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创观点丨迈向共同富裕：社会想象、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

培育共建共享共富的社会想象

哲学家泰勒认为，所谓 社会想象，是“人们想象其社会存在的方式，人们如何待人接物，人们通常能满足的期望，以及支撑着这些期望的更深层次的规范观念和形象。”因此，社会想象是普通人对他人和社会的相互期待，可能是以故事、俗语和传说来表达的，这是社会生活之中集体实践的共识。

从认知社会学的视角而言，社会想象就是感觉模式、知识库存、价值取向、解释结构。一个共同体的秩序需要习以为常的感觉模式才能得以维系，也就是说大家都有共同的相互期待，而这样的社会期待是大家在社会生活之中共同形成的。秩序感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参与的各方拥有共同的知识和相应的合理预期，所有的人都装备有规则、价值、选择等思维模式。有了这样的思维模式，人们就获得了一个参考框架或取向，并从容应对周遭的人和事，且对事物进行合理的解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成员给予社会现象一种习以为常或想当然的理解，而一旦这样的理解得到支持，就有稳定的心理预期和感受。 在这个意义上，要促进共同富裕，需要有与之相应的积极社会想象。

培育共建共享共富的社会想象，就是建设共同体的心理预期。共建强调的就是参与，参与是权利，只有参与，才能真正实现赋权、提升能力、创造财富。共享既是过程，又是结果，它联结共建与共富，要避免有发展无共享，有共享无发展和无发展无共享，这样都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共富是目标， “富”不仅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两者缺一不可。

从三者的动态关系看，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用共建促共享，用共享保共建，结果是共富。共建共享共富的社会想象，内含“适度”与“克制”，有其历史与现实的逻辑。管子曰“贫富无度则失”；董仲舒重视调均贫富， “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矫，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这样才“上下相安易治”。邓小平一再警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要防止两极分化，“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应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拥有了促进共同富裕的“生态”基础，培育共建共享共富的社会想象就是建设共同富裕的“心态”基础。

我们要培育积极的社会想象，特别是建构大众参与、相互关怀、共同富裕的“国家心灵”。国家的心灵，就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基础，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精气神，是社会团结的基础，是集体意识的共同反映。共建共享共富就是共识性的价值、规范、思维、目标和愿景，在新的发展阶段，要破解思想的纷争与困扰，建构促进共同富裕的人心秩序。当然，人心秩序的建构不能脱离其现实的社会结构，而社会政策是重要的基础。

建设聚焦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体系

聚焦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不再局限于“兜底”，也不再局限于“基本”，而是要促进“共同富裕”，这意味着社会政策的目标阶梯要从兜底、基本向“共富”转型升级。就现有的文献而言，聚焦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有别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米奇利基于发展视角重新审视了社会福利的概念，提出社会福利应该包含三个层面：社会问题被控制的程度、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和上升机会的提供程度。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生产性和成长性，致力于突破救济的政策取向，而聚焦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更要突破现有的社会福利概念，注入新的思维。

聚焦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强调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和发展性。确立以富裕为目标的劳动定价机制，推动更多的劳动者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建立均等化的基础性福利供给机制，增强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实现高水平的医疗和养老保障，提高兜底救助标准，优化住房供应和保障政策。建设以家庭为中心的发展支持体系，帮助家庭抵御不同的社会风险并提供更多向上流动机会。实现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精准匹配，考虑到产业转型升级会影响很多群体，要将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统筹考虑、一体推进；有产业调整，就要有相应的配套社会政策。建立符合公平正义的多元分配体系，更好地发挥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限制不符合市场规律和群众观感的高收入，鼓励先富起来的群体和企业积极贡献于共富，激发社会的志愿、公益与慈善活力。

建设聚焦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体系应遵循以下原则：脱离经济发展的社会政策是不现实的，与经济发展不相容的社会政策是难以为继的；社会政策的变革要得到大众的支持，也就是需要共建共享共富的社会想象；面向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要从整体上提高福利供给水平，“无忧”是普惠性福利的底线；社会政策的推进与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是并进的，两者的协调是必要的。

构建迈向橄榄型社会的治理框架

社会治理要面对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这一基本的社会趋势，从而形成一个适应橄榄型社会结构特征的社会治理框架。这个社会治理框架的现实前提是，人们更加注重自由、权利和财富的保障，更加追求美好生活的实现。这意味着政府要在治理过程中保持克制，减少“管”与“控”的思维，治理的逻辑要回到人民的权利保障和共同富裕的追求之中，回到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中。

社会治理要确保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三者的均衡。建立具有泛利性特征的社会治理框架，为保障共同富裕提供社会性基础设施。所谓泛利性的社会治理框架，就是要包容不同群体的利益、权利与追求，关注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而非短期的经济收益，抵御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过度诉求，以共同富裕和整体利益为标准制定政策；要特别防止奥尔森意义上的分利集团化，既警惕权力或资本的无限制扩张，又在改善民生与社会福利方面不受民粹裹挟。

社会治理要确保以美好生活、人民自由和权利保障为目标。社会治理不能以损害社会的活力和生机为代价，要在生活与生计、生机与秩序、稳定和安全之间寻求平衡。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治理不足，以发展的名义放任扰乱秩序的经济活动，而不予以管控；二是治理过度，以稳定与安全的名义，抑制各类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和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

管理者应以人民可以接受的方式，而非盲目地推动治理的转型升级，尤其是要防止脱离美好生活需要的过度治理。适度的治理是不同群体之间的整合，不能以某个强势群体的声音为依归，而是要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多样需要和诉求。这就要求社会治理高度重视人民的参与，充分激发人民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社会。 适度的治理，要明确管理与生活的边界，要以美好生活为界限，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共同富裕，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75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