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DSGE模型中的税收模式选择及其实证研究

（1. 南京财经大学 公共财政研究中心；2．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

【摘要】 在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下，本文构建了线性平滑税、累进税、税收预算软约束和税收比例增长模型。研究表明：不同税收模式下的增量税收冲击对各个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预算软约束下的税收增长模型更适合中国的宏观财政DSGE模型；政府税收增加会挤入代表性消费者的劳动，从而会增加消费者的消费；货币政策冲击是总产出预测误差的主要波动来源，其次是技术冲击和税收冲击；由贝叶斯冲击的历史分解可知,技术冲击和税收冲击是推动社会总产出波动的主要力量，货币政策冲击和税收冲击是推动消费变动的主要力量。

关键词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价格粘性  税收模式  “贝叶斯”估计

中图分类号  F810.4     文献标识码  A  

引    言

在核心经济体财政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后续影响的双重压力下，各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与研究人员高度关注“财政刺激政策”的取舍，他们在“自由市场经济”与“凯恩斯主义”之间犹豫不决。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难以判断公共财政政策的合理性，难以决定财政刺激计划的实施程度，难以形成科学的依据选择应对的财政政策。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方法的日益发展使得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探究政府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宏观DSGE模型，如欧盟、美国、日本、巴西等，小国有新加坡、新西兰、阿根廷等。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本上还没有自身的影响深远的宏观DSGE模型（当然部分学者已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如刘斌，2010）。因此，构建适合中国经济运行特征的宏观财政DSGE模型，在现实中有迫切的政策需求和研究需要。另一方面，对于我国的财政决策主体而言，决策者同样需要了解各种财政经济刺激计划和财政经济稳定计划的作用效果、利弊得失和作用时效；针对特定的经济背景和货币规则，决策者们需要识别采取哪种财政政策更为有利。而这就需要根据中国的经济情景构建适合中国经济运行特征的财政DSGE模型。从而在当前，在DSGE框架中研究中国的公共财政问题已成为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并且，Heideken 和 Graeve（2012）指出，动态宏观经济系统中的财政政策问题可能被长期忽视了。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国际前沿研究集中于“非传统”财政政策、“非传统”货币政策下的财政政策效应、宏观审慎财政政策效应、财政摩擦等多个方面；相对于货币政策研究，目前对宏观财政政策的研究仍是较为缺乏的。特别是对于其中的税收模式问题及其经济效应，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还缺少深入的研究。实际上，我们应该注意到：无论是在基本的财政政策冲击中，还是在财政政策的组合冲击中，税收政策的效果和作用都很明显，这表明私人部门对税收行为比较敏感（张少华，2014）。

从具体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的财政理论研究来看，早期Barro（1990）在动态经济框架中讨论了内生的最优税收问题。此后，从国内外有关税收模式的文献来看（基于动态一般均衡的框架），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模式：第一种形式是“累进性”的形式。在动态一般均衡系统中，Guo 和 Lansing（1998）以“累进税”为例讨论了不确定性状态下的经济稳定政策。在标准的“动态新凯恩斯模型”中，Mattesini 和 Rossi（2012）以累进性的税收模式讨论了税收对于总产出和经济波动的权衡问题及其对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影响。陈利锋（2014）在“累进所得税”的模式下讨论了该类税收对失业波动的影响及其内生稳定作用。同样是在宏观DSGE框架中，Guo，Yutaro等（2014）讨论了累进税制下“累进性”变化对资源配置和总产出的影响。第二种形式是线性平滑税的形式，类似于经典的技术冲击形式。Benigno 和 Paoliy（2006）在开放经济下讨论了不同财政政策规则下的产出效应及其“最优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Kliem 和 Kriwoluzky（2010）以工资税、资本税作为外生冲击变量研究了“可实施”的财政政策规则。基于“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视角，王文甫（2010）基于线性平滑税的考虑研究了价格粘性、流动性约束下的中国财政政策效应。在DSGE框架下，吴化斌、许志伟等（2011）建立了含信息的“外生”税收模式讨论了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波动影响。第三种形式是应对产出缺口或是债务的形式。以税收对“产出缺口”反应的线性关系作为“外生冲击源”，Ratto，Roeger等（2009）讨论了欧元区财政刺激方案的产出效应。将税收考虑为一个外生的冲击源（具体为债务占GDP的比例），Roeger 和 Veld（2010）研究了2008年大危机期间欧盟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Christoffel，Jaccard等（2011）同样将税收作为应对债务、产出缺口的外生冲击，在DSGE框架中研究了债券风险溢价、财政规则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Coenen，Straub等（2011）建立了应对债务、产量和不可预期劳动冲击的税收规则，以此讨论各个财政政策对欧盟区大萧条的影响。Bridji 和 Charpe（2012）在一个含“搜寻-匹配”特征的DSGE模型中研究了税收政策的时效性——“外生”税收为应对债务上升的综合模式。张佐敏（2013）同样将税收模式设置为对债务的反应，据此讨论了财政政策规则的经济效应。郭长林、胡永刚等（2013）将税收作为应对债务的“外生冲击源”讨论了其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张佐敏（2014）同样是将税收作为应对产出缺口和债务缺口的“外生冲击源”讨论了中国最优财政政策规则的存在性问题。将税收作为应对当期产出和上期债务缺口的“外生冲击源”，王国静和田国强（2014）讨论了中国的政府支出乘数问题。此外，也有文献将税收作为一个内生的变量，或是将税收作为应对其他冲击的形式进行讨论。譬如，胡永刚和郭长林（2013）通过“动态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讨论了财政规则（将税收作为内生变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楚尔鸣和许先普（2014）等将税收政策作为内生变量研究了财政支出冲击的经济波动影响。而将税收作为应对各种偏好冲击的政策工具，Leeper，Plante（2010）等以其作为“外生”冲击源之一讨论了美国的财政融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