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哲学教授 王路《是“知性”还是“理解”？》从德文Verstand这个词的理解和翻译谈起。

社会科学报2018-02-17

导语READ翻译是与西方哲学研究密切相关的问题。翻译表面上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实质上却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本文从德文Verstand这个词的理解和翻译谈起。原文：《是“知性”还是“理解”？》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王路

译为“理解”可能会更好Verstand是动词verstehen的名词形式，后者的字面意思是“理解”。这个词被译为“知性”。字面上看，它与Sinnlichkeit（感性）、Empfindung（感觉）、Wahrnehmung（知觉）等词相对，区别出认识的两个不同层次。多年来人们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在我看来，将Verstand译为“理解”可能会更好些。德国哲学属于近代哲学，后者是从笛卡尔哲学开端的，可以说是从“cogito”（思考）发展而来的。理解与思考相关，因而谈论理解乃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从文献上说，洛克的名著《人类理解论》所说的就是“理解”（understanding），莱布尼兹的《人类理智（解）新论》谈论的乃是相同的东西，因而也应该是“理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从洛克的著作谈起的，并基于洛克的用语将自己所说称之为“理解（entendement）新论”。休谟的名著《人性论》内容宽泛了许多，但是第一章依然是“论理解”（understanding）。所以，当康德在这些人之后开始谈论相关问题的时候，他使用的Verstand并不是标新立异的东西，而是相同用语。至于说以此谈出些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

人们可以认为“知性”的意思更宽泛，包含着理解的意思，人们从相关文献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它有理解的意思，甚至在一些地方还会读到“理解”字样（因为一些地方也是这样翻译的）。人们甚至还可以认为，康德用这个词绝不仅仅是在理解的意义上使用的，而是有更多的含义。因此，人们可以认为，“知性”这个翻译并不错。但是我认为，一个词以及它所表达的含义是不同层面的东西。人们对一个词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在翻译中，一般最好还是翻译它的字面意思。在现有中译文中，康德的“知性”与洛克的“理解”和莱布尼兹的“理智”至少字面上是不同的，因而人们不会知道，它们所谈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确切地说，他们所使用的乃是同一个词，只不过语种不同而已。认识到这一点也就会看到，现有的翻译使德国哲学在这个问题上成为一种孤立的现象，而实际上，在那个时代的讨论中，“理解”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有关它的讨论乃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我不是说“知性”这个译名有什么错，而只是说，将Verstand译为“理解”可能会更好。关于理解的论述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在我看来，将康德所谈的Verstand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至少可以看出两个意义。其一，那时人们所考虑的乃是相同的问题，可见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其二，康德的考虑结果与其他人是不同的，可见康德的创造性。但是，当康德所说的Verstand被译为“知性”时，这些字面上的联系，或者说这些本来在字面上即可以直观看到的联系，我们就不太容易看到了。在理解康德思想时，也就不会或者不太容易将它置于当时的大背景下，不会或不太容易看到他与其他人的联系，因而不会或不太容易真正认识到他对相关问题的重要贡献。应该看到，从笛卡尔到康德都是中世纪后哲学的高峰人物，是近代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突破了中世纪神学的统治之后，他们重新开始哲学研究，都集中考虑了理解（understanding，Verstand）及其相关问题。这一段历史不长，不到两百年，但是，它对后来哲学的发展和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哲学史上重要而辉煌的一页。因此，我们应该认真考虑，这是为什么。

若是将康德关于理解的论述放在西方哲学史中，我们还会看到它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只有知道一事物是什么，才能最充分地认识它。这就表明，形而上学的研究乃是与人的认识相关的。今天的语言哲学则通过语言分析而探讨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探讨句子的意义，从而与理解相联系。一如语言哲学家通常所认识的那样，一种意义理论就是一种关于理解的理论。看到这样的联系，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西方哲学中一脉相承的东西：为什么要研究“是”？为什么要研究“真”？为什么“是”与“真”是形而上学的基石？因为人们的理解乃是与认识相关的，表达认识的基本单位是句子，而句子是有句法和语义的。“是”与“真”恰好表明句子的这两个方面。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核心句式是“S是P”，因而凸显的乃是“是”，相应的“真”只是一个常识性概念。所以，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与认识相关的讨论多与“是”相关，比如可以围绕句子谈论命题、判断、信念、思想、知识、事实，围绕谓词谈论实体、质、量、关系等各种不同的范畴，谈论现实和潜能，围绕主词可以谈论主体、对象、是者、被认识的东西，围绕“是”可以谈论以上这些，而且还可以谈论肯定、否定、个别、一般。所有这些，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讨论“是”本身乃是如此，在康德这里讨论“理解”也是同样。翻译事关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但是在现有中译文中，我们看到的是“存在”、“真理”、“知性”（其他的不谈），至少字面上我们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关系。即使在康德本人的著作中，我们也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关系，更不用说在康德时代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整个西方哲学中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当然，字面上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无法从文本中解读出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而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但是，从翻译的角度说，如果字面上就能够将这样的联系展现出来，对于理解西方哲学难道不是更好吗？理解与认识相关，与表达相关，因而与“是”相关，因为“是什么”乃是人们关于世界认识的最基本表达，既是询问的方式，也是回答的方式，因而也是最基本的认识。这样的认识是有真假的，因而它与“真”相关。人们的认识及其表达无疑是多样的。

哲学家们的讨论通常不是标新立异的，而是与认识相关，与理解相关，因而与是什么相关，与真假相关。正是对这些最普通最通常的认识，哲学家们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从而凸显出哲学的先验（天）特征。国内学界高度重视康德关于transzendental的论述，探讨并强调它与a priori的区别。这种区别的意义和道理姑且不论，从康德的相关论述来看，它是“一般地研究我们关于对象的认识方式”（Erkenntnisart）的。不用深入探讨，字面上即应该思考，与认识相关，与认识方式相关。究竟是“是”清楚，还是“存在”清楚？究竟是“真”清楚，还是“真理”清楚？究竟是“理解”清楚，还是“知性”清楚？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思考，字面上看，究竟是“认识”、“理解”、“是”与“真”诸概念之间的联系清楚，还是“认识”、“知性”、“存在”与“真理”诸概念之间的联系清楚？字面上不清楚，理解中出现偏差也就不足为奇。比如，将transzendental译为“超越”以及一些相关讨论，在我看来实在是有些离谱了。（本文是作者在“‘黑格尔/费希特哲学翻译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暨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有删节）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95期第5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