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三次大战《大公报》

提到《新华日报》与《大公报》那场轰轰烈烈的论战，不能不谈及四个关键人物——张季鸾、周恩来、王芸生、陆定一。

张季鸾：“报国恩”的蒋方“国士”

《新华日报》与《大公报》的第一次论战发生在1941年5月，发端于《大公报》的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呼吁》。该文既将“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误定为事实，又将中条山一战失利的罪责归于十八集团军“不予配合”，而后又貌似公正地应题呼吁“在国家民族的大义名分之下，十八集团军应该立即参加晋南战役”。随后便出现了周恩来的“书信”社论和张季鸾的“读后感”社评的交锋。

张季鸾早年求学日本，对新闻自由思想极为推崇，在中国办一张自由的、超然的大报是他一直以来的理想所在。在1926年新记《大公报》的发刊词《本社同人之志趣》中，张季鸾提出了“四不”方针：不党，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不卖，即“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不私，即“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不盲，即“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张季鸾力图恪守这一准则，使他名噪一时的“三骂”社评（一骂吴佩孚有气无力、二骂汪精卫好为人上、三骂蒋介石不学无术）就是例证。“九·一八”事变后张季鸾在《望军政各方大觉悟》一文中指出“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政治上负责任的人，虽自杀亦无以谢国人！”其中对蒋介石的指责和嘲讽，似乎也印证了他发刊词中“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的承诺，显出一种“超党派”的态度。

然而他又曾对王芸生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1，这又为何呢？

对张季鸾，蒋介石表现得格外“惜才”，不仅没有介意张的指责，反而将其称为“国士”，常邀他共商国是。张季鸾则拥有不经任何通报即可直接见蒋介石的特权。张季鸾弥留之际，蒋介石曾亲往探望，在写给张的挽辞中还有“执手犹温”2的语句。这其中不乏政治人物作出某种姿态和为己争取舆论的用意。而张季鸾却由蒋对其一人的态度“障目”，由此及彼地得出蒋介石“尊重舆论”的认识，并在《大公报》上树立蒋的这一形象。

张季鸾《归乡记》中曾这样写道：“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张的“国恩”思想，我们可以借助其1941年回应周恩来的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来理解。在社评中张季鸾将蒋介石作为“国家中心”来维护，并劝解“同胞们都有拥护的责任，我们认为中共诸君也有拥护的责任，因为这个中心失败了，就要同归于尽。”显而易见，在张的认识里，“国”即为蒋介石领导下的国家，他的“报国恩”自然就成了报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恩了。如此，张季鸾的立场自然就向助蒋、向“执政党”一方倾斜，“超党派”也就无法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