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

中苏谈判开始后，公开报道的边界事件减少到每年一至三次，而且严重程度大为降低。总的来说，中苏双方在1969年9月以后都严密防守边界线，同时也采取严格措施预防地区性冲突的突然发生，防止因冲突升级而使用杀伤力更大的武器或者投入大量的军队。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投入的都是受克格勃控制的边防军，中国投入的则是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3月以后，双方沿边界地区部署的军队数量显然有了大幅度增加，但公开报道的冲突事件却明显减少了。这表明双方心照不宣或明确同意了1969年10月8日中方提出的建议：在共同划定确切的边界线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停止向争议地区派遣军队。

在进一步研究谈判的各个阶段以前，我们先简单考察一下伴随谈判而来的一系列事件的总趋势。北京协议导致边界地区的沉寂、双方军事力量的集结和边界谈判的开始。双方似乎都不希望时常兵戎相见，虽然偶尔也发动一些有预谋的袭击以探测对方的抵抗能力。每一方都指控另一方的这种行动——苏联人指责中国人在离中蒙边界仅数米远的地方进行军事演习，中国人则指责俄国飞机常常侵入中国领空数公里——但双方的反应都不激烈。双方都同意不报道可能会使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消息。例如，据传1974年在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地区发生了大规模军事冲突，但却未见报道。同年11月，莫斯科和北京都否认西方关于中蒙边界发生了五次战斗的报道。

还发生了一些与边界紧张局势有关的特殊事件：1974年，驻北京的两名苏联外交官以间谍罪被逮捕并驱逐出境；一架苏联直升机及机组人员被中国扣留，俄国人声称该机是在执行医疗救护任务时迷失航向并耗尽了燃料；夏季枯水期，苏联禁止中国船只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在伯力附近的通江（苏联称卡扎凯维切瓦水道）航行；海南附近发生的一次海运事故；双方在签订年度航运协定方面动作迟缓甚至无所作为等。

更广泛些说，双方都在本国境内采取措施发展经济，增加人口，投资扩建基础设施，强化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忠诚，从核心地区向边疆地区派遣大批主要民族的居民（中国尤其如此）。苏联政府给愿意到边界附近定居的人发放额外津贴以资鼓励。苏联开始修筑贝加尔湖至黑龙江的铁路，在界河中以前无人居住（或偶尔有人居住）的岛上建立集体农庄，千方百计证明争议地区历来居住着目前属于苏联的民族，还把许多边界城镇的名字改得更斯拉夫化。

苏联人显然还怀有把新疆变成蒙古那样的缓冲国的强烈野心。一直有报道说苏联当局组织了一个本身拥有军事力量的“自由土耳其斯坦运动”（应为“东土耳其斯坦运动”——译者），其成员均是1962年伊犁骚乱时逃离新疆的人。该运动以阿拉木图为基地，由久经考验的原维吾尔族领导人祖农·太也夫将军领导，在70年代初达到了高潮。后来，苏联对该运动的支持大为减少，因为中国政府派大批原来的红卫兵到新疆，使汉族居民的数量猛增到了500多万（新疆总人口近1000万人）。俄国人指责中国强行同化边境地区，特别是内蒙古地区（据说在内蒙古平息了一次暴动）的少数民族。中国还把15万余名原来的红卫兵送到黑龙江省扩充生产建设兵团，并开始大规模的考古活动以证明边境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第一阶段，1969—1970年

举行秘密会谈是双方议定的恢复谈判的条件之一。因此，人们除知道那些明显的事实谈判未达成协议，未取得进展外，看不到有关谈判进程的任何官方资料。不过，根据非官方的消息（大部分来自中国方面）、笔者与参加谈判或与谈判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谈话记录、新闻报道以及苏中两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动向，我们还是可以比较清楚地勾勒出谈判进程的轮廓。例如，1969年9月以后，中国领导人显然不顾内部的反对，很快做出了回到谈判桌边的决定。后来，随着林彪和毛泽东之间矛盾斗争的曝光，国内的反对来自何方就清楚了。此外，谈判开始尚不到一个月，北京就向外界透露谈判陷入了僵局。11月6日，中共控制的香港《大公报》称，“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进展并不顺利”，苏联人未接受中国的“原则”（特别是未撤出“有争议的地区”）。文章说，苏联方面试图扩大会谈的范围，把全面和解和“其他目标”包括进来，而且在陈述其主张时“仗势压人”。文章还说，如果俄国人停止这项妨碍谈判的活动，双方是有可能达成一项协议的。最后一点无异于承认，在边界地区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力量大体平衡以前，中国不可能与苏联签订边界条约。由于苏联一直保持着军事优势，此后15年中两国未达成协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人的打算是，保持苏联人对谈判的兴趣，让谈判持续下去，或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让莫斯科发现谈判无所进展，从而找到中断谈判和发动军事进攻的借口。不过，在谈判仍在进行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并不打算改变对苏联领导集团及其各项政策进行宣传攻势的总路线。因此，中国人是在走钢丝。莫斯科可能随时中断谈判，而北京为了保持对内政策的一致性和发展势头，只能继续对俄国人进行口诛笔伐。中国代表团显然得到了毛的指示，既不同意莫斯科的建议，也不在诸多的“原则”问题上让步。所以，中国人只能就一些非实质性的问题做些努力。其一是军事平衡问题，但这需要时间，特别是在解放军卷入了行政管理事务和已显端倪的毛、林冲突的情况下。其二是努力缓和与美国的冲突，特别是在台湾问题、越南战争、外交承认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问题上的冲突。其三是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第三世界国家的反苏联盟，或者至少阻止莫斯科组成这样的一个反华联盟。北京试图在维持谈判进行的同时，在上述问题上都取得进展。我们只有记住这一点，才能理解1969年以来在谈判中发生的许多事情。

中国人没有停止、甚至没有减少对苏联的口诛笔伐。而且，1969年10月20日以后的一个月中，他们多次直接抨击了苏联对边界问题的立场。由于与会者在公开场合的姿态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出秘密谈判的进展情况，所以，库兹涅佐夫及其副手于12月14日借口要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他是代表之一）而离开北京，使会谈“暂时中止”是毫不奇怪的。同时，苏联人对谈判未获进展公开表示失望，指责中国人应对此负责，并恢复了对中国领导层的直接攻击。库兹涅佐夫在莫斯科说，双方甚至未能就议事日程达成一致意见。中国人希望谈判内容仅限于边界问题，而苏联人则想扩大范围，讨论中苏之间的所有分歧问题，并通过在贸易、文化和外交代表的级别等方面的成功进展，最终订立一项边界条约。库兹涅佐夫还说，双方共会晤了12次（约一星期会晤一次多一点），他本人一直是北京的大字报攻击谩骂的目标，东道主还禁止他进行社交活动。

1970年1月，中国公开承认谈判开始不久即陷入了僵局：中国提出的在新条约签订之前，莫斯科承认已有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的建议，遭俄国人断然拒绝，后来提出的苏联人在谈判取得进展以前撤出争议地区的要求，其命运亦是如此。在此期间，中国恢复了与美国在华沙的接触——开始了通往1972年2月发表《上海公报》的漫长而又微妙的进程；中国还采取了亲日政策，试图借此摆脱与最重要的非共产党周边国家之间在外交上的隔绝状态。

1970年1月2日，库兹涅佐夫返回北京（这次未带副手、边防军司令瓦金姆·A.马特洛索夫少将）。1月14日，谈判再次开始。但是，由于双方在周恩来一柯西金协议（如果真有这个协议的话）的解释、会谈的范围和议事日程等问题上分歧太大，谈判很快又陷入了僵局。据说库兹涅佐夫曾表示愿意把乌苏里江上的许多岛屿（包括珍宝岛）移交给中国，还愿意商讨中国提出的帕米尔地区的边界问题，以便清除缔结一项全面的边界条约的障碍。作为交换，中国应该放弃关于不平等条约的观点。但是，中国人拒绝让步，坚持要俄国人按北京的理解来执行九月协议。3月中旬，莫斯科公开承认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并警告说，如果没有突破性进展，库兹涅佐夫将被召回苏联（即被低级别的谈判代表取代）。这时候，又出现了发生边界冲突的传言。苏联不得不发表正式声明，否认将要对中国发动一次全面的进攻。

这时，双方的宣传攻势达到了高潮。中国希望借大声疾呼苏联的进攻迫在眉睫来防止它的任何进攻，苏联则肆意污蔑毛本人的过去。莫斯科警告中国不要借污蔑和中伤谋求苏联在谈判中作出让步，北京则在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一篇重要社论中，指责勃列日涅夫奉行的是希特勒式的对华政策。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弗拉基米尔·斯捷帕科夫是负责攻击中国和毛泽东的人。苏联任命他为驻华大使。这是对中国莫大的侮辱，（后来北京宣布不接受他，他的任命被撤销）勃列日涅夫还就此发表了公开讲话。

在双方的互相攻击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库兹涅佐夫于1970年4月22日返回莫斯科，待了17天。返回前，他显然为打破僵局做了进一步努力，接受了中方提出的把[苏联]军队撤出“争议地区”的建议。未经证实的报道称，苏联在接受此建议的同时，仍拒不同意中方提出的维持边界地区的军事现状的要求，并坚持要双方集中讨论具体的领土纠纷问题，而不是笼统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当中方拒绝了苏方的建议后，库兹涅佐夫便启程回国了。尽管他打破僵局的努力失败了，尽管中国人在列宁的诞辰纪念日对苏联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库兹涅佐夫还是于5月7日回到了北京。但是，谈判没有取得丝毫进展。1970年6月20日，库兹涅佐夫被送回莫斯科，据说他是生了病。不管怎样，他以后再未去北京。双方的宣传攻势逐渐减弱了。不过，莫斯科于5月18日曾对北京进行过猛烈抨击，以回击4月26日中国对勃列日涅夫的攻击。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人在攻击中国人的同时，只把边界争端视为全部中苏分歧的一个方面。此后一段时间内，中方那种大张旗鼓的攻击也停止了。

柯西金对第一阶段九个月的谈判做了总结。6月10日，他在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演说”中，指责中国奉行的政策是“不让我们双方总体关系的正常化得以实现或是在北京的边界谈判取得进展”。不过，他又说：“尽管北京的谈判十分复杂（这是中方设置障碍造成的），苏联仍打算继续谈下去，以便达成一项符合苏联、中国和全世界利益的协定。”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类似的谈话中重申了这些观点。

谈判完全破裂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可能会使中国在军事防卫力量仍然虚弱和外交活动仍无头绪的时候，遭到苏联的进攻。莫斯科也不希望谈判破裂，因为在迫使中国人回到谈判桌边的过程中，它已耗费了如此大量的精力和外交声望。此外，对莫斯科和北京来说，谈判破裂只会进一步加大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双方都不希望的，而且战争一旦发生，双方都会遭受惨重的伤亡。所以，双方竭力维持谈判的进行。他们又采用了上一次的办法，先进行每年一次的界河航行会谈。6月，双方同意在7月10日开始会谈。这次会谈很快就因双方在程序问题和一些实质性问题上的分歧而陷入困境，六个月后会谈结束。即使到这个时候，中国人也拒不承认签署了一项新的年度协议，而只是（和以前一样）声称在一份会谈“纪要”上签了字。

第二阶段，1970—1973年

俄国人的下一个招数是更换首席谈判代表。1970年8月15日，苏方派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列昂尼德·伊利切夫接替库兹涅佐夫。这表明苏联准备打持久战。此外，谈判的外交级别也降低了。伊利切夫原是苏共的宣传专家，苏联可能指望他对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指责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苏联还收回了对斯特帕科夫的驻华大使任命，代之以列宁格勒市委书记瓦西里·S.托尔斯季科夫，中国方面则提出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驻莫斯科大使的任命。11月底，这几个人分别赴任了。最后，两国边界省的官员签署了一项在黑龙江两岸进行贸易的地区性协定。这些行动表明，两国都不愿看到双边关系恶化到除了兵戎相见之外别无选择的地步。在进行了18个月的谈判之后，双方于11月23日宣布签署了一项为期一年的贸易协定。

1970年秋，伊利切夫显然曾向中方建议，以8月莫斯科和西德签订的条约为蓝本，签署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关于这项建议，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它很快即被中方拒绝了。12月3日，伊利切夫飞回苏联，中国驻苏大使刘新权也于是日在莫斯科拜会了库兹涅佐夫。直到最高苏维埃会议（伊利切夫是代表之一）结束后，伊利切夫才于1971年1月14日回到中国。这一次的谈判情况仍未透露，只知道伊利切夫、托尔斯季科夫、周恩来和姬鹏飞（他是外交部代部长）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未报道详情的会谈。苏方认为这次会谈很重要，在《真理报》上做了报道。4月，伊利切夫和托尔斯季科夫返回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四大，于4月19日回到了北京。好像是为了表明谈判处在停滞不前的境地，苏联代表团被准许参加了每年一次的外交使团在中国的参观旅行。本来中国是把苏联代表团排除在外的，因苏联公开提出抗议，中国才允许他们参加。

后来的事实表明，有两个因素使中国不可能签订一项边界条约。较重要的一个是，毛—林间的权力斗争已到最后关头。根据林彪死后对他的指控，他反对毛把谈判作为防止苏联进攻的手段的策略，不同意毛的反苏军事战略，甚至希望在边界问题上与莫斯科全面妥协。这些情况使中国根本不可能有必不可少的团结一致在军事或政治上来面对苏联。所以，中国在国内政治秩序得到恢复以前，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实际上，中国的国内局势直到1971年底和1972年初仍未见有好转的迹象。这时候，由于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发现把谈判拖延下去对中国更有利。这是边界条约难以签订的第二个因素。1971年夏，当时实际主持美国外交事务的亨利·基辛格迈出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秘密前往北京，商定了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事宜。

这些事件使中国难以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如果中国人能够把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暂时搁置，并开始全面恢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北京即可拖延与莫斯科的谈判，直到中美关系解冻的影响力得到充分发挥为止。在美国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这是北京和华盛顿建立新关系的大纲——之前，中国人不会设法让边界谈判取得进展。1971年秋冬的几个月中，边界谈判处于停顿状态。

1972年，莫斯科再次提出了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1970年曾提出过此建议并遭中国拒绝的情况，就是这次透露出来的。1972年3月20日，伊利切夫返回北京。这项建议显然是他回京后再次向中国代表团提出的。1971年12月6日开始的边境河流航行谈判未达成协议，于1972年3月21日暂时中止。中国有面更换了首席谈判代表，以级别稍低的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接替了乔冠华。苏联代表团无事可干，又对中国的一些城市做了一次访问旅行。9月，伊利切夫回国“度假”，10月17日才回到北京。双方的宣传攻势在这一年渐渐停了下来，虽然还不时看到中国的攻击言辞，听到苏联否认或指责中国人的言论。所以，1972年对中国和苏联而言，都是等待观望的一年。

1973年，谈判仍然处于停顿状态。北京发现可以和以前一样，继续借助拖延谈判来推迟解决边界问题。此外，谈判大厅之外的事态对谈判进程的影响更为重大。1973年8月，中共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导致十大召开的是（红卫兵）各派、官僚和军队三个方面之间的复杂矛盾，又一次使中国未能团结一致反对苏联。虽然莫斯科的权力斗争没有北京激烈，但克里姆林宫对外交的注意力已被转移到了其他方面，如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华盛顿的高峰会谈。水门事件、与欧安会有关的各种活动，以及是年晚些时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在应付中东战争时产生的危机等。对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影响最为重大的也许是越南战争：随着美国1972年和1973年逐渐从越战中脱出身来，以及随之而来的中美和苏美和解进程走走停停的发展特点，莫斯科和北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战略三角关系的美国方面。最后一点，直到尼克松访华之后，北京才开始认真对待加强中国边界地区军事力量的问题，更换了一批军官和政治干部。苏军的大规模集结——为此中国需要花数年的时间使军事力量更趋于平衡——也是刺激中方推迟达成协议的因素之一。

这样，俄国和中国都把赌注押到了苏美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苏冲突的影响上。莫斯科很想与华盛顿和解，原因之一是为了孤立北京，或者至少防止出现一个新的中美组合。这个组合可能包括西欧和日本，成为一个广泛的反苏同盟的中坚力量。北京也在竭力缓和与美国的关系，目的就是将来——不管是多么不现实——搞成这样一个组合以对抗苏联。

因此，中苏谈判在1973年也未取得进展。苏联对中国的批评随国际形势和中国对苏联的抨击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谈开始时，莫斯科停止了对中国的攻击谩骂，试图促成反对美国的中苏联合阵线。中国指责莫斯科正在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柯西金对此予以否认。《真理报》发表了署名“亚历山大罗夫”的文章，对中国的指责进行了反驳。6月14日，勃列日涅夫又提出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遭中国人拒绝（苏联领袖哀叹道，中国人“甚至不屑作出答复”）。

1月5日至3月5日，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举行了例会，但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结果。苏联代表团又在中国各地游历了一圈。7月19日，伊利切夫回国度假并接受指示。但这次他在国内整整待了一年。所以，谈判实际上在1973年年中就中断了。

中国人似乎没有为这个危险的信号而感到特别不安，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共“十大”上。周恩来在向大会作的报告中重申，只要苏联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中国愿意解决边界争端。周对中苏关系的评论意味深长，表明中国已不再担心苏联会马上发动进攻；相反，中国警告西方，俄国人目前正在“声东击西”。可能同样重要的是，周声称北京愿意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其中可能包括边界争端的解决。10月底，在周会见C.L.舒尔茨伯格时，在为纪念“十月革命”而发给最高苏维埃（不是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贺电中，中国方面都重申了这些观点。

第三阶段，1974—1975年

1973年年中伊利切夫返回莫斯科后，谈判的第二阶段就结束了。直到1974年6月20日他回到北京后，谈判的第三阶段才开始。1月，北京驱逐了几名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人；3月发生了直升机事件；中国在离南越不远的西沙群岛采取了军事行动；双方还在卡扎凯维切瓦水道问题上发生了争议。由于上述事件，当时的中苏关系已进入新的低点。前两件事显然是造成伊利切夫1974年初无法返京的原因，因为他在莫斯科参与了使直升机和机组人员安全获释的努力。第三件事引起了莫斯科的关注，因为它是中国总的边界政策的体现。最后一件事则促使伊利切夫回到了北京。

1974年5月22日，苏联外交部就通江（苏联称卡扎凯维切瓦水道）问题给北京发出了一份照会。通江在西南面把黑瞎子岛与大陆分隔开来，是这一三角形岛屿的一个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形成了该岛的另两条边，伯力在两江交汇处的江岸上，与该岛的东北角隔江相望。苏联在照会中认为两国应以水道而不是两条大江为界。照会对中国提出的在（夏季）枯水期水道不能航行时，中国船只可通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要求给予有利的对待”，但首次提出中国船只每次通过前均须预先通知。照会称苏联方面有权这么做，其根据是“中俄条约的有关文件”，可能是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有关文件。中国人立即拒绝了苏联的观点，但是他们无法在枯水期驾船驶过流经伯力的江面，因为1967年以后，苏联在通江和黑龙江的分岔处一直配备有炮艇。苏联人此时提出这个问题，其动机是很明显的：促成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获释，促使中国人同意全面恢复边界谈判；反驳中国援引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原则而提出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大部分岛屿的主权归中国所有的主张；迫使中国签订一项新的界河航行年度协议（界河航行谈判已于3月21日再次停止，无任何成果）。

苏联此举至少实现了部分目标，因为边界谈判于1974年6月底重新开始了。一个月后，谈判仍无进展，伊利切夫离京返国。后回京不久又于8月8日启程前往莫斯科。考虑到过去的谈判一无所获，我们有理由相信，谈判从此以后不会再恢复了；由于北京把谈判作为对付苏联的权宜之计，故危险期度过以后，谈判有可能被完全放弃。8月，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解放30周年纪念大会，柯西金、李先念——周恩来的亲密战友之一——和余湛都到了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人想乘此机会居中斡旋，但他们所能做到的仅仅是促成双方徒具形式的握手而已。

然而，1月6日中国人又把谈判的大门开启了一道诱人的缝隙（或者也许是苏联人通过一些尚不为人所知的劝诱活动使事情有了转机）。这一天，中国为庆祝十月革命给莫斯科发去了一份贺电。在这份不太引人注目的贺电中，中国指出：

中国政府一再建议双方真诚地进行谈判。……首先需要签订一项互不侵犯和互不使用武力的条约，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然后，通过谈判彻底解决边界问题。（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为什么这时候中国人同意了苏联人在过去三年中提出的建议呢？我们可以做出下述几种解释。

第一，中国人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态度是否严肃，还不十分清楚，因为这一条是连带其他建议一同提出的，都不是新东西；某些建议（如苏联撤出北京声称其拥有主权的那些地区等）过去已遭莫斯科拒绝，现在也不可能被接受；而且所有这些建议——包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内——都是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先决条件提出来的。第二，由于中国在此之前拒绝了苏联的所有建议，所以需要策略地重申本国对边界问题的主张；提出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是作为夺回一直掌握在莫斯科手中的外交主动权的一种手段。第三，有迹象表明，中国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更多地是为了引起华盛顿而不是莫斯科的注意。中国人发现，美国人只想让中美关系处在互设联络处的阶段而不想进一步改善，因为当时华盛顿在北京和台北都驻有大使级的外交代表。毛泽东向苏联迈出一小步是为了让华盛顿知道，美国不能指望借中苏冲突来迫使北京改变反对美国承认并保护台湾的一贯立场。北京似乎是在告诉华盛顿，中国和美国一样，也可以利用国际政治的大三角关系新格局为本国谋求利益。

致使中国外交政策发生变化的这些原因之间并非没有矛盾，但是中国争取主动权的做法（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至少对莫斯科来说是如此。开始时，苏联的反应很谨慎，态度不明朗。随后则是坚决拒绝。11月26日，勃列日涅夫在乌兰巴托解释了中国11月份的电文不值得苏联作出积极反应的原因：

实际上，北京提出的先决条件就是要苏联边防军撤出一些所谓的“争议地区”。这些地区本来属于我国，中国领导人对此提出了领土要求，并称之为“有争议的地区”。北京公开声称，只有在上述要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它才会同意举行有关边界问题的谈判。……这一立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同一天，克里姆林宫在致中国的一份正式照会中说：

你方在今年11月6日的贺电中表示要解决中苏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各种先决条件。这是中国领导人以前所持的立场的重复，当然不足以作为达成谅解的基础。

后来，苏联的反应发生了变化。1975年2月初，莫斯科派伊利切夫来到北京，边界谈判再次开始。苏联的目的在于察看中国的立场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对中国的电文，他们私下里的反应不同于公开的反应。另外，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关于边界问题的说明，有寻求和解的倾向。周对莫斯科数次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和以互不侵犯的原则为基础的条约作了区分，据称，后者是1969年他和柯西金机场会晤的成果。虽然周和往常一样把它与苏联撤出“争议地区”的要求联系了起来，但他确实呼吁俄国人“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判，解决一点问题，不要再玩弄那些骗人的花招了”。莫斯科听信了周恩来的话，派伊利切夫到北京观察情况是否确有变化。

事实上，情况并无多少好转。中国人表示要审讯苏联直升机机组人员。若果真如此，必会招致苏联实质性的报复。12月，《历史研究》杂志复刊，其中的一篇文章猛烈抨击了苏联的边界政策，要求俄国人撤回驻在蒙古的军队，停止在边界地区进行军事演习，把边界地区部队的数量减至1964年的水平。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宪法正式把反苏主义列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莫斯科则继续展开对北京的宣传攻势，指责中国没有对苏联的一系列建议作出反应，并谴责中国领导层以毛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还呼吁中国人朝边界问题的解决迈出“真正具有建设性的步伐”。

尽管如此，伊利切夫和新上任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韩念龙（他接替了余湛，据说余湛病了）还是于1975年2月16日举行了会晤。除了程序和外交礼节问题外，苏联可能还想把直升机机组人员和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处的航行问题引入议事日程，因为这些问题已对边界问题的谈判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干扰。然而，谈判和前几年一样，不易获得进展，故苏联代表团不久（4月份）又游览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1975年中，人们甚至不清楚，这种时断时续的谈判是否仍在继续。

这样，自1964年双方初次会晤后的12年中，边界谈判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争端的解决实际上取决于谈判大厅以外的事态发展，特别是毛泽东的长寿和中国关于继承人问题的政治斗争格局。不过，1969年以后的几年时间并未白白流逝。中苏双方都明晰对方的立场，如果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双方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达成协议。但至少在随后的15年中，这种政治形势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