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论争的反思

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我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逻辑大讨论。这场逻辑大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有：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关于形式逻辑的对象与作用问题；关于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问题；关于形式逻辑推理中真实性与正确性的关系问题；关于形式逻辑的修正、改造和发展问题；关于归纳推理和归纳方法问题。其中，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成为整个讨论的中心问题。这场逻辑论争，历时10多年，波及整个逻辑界和哲学界，在中国现代逻辑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从正、反两方面去反思这场逻辑论争对我国逻辑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这对于研究中国现代逻辑思想史，对于推动我国逻辑科学现代化的进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大讨论，对我国逻辑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 这场讨论，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确立了形式逻辑独立的科学地位，确立了形式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之后，就存在一个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30年代，辩证法派对形式逻辑的全盘否定、全面批判，是错误处理这一问题的一个反映。形式逻辑被错误地当成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影响是深远的，这极大地影响了形式逻辑在我国的发展。五六十年代的逻辑大讨论，其中心问题就是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因而周谷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才能引起轩然大波，把讨论推向高潮。经过五六十年代的逻辑讨论，应该说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大多数参与讨论的人都确立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形式逻辑的指导原则。参加讨论的人大都能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去分析、批判以往形式逻辑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样就为形式逻辑确立科学的指导原则；其二，大多数参与讨论的人形成一个共识，即形式逻辑不是形而上学，不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与辩证法不是同一系列的科学，没有高低之分。形式逻辑是一门具体科学，与辩证法是具体科学和世界观的关系。苏联逻辑讨论虽承认形式逻辑是一门科学，但又把它与辩证法并列，赋予它“低等”的地位。而我国的这场大讨论进一步确立它独立的学科地位，否定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中的“高低说”，这是又一个进步。形式逻辑学科地位的确立，为它在我国的存在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 这场大讨论澄清了许多形式逻辑的理论误区，解决了一些重要理论问题。

通过这场大讨论，广大逻辑工作者对形式逻辑的对象、形式逻辑的作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等问题有了科学的认识，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本问题上的科学解决为形式逻辑这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这场大讨论还有些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但通过讨论，各派观点的争论，对这些问题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对各派观点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为今后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做了充分准备。例如，如何改造和发展形式逻辑的问题，虽没有达成共识，但为80年代形式逻辑改革与现代化作了积极的准备。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问题的讨论，为现代从逻辑哲学的高度解决该问题打下了伏笔。

(三)这场大讨论极大地推动了形式逻辑这门科学在我国的传播、普及与发展。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逻辑大讨论本身一度成为中国学术界、理论界的的一件盛事，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逻辑论争以周谷城发表在《新建设》1956年第2号上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为导火索，历时近10年，其中争论的热点此起彼伏；讨论的阵地几度攀升，先由《新建设》、《哲学研究》等学术刊物转向《光明日报》等全国性大报；进而转向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共中央党刊《红旗》杂志。逻辑讨论超出了逻辑界和哲学界，日益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注，成为中国整个理论界、学术界的一件盛事。与此同时，逻辑文章的发表和著作的出版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整个讨论共发表论文数百篇，《哲学研究》编辑部先后编辑出版了《逻辑问题讨论集》(1959年)、《逻辑问题讨论续集》(1960年)和《逻辑问题讨论三集》(1962年)三大本逻辑讨论论文集。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先后编辑了6卷本的《逻辑学文集》并出版《逻辑丛刊》。这些著作的出版，宣传和普及了逻辑知识，极大地推进了逻辑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一度掀起了学习逻辑、运用逻辑的高潮。在1958年1月，毛泽东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1]由此，毛泽东发出了“学点逻辑”的伟大号召。在毛泽东直接指导和关怀下，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逻辑、宣传逻辑、普及逻辑的热潮。逻辑科学一度成为热门科学，学习逻辑一度成为全国性的一场运动，其参加人数之多，场面之热烈恐怕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空前的。可以说，逻辑科学的大普及和大推广与逻辑大讨论是密不可分的，应该说，没有这场逻辑大讨论，就没有逻辑科学的普及和提高。

二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论争也具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具体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 从论争的历史前提看，这场论争是受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两方面影响的。　

从历史上看，在30年代，苏联开展了对德林学派的错误批判，殃及形式逻辑。苏联学术界把形式逻辑等同于形而上学，主张全盘否定形式逻辑。由于当时向苏学习的历史背景，我国的一些辩证哲学家受苏联的影响，发起了一场对形式逻辑的批判。他们认为，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辩证法(当时也称作“辩证逻辑”)是最新的、最高的和惟一的逻辑科学，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是根本对立的；主张用辩证法取代形式逻辑。这样，这些辩证哲学家一方面把形式逻辑当作世界观，另一方面又把辩证法当作逻辑科学。这种观点根本混淆了两门学科的性质，错误地看待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二者之间的关系。30年代这场由辩证哲学界开展的对形式逻辑的错误批判，对我国形式逻辑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何处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压在逻辑工作者心中的一块石头。五六十年代逻辑论争的导火线就是周谷城在1956年二月号《新建设》上发表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论争的中心问题仍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六十年代逻辑论争是30年代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争的继续。

从现实看，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下，苏联占主导地位的逻辑观点，包括一些“左”的观点，传入我国，在我国学术界居于支配地位。特别是苏联《哲学杂志》编辑部的《关于逻辑问题讨论的总结》传入我国后，其中的观点被奉为权威。《总结》有两个观点对中国逻辑界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其一是认为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是高级和低级的关系。其二是认为现代逻辑是“资产阶级科学中的时髦的逻辑学派和倾向”，“外国逻辑中的反科学的反动思潮”，主张必须给以揭露和批评，全盘否定现代逻辑。苏联的“左”的逻辑观点给中国逻辑界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苏联由全盘否定形式逻辑到承认逻辑是一门科学，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又把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看成高级和低级的关系，无形中贬低了形式逻辑的科学地位，仍然没有科学地解决二者的关系。而形式逻辑科学的发展迫切需要解决这一问题。五六十年代的逻辑论争就是以解决这一中心问题而开展的。客观地说，苏联的逻辑讨论及其成果《逻辑问题讨论总结》为我国逻辑论争提供了论争的主题，论争的前提以及论争的话语方式五六十年代论争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深深打上了苏联逻辑讨论的烙印。正如当时一位学者所言：“我国逻辑问题讨论，实际上是苏联逻辑问题讨论的继续和发展。”[2]

30年代的论争，是在苏联的影响下开展的；五六十年代的论争，也是在苏联的影响下进行的。几十年来，中国哲学界、逻辑界一直奉苏联的观点为权威，教条主义地接受了苏联的观点，可谓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教条主义的学风，极大地束缚了逻辑工作者的头脑，阻碍了我国逻辑科学的发展。因此，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走自己的逻辑发展之路，恐怕是发展我国逻辑科学的关键。

(二) 从论争的实质看，这场论争是逻辑哲学之争，不是逻辑之争。　

从逻辑哲学的视角出发，五六十年代的这场逻辑论争实质上是关于形式逻辑的哲学问题之争，而不是关于形式逻辑科学本身之争。逻辑哲学探讨因逻辑而产生的哲学问题，是对逻辑的哲学反思。因此，从当时论争的主旨、论题看，主要是关于形式逻辑的哲学反思。众所周知，五六十年代逻辑论争的主旨在于清除传统形式逻辑中搀杂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使形式逻辑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从而确立形式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从这个主旨出发，人们对形式逻辑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这一点可以从当时论战的主题中可以得到说明。当时论争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集中体现了论争的主旨和目的，即澄清形式逻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问题，即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的来源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涉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形式逻辑推理中真实性与正确性的关系问题，涉及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的关系；形式逻辑的对象、性质和作用，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阐发、说明。形式逻辑的修正，改造和发展问题，实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修正、改造发展形式逻辑的问题。以上这些讨论的主要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讲，都不是形式逻辑这门科学的本身的问题，而是有关形式逻辑的哲学问题[3]。另一方面，传统形式逻辑本身确实搀杂了大量的哲学内容。传统形式逻辑是在哲学的土壤中产生的，最初是作为哲学的工具，适应哲学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因而它和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且渗透了大量的哲学内容[4]。比如概念部分就涉及了诸如“本质属性”等一系列哲学问题。应该说传统形式逻辑仍受哲学的束缚和限制。在这种状况下，即使有的论者讨论形式逻辑本身的问题，往往又是转向哲学问题的讨论。以上两个方面，造成了逻辑讨论主题的偏移。

客观地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阐释形式逻辑的理论，给形式逻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这种工作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整个逻辑界绝大多数人在历时十几年的逻辑讨论中都把它作为主题，整个逻辑界主要精力都投入其中，这必然造成对逻辑科学本身问题研究的忽视，也不利于逻辑科学的发展。这种中心问题的偏离，加上人们本来对传统形式逻辑科学本身认识的局限性，造成了以哲学的论争取代、等同逻辑的论争。这就极大地限制了逻辑讨论的质量和成效。正如一位学者在回顾这场讨论时所指出的，“这场讨论不足和缺点之一，是从哲学基础方面论究得过多，而从逻辑本身的内容方面研讨的太少，甚至可以说根本未予认真考虑。”[5]

形式逻辑的哲学基础固然需要给以科学的阐释；但形式逻辑科学本身的内容更需要研究和发展。在解决哲学基础问题之后，应更加关注形式逻辑科学本身的发展。这也许是这场讨论留给后人的启示之一。

(三) 从论争的逻辑眼界和视角看，这场论争偏离了世界逻辑科学发展的轨道，无视现代逻辑的存在和发展。

现代逻辑的创立，始于19世纪中叶，以弗雷格名著《概念文字》中创立一阶逻辑为标志。此后，罗素、怀特海著《数学原理》，进一步发展了一阶逻辑。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塔斯基形式语义学以及图灵机理论的创立，一阶逻辑最终发展成熟。从40年代起，各种非经典逻辑演算和四论——模型论、集合论、递归论和证明论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现代逻辑用数学方法研究逻辑，创立符号语言，建立逻辑演算，并从元逻辑角度研究逻辑演算(形式系统)的性质，极大地推动了逻辑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西方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20世纪20年代起，金岳霖等老一辈逻辑学家就开始把现代逻辑的基础——数理逻辑介绍给中国的哲学界。数理逻辑在中国扎下了根，但始终得不到发展和壮大。30年代哲学界开展对形式逻辑的批判，全盘否定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解放后，以俄为师，全面苏化。苏联哲学界把数理逻辑与资产阶级哲学混为一谈，加以全盘否定，这种观点对我国逻辑界产生了很大的消极的影响。由于以上原因，在五六十年代——世界逻辑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我国绝大多数逻辑工作者却对现代逻辑采取了贬低、轻视甚至全盘否定的态度，对现代逻辑，甚至是它的基础——数理逻辑知之甚少。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逻辑讨论，其眼界和视角之窄是可想而知的。就当时的中国逻辑界来说，是在基本上忽视和排斥数理逻辑，停留在传统形式逻辑的立场上开展讨论的。因此，在讨论的主题上，主要是围绕传统形式逻辑来进行的。这样就极大地限制了逻辑讨论的眼界和深度。一方面无视西方逻辑科学的迅猛发展，闭关锁国，盲目自大；另一方面又全盘苏化，崇尚教条，因而决定了逻辑讨论问题比较陈旧，讨论的深度不够。讨论所花的精力与讨论所达到的成效之间差距甚大，这不能说不是教训之一。

 逻辑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逻辑教学与研究必须放眼世界，紧跟时代步伐，追踪世界逻辑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广泛地进行文化交流。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时代所抛弃，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我国逻辑科学的发展。

(四) 从论争的实际效果看，五六十年代逻辑论争脱离高校文科形式逻辑课程，尤其是教材的具体改革，理论研究未能与教学实践相结合。

当时，逻辑工作者对如何改造和发展形式逻辑提出了许多意见，也进行了热烈的争论。但极少涉及形式逻辑内容的具体改革，极少涉及形式逻辑教材的改革，极少联系高校逻辑教学的实际。因而空发议论过多，联系实际甚少，成效也不明显。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发表的文章很多，提出的意见和主张也不少，却未能落到实处，未能同高校文科形式逻辑课程(尤其是教材)的具体改革直接联系起来。”[6]

逻辑讨论脱离实践，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热衷于形式逻辑哲学基础问题的讨论，自然极少认真思考形式逻辑内容本身的问题。其二，忽视甚至否定现代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现代形式逻辑)自然就不可能思考数理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不可能思考传统形式逻辑与现代形式逻辑相联系、相结合，更不可能思考如何用现代形式逻辑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阐述传统形式逻辑的某些问题，并用现代形式逻辑的成果去充实更新传统形式逻辑的内容。逻辑讨论脱离教学实际，其后果是使讨论的一些有益的建议未能落到实处，不能很快地被吸收到教学中去。

综上所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逻辑大讨论，一方面在中国现代逻辑思想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教训和启示。站在历史和现实的高度去回顾，反思这场大讨论，对我国逻辑科学的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Z]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黄顺基.关于逻辑问题讨论中的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J].教学与研究，1959，(3).

[3]陈波.逻辑哲学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9—10.

[4]王路.论逻辑和哲学的融合与分离[J].哲学研究，1995，(10).

[5]吴家国.普通逻辑教材改革概观[J].阴山学刊，1992，(1).

[6]吴家国.逻辑散论[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56

（原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录入编辑：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