通过街道将不同区域的住房分开，水渠、喷泉和下水道都一应俱全，城市为这些杰作感到骄傲。当然还少不了剧场与浴场，这一切的公共建筑都用城市所常用的装饰物件点缀。”当阿纳斯塔修斯建设达拉要塞时，他给要塞还配备了“两个公共浴场、教会、廊柱以及储存粮食的货舱和两个储水箱。”在考古学发现里，这段时期中第二巴勒斯坦的省会锡索波利斯拥有最大规模的街道——城市中心的街道于六世纪早期被重建、扩大.。进一步的证据来自耶路撒冷，查士丁尼在此铺设或扩展一条通往尼亚（Nea）教堂的宽阔的、设有新廊柱卡尔多（cardo）且铺以砖石的道路。这一时期的年代记也记载了很多皇帝给遭受地震或其他灾害而急需重建的城市送钱或免税的例子

在位于沙漠边缘和哈马（Hama）东北面的安德罗纳（Androna）、卡斯尔·伊本·瓦尔丹Qasr Ibn Wardan的建筑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在安德罗纳有一堆教堂，其中有两个可以确定是六世纪时修建的，还有一个558年“受人尊敬的托马斯”修建的收容所（barracks）。在卡斯尔·伊本·瓦尔丹，这里有一块564年碑文和相伴的建筑精妙的教堂、宫殿和收容所建筑群。不幸的是，我们对托马斯其人和这些建筑的建筑者名字再无了解。没有任何书面证据可以表明这些建筑是帝国要塞的一部分，进一步而言，我们都没法说查士丁尼最后十年曾在近东修建过什么。我们大概只能将这些建筑的兴造归于当地长官或迦萨尼头上。

政府的赞助也扩展到单个建筑上，即使五世纪中叶之后教堂多如牛毛。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工程无疑是芝诺皇帝赞助的位于limestone（这玩意儿查了半天是指石灰岩……）山（阿勒颇和安条克之间）上的圣西米恩•斯泰莱特教堂和查士丁尼在耶路撒冷兴建的尼亚教堂（543年）。除了这些巨大的工程外，还有一些从新建的、相比之下微不足道的教堂，比如卡特明修道院，它在遥远的Tigris防线上，由阿纳斯塔修斯皇帝赞助，至今主建筑都还在。

帝国的大建活动还包括要塞。面对波斯人的入侵威胁，帝国政府重建了安条克和阿帕梅亚的城墙。525年，洪水冲过埃德萨，查士丁和查士丁尼下令修复城墙和大教堂，顺便还建了一个堤坝将洪水分流至斯基尔多斯（Scirtos）河，这个堤坝至今仍存。叙利亚沙漠的塞尔吉波利斯和幼发拉底河边的比尔萨都建起了令人咋舌的要塞。塞尔吉波利斯拥有500X400米的城墙保卫城市和其中的教堂——其中有座教堂里供奉着圣十字架（559年）。比尔萨拥有一座400X300米的三角形城墙，城中最高点有个要塞，地势低处紧贴着河。不仅如此，其中还有个包含广场、浴场和至少两个教堂的戍卫小镇。

帝国的赞助大多流向行省省会和边境要塞，与此同时主教们也劝说皇帝修建主教座堂和小教堂（cathedrals and churches）。波斯特拉的主教座堂是整个地区最重要的一座建筑，其于512/3年被尤里安努斯（Julianus）主教建成，关于这座教堂的建设没有提到有来自帝国的赞助。据我们所知，格拉萨地区一系列教堂——到七世纪早期亦是如此——包括格内修斯（Genesius）主教的（611年）都是当地自己掏钱建设的。格拉萨的普拉库斯（Placcus）主教在454-455年修建了一个新，但是更小的公共浴室取代了早已弃用的古典的大浴场（tbermae）。我们知道阿帕梅亚六世纪时期主要的教堂建设工程：保罗主教重建了主教座堂（530s），与此同时一座圆形教堂和中厅教堂（atrium church）也在建造中。埃德萨五世纪所有教堂的建设都是当地主教出钱的。希巴（Hiba）主教（436-57）以其大手笔而受人瞩目：437-8年，他给主教座堂就弄了一个银质宣道台，并出钱建立了十二使徒教堂、圣塞尔吉乌斯（Sergius）教堂。他的继承人，Nona主教，也大建得飞起：他建的施洗者圣约翰（the Baptist）教堂有三十二根由红色大理石制成的柱子；在南门，他还建了一个为穷人服务的医院。莫里斯皇帝时期，塞维鲁斯主教给他自己建了一个宫殿和一条名为新波尔蒂科（Portico）的街道。

我们不仅能看到晚期古典时期的城市充满活力，十分繁荣，在乡村地区也如是此。我们对于这些的了解都来自考古学资料。最重要的证据存在于边缘地区，包括北叙利亚石灰岩山丘（limestone massifs）地区的高地（被称为dead cities）、浩兰的玄武岩区和第三巴勒斯坦的内格夫。五世纪和六世纪早期的这些区域的定居地比元首制时期的大得多。这些区域的社区都有同样的特点。最大的定居地被称为乡镇（town），但他们跟古典时期的城邦（poleis）不一样——或者说跟省会不一样。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北叙利亚的卡普罗佩拉Kapropera、浩兰南部的乌姆·阿尔-吉马尔（Umm al-Jimal）与内格夫的索波达（Soboda），这些乡镇都有共同的特点：没有正常城市的规划；街道都是狭小曲折的，它们通常只有一墙之隔且没有廊柱妆点。唯一的公共建筑就是教堂，一般都有两个以上，房屋有时修缮得体且比较大，其内院是房屋的核心。这些乡镇都是五六世纪时扩大的，存世的大部分建筑也证明了这点。这些没有经过规划的乡镇正是晚期古典时期近东的一大特点。

这段时期繁荣的经济基础乃是农业，虽然一些城镇——比如推罗——有一丝产业化的意思（in some sense industrial）。但我们要讨论的是那些本地农业不发达却依旧繁荣的社区——即北叙利亚石灰岩山丘（limestone hills）的那些。根据查伦科（Tchalenko）对于这些地区极具开拓性的研究，这些社区的繁荣基于当地单一的橄榄生产，这些丘陵间的村庄将橄榄油出口至安条克和地中海世界，从叙利亚其他地区获得谷物与必需品。根据查伦科所说，当地繁荣止于七世纪早期波斯和穆斯林的一系列入侵，战争将这个地区与地中海市场隔开。从专业角度而言，这个市场化的农业经济（market-orientated agricultural economy）的观点虽然很引人注目，但是近来却遭遇到了质疑：现在看来，这里的农业应该没那么市场化。塔特（Tate）指出这里仅出土极少的橄榄榨油机，据估计，其产量大概仅能满足当地需求。当地还出土了一些动物骨头，这大概可以说明畜牧业是当地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这个定居地并没有在七世纪早期就结束，其到伊斯兰早期还存在。他认为当地应是混合的小农耕作（mixed peasant farming）而不是基于某种经济作物之上的单一经济，但他的解释也无法完全解释晚期古典时期该地区的繁荣和前三世纪为何连个像样的定居地都找不到以及8-10世纪当地人口减少的现象。维伦纽夫（Villeneuve）特意提到浩兰葡萄园的重要性，早期伊斯兰资料里面关于六世纪浩兰到阿拉比亚之间的葡萄酒和其他农产品的贸易也提到了这点。

区域间情况是不同的。在石灰岩山丘和浩兰，大部分证据来自于现存建筑的铭文。在现代的约旦地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现在建成结构消失殆尽的教堂的马赛克铺面（mosaic floors）。我们就是从这些马赛克得知持续到伊斯兰征服时期的规模巨大的建筑活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马达巴和尼波（Nebo）山的马赛克（前者包括圣地的地图）。调查中的考古学证据究竟有多重要呢？我们可以从Petra一例中看出。在1990年前从一个主要的教堂发现高质量的马赛克和大理石布置前，我们一直以为在晚期古典时期，佩特拉是座废城（ghost town）。这个教堂大概建于五世纪晚期到六世纪早期，551年地震后被废弃。而无言的文本资料详实的告诉我们这里的文化和经济活动。

在巴勒斯坦，为教堂建筑而来的朝圣者和帝国的补助必定给该地区带来了部分财源。从西方逃来的富有难民——就像小梅拉尼亚（Melania）（439年去世）——定居之后虔诚的捐出了巨量财富。主保人中声名最大的是尤多西娅皇后（460年去世），她在441年后就居住在耶路撒冷。即使她与她的丈夫相隔两地，但她依旧拥有大笔财富，并将它们捐给当地教会和修道院。六世纪就没有像梅拉尼亚和尤多西娅的人了，但依然有从西方来的朝圣者：从皮亚琴察（Piacenza）来的朝圣者留下的记录这段旅程的日志到现在还留存着（570年这位朝圣者去世）。这些朝圣者的到来一定给当地经济做出了一定贡献。查士丁尼在耶路撒冷的建筑计划——也就是扩大后的卡尔多和尼亚教堂——一定也带来了类似的收入。

用这些材料来叙述该地区的经济史或多或少存在着问题，而新发掘活动的发现——正如Petra的教堂中发现的那样——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假设。现在看来，从五世纪早期到540年左右是一段定居地不断扩大、房屋和教堂大规模建设的时间段——虽然也有些像埃德萨周围被波斯入侵毁坏的乡村的个例。六世纪中期后，大部分地区定居地的扩张停止了，地区间的差异性也越来越大。

一些证据表明了海岸城市的衰退，不过因为不断的重建，这里的证据可能没那么强的说服力。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该地区六世纪下半叶的书面、考古学和铭文证据。在晚期古典逐渐重要起来的贝利图斯在550-1年的地震及随之而来的火灾中受损严重，当570年皮亚琴察朝圣者路过此地时，当地的主教告诉他，因地震的原因，此地著名的法律学校停办了。诸如特里波利斯（Tripolis）、波特鲁斯（Botrys）和比布鲁斯（Byblos）之类的小镇也在地震中损失惨重。地震很可能是早就开始的人口和经济活动转移至内陆城镇——在伊斯兰统治早期备受瞩目的大马士革、霍姆斯（Homs）和阿勒颇——的原因。更南方的推罗（腓尼基·利巴恩西斯省省会）似乎还保留了些城市生活：皮亚琴察朝圣者注意到这里还有丝织制造业和妓院；七世纪早期，该地居民对于波斯人的入侵曾奋勇抗击。凯撒利亚似乎直到穆斯林大征服时期也存在着城市生活，阿拉伯资料有提及这里存在着一支驻军和市场——虽然不清楚它们是包括了古城还是仅存在于剧院周边。

关于内陆城市的证据几乎没有。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里没有任何文本或铭文提及540年后的阿帕梅亚、波斯特拉和锡索波利斯（以上三个都是省会）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建筑活动，我们仅知道573年阿帕梅亚被波斯洗劫；583年波斯特拉被阿拉伯人洗劫。安条克在540年与542年连遇两场灾难（前者是波斯人洗劫，后者是地震）让查士丁尼下令重建此城——虽然关于这次重建的考古证据和文本很有限。关于贝罗亚和大马士革是如何上演他们成功之路的，我只能说无可奉告。

从人口统计和经济来看，乡村地区的恢复性较强。从石灰岩山丘的证据来看，六世纪中叶后建筑活动就停止了：圣西米恩•斯泰莱特修道院在拉法达（Refada）处的一座小却繁荣的村庄有一座座带有柱廊列的别墅，这些别墅都是于341-516年间修建的，没有六世纪下半叶修建的。但是教堂和修道院的建造仍在继续：六世纪晚期建造的布莱基（Braij）修道院坐拥周围所有的土地。虽然教堂的修建可能意味着该地区的繁荣仍在持续，但我们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其一就是信仰不同的社区要求单独的教堂（一性论派和二性论Dyophysite这个我也不知道派），而持续建造的教堂正是满足这一需求的。另一种可能就是瘟疫带来的人口锐减使得教会和修道院可以使用更多的土地。

在约旦的情况则完全不一样，这里有大量六、七世纪出现——至少是那个时候装潢过——的新教堂。来自这里乡村和乡间修道院的证据指出该地区与当时的北方不一样，这里仍然繁荣。这种繁荣来自与阿拉比亚越来越频繁的葡萄酒、油和谷物贸易，考古学发现也证实了早期伊斯兰文本关于该地区贸易的记载。来自Negev的发现的信息远小于史料提供的信息；约旦传统的马赛克铺面似乎已经消失。我们到现在仍不清楚这些定居点的人烟萧条是伊斯兰大征服导致的结果还是其前奏。苏贝塔（Subeita）去往南部教堂的大门边上存在着一座小型清真寺，这表明这座城镇直到七世纪中叶仍然有人居住，而且至少最初搬来的穆斯林与其邻居关系和睦。

这种变化可能是由于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两方面因素导致的。流传甚广的瘟疫自542年在此地出现，并在随后的许多年间重复出现。虽然最近的一些文学资料中小看了瘟疫对于社会的影响，但我们可以确定有为数巨大的人死于不断爆发的瘟疫，很难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口能有多少恢复。或许人口密集的乡村与城市受此威胁比游牧民族受到的严重得多。

瘟疫爆发之际，地震的出现让情况更是雪上加霜。最著名的地震莫过于526年那场毁掉安条克的那场（马拉拉斯估计有25W人死去）与551年毁灭贝利图斯及其他黎巴嫩海边城市的那场。虽然帝国积极援助，但是安条克和贝利图斯都没从这些灾难中恢复过来。而这两场仅是那段时期数不清地震中毁灭性最强的（也是记录的最清楚的）两场。540年和573年，安条克和阿帕梅亚先后沦陷在波斯人手上也使得城市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大量人口被掳掠至外国。

大建的结束不一定意味着幸存者一贫如洗，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因接管了无主空地而变得更加富有，不过这就像黑死病过后的欧洲——大片土地无人耕种。

七世纪早期，拜占庭在近东的地位有了戏剧性的变化。从603年库斯老二世开始一场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彻底的全面入侵，埃德萨（609）、安条克（611）、耶路撒冷和推罗（614）先后沦陷——这场战役中据说有犹太人起义帮助波斯。波斯的统治持续到了628年，当希拉克略在伊拉克击败波斯军队迫使他们从罗马的近东部分撤出。关于波斯征服这段时期的史料非常稀少，考古学发现也提供不了什么帮助：除了在格拉萨大赛车场举行的马球（goal-post球门柱……），这里就没有其他可以帮助描述波斯统治时期的历史遗迹了。波斯人造成多大的破坏也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证据的性质使得我们无法分辨这些损害到底是波斯人造成的还是632年后阿拉伯大征服带来的。

穆斯林大征服常被视作该区域历史连续性的一个大断裂，但事实上关于大规模破坏的证据没有多少。关于大征服的阿拉伯史料在时间线混乱不清，其间也充斥着大量套路语句（topoi），所以在看关于大征服的细节时，我们不得不抱着谨慎的态度去看——当然，大体上还是清晰的。最早的穆斯林侵袭似乎发生在633年，也就是穆罕默德死去的那一年。入侵者避开帝国的大部队，占领了沙漠大部分边缘地区。可能在634年，哈里德带着从伊拉克而来的支援赶到，穆斯林开始围攻并夺取诸如波斯特拉、锡索波利斯和大马士革之类的中心城市。他们的动作使得帝国开始做出反应，希拉克略派出部分帝国军队去阻止他们，但在634年Pella附近爆发的阿吉纳丹（Ajnadayn）战役和636年间的亚穆克河战役使得帝国军一败涂地。至此，通往内部的大门打开。647-8年，整个叙利亚落入穆斯林之手。当帝国野战军失败后，大部分城市以一个不错的条约和平的向穆斯林投降。只有在大马士革和凯撒利亚才出现了持续较久且有组织的抵抗。

我们对于穆斯林大征服的理解取决于当他们到近东时，我们怎么看当时状况的。根据现在的史学研究来看，在一场大胜后——比如636年的亚穆克之役——游牧民或半游牧民大规模且相对和平的渗入人烟稀少之地是可能的，很多常归因于穆斯林大征服的变化——比如海岸城市的衰落、城市规划新模式的演化早在晚期古典时就存在了。穆斯林肯定给此地带来了新的统治阶级、新的占主导的信仰和语言，但即使这样，大征服也只是城镇和国家经济、社会生活长期演化中的一个因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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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写篇文章说说感想什么的，但是我发现辐射4下好了，所以各位就简单的新年快乐吧。

啊，对了，我们这个小作坊明年还会有个大新闻，各位可以期待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