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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里高利·英格拉姆：非常感谢。城市在新兴市场发展得非常快，我今天的演讲主要是讲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怎么样缔造成功的城市、促进城镇的增长，而且还有城市政策问题。我今天主要想讲的问题就是说人口、治理环境、融资技术等问题。首先，城市政策非常重要，无论是在当地还是在全国的政策。如果当地的政策不好的话，就不会对全国性的政策有所补充；但是最好的当地政策如果没有全国性的好政策，也不可能成功。城市带来很多挑战，比如说交通问题，污染问题等等，但是也有很多的优势，体现在生产率的提高和交通费用的降低。我们的挑战就是要平衡城市的好处和不好的地方。

　　首先我想来谈谈人口的问题，这个是联合国2004年对世界城市的预期，包括有九组国家，其中日本和欧洲归为一组，组中还包括其他OECD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他们一组，中国属于东亚地区，还有太平洋地区，我们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放在一起。4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居民将会翻番，从26亿增加到52亿。最高的增长是来自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国家，然后东亚地区可能会有四亿城市人口，中国是最突出的例子。接下来我将谈谈抚养比，也就是0到15岁之间的人数比上65岁以上的人数，加在一起除以15-65岁之间的人，这会让大家了解到底有多少人由现在的工作人口来抚养，如果这个抚养比非常高的话，也就是说每个工人他要养的人更多，储蓄就会下降。抚养比如果下降，这就是人口红利，因为每一个工人他要养的人比较少，他可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抚养比增加非常大，在欧盟、日本、美国都是这样。抚养比会大幅度下降的唯一地区是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其他的地区的抚养比都会上升。城市人口在东亚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将会上升。抚养比的变化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不利影响。

　　谈到人口密度的问题，我们对于城市地区的定义是用卫星数据来定义的。图中显示了每个地区的城市人口的密度，以及城市地区的大小。人口的增长部分将转化成密度的增长。如果密度不变化的话，城区面积的增长就会和人口的增长成比例；密度下降的话，城区面积的上升会更大。历史数据表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城区人口密度每年会下降两个百分点，这就是说城市人口密度的下降是非常大的。

　　密度每年下降2%，到2050年城市地区可能是到比2000年增加五倍，在发展中国家级城市地区面积会增加七倍，很多人可能会忽略城市地区面积的增长。他们认为城区的这种密度将会随着人口的上升而上升，但是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点。

　　2000年的时候，所有城市的地区面积只占到整个国家的不到1%。当然，城市的发展会吞食一些耕地，这边的预测是基于现在的城区界限的扩张，使用了这些卫星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每年城区的面积会下降不到2%。其中一半的城市化会出现在耕地上，中国城市面积在2000年占到耕地的7.9%，大概是120万平方公里。这个和世界粮农组织的预测做一个对比，他预测大概是到2050年需要更多的耕地，也就是说需要70万平方公里，但是他并没有考虑到扩展，这些耕地的扩展有三分之二在发展中国家；耕地占用比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是6.5%。这是城市增长的溢出效应，我们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减少对于耕地的侵蚀。

　　现在的政府治理存在些碎片化的问题，无论在水平方向，垂直方向的，还有部门的碎片化，比如说墨西哥城很多的当地服务是由两个州来提供，有些由50个当地政府来提供，还有一个由联邦区域来提供。功能的碎片化是有一些专门的机构，他们提供了独立的服务，比如说水的服务，卫生服务、交通服务、电的服务等等。

　　现在的问题是每个政府应该做什么。公共的财政应该提供一些指南，首先这个方面的规则中第三点讲到了，还有一些是超大城市的政府，比如说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比较少。如果没有城市一级的政府，我们可能需要市政厅来进行一些沟通和协调工作，来进行大都市的管理。

　　另外一个重点是，市一级的规划需要对城市的发展提出一些指导意见，并且修建一些基础设施，然后进行城市的发展。基础设施方面主要是主干道的铺设。另外一个治理的问题就是安全和安保问题，对于城市的质量来说至关重要，这里所使用的主要的方法，我们采用了全球和平指数，这个叫做安全、安保指数。就考虑到了比如说犯罪率、政治稳定、恐怖袭击的可能性等等，这些数据指数包含了162个国家，这些国家分成九个不同组。我们可以发现在安全和城市的增长之间的联系比较松，大家可以看到在非洲有一些地方的指数比较高。再往前看我们可以看到养育比会增加，随着年轻人越来越多，如果年轻人没有更好的机会，这种人口红利可能会造成人口的灾难。

　　我们已有的数据并没有表明大城市比小城市或中等城市更不安全。不过，美国大城市中犯罪比例比中等城市要高。

　　在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占中央政府整体开支的三分之二，所以这些地方政府更加依赖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费和支付转移，但是这些经费和支付转移都是随之而来的监管，造成了地方政府没有独立性，还有就是说在地方一级来收取使用费，将会是很好的收入来源。

　　房产税可以对税收进行很多补充。在1世纪的OECD国家，房产税占OECD国家的GDP的2.21%，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只占0.6%，中国的政府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除了要为服务买单，还需要对基础设施来进行买单。这里的基础设施的投资预测是基于现在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存量和GDP的情况：每年的基础设施需要一万亿美元。基础设施的存量和GDP有很大的关联性的，但是和城市人口的比例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借贷为长期的基础设施供资，但是借贷需要有监管，地方有很多的创新，有很多城市正在卖地方的债券，有一些向国际市场来销售他们债券。我们很好地监管外汇资产，就可以减少这些债券的问题，可以通过债务服务或担保法来解决。各国可以使用私人部门的资金。目前的世行和发展基金一共加起来四百亿美元，私营部门在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供资比世行和ODA，海外发展援助提供的资金要多四五倍，每年有一千多亿，他们可以满足25%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需求，世行和海外发展援助机构的供资可以满足收入最低的国家的基础设施的需求，既大约是每年250亿美元，但是只有四分之一的经费实际上去到了这些国家的。私营部门参与到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是能够在清晰的国家政策引导下，而不是说在投机的想法下来进行开展，会更加成功。2010年在发展中国家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将会在贫民窟生活，他的数量会减少。但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区域的减少会更加的慢，2050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口的增加是最快的。贫民窟的定义主要是看有没有清洁水，清洁的卫生，有没有足够的生活区域，结构是不是长久的、稳定的、周期性的。我们识别出需要发展的地方，并且去建立起主干的交通道路和核心的基础设施服务。如果发展之前就去发展基础设施，他的代价比发展之后去加这些基础设施要少三分之二的费用。

　　尤其是主干道，如果一旦发展，已经开始了就必须进行拆迁等等，这些费用就更高，所以我们可以在开发之前就提供服务，这样的话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引导着城市的发展方向。城市的减排也是非常重要一个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去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大部分的减排的措施都是国家级，而不是以城市的角度来开展的，这里可以看到现在在斯德哥尔摩环境机构的分析，通过提升建筑物的效率、交通的效率、照明的效率，可以减排15%到20%。

　　我们再看一下能源的生产，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需要使用这个非碳的发电来源。在以后的五年中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会降低58%-78%，传统的化石能源的发电大约是每兆瓦小时40美元到140美元。风力发电有竞争力，太阳能也越来具有竞争力。但是风能和太阳能的利用依赖于天气和日照的长度，现在还需要能量储存技术的进一步的发展。风能可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的家庭用电，而现在的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平均用电比OECD国家低很多，现在我们新的技术的使用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比如说我们可以监测实时的数字，使用智能设备和仪表，使用新能源或者新型的车辆去。新的系统也会有所助益，比如说无人机和机器人。这些可能有颠覆性的影响的。而且很难去进行预测的。新的技术也会带来很多风险。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技术是可靠的，强大的，并且能够抵抗这个黑客的袭击。

　　这些可能是更加的具有未来观点的，看起来似乎和发展中国家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现在在里约热内卢已经有一个控制中心六百多个员工，他们协调30多个政府机构之间工作，实际上这是一个大控制室。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绿色智能城市试点，在中国天津正在建立生态城市，在韩国的（桑多 音）还有在阿拉伯联合国酋长国的（玛斯多 音），还有肯尼亚的（桑家 音）技术城，刚才讲了印度2020年的时候会有一百个智能城市。现在我们需要做出技术的选择，可以有一个从上到下的技术，就像IBM——他们有基本的软件来控制所有的措施，或者是说可以开放的数据。这些系统也是有现成的例子的，如果说想要有工程上的效率的话，可以需要从上往下的系统，如果是提高客户服务需要一个开放的系统，就需要仔细的进行选择，对于中国我列出来了七个需要关注的区域，第一个是人口的问题，我认为在以后的四十年中，现在抚养率增加了30%，这将会有非常大的经济上的影响。这个比城市地区多四亿人是更大的问题。

　　关于城市地区，中国城市化的区域的密度正在减少，而且减少得非常快，这是过去的三十年中观察到的趋势，我们应该停止这种情况，然后稳定城市的密度。关于治理，关键的问题是说在在职能部门之间进行协调，现在没有综合的规划，也没有大都市区的协调规划。还有城市融资，现在我们需要改革地方财政来源进行改革，减少土地财政的收入。在十一五计划中提到的房产税，现在是十三五规划了还没有实行，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另外是需要去注意市政机构的借债的活动，现在有的地方正在做。还有住房的很多建设，现在需要大量的经济适用房，那么有很多的计划，但是他的开展比较慢，还要考虑环境等问题。显而易见，城市的空气质量需要进一步的提高。与此同时还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技术方面，中国使用了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但是在中国也需要非常关注形成创新，创新不总是从上到下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