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6，奇异之年

以坦博拉山火爆发和气候变化为焦点，来审视1816年中、英两国的知识界以及执政者，重建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和存在语境。

图书亮点：

1816，如何奇异？

——印尼坦博拉火山在1815年的爆发，导致了1816年的全球降温，以及各地出现的气候灾难。1816年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无夏之年。

——1816年，中国诗人龚自珍和英国诗人雪莱，都正好25岁。龚自珍随父亲生活于上海，他这一年写作的几篇文字，涉及到天象和天气，以及江南地区夏天的水灾，并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雪莱与情人玛丽去瑞士旅游，在日内瓦结识了拜伦，在异常寒冷的天气里，雪莱写下了《勃朗峰》，玛丽创作了《弗兰肯斯坦》。   

——1816年，英国摄政王乔治在伦敦嫁女，在布莱顿宫追求奢华享乐，与自己的皇后争夺民意；中国皇帝嘉庆勤于政务，即便是木兰围场打猎，也被阐释为一种固国根本的策略。

——1816年，英国以摄政王名义派出的阿美士德使团到访北京，却没有见到皇帝，还差点跟中国高官发生群殴。觐见失败后，嘉庆皇帝处罚了几个中国高官，阿美士德在回程中拜访了中国“门外汉”拿破仑。这是英国政府继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后的最后一次与中国官方接触，从此往后，中英之间再无此举，直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

1816，这个奇异的无夏之年，相距甚远的两个国度，以及身份相同的两组人物，回置于整个灾难背景中，竟呈现出奇异的可比性。

编辑推荐：

在本书中，坦博拉火山爆发及其后续全球气候效应，并不是作者关注的重点，而只是一个背景。因为1816年的全球降温，让作者得以把中国和英国的知识分子并置在一起，把英国国王和中国皇帝并置在一起，让他们产生一种互文效应。飘浮在平流层里的气溶胶，成了一面映照东西方社会和文化的镜子，构成一幅相互关联的图景。在这个图景中，无论是中国的龚自珍，还是英国的雪莱，无论是摄政王乔治，还是嘉庆皇帝，都被影响全球的气候突变所笼罩，成为 1816 无夏之年时空中凝固的标本。他们的生命轨迹，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成了这个特殊年份中的文化构成元素，成了中国和英国 19 世纪初期历史进程的个体话语标志物。

在这里，个体是关键。

龚自珍生活在富裕的江南上层社会， 1816 年中国气候突变所带来的旱涝和民生之苦，父亲治下的上海江苏等地的灾情，他也许有所耳闻，却没有在自己创作的文本里直接呈现出来。嘉庆皇帝坐在紫禁城和圆明园里，阅览官僚们呈上来的奏折，也许能掌握这一年全中国的气象灾害概况，却不可能真正体会到云南草民的生存挣扎。同样是贵族出身的雪莱，也许能从日内瓦湖畔的凄风苦雨中，见证气候寒冷给人种带来的退化，能从阿尔卑斯山上的冰雪里，体会到自然的神奇力量，却无法体验瑞士农民吃不上面包和土豆的饥饿感。摄政王乔治也许听说了东英吉利的饥民暴动，却不能将自己在布莱顿宫里感觉到的盛夏寒意，与爱尔兰乡村居民的瑟瑟发抖做身体上的关联。

身为知识分子的龚自珍和雪莱，在他们的写作中对气象变化做出了间接和直接反应，但这只是他们这一类人的一种反应而已。不管是将帝国南北的水灾跟阴阳五行的失调联系在一起，还是把日内瓦的夏日冷雨当作法兰西院士的自然哲学证据，他们的文本，只表征了他们的生存体验和他们的思想与情绪。同样，嘉庆皇帝兢兢业业用朱笔批改奏章，给江苏和安徽的农民免去这一年的税赋，并不代表他真的体会到了受灾人民依靠观音土充饥的困苦，也不意味着他会削减在皇宫中为自己服务的厨师的人数；那位以享乐而闻名的摄政王乔治签署的政府文件中，也许就有救济饥民的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他在布莱顿宫用116 道菜的晚餐来招待客人时，不会联想到参加“面包还是鲜血”大游行的英国民众的空胃。

1816年，当平流层里的坦博拉气溶胶蔓延在地球上空，同时笼罩着东方和西方时，中国的龚自珍和英国的雪莱，并不知道他们各自的国家，在这个特定时空的官方接触，将是一次历史性的文化碰撞。而就是在如此的碰撞中，我们得以窥见两个国家和两种不同文化的巨大差异与各自兴衰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